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一、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于健南,徐子欣^[1]（2022）在《利率市场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实施利率体制改革,希望以此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给予其成长发展更好的环境,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纳入民营企业经营发展问题中,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分析利率改革对民企经营发展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规模民营企业数据,研究利率改革对规模不同的民营企业影响差异性,并进一步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解维敏,吴浩,冯彦杰^[2]（2021）在《数字金融是否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一直受到政府与学术界广泛关注.近年来,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能否发挥科技赋能金融的优势进而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金融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显着地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而且,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对年龄较小、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是更为显着的,数字金融能够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是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充分的资金支持、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民营企业委托代理成本,进而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研究为评价我国数字金融的经济后果增添了新的证据,也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对策启示.

高丽丽^[3]（2021）在《银行业市场结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袁玉霞^[4]（2021）在《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以来因金融严监管叠加政府债务严监管、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去库存、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债券市场大量违约,其中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最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期待和积极性,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更加棘手和严峻。为此,2018年10月22日,国务院为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重启“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此来支持和帮扶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来发行债券,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中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应用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的簿记建档机制,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缓释信用风险,对债券进行合理的定价;为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规避部分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非理性的“羊群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融资贵和融资门槛问题。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在我国发展时间比较短暂,定价机制、运作方式、产品设计等方面还不完善。因此,研究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可以进一步理清该工具的作用机制,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一个新思路。本文以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经验,运用对比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CRMW的作用原理和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因素。其次,在实证研究上,以2016年1月到2021年1月为研究时间,选取了搭配CRMW的160只民营企业债券为核心样本,并另外选取了340只其他民营企业债券和715只国有企业短期债券作为样本的对照组;采用了宏观经济、债券属性、公司财务方面等影响债券发行的指标作为变量,运用三重差分模型,从信用评级、发债利率和发债金额三个方面的影响来探讨,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发行中长期以来的实际作用效果,检验是否真正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最后根据相关实证结果,从政府、金融机构、民企三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从中长期来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明显降低了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的实际利率,提升了发债企业的主体信用评级,但并没有提高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的金额。具体来看,首先,在降低民营企业发债的实际利率方面,该政策工具对整个民营企业发债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与同期国有企业对比后,搭配CRMW发行的民企债券降低效果更显着;在异质性方面,规模越小、期限越短的民营企业降低的强度越大;行业层面来看,综合大型的控股集团和制造业发债利率并没有明显的降低效果,建筑和房地产行业降低的强度最大、最显着。其次,在提升发债企业的信用评级方面,相较于大规模的民企而言,资产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效果越明显。最后,在发债金额方面,搭配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发行的债券金额与同一时期发行的债券金额相比,规模更小,即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了民企的发债金额。具体来看,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其抑制效果更显着,即CRMW的作用效果更有利于资产规模小、发债期限短和发债金额小的民营企业。

周旋^[5]（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重商主义学派代表学者托马斯·孟提出“汇率变动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汇率就被各国政府当作调节对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具,以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对本国有利的地位。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能够促进出口,升值会抑制出口。21世纪初,国外学者们曾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看作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乏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94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伴随着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呈升值状态。很多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这种正向关系称之为“中国汇率调整之谜”。在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间品贸易、出口汇率弹性、需求供给变动等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世纪初期,Melitz（2003）开创性地发展了出口选择理论,他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经典垄断竞争模型中,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企业出口选择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宏观视角扩展到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微观视角。在国内,基于微观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而且这些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贸易方式、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而忽略了作为中国企业重要异质性特征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Li and Yu,2009;Egger and Kesina,2010）,政府和各级机构也将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会在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因为与政府目标的差异或自身资本积累的特性,导致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显着差异。因此,将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纳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出口企业融资特性,放宽了Chaney（2016）对企业出口的融资不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与生产率不完全相关的融资约束出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的三种作用机制,即当本币升值时,汇率会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同;本币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且融资约束机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汇率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汇率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出口,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当汇率通过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正效应大于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的负效应之和时,本币升值就会促进出口,从而找到了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9涵盖两个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周期和受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私营企业的出口飞跃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变动的关系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普遍较小,私营企业面临的平均融资约束超过国有企业的5倍还多,且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差异特征,出口占比前五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中有四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平均融资约束都较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出口汇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从大部分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融资约束较高的行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次,为了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探寻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原因,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做了总样本、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低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却会增加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三种作用机制均存在,且融资约束机制双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方向,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汇率变动的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较大,超过了价格竞争和生产率机制作用之和,所以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出口;第三,企业出口动态决策选择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市场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本币升值会提高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而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处行业如何,在已出口企业对是否退出市场选择时,融资约束机制作用均较小,所以本币升值会使得已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升高,并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减出口量选择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本币升值会促进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加出口量。最后,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分别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避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赵亮,沈坤荣,周菲^[6]（2021）在《信贷配给、影子银行监管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文中研究表明影子银行是信贷配给条件下民营企业融资的代偿性制度安排,治理影子银行风险将导致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收紧。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信贷配给强度"的DSGE模型,提出信贷配给强度是驱动影子规模变动的重要动因,金融监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影响程度受信贷配给强度影响,治理信贷配给问题可以缓解金融监管与民营企业融资间的政策冲突,并在长期内实现影子银行的自我抑制。"十四五"时期应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契机,探索纠正信贷配给的制度化政策框架;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体系,搭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供给基础设施。

高锐^[7]（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杨娟^[8]（2020）在《基于市场主体导向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民营经济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需要日趋良好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自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后,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成为研究热点。同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发挥营商环境评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因此研究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估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对营商环境优化方向以及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目标导向,从政府层面思考民营企业发展还面临哪些体制机制障碍,从企业层面回答政府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否真正解决问题,从经济层面回答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政府体制机制、企业获得感、经济效益这三个子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构建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政府和企业层面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民营企业问卷调查,经济层面的则为统计数据。同时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也贯彻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这一目标,用子系统的主观权重对各个子系统指标的客观权重进行修正,建立一个主观与客观多层次交互式综合评价方法。然后结合江西省实际,将这一套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到江西省11个地级市,对其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从政府、企业和经济这三个层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主观和客观交互式的评价方法能够以市场主体为导向,突出企业的现实需求和获得感,科学全面地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进行评估;（2）将评价体系实际应用于江西省各地级市,结果显示南昌市、吉安市综合评价指数位于江西省前列,南昌市在融资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表现突出,吉安市在生产要素环境和政务环境方面表现突出,而上饶市、鹰潭市、萍乡市这三个市的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江西省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阮雨菲^[9]（2020）在《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民营企业凭借自身先进的技术、产能优势,在国家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以及发展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市场上,借助自身优势,民企逐渐扩大国际竞争力、扩展国际市场。但这一系列显着的成绩背后,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投融资问题。相较于国企、外企,民企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不足,尤其在面临较大资本需求时,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这始终是阻碍民企快速发展的因素。十九大会议中明确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201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具体提出要解决好民企融资难、贵问题。自此,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陆续参与并已完成多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初衷是借助国企的强大实力解决民企的资金融通问题,但是这一举措对于民企固有的严重融资约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凡是国有化的民企都能借此摆脱融资困境。本文以此为方向,选取东江环保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民营企业国有化对于其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首先,从融资和融资约束理论,国有化目的以及民营企业国有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几个方面,分类归纳国内外文献,介绍国有化改革和融资约束的相关理论基础,找到两者间的关系及影响。基于已有的理论基础,引入案例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阐述东江环保国有化的原因及改革过程。文中将引用衡量融资约束的两个计算公式——Baker（2003）和李雅琴（2019）界定的KZ指数及Whited和Wu（2006）定义的WW指数,结合单变量指标,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两种方式,综合探讨国有化前后案例企业融资约束度量指标变化趋势以及融资渠道是否扩宽、融资方式是否趋于多元化、融资规模是否提高。本文旨在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研究,为我国同类民营企业提供在国有化改革中的建议和启示。研究表明,东江环保通过国有化改革对其自身受到的融资约束起到了缓解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有化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针对案例公司国有化改革中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供类似民营企业予以借鉴,以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石晗钰^[10]（2020）在《腐败官员落马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和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相较于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背景,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劣势,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通过寻租、腐败等方式来获取资源,这虽然缓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压力,但却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扭曲了资源配置,长期来看,不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在这一背景下,一大批腐败官员相继落马。腐败官员落马一方面改善了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纠正了不正之风,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促使民营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回归到市场竞争中去。总体来看,腐败官员落马深刻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行为动机与经济后果,改变其获取资源的方式,使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把握投资机会,提升企业价值。实物期权是精细分析企业价值的工具,受腐败官员落马影响,当民营企业面临好（坏）投资机会时,可能会扩大（缩减）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执行增长（清算）期权。据此,本文选取2012—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分省份、年份收集了中纪委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12—2017年接受党纪政务处分官员信息,研究了腐败官员落马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期权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当民营企业面临较好（差）投资机会时,腐败官员落马提高（降低）了其投资效率;第二,腐败官员落马增加了民营企业的增长期权价值,但对清算期权价值没有影响;第三,腐败官员落马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了融资额,但并未甄别出其所面临的好坏投资机会;第四,当民营企业面临较好投资机会时,融资额的增加有利于其把握投资机会,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增长期权价值;第五,当民营企业面临较差投资机会时,融资额的增加降低了其缩减投资规模的动力,从而不能及时中止较差投资、处置不良资产等,进而降低了投资效率,对清算期权价值没有影响。第六,将民营企业融资方式细分为信贷融资、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后发现,腐败官员落马增加了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额,且区分出了其所面临的好坏投资机会,降低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额,但并未分辨出其所面临的好坏投资机会,对于股权融资额没有影响,也没有区分出其所面临的投资机会;第七,腐败官员落马不会通过政府补贴机制、腐败支出机制与代理成本机制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期权价值;第八,腐败官员落马显着降低了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民营企业增长期权价值,而对高市场化地区民营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没有影响,对这两类地区的民营企业清算期权价值都没有影响;第九,腐败官员落马增加了有（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增长期权价值,而对这两类企业的清算期权价值没有影响,同时在对增长期权影响方面,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联削弱了腐败官员落马对其增长期权价值的正向影响,但整体来看,对存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影响依然为正。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低市场化程度地区,规范官员入职民营企业的行为,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市场效率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效率,完善金融体系,强化市场机制,特别是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最大化释放腐败官员落马对于民营企业的正向影响;第三,民营企业增强治理能力,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自身竞争力,在获取资源方面由寻租、腐败转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中,加强识别投资机会,提升投资效率与期权价值,此外,民营企业应加强高管的外部治理能力。本文深化了反腐败经济学的研究,从反腐败对微观实体经济影响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腐败官员落马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及期权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补充、丰富了反腐败政策理论研究的视野,为中国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下完善反腐败影响机制、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等提供了经验参考。

二、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利率市场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4）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信贷配给、影子银行监管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市场主体导向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腐败官员落马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和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利率市场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J]. 于健南,徐子欣. 经济界, 2022(01)
• [2]数字金融是否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J]. 解维敏,吴浩,冯彦杰.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 [3]银行业市场结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D]. 高丽丽. 石河子大学, 2021
• [4]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D]. 袁玉霞.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D]. 周旋. 山东大学, 2021(11)
• [6]信贷配给、影子银行监管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J]. 赵亮,沈坤荣,周菲. 金融评论, 2021(02)
• [7]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8]基于市场主体导向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杨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9]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D]. 阮雨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腐败官员落马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和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D]. 石晗钰.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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