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跨国并购:趋势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臧志彭,赵妍[1]（2021）在《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规律》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各国竞夺优质影视资源、建构国际传播网络、提升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战略路径。跨国并购国家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结构化的复杂网络关系。运用社会网络方法,以1997—2019年世界电影产业跨国并购项目为样本,研究发现: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活跃度以5—8年为一个基本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并表现出典型的子群凝聚效应;以美国为首的富国俱乐部现象长期存在,美国单极化趋势凸显,美欧联盟在第二阶段受到严重冲击,但在第三阶段重新汇聚增强;新兴市场国家进位明显,但仍多处于"被收割"状态;中国从网络外层向网络中心区域靠近,并逐渐占据一定的主动地位,但仍未进入网络核心圈层,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影响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议现阶段中国电影产业应增强跨国并购能力,加强特色内容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抢抓技术进阶机遇,突破当前电影产业全球价值链格局;构建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传播和运营体系,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寇佳瑞[2]（2021）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我国电子通信行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任捷达[3]（2021）在《国别因素、并购溢价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全球各国普遍面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需要同时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跨国并购难度日趋上升。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对于我国企业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获得转型升级所需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体系,较快弥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在跨国并购难度上升、意义更为凸显的当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企业实施跨国并购以提高并购完成率这一问题愈发重要。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Thomson SDC数据库收集2009-2019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文化距离、国家竞争优势、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四个维度的国别因素,采用逐步检验法、Sobel检验法和交互项检验等方法研究国别因素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机制,同时对并购溢价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国别因素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着的影响;另一方面,并购溢价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具体来看,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综合国别差异与并购完成为负相关关系,国家竞争优势与并购完成正相关;并购溢价会与文化距离共同作用于并购完成;同时,并购溢价也会在地理距离、国家竞争优势和综合国别差异对并购完成的影响中分别发挥中介效应。我们认为,并购双方的国别差异越大,意味着双方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并购实施的阻碍越大,并购完成的可能性越小;同时,国别差异越大,被并方企业会要求更高的并购溢价水平以作为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补偿,而较高的并购溢价水平意味着高昂的并购成本,在难以满足主并方心理预期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降低并购完成的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政策意义,政府可根据本文结论,对于不同国家充分考虑双方存在的国别差异,有针对性地调整跨国并购政策和相关制度,推动成熟的跨国并购市场建设。
曹曦[4]（2021）在《美的集团和宏芯基金并购德国制造业企业案例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欧经贸合作是促进中欧双边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投资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也越来越丰富。欧盟制造业的发展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高的。因此,欧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争相投资主要地区。2010年之后,欧盟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额稳中有增,双边投资合作形势向好,中国逐渐成为了欧盟制造业越来越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在此背景下,本文借助两个案例的对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欧盟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本文对中国对欧盟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概况进行了分析。随后,本文从总体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国家以及投资者构成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对欧盟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特征,并且列举了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最后阐述了2020年底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给中国对欧盟制造业投资带来的影响。接下来还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两个案例——美的并购德国库卡集团以及宏芯基金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并且通过两个案例之间的对比,得出了经验和教训。本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对欧盟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风险应对机制较差;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准入领域仍然受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应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准则促进中欧投资合作,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协同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前做好充分的调研准备工作,并积极促进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本土化”,最大程度上降低与欧盟企业的融合成本。
李紫萱[5]（2021）在《跨国并购对我国医药上市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为例》文中指出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医药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要战略性产业,医药行业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特性导致行业竞争激烈,而作为新兴技术产业之一,创新研发能力是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医药产品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对企业有一定的成本负担。根据协同效应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在获得先进技术的同时发挥协同效应。在我国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背景下,医药行业跨国并购数量逐年递增,受2020年初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影响,多个国家及地区更改与外商投资相关的规定和政策,对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提出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虽然目前各国尚未对医药行业跨国并购和跨国投资进行特殊限制或控制,但受疫情的冲击,医药产业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性资产,其跨国并购将会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因此,从国内发展情况和国际环境角度来说,研究医药行业跨国并购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研究医药行业跨国并购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从我国医药行业整体行业收入情况和主要子行业收入情况角度对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接着从医药行业子行业跨国并购现状、跨国并购主体以及行业特性三个方面对我国医药行业跨国并购现状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10—2019年医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样本,将企业是否发生跨国并购设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弱化企业个体和时间对回归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又使用多期DID模型对跨国并购对医药行业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进行实证证明。接着本文选取了近年来跨国并购并购金额最大并且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复星医药收购Gland Pharma,来开展进一步的案例分析。首先从三个角度说明了复星医药跨国并购动因:一,推进其国际化战略;二,引进先进产品和技术;三,获得经营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运用财务指标分析法,对复星医药并购后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进行进一步财务绩效分析,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综合分析后得出跨国并购对复星医药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有正面影响。对复星医药偿债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由于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的灰色关联系数权重最大,所以此次并购对复星医药财务绩效有正面影响。得出此次并购对复星医药财务绩效整体上有正向作用,进一步论证了实证结果。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和案例结论可得出: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企业绩效,在提高全球市场份额的同时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但跨国并购是一项复杂的跨国商业活动,给投资方在带来协同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为规避风险,企业需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本文主要从企业微观层面,结合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的成功案例,对今后想要参与跨国并购的我国医药企业提出相应建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一,选择合理的支付方式;二,发挥我国政策导向性作用;三,企业要确立明确的跨国并购战略目标;四,企业要提升跨国并购后整合能力。
方姝[6]（2021）在《汤臣倍健跨国并购LSG的商誉减值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重要方式。但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中国式溢价”的现象却频频出现,意味着我国企业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并购成本。此外,企业在高溢价的并购活动中形成了巨大的商誉泡沫,在并购完成后纷纷计提巨额的商誉减值,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譬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国民的保健意识也逐渐提升,我国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行业内的高溢价并购案例也屡见不鲜。2018年,汤臣倍健支付了高达34倍的溢价,完成了对澳大利亚的保健品企业——Life-Space Group Pty Ltd（简称LSG）的收购,并在2019年计提了约10.09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使得汤臣倍健迎来了自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本文就此对汤臣倍健跨国并购商誉发生巨额减值的成因展开分析,研究得出保健品行业监管差异下的品牌效应、汤臣倍健强烈的海外布局战略动机、资产评估机构对LSG的估值偏高以及LSG的自创商誉无法被确认等是产生高额并购溢价的主要原因。后续商誉发生巨额减值的原因则可以归结为《电子商务法》对LSG的经营业绩带来冲击、LSG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了并购后的业绩、并购方案未充分发挥风险防控作用以及汤臣倍健对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为了防范频发的巨额商誉减值现象,建议企业加快推进产品的品牌建设,持续巩固品牌建设的成果,同时做好跨国并购各环节的风险防控工作,根据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合理确定并购目标,科学评估跨国并购的可行性,聘请专业的并购团队制定并购整合方案;资产评估机构在对国外企业估值时,应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运用先进的估值技术,加强与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确保估值结果的客观性,协助企业规避跨国并购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完善会计准则对自创商誉的确认,对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做出更为明确的规范,压缩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完善保健品行业的监管制度,加大对企业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监管力度,督促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审计机构充分履行监督职责,共同遏制巨额商誉减值的乱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降低跨国并购成本、改善并购绩效、防范并购风险,以及商誉准则的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胡宏雁[7]（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魏德红[8]（2020）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经济秩序从新自由主义向内嵌自由主义转型加速,质疑与批评投资仲裁的声音逐步高涨,投资仲裁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为解决危机,2017年11月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召开专题会议讨论ISDS机制改革,两项建议成为焦点,一是抛弃投资仲裁,构建多边投资法院,让ISDS机制转为司法型;二是沿用投资仲裁,并为其构建上诉机制,让ISDS机制转为准司法型。人类沿用多年的ISDS机制面临转型。投资仲裁遭遇危机是ISDS机制转型的起点。设计于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仲裁是以商事仲裁为模板的ISDS机制,随着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崛起,投资仲裁成为ISDS机制的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仲裁遭遇危机并逐步深化,表现为:投资仲裁挑战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仲裁员的独立性标准存在系统性缺陷,裁决不一致加深了投资规则的不可预测。透过表象深入剖析,得出如下判断:学者以司法标准审视投资仲裁,这是危机的起源;面对制定投资实体规则的僵局,《华盛顿公约》选择“先程序后实体”的思路,造成了投资仲裁遭遇的问题持续增多,这是危机的形成;学者、政治人物凭借国内政治理论来评价与指责投资仲裁,这是危机的深化。ISDS机制开启转型之路,是投资仲裁内外因素变化引起的。在投资仲裁的内部:启动基础由国家契约转变为国际投资协定,审查对象从征收或国有化措施扩展到公共政策,功能定位从解决争端延伸到明确规则。在投资仲裁的外部:外国投资者所面临政治风险的类型从征收与国有化风险转为政策风险,人权、环境、法治三因素影响力持续增强。进一步分析,ISDS机制转型是其承载价值变迁的体现,主权价值从过度承诺回归国家主权,秩序价值由突破国内秩序转向构建法律秩序,安全价值从忽视经济安全转向保障经济安全。ISDS机制转型的两个选项,不仅来源于国际专题讨论中的建议案,更来源于欧盟、美国的国家实践。从2015年起,欧盟在新签订的国际经贸协议中,拒绝投资仲裁,以双边投资法庭作为ISDS机制,意在让ISDS机制转为司法型。2002年以后,美国在新签订的BIT、FTA中多约定将就设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启动双边谈判,意在让ISDS机制转为准司法型。作为司法型的选项,构建多边投资法院是人类长期存在的设想。阿拉伯投资法院为此积累了经验,集中在两点,一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二是《阿拉伯投资协定》的签订与执行。作为准司法型的选项,为投资仲裁构建上诉机制,这是以WTO上诉机构为参照系构建新机制。WTO上诉机构有着人员固定、规则一致、程序明确三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司法型,还是准司法型,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多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组织。两选项也存在着共同特征:均延续着投资仲裁的投资者本位与对外交保护的限制,均肯定了卡尔沃主义的局部复活。ISDS机制转型的进展,集中在欧盟与经贸伙伴共同设立的双边投资法庭上。对于欧盟内部的投资仲裁,2018年3月,欧盟法院在对Achmea案的预先裁决中,肯定了欧盟法具有优先地位,否定了投资仲裁的适用。瑞典等国对此有不同意见。在欧盟外部,在与非欧盟成员国签订的经贸协议中,欧盟不再接受投资仲裁作为ISDS机制,以双边投资法庭替代之。双边投资法庭是以欧盟法院为模板设计的,可避免投资仲裁所蕴含的矛盾。2019年4月,欧盟法院明确:双边投资法庭符合欧盟法,解决了比利时等国对双边投资法庭的疑问。虽然ISDS机制有所改变,但双边投资法庭仍坚持投资者本位和岔路口条款,运行仍要依靠ICSID秘书处与投资仲裁规则,对投资仲裁有制度传承。ISDS机制转型的趋势,取决于动力与障碍的博弈。ISDS机制转型的总趋势将是增量进化而非激烈变革。依据法律进化论,投资仲裁是具有过渡性的机制设计,这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中对鸭嘴兽的描述。国际法的碎片化、人本化等理论为转型提供了动力,但国际投资法的现实无法满足构建新机制的条件:缺乏多边投资协定、没有专门的国际投资组织。此外,国际司法机关管辖权有限。国际经济秩序从新自由主义向内嵌自由主义转型,FDI流动方向与流动方式的改变,这些是推动ISDS机制转型的现实动力。但国际社会缺乏构建新机制的政治共识,东道国珍视国家主权,担心“司法造法”、“寒蝉效应”、国家责任,而构建新机制比沿用投资仲裁更需要政治支持。基于对动力与障碍的对比分析,将投资仲裁全面抛弃的可能性不大,但ISDS机制将会呈现双边为主、更加多样的特征。由于缺乏政治共识,构建多边投资法院将仍然是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100多个国家订立了BIT,分三个阶段逐步接受投资仲裁作为ISDS机制。截至2020年9月,我国（含港澳）居民、企业发起的投资仲裁案件共有10件,其中有4件涉及英美跨国企业凭借香港、澳门地位进行的国籍筹划。我国政府作为被告的投资仲裁案件为5件。在UNCTAD统计到全球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突破1000件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与我国投资者遭遇的案件数量很少,但2015年以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的趋势应引起警惕。在投资仲裁遭遇危机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我国投资者深受其害,要求ISDS机制转型的愿望强烈。主要原因有:第一,裁决的不一致困扰着我国投资者;第二,投资仲裁影响着我国政府行使国家规制权;第三,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投资仲裁均无法保障中国投资者权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是ISDS机制转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专题讨论并提交支持设立上诉机制的建议案,在《中国—澳大利亚FTA》中约定将启动设立上诉机制的谈判;有内地商事仲裁管理机构可以受理投资仲裁案件,我国正在为完善投资仲裁的相关法律而努力。在ISDS机制转型中,中国有着独特的需求,一是需要融合双重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二是需要平衡双重国家身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三是需要协调两种豁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为了在ISDS机制转型中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应坚持如下立场,一是遵循增量进化的总趋势,避免激烈变革;二是不支持构建多边投资法院,避免中欧投资协定将双边投资法庭作为ISDS机制;三是以行业化的ISDS机制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双重身份问题。我国尤其要补上本国投资者权益无法保障的短板,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适当运用外交保护,第二,我国跨国企业应提前做好国籍筹划,第三,在BIT、FTA以及国家契约中为我国的投资仲裁机构设置选项。
孟巧爽[9]（2020）在《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开展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整合时效性差、创新网络嵌入性低等现实问题,亦缺乏动态视角的并购整合理论研究。本文将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纳入协同演化框架,从创新网络重构角度理解海外并购的内生动态整合决策,为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后的创新网络嵌入,提升全球创新合作深度与广度提供指导。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种不同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具有何种不同特征?（2）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种创新网络嵌入协同演化的创新贡献度有何差异?（3）从整合的组织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深度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4）从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5）从整合的学习边界拓展出发,如何实现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的协同演化促进技术创新?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理论研究,并采用2001-2013年中国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基于网络嵌入观,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与三类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其次,针对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的重构,依次开展如下研究:①引入整合的组织边界拓展,从交易成本动态演进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深度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跨国治理数理模型,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负二项回归检验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②引入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从第三方监督有效性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二阶段协调博弈和多主体仿真模型,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③引入整合的学习边界拓展,从适应性学习角度,探究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的协同演化。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Cox 比例风险模型及生存分析检验协同演化机制,利用负二项回归检验协同演化创新效应。本文主要结论如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形成差异化的协同演化特征。（1）初始阶段“低整合程度—高目标方自主性”、后续阶段“高整合程度—低目标方自主性”的动态整合策略,引发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强度增进的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2）收购方强化整合地理边界沿东道国拓展、弱化整合地理边界沿母国拓展,有助于提升创新网络地理凝聚性,促进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桥接重构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3）收购方跨期整合程度的适应性提升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同配性重构形成协同演化,促进收购方技术创新。本文引入网络嵌入观,形成基于“时空重构”特征的海外并购动态整合模式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理论框架。采用分阶段、渐进式的动态视角,从创新网络主体的直接连接、间接连接、网络位置三层次,推进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互动机制研究。本文为中国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企业,利用合理的海外并购整合动态策略实现创新网络关系、结构、位置优化,提升全球创新网络嵌入深度和广度提供战略部署。为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利用海外并购整合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治理层次的深化,提升收购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孔静远[10]（2020）在《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 ——以曲美家居并购Ekornes ASA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两举并重,遵循经济资源共享原则,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未来中国跨境并购规模仍将大幅度增长。不过,随着并购越来越多,失败的案例也会逐步增加,国内短期内或将迎来“剥离潮”。全球的并购失败率为70%,而在中国并购失败超过80%。并购失败20%是交易策略、结构失败导致,80%是并购整合不力导致。显然并购交易的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整合与协同效应的取得才是重中之重。相较于单一的财务绩效,并购完成后能否取得协同效应更能衡量并购成功与否。本文选取曲美家居并购Ekonres ASA作为研究案例,首先简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论述了研究的必要性。其次简要介绍了跨国并购及协同效应的有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常用的跨国并购的方式,主要阐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然后以曲美家居2018年5月并购Ekornes ASA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选取了并购前两年至今（即2016-2019年9月）的数据和资料,阐述了企业的并购背景,分析了企业的并购动因,并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进行了归纳了解,然后使用相关财务指标对并购前后企业盈利能力,成长能力,长期短期偿债能力,节税效应等进行分析,以此来观察企业在并购后是否取得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以及经营协同效应,此外,本文还将技术协同效应分析加入,试图多一个维度更全面的评价协同效应以及从企业战略目标的角度去分析企业是否取得了协同效应。最后,由全文的分析,本文最终发现曲美家居并购Ekonres ASA获得了初步的协同效应,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希望预期能够从中总结出制造业企业并购的特点,通过发扬优点,总结不足,为今后相关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针对家居行业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的案例协同效应分析较少,通过本文研究可以补充此类跨国并购的研究。目前对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大多是从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三个维度进行,本文加入了技术协同效应的分析,尽可能的从多种角度来全面深入探究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对于跨国并购的分析更多的是对某一行业的实证性研究,本文聚焦于具体行业内具体个体的研究,剖析更为深入和全面。
二、全球跨国并购:趋势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跨国并购:趋势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规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整体演化趋势分析 |
| 三、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拓扑结构及演化分析 |
| (一)网络规模总体增长，期间出现两次锐减 |
| (二)富国俱乐部现象明显，美国单极化趋势更加凸显 |
| (三)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进位突出，但仍处“被收割”状态 |
| (四)中国从网络外层向中心靠近，但仍未进入核心圈层 |
| 四、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子群凝聚格局与演化态势 |
| (一)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网络呈现较为显着的子群凝聚效应 |
| (二)美国始终引领第一子群，美欧联盟被冲击后再聚全球影响力 |
| (三)中印韩日俄形成新的结构性力量 |
| 五、结论与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3）国别因素、并购溢价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跨国并购市场背景 |
| 1.1.2 中国跨国并购市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问题提出 |
| 1.4 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跨国并购相关研究 |
| 2.1.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跨国并购理论 |
| 2.2 跨国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2.1 正面效应论 |
| 2.2.2 负面效应论 |
| 2.2.3 分类效应论 |
| 2.3 跨国并购中并购溢价的相关研究 |
| 2.3.1 并购溢价产生的原因 |
| 2.3.2 并购溢价水平的影响因素 |
| 2.4 跨国并购完成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1 国家层面因素对企业完成跨国并购的影响 |
| 2.4.2 行业层面因素对企业完成跨国并购的影响 |
| 2.4.3 企业层面因素对企业完成跨国并购的影响 |
| 2.4.4 交易层面因素对企业完成跨国并购的影响 |
| 2.5 相关研究总结与综述 |
|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并购溢价 |
| 3.1.2 国别因素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文化距离、并购溢价与并购完成 |
| 3.2.2 国家竞争优势、并购溢价与并购完成 |
| 3.2.3 制度距离、并购溢价与并购完成 |
| 3.2.4 地理距离、并购溢价与并购完成 |
| 3.2.5 综合国别差异、并购溢价与并购完成 |
| 4 实证研究 |
| 4.1 数据和变量定义 |
| 4.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1.2 变量的定义与选取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中介效应分析 |
| 4.2.2 模型的具体设定 |
|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2 逐步检验法实证结果 |
| 5.2.1 国别因素与并购完成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5.2.2 国别因素与并购溢价的OLS回归分析 |
| 5.2.3 并购溢价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2.4 国别因素与并购溢价的交互项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假设检验结果 |
| 6.1.2 研究结果讨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企业层面 |
| 6.2.2 政府层面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4）美的集团和宏芯基金并购德国制造业企业案例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对欧盟制造业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
| 1.2.2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
| 1.2.3 跨国并购风险控制的研究 |
| 1.2.4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欧盟跨国并购发展概况 |
| 2.1 中国对欧盟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特征 |
| 2.1.1 对欧总体投资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 2.1.2 对欧投资流向国家分布较为集中 |
| 2.1.3 对欧投资者构成以私营企业为主 |
| 2.1.4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欧盟跨国并购项目逐年增加 |
| 2.2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欧盟跨国并购面临的挑战 |
| 2.2.1 欧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制度日益严格 |
| 2.2.2 欧盟的政治环境对中资企业的限制 |
| 2.2.3 新的营商环境给中国企业带来诸多挑战 |
| 2.2.4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影响与挑战 |
| 第3章 美的集团并购德国企业库卡(KUKA) |
| 3.1 并购双方简介 |
| 3.1.1 美的集团 |
| 3.1.2 库卡集团 |
| 3.2 案情介绍 |
| 3.2.1 并购进程 |
| 3.2.2 并购结果 |
| 3.3 并购动因分析 |
| 3.3.1 顺应美的集团的全球业务战略布局 |
| 3.3.2 通过并购实现技术水平提升 |
| 3.3.3 通过并购扩大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
| 3.4 并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
| 3.4.1 遭到了来自德国政府和库卡集团大股东的反对 |
| 3.4.2 面临着多国的反垄断审查 |
| 3.4.3 并购后的发展战略和技术整合问题 |
| 3.4.4 美的与库卡之间在企业管理上差异明显 |
| 第4章 中国宏芯投资基金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 |
| 4.1 案情介绍 |
| 4.1.1 并购双方介绍 |
| 4.1.2 并购过程 |
| 4.2 爱思强寻求出售的原因 |
| 4.2.1 LED照明市场缩小导致MOCVD设备需求量大幅减少 |
| 4.2.2 中国芯片行业需求增大 |
| 4.2.3 爱思强的营收利润连年下降 |
| 4.3 并购失败原因 |
| 4.3.1 在并购前的调研准备工作不充分 |
| 4.3.2 德国社会的舆论质疑增大并购难度 |
| 4.3.3 半导体芯片行业海外并购环境严峻 |
| 第5章 案例对比及经验启示 |
| 5.1 案例对比 |
| 5.1.1 并购前的准备工作 |
| 5.1.2 与被并购方企业的沟通 |
| 5.1.3 应对并购过程中的阻力 |
| 5.2 并购过程中风险应对的启示 |
| 5.2.1 对并购目标企业全面了解 |
| 5.2.2 对东道国的审查进行风险评估 |
| 5.2.3 并购双方相互配合以应对审查 |
| 5.2.4 充分了解东道国审查制度的内容 |
| 5.3 并购过程中建立沟通机制的启示 |
| 5.3.1 加强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沟通 |
| 5.3.2 建立与东道国媒体交流的机制 |
| 5.3.3 重视与并购目标企业的沟通配合 |
| 5.4 并购完成后整合过程的启示 |
| 5.4.1 技术整合 |
| 5.4.2 文化整合 |
| 5.4.3 经营管理整合 |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欧盟跨国并购规模逐年扩大 |
| 6.1.2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面临严格的审查 |
| 6.1.3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 |
| 6.1.4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准则促进中欧投资合作 |
| 6.2.2 海外并购前做好充分应对风险的准备 |
| 6.2.3 与各方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
| 6.2.4 采取有效措施与东道国企业协同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跨国并购对我国医药上市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跨国并购发展现状 |
| 1.1.2 新冠疫情下医药行业跨国并购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价值 |
| 1.2.2 学术价值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跨国并购概念和类型 |
| 2.1.1 跨国并购概念 |
| 2.1.2 跨国并购类型 |
| 2.2 跨国并购相关理论 |
| 2.2.1 协同效应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方法 |
| 2.3.2 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 |
| 2.3.3 我国医药行业跨国并购研究 |
| 3 跨国并购对我国医药行业绩效分析 |
| 3.1 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
| 3.1.1 国家政策助推行业发展 |
| 3.1.2 医药行业持续发展 |
| 3.2 我国医药行业跨国并购现状 |
| 3.2.1 子行业跨国并购现状 |
| 3.2.2 民营医药企业是跨国并购主体 |
| 3.2.3 行业特性助推跨国并购 |
| 3.3 跨国并购对医药上市企业绩效实证分析 |
| 3.3.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3.3.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4 多期DID分析 |
| 4 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案例介绍 |
| 4.1 跨国并购双方介绍 |
| 4.1.1 并购方复星医药 |
| 4.1.2 被收购方GLAND PHARMA |
| 4.2 并购过程 |
| 4.3 并购动因 |
| 4.3.1 推进国际化战略,打开国际市场 |
| 4.3.2 引进先进产品技术,打造战略性产品线 |
| 4.3.3 获得经营协同效应,提升核心竞争力 |
| 5 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财务绩效研究 |
| 5.1 并购财务绩效分析 |
| 5.1.1 盈利能力分析 |
| 5.1.2 偿债能力分析 |
| 5.1.3 营运能力分析 |
| 5.1.4 成长能力分析 |
| 5.2 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的财务绩效评价 |
| 5.2.1 盈利能力灰色关联系数计算 |
| 5.2.2 偿债能力灰色关联系数计算 |
| 5.2.3 营运能力灰色关联系数计算 |
| 5.2.4 成长能力灰色关联系数计算 |
| 5.3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选择合理的支付方式 |
| 6.2.2 发挥我国政策导向作用 |
| 6.2.3 确立明确的跨国并购战略目标 |
| 6.2.4 提升跨国并购后整合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汤臣倍健跨国并购LSG的商誉减值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跨国并购高溢价研究 |
| 1.3.2 巨额商誉减值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商誉的概念 |
| 2.1.1 三元论 |
| 2.1.2 核心商誉论 |
| 2.2 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
| 2.2.1 美国会计准则对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
| 2.2.2 国际会计准则对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
| 2.2.3 我国会计准则对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
| 2.3 跨国并购高溢价的理论基础 |
| 2.3.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2 协同效应理论 |
| 2.3.3 品牌效应理论 |
| 3 汤臣倍健并购LSG的案例介绍 |
| 3.1 行业并购背景 |
| 3.1.1 保健品行业并购状况 |
| 3.1.2 保健品行业商誉减值状况 |
| 3.2 并购双方介绍 |
| 3.2.1 汤臣倍健公司 |
| 3.2.2 LSG公司 |
| 3.3 汤臣倍健并购LSG的过程 |
| 3.3.1 并购交易步骤 |
| 3.3.2 并购估值过程 |
| 3.3.3 并购支付方案 |
| 3.4 并购商誉发生减值及其影响 |
| 3.4.1 商誉减值迹象对股价的影响 |
| 3.4.2 商誉减值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
| 4 汤臣倍健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成因分析 |
| 4.1 跨国并购高溢价的成因 |
| 4.1.1 保健品行业监管差异下的品牌效应 |
| 4.1.2 汤臣倍健强烈的海外并购战略动机 |
| 4.1.3 资产评估机构对LSG的估值偏高 |
| 4.1.4 LSG的自创商誉无法确认 |
| 4.2 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成因 |
| 4.2.1 电商法的实施影响LSG的经营业绩 |
| 4.2.2 LSG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并购业绩 |
| 4.2.3 并购支付方案的风险防控作用不足 |
| 4.2.4 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主观性 |
| 5 防范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对策 |
| 5.1 上市公司层面 |
| 5.1.1 合理防范跨国并购风险 |
| 5.1.2 加快我国企业品牌建设 |
| 5.2 评估机构层面 |
| 5.2.1 拓宽跨国并购的信息渠道 |
| 5.2.2 确保并购估值的客观性 |
| 5.3 会计准则层面 |
| 5.3.1 落实自创商誉的确认 |
| 5.3.2 规范商誉的减值测试 |
| 5.4 监管机构层面 |
| 5.4.1 完善保健品行业的监管制度 |
| 5.4.2 加强对跨国并购商誉减值的监管 |
| 6 结论与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案例表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概念界定与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ISDS机制转型的起点:投资仲裁遭遇危机 |
| 一、投资仲裁是以商事仲裁为模板的ISDS机制 |
| (一)投资仲裁延续着商事仲裁的基本框架 |
| (二)投资仲裁有着多机构与多规则的特征 |
| (三)投资仲裁以商事仲裁程序解决公法争端 |
| 二、投资仲裁遭遇危机的主要表象 |
| (一)投资仲裁挑战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 |
| (二)仲裁员的独立性标准存在系统性缺陷 |
| (三)裁决不一致加深了投资规则的不可预测 |
| 三、对投资仲裁遭遇危机表象的剖析 |
| (一)危机的起源:以司法标准审视投资仲裁 |
| (二)危机的形成:“先程序后实体”思路带来问题增多 |
| (三)危机的深化:依据国内政治理论评判投资仲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ISDS机制转型的原因:投资仲裁内外要素发生变化 |
| 一、ISDS机制转型是投资仲裁内部发展的要求 |
| (一)投资仲裁的启动基础由国家契约转变为国际投资协定 |
| (二)投资仲裁的审查对象从征收或国有化扩展到公共政策 |
| (三)投资仲裁的功能定位从解决争端延伸到明确规则 |
| 二、ISDS机制转型是投资仲裁外部变化使然 |
| (一)外国投资者所面对政治风险的类型发生转换 |
| (二)人权与环境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力增强 |
| (三)为国际机制增加法治因素的呼声持续增强 |
| 三、转型是ISDS机制承载价值变迁的体现 |
| (一)主权价值的变迁:从过度的主权承诺转向回归国家主权 |
| (二)秩序价值的变迁:从突破国内秩序转向构建法律秩序 |
| (三)安全价值的变迁:对国家经济安全从忽视转向重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ISDS机制转型的选项:多边投资法院VS上诉机制 |
| 一、转型的选项取决于司法性与契约性的互动关系 |
| (一)增强司法性并降低契约性的选项:构建多边投资法院 |
| (二)增强司法性且尊重契约性的选项:构建上诉机制 |
| 二、构建多边投资法院:阿拉伯投资法院的经验与启示 |
| (一)阿拉伯投资法院是ISDS机制区域化的探索 |
| (二)阿拉伯投资法院是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选项之一 |
| (三)阿拉伯投资法院作为ISDS机制的优势与不足 |
| 三、构建上诉机制:WTO上诉机构的经验与启示 |
| (一)WTO上诉机构是准司法属性的争端解决机构 |
| (二)借鉴WTO上诉机构来构建上诉机制的主要方面 |
| (三)借鉴WTO上诉机构来构建上诉机制所面临的挑战 |
| 四、转型两选项对投资仲裁的传承与发展 |
| (一)传承:二者均延续着投资仲裁对外交保护的限制 |
| (二)传承:二者均延续着投资仲裁的投资者本位 |
| (三)发展:二者均肯定了卡尔沃主义的局部复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ISDS机制转型的进展:以双边投资法庭为过渡 |
| 一、双边投资法庭是欧盟应对ISDS机制转型的抉择 |
| (一)欧盟对内放弃投资仲裁是维护欧盟法的优先地位 |
| (二)欧盟对外拒绝投资仲裁并积极推广双边投资法庭 |
| (三)双边投资法庭是以欧盟法院为模板设计的 |
| 二、双边投资法庭相对于投资仲裁有着显着优势 |
| (一)基础条约将国家规制权从理论推向实践 |
| (二)双边投资法庭是符合欧盟法的ISDS机制 |
| (三)双边投资法庭可避免投资仲裁所蕴含的矛盾 |
| 三、双边投资法庭的多项制度传承自投资仲裁 |
| (一)法庭运行依靠ICSID秘书处与投资仲裁规则 |
| (二)法庭承袭了投资仲裁打击轻浮诉讼的两个程序 |
| (三)法庭仍坚持投资者本位与岔路口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ISDS机制转型的趋势:动力与障碍 |
| 一、国际法为ISDS机制转型提供了理论动力 |
| (一)投资仲裁是具有过渡性的机制设计 |
| (二)国际法碎片化为ISDS机制转型提供能量 |
| (三)国际法人本化为ISDS机制转型指引方向 |
| (四)全球行政法理论为ISDS机制转型提供新视野 |
| 二、国际经济秩序转型为ISDS机制转型提供了现实动力 |
| (一)宏观:国际经济秩序由新自由主义向内嵌自由主义转型 |
| (二)微观:FDI流动方向与形式的变迁要求变革ISDS机制 |
| 三、ISDS机制转型的表层障碍:构建新机制条件不足 |
| (一)多边规则缺乏:国际投资法缺少多边协定 |
| (二)专门组织缺乏:国际投资法缺乏专门的国际组织 |
| (三)司法机关乏力:国际司法机关的管辖权有限 |
| 四、ISDS机制转型的深层次障碍:构建新机制缺少政治共识 |
| (一)珍视主权:东道国对ISDS机制转型存在三个方面担心 |
| (二)依靠政治:构建新机制比沿用投资仲裁更需要政治支持 |
| 五、对ISDS机制转型的趋势判断 |
| (一)总趋势:转型是增量进化而非激烈变革 |
| (二)趋势之一:ISDS机制将不会全面抛弃投资仲裁 |
| (三)趋势之二:ISDS机制将呈现双边为主与逐步多样化特征 |
| (四)趋势之三:构建多边投资法院将仍是理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ISDS机制转型:中国的立场与选择 |
| 一、中国参与ISDS机制的实践分析 |
| (一)中国接受投资仲裁为ISDS机制的条约实践考察 |
| (二)中国以投资仲裁来解决投资争端的主要实践 |
| (三)中国以投资仲裁来解决投资争端的主要特征 |
| 二、中国推进ISDS机制转型的现实动因分析 |
| (一)投资仲裁裁决不一致困扰着中国投资者 |
| (二)投资仲裁影响着中国政府行使国家规制权 |
| (三)投资仲裁无法保障中国投资者在绿地投资中的权益 |
| (四)投资仲裁无法保障中国投资者在跨国并购中的权益 |
| 三、中国是ISDS机制转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
| (一)多边:中国积极参加国际讨论并提交建议案 |
| (二)双边:《中国—澳大利亚FTA》约定将启动谈判 |
| (三)国内:中国有机构可受理投资仲裁案件 |
| 四、中国在ISDS机制转型中的独特需求 |
| (一)需要融合两种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 |
| (二)需要平衡双重国家身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 |
| (三)需要协调两种豁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 |
| 五、中国在ISDS机制转型中的应有立场 |
| (一)应遵循ISDS机制转型是增量进化的趋势 |
| (二)应以行业化的ISDS机制解决双重身份问题 |
| (三)应补齐我国投资者权益无法保障的短板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理论意义 |
| 1.1.4 现实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海外并购整合 |
| 1.2.2 网络嵌入观的创新网络重构 |
| 1.2.3 协同演化 |
| 1.3 研究问题、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
| 2.1.1 新兴经济体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策略研究 |
| 2.1.2 资源基础观的海外并购整合与技术创新研究 |
| 2.1.3 创新网络视角的海外并购整合与技术创新研究 |
| 2.2 跨企业外部创新网络重构研究 |
| 2.2.1 创新网络重构的视角与分析维度 |
| 2.2.2 网络嵌入观的创新网络重构研究 |
| 2.2.3 创新网络重构的演化动力学研究 |
| 2.3 跨国背景下企业创新网络重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1 跨地理边界对创新网络重构影响研究 |
| 2.3.2 跨制度边界对创新网络重构影响研究 |
| 2.4 海外并购整合与外部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 |
| 2.4.1 协同演化分析范式的建立 |
| 2.4.2 海外并购整合与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 |
| 3.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1.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的协同演化机制 |
| 3.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创新效果分析 |
| 3.2.1 初始整合阶段: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分析 |
| 3.2.2 后续整合阶段: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分析 |
| 3.3 样本选择与创新网络构建 |
| 3.3.1 样本选择 |
| 3.3.2 创新网络构建 |
| 3.4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3.4.1 因变量 |
| 3.4.2 核心解释变量 |
| 3.4.3 控制变量 |
| 3.4.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3.4.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3.5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联立方程组实证 |
| 3.5.1 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设定 |
| 3.5.2 联立方程组实证结果分析 |
| 3.6 协同演化创新效果检验:中介效应实证 |
| 3.6.1 中介效应计量模型设定 |
| 3.6.2 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4.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4.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影响 |
| 4.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对后续海外并购整合影响 |
| 4.2 并购整合目标方自主性与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数理建模 |
| 4.2.1 企业创新生产 |
| 4.2.2 跨国治理共享 |
| 4.2.3 动态最优化求解 |
| 4.3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4.3.1 因变量 |
| 4.3.2 核心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3.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4.4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实证 |
| 4.4.1 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设定 |
| 4.4.2 倾向匹配平衡性检验 |
| 4.4.3 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不同资源组合的适用性 |
| 4.5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检验:负二项回归 |
| 4.5.1 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设定 |
| 4.5.2 负二项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
| 4.5.3 稳健性检验:创新表现的零膨胀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5.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5.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影响 |
| 5.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对后续海外并购整合影响 |
| 5.1.3 内生地理凝聚:并购整合的地理边界拓展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
| 5.2 二阶段协调博弈模型构建 |
| 5.2.1 海外并购决策 |
| 5.2.2 初始整合程度决策 |
| 5.2.3 阶段一:初始整合的新连接嵌入决策 |
| 5.2.4 阶段二:新连接的后续整合努力决策 |
| 5.2.5 博弈时序 |
| 5.3 均衡分析与演化稳态 |
| 5.3.1 二阶段协调博弈的马尔科夫均衡 |
| 5.3.2 初始并购整合阶段全局博弈均衡 |
| 5.3.3 创新网络演化的稳态分析 |
| 5.4 协同演化模型的多主体仿真 |
| 5.4.1 多主体仿真模型构建 |
| 5.4.2 实验环境及初始参数设定 |
| 5.4.3 仿真结果分析 |
| 5.5 实证变量设定与测度 |
| 5.5.1 因变量 |
| 5.5.2 核心解释变量 |
| 5.5.3 控制变量 |
| 5.5.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5.5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
| 5.6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动态面板系统GMM实证 |
| 5.6.1 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 5.6.2 动态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
| 5.7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应检验:联立方程组实证 |
| 5.7.1 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设定 |
| 5.7.2 联立方程组实证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 |
| 6.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机制 |
| 6.1.1 初始整合阶段:初始海外并购整合对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影响 |
| 6.1.2 后续整合阶段: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对跨期整合调整的影响 |
| 6.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耦合协调分析 |
| 6.2.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6.2.2 网络位置嵌入中心性 |
| 6.2.3 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
| 6.3 协同演化机制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生存分析 |
| 6.3.1 创新网络正同配性生存分析 |
| 6.3.2 跨期整合程度提升生存分析 |
| 6.3.3 跨期整合程度提升—正同配性协同演化的生存分析 |
| 6.4 协同演化的创新效果检验:负二项回归 |
| 6.4.1 负二项回归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设定与测度 |
| 6.4.3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
| 6.4.4 负二项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特征分析结论 |
| 7.1.2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嵌入的协同演化创新效果结论 |
| 7.1.3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关系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1.4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1.5 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位置嵌入重构的协同演化结论 |
| 7.2 研究启示与对策建议 |
| 7.2.1 研究启示 |
| 7.2.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对现有研究的推进 |
| 7.3.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实证样本海外并购案例表 |
| 附录B 第五章数理模型证明 |
| 附录C 多主体仿真Netlogo代码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
| 参与课题研究情况 |
（10）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 ——以曲美家居并购Ekornes ASA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关于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关于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路线 |
| 2 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协同效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 跨国并购的含义、动因及趋势 |
| 2.1.1 跨国并购的含义 |
| 2.1.2 跨国并购的动因 |
| 2.1.3 跨国并购国内外近年趋势 |
| 2.2 跨国并购协同效应理论 |
| 2.2.1 .协同效应的含义 |
| 2.2.2 .财务协同效应 |
| 2.2.3 经营协同效应 |
| 2.2.4 管理协同效应 |
| 2.2.5 技术协同效应 |
| 3 曲美家居并购EKORNES ASA的案例情况 |
| 3.1 并购双方简介 |
| 3.1.1 曲美家居集团简介 |
| 3.1.2 Ekornes ASA简介 |
| 3.2 并购背景分析 |
| 3.2.1 行业背景 |
| 3.2.2 竞争力分析 |
| 3.2.3 曲美家居企业战略 |
| 3.3 并购案例分析 |
| 3.3.1 并购动因 |
| 3.3.2 并购过程 |
| 3.3.3 并购整合 |
| 4 曲美家居并购EKORNES ASA的协同效应分析 |
| 4.1 财务协同效应分析 |
| 4.1.1 偿债能力分析 |
| 4.1.2 市场反应分析 |
| 4.2 经营协同效应分析 |
| 4.2.1 提升盈利能力 |
| 4.2.2 成长能力分析 |
| 4.2.3 完善产业结构 |
| 4.3 管理协同效应分析 |
| 4.3.1 提升资产周转率 |
| 4.3.2 降低期间费用率 |
| 4.3.3 实现规模效应 |
| 4.4 技术协同效应分析 |
| 4.4.1 创新性能力 |
| 4.4.2 品牌技术整合状况、品牌战略部署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和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全球跨国并购:趋势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电影产业跨国并购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规律[J]. 臧志彭,赵妍. 社会科学研究, 2021(06)
- [2]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我国电子通信行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研究[D]. 寇佳瑞. 南昌大学, 2021
- [3]国别因素、并购溢价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D]. 任捷达. 浙江大学, 2021(10)
- [4]美的集团和宏芯基金并购德国制造业企业案例的比较研究[D]. 曹曦. 吉林大学, 2021(01)
- [5]跨国并购对我国医药上市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复星医药并购Gland Pharma为例[D]. 李紫萱.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6]汤臣倍健跨国并购LSG的商誉减值成因及对策研究[D]. 方姝.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7]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8]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转型研究[D]. 魏德红. 吉林大学, 2020(03)
- [9]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整合与创新网络重构的协同演化研究[D]. 孟巧爽. 浙江大学, 2020(01)
- [10]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 ——以曲美家居并购Ekornes ASA为例[D]. 孔静远.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