《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

一、《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李爽^[2]（2020）在《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石刻文献研究的日益深入,造像记作为石刻文献的一部分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北魏时期的造像记以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各时期的造像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於北魏造像记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基本上处於初始阶段,尤其是在基础史料整理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为目前可见的北魏造像记史料编纂了简明目录,以填充北魏造像记目录的空白,同时也便於日後对北魏造像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北魏造像记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目录、图录、文本、研究、地理位置等五个方向,对其在各类着作中的着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以时间为序,标明年号,无纪年的造像记附载文末,以供考订。所涉及到的书籍和期刊一律使用简称,以便检索。截止二〇二〇年,本文共收录北魏造像记1488篇,其中有纪年造像记为1242篇,无纪年造像记为246篇。

孙海燕^[3]（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臧玉^[4]（2019）在《《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第一份戏剧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诞生至今,大量戏剧类期刊相继涌现,它们以各自的风采记录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曲折历程。本文所研究的《剧本》期刊便是其中的开拓者和领先者。论文全面梳理了2000年至2010年的《剧本》期刊及相关资料,采用整体观照和具体现象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中的“专栏”展开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题的来源与创新点、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等。第一章,对《剧本》期刊进行概述,主要从期刊创刊缘起、历史沿革与当下发展三方面入手进行梳理整合。第二章,对《剧本》专栏设置概况进行研究,依托基本构成与风貌、专栏的编排特色与专栏的价值观念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三章则立足刊载剧作品的专栏,对《剧本》专栏中从“话剧剧本”专栏到“戏曲”专栏以及不同刊载戏剧作品专栏,对其中的种类与分布、选材与导向和立意与追求深入分析。第四章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刊载剧作家的专栏,对其中“剧作家研究”、“剧作家写真”和专题研讨会三部分专栏内容进行系统分析。与第二、三章研究内容相辅相成,第五章则立足于刊载戏剧评论的专栏,从“新作感觉·剧评”到“每月剧论”,对不同专栏反映出的独白与对话、群策与反思和兼容与抵牾进行分析与解读。第六章论述了《剧本》专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者是从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两方面,具体探讨其与当下同类戏剧期刊以及戏剧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下戏剧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后者则从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入手,着重对期刊专栏进行宏观的审视与考察,以全面探讨其客观严肃的办刊态度和通俗而不媚俗的刊物品格。总的来说,2000年至2010年间的《剧本》期刊专栏以其丰富可观的数量、全面详实的内容和生动有趣的理论研究在同类型戏剧期刊中自成一格、独树一帜。而且,期刊生存的外部环境与期刊自身的发展状态异于其他各个时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葛小寒^[5]（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认为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舒满君^[6]（2018）在《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文中认为清袭明制,以万历原额作为参照,实行赋税定额制度。顺治年间,全国范围内赋役全书的编定意味着该制度完全定型。定额制度在基层社会如何运作,赋税负担在长期存续的乡村社会怎样体现,需要从一个具体的区域作长时段的观察。本文围绕清代的定额田赋在州县实征中如何落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将徽州作为理解田赋定额实践过程的场域,以该地区为中心,将有清一代田赋定额实践变化的过程作长时段的观察,并探究其转变原因及影响。清朝定鼎以后,推行清丈。在徽州,实丈数额与万历原额的对应是册籍编撰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由此推动清丈造册的组织及方法的改变。这种变化带来鱼鳞、实征二册在册籍体系中的地位转换。鱼鳞图册与实征册本处在同一链条上,通过佥业、亲供和推收制度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相互推动更新。清代以来,赋役全书中田赋有定额,鱼鳞图册按照定额折亩折税编造,实征册按照户籍与产业归属情况年年编造（特殊情况除外）。推收制度与鱼鳞图册逐渐分离,与实征册紧密相连,收税以田为据,以户为单位,推收产业亦以户为依归,鱼鳞图册遂渐失其实。推收票据与实征册成为产业占有的凭据,在里甲户籍制下由册书紧密操盘运作,册书群体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制度实践与基层行政无可分割,在行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额外费用的组成与额内数额的盈缩两个方面的变化。基层征收中定额外的附加,一般有三种来源:其一是直接在征收定额税赋的基础上附加,其二是以征收成本的形式附收,其三是额外州县行政经费的摊派。额外费用与一条鞭法及里甲制运行密不可分,定额内的盈缩空间在制度间的相互调剂与腾挪。单一制度的调整实践到地方均会产生制度间的联动效应。因为灾害、战乱等情况的存在,赋役全书规定的定额并不一定是当年的应征额,州县实际应征额会因为灾荒、战乱等情况进行调整。定额看似死板,灾蠲、奏报收成及奏销制度与之共同构筑为地方行政体系,搭建出灵活变动的腾挪区间。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清廷的财政运转以筹饷一事为轴心展开,徽州的田赋经历充饷、抵征和清理恢复征收的政策转变。在曾国藩的治理下,战时抵征的战后延续以及战后征收定价的确立,均处在长江中下游的减浮浪潮之中。为了尽可能地增加实额,在有限的已经恢复生产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征收,曾国藩将州县田赋附加在耗羡归公之后以一两五钱为限合法化,并打通了银元、白银、制钱三种货币在田赋缴纳中的应用。从减额到限定田赋附加背后是“减浮额以增实收”的理念贯彻,是减少基数与提升税率的方法偷换。光绪清赋是清廷覆灭之前迫于庚款压力,在皖省最后一次尝试展复旧额。此案安徽省清赋总额近原荒的30%,但徽州清赋总额不及原荒的5%。清赋之时,徽州钱粮控案纷纷,“光绪歙县公控钱粮案”便是徽州士绅利用“曾文正公定章”反对田赋额外附加的一次集中诉控。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改章”,将“耗羡”上调至正赋的20%至40%之间,实际上是将这种“不法”行为在地方“合法化”,以“附加”的方式在田赋上获得地方行政经费。统观曾国藩核定征收定价至清赋期间这一时期徽州社会的变化可知,在银钱比价波动下,征收定价与奏销折价之间的剪刀差,成为衡量地方公费规模的重要指标,田赋实征则成为官员、胥吏和士绅三方的角力场。

浦晗^[7]（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陈艳君^[8]（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说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卫春梅^[9]（2016）在《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中佛是大医王,而药师琉璃光佛是专以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救护众生的佛。药师佛信仰是佛教体系内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而形成的佛菩萨信仰,这种信仰将《药师经》作为主要理论基础,根据十二大愿、九横死、幡灯续命法、净土等思想逐渐形成包括仪轨、道场、信众、场所、信仰活动等完整的宗教信仰形态并衍生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第一章对药师佛信仰的经典《药师经》及其思想传播进行梳理与阐释。第一,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药师经》在印度集成,认为它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源头,并分析《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隋唐《药师经》译本在翻译者各自的思想和译经体系中的地位;第二,比较四种译本《药师经》的内容异同,着重研究各译本中十二大愿和九横死的异同,发现四个译本虽然出现时间不同,译者及翻译风格不同,但是主体内容具有较大一致性;第三,系统阐释《药师经》思想,一是考察在佛经中药、药师、药师佛的功能演变,认为这是药师佛信仰出现的文化心理条件;二是探讨《药师经》的主要理论,指出这些理论是药师佛信仰的理论核心,是药师佛信仰能够流播的理论前提条件。第四,《药师经》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借助其他佛教信仰形式,在个人的宗教修养上表现为遵守佛教戒律和修持药师仪轨,以一定的修持实践形式和文学艺术形式在寺院开始推行,不仅在平民中流行,而且受到上层人士的注意,说明它已经具备初步体系化的宗教形态,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章按照历史系统梳理和研究隋唐时期《药师经》注疏。从历史记载分析隋唐的《药师经疏》相比于其它各朝代是最多的,但留存硕果不多,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的兴盛。从作者所属法系考察隋唐的《药师经疏》多数出自玄奘的法相唯识系。从作者、作品体系、作品内容方面考察此时期仅存的敦煌S.2512佚名《药师经疏》、敦煌S.2551佚名《药师经疏》、太贤撰《本愿药师经古迹》二卷,发现各位作者虽然所依据的《药师经》译本不同,但是在引用佛学经典、发挥《药师经》思想时,基本上围绕般若、唯识、净土、涅盘四系经典,他们通过对《药师经》中出现的观点和术语作出系统解说及论证,实现作者本人佛学素养与《药师经》内容的完美融合,完成其《药师经疏》作品体系的创建。隋唐时期从《药师经》的翻译状况到《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与传播状况反映出药师佛信仰的思想理论传播发展较快。第三章研究唐代药师仪轨思想。在唐代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药师琉璃光佛印咒》表明药师仪轨方面的经典开始出现,随后一行撰《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金刚智译《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不空译《药师如来念诵仪轨》、最澄作《药师如来讲式》,说明该时期药师佛信仰开始重视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通过对这些仪轨的研究发现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在经典中明确化是从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开始,他以密教的立场将药师仪轨单列为《药师琉璃光佛印咒》,具体描述了药师佛坛法、礼拜、供养及受持的方法。后来的药师仪轨撰述多参考阿地瞿多译作的相关思想。从药师仪轨的撰写者和翻译者以及仪轨内容分析唐代药师仪轨发现,该时期药师仪轨思想均与密教思想关系密切,说明当时药师佛信仰的实践定位偏于密宗实践。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社会表现状况,此时期药师佛信仰比前期更为兴盛,信徒们通过供养、礼拜、抄诵、持戒等修持实践和特定的仪式不断加强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通过艺术、文学等形式向信众个体心理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推动药师佛信仰的发展。随着药师佛信仰的信念和信号体系的发展,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既存在大规模群体信仰行为,也存在个人的信仰行为,既存在单独的药师佛信仰,也存在与其他佛教信仰结合的药师佛信仰,这些行为以药师佛信仰的修持实践及仪式、药师佛信仰为核心的艺术表现与文学表现展现出来。隋唐药师佛造像和图绘较东晋南北朝更为丰富,造像者的范围扩大,遍及到包括达官贵族、僧尼及普通民众各个阶层,表明这个时期的药师佛信仰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力量更为雄厚且民间色彩更浓。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文学表现形式较多,从《药师经》到药师经变到灵验故事、赞文、愿文的发展可以看出药师佛信仰者不仅有皇室高层,还有文人士大夫,亦有文化不高的下层民众,从而可以看到隋唐药师佛信仰的流播其途径之多样,其涉及社会阶层之广,其涉及社会生活之深。第五章解析药师佛信仰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宋、元、明、清、民国药师文献的影响和现代价值。从药师佛信仰基本宗教要素和文化表现形态入手分析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药师佛信仰作为以崇拜药师佛为核心的佛菩萨信仰具有适应性功能,它的发展过程即是领域专门化过程、内容圆融化过程、形式多样化过程,同时药师佛信仰也具有密教属性和净土属性。从《药师经》着述和药师仪轨考察隋唐药师佛信仰对宋、元、明、清、民国的药师文献影响发现,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思想阐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药师佛信仰的仪轨却被日益重视,此时人们信仰药师佛更为注重以修行实践行为获得消灾延年、祛病除厄、幸福往生的利益;药师佛信仰的最大特色就是信仰的现世性,其内涵就是在积极入世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和社会的痼疾进行医治,构建一方人间净土。总之,《药师经》在印度集成之后被传到中土,东晋时期被译出传播,直至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格局理论上表现为《药师经》的翻译和《药师经》注疏的撰写以及药师仪轨的翻译和撰写,社会表现上体现为药师佛信仰的修持、造像图绘以及文学创作。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在造像和抄经供养上主要表现为药师佛与其它佛菩萨、《药师经》与其它佛经共同接受供养,说明药师佛信仰对当时人们的心灵世界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以药师佛信仰的宗教文化特性的适应性功能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的实践性和现世性转换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药师佛信仰的现代价值表现在它的精神价值、医疗价值、教育价值。自东晋至今中国药师佛信仰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药师佛信仰既具有历史属性,也具有宗教文化属性。故此可采用文献学研究法为主研究药师佛信仰,结合其他方法从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视角探讨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价值,着重解析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的理论与社会表现形态,兼及隋唐以后药师佛信仰的理论,力图揭示药师佛信仰发展的思想脉络,以期能为社会良好发展提供借鉴。

龙梅^[10]（2016）在《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文中指出新世纪,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日益浮现且愈发严重的种种城市问题——超速的城市增量发展导致空间与资源的不堪重负,中国特色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的薄弱导致建筑价值判断失衡,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思考的缺乏导致对外来建筑潮流囫囵吞枣——急需得到重视和严肃对待。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审视总结、除弊创新刻不容缓。众多反映建筑理论、设计实践和物质空间规划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专业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建筑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对学科期刊的剖析能回顾与梳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第一批建筑学学术期刊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传播意义上的专业媒体,建筑专业期刊除了发挥媒介作用传播建筑学信息,其刊载的专业论文具有学科代表性和权威性,能较直观全面的反映出我国建筑理论、建筑实践、建筑技术、建筑评论等专业领域的基本演变状况。本文选择建筑专业期刊的量化数据作为观察学科关注点演化变迁、学术空间生产发展嬗变的切入点,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两本期刊自创刊到2014年间的研究热点、学术产量及其空间分布情况,以期揭示这段时间内的建筑学科发展势态,勾勒学科发展的宏观轨迹,管窥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图景,为建筑研究、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建筑学专业期刊研究的目的和基于学术、社会、方法三方面的研究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就研究对象——两本期刊的选取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二章主要为量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出发,揭示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和发文量的演化历程,对期刊核心作者群及其被引量也有一定的量化分析。第三章、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涉及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统计和剖析。第三章通过对作者机构的分类,了解机构发文情况,探究学界、业界的研究势态;对机构和文章题名所提及的地域信息的统计,观察学科学术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第四章采集期刊关键词和题名有效词做高频词分析,试图呈现学科热点和其嬗变过程。第五章以前面章节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剖切分析,总结和判断学科知识成产动态和趋势,反思论文研究对学科发展的启示,以期揭示学科发展新要求。

二、《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9）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李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3]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4]《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D]. 臧玉.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5]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D]. 舒满君. 厦门大学, 2018(07)
• [7]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9]隋唐时期药师佛信仰研究[D]. 卫春梅. 南京大学, 2016(05)
• [10]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D]. 龙梅. 重庆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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