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风能建成一个“汽车帝国”吗（论文文献综述）
莫楚卉[1]（2020）在《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文中研究表明1899年,清政府与法国订定沿麻斜河两岸划定的租借地范围,命名为“广州湾租借地”。文章梳理广州湾的空间发展历程,分析其主导建设力量及相互作用下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探讨其遗产价值及意义。赤坎是清初以来广州湾最繁荣的地方。明清海洋贸易促成了其圩市建设,成为清末颇有影响力的粤西商埠。客商主导了其早期建设,受制于地理气候条件及建筑技术,形成了赤坎埠早期的空间形态——商业圩市位于东侧沿海低地,会馆及聚居点集中于西侧坡地。被法租后,广州湾被纳入印度支那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殖民地政府构想东西两营夹峙麻斜河口格局,在麻斜河两岸建设了东西两个军营,并进行行政中心麻斜新城和军事中心白雅特城的规划建设,而赤坎作为华人区保持其商业贸易发展及自发的城市建设。殖民地政府对麻斜进行规划建设未果,经营失败后将重心转向西岸并与华人合作。华人区赤坎的商业地位被强化,并以飞地白雅特城作为行政、军事中心,共同形成了广州湾租借地的政治、经济双核。为彰显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威,白雅特城采用了殖民地规划常用的分区规划、方格网式布局手法,形成了以北翼法国人区为主体,南翼依附小面积华人区的格局;其中法国人区分成军事区与生活区。其总体开发强度较低,建筑密度呈现从北到南（从法国人去到华人区）逐渐增大的趋势。以建筑质量上佳的官方建筑为主,少量商业建筑主要分布于华人区。建筑多采用法国流行风格,与林荫大道相互构成一座整齐、宽敞的法国风格城市。赤坎市则在地域气候条件、商业发展与殖民统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赤坎埠为中心的环绕式组团格局,三个新组团包括东南部行政组团、东部填海商业组团、西南部商业组团。由于各时期主导力量不同,四个组团肌理各异。其开发强度较大,中心组团延续传统圩镇的自然肌理,密度最高;新组团采用方格网布局,开发强度稍低。中心组团以传统商业建筑为主,三个新组团则分布着代表当时先进建设思想、技术及流行风格的新型商业建筑,形成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面貌。
荀怡倩[2]（2019）在《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两篇文献,这两篇文献至今仍然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从所涉及的内容以及时间关系来看,《论十大关系》又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与《论十大关系》是一致的,只是更加强调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内容。因此,国内学界一般都把《论十大关系》看成是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把该文献看成是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最重要文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总题目,是统摄十大关系的总纲。本文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主要文本,以建国后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为主要背景,以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参照,希望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哲学基础与时代背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的主体内容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分析了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这一思想在今天的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认为,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与群众路线思想,其哲学基础包括实事求是思想、对立统一规律思想以及群众路线思想等。形成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包括国际上时代主题的变化,西方国家对华封锁以及中苏矛盾的发展,以及国内面临的百废待兴重建任务等。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结果,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其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实现这一思想的基本路径方面对此进行阐述。这主要包括: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坚持多党合作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国外有益经验等五个方面。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中国才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工业体系,奠定了新中国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够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培养出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高素质劳动者,才能够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赢得国际空间。毋庸讳言,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始终正确地贯彻和落实这一思想,或者说他对这一思想的片面理解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偏差,甚至产生了大量的严重失误。本文主要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分析了这些偏差。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路线政策的失误;缺乏党内民主;迷信群众运动;个人迷信的发展;缺乏法制观念;社会理性精神的匮乏等等。本文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其根本政治前提、坚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是其基本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其基本保障等方面对这些失误进行了反思。本文认为,认真研究和反思这一思想对于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看,尽管我们今天已经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架构,这套制度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来的若干重大问题,我们今天仍然还有不少没有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得不够好,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和努力。比如,新时期如何创新群众路线问题,如何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问题,如何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如何充分利用海外爱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等等,都仍然是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显然,上述问题都是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绝非某篇学术论文,或者某本专着就可以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某一学科可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非常复杂艰难的实践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本文只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角度对此展开一些思考,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王媛媛[3]（2019）在《德占时期青岛城市体育文化记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97—1914年的青岛,处于被德国占领时期,在此期间青岛“一城”具有东、西方“二元”的文化,二元的社会文化背景催生了城市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在此相互交织、碰撞,并最终实现和谐共生。德占时期的青岛为东方体育和西方体育提供了特殊的发展场域,东西方各类体育文化元素也为德占时期的青岛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记忆。打捞留存在历史深处的体育文化,对于唤醒青岛体育文化记忆,展现青岛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启迪当代青岛体育文化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借鉴集体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分别以“人”“事”“物”为核心记忆要素,探讨德占时期青岛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交织的发展脉络,依据文化记忆的反思性特征,对德占时期的青岛体育文化记忆进行文化反思。通过研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德占时期的青岛,是租借地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胶澳租借地,虽然帝国主义通过众多途径对青岛实施侵略,但西方现代体育也通过外侨的娱乐和社交、传教士传教与教会学校等途径进入青岛,开启青岛城市体育新篇章。（2）透过德占时期现代体育进入青岛,折射出青岛城市的变迁以及青岛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现代体育的融入,改变了青岛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对现代体育的态度逐渐由排斥走向接受。（3）透过德占时期的青岛城市体育文化记忆,体现出西方现代体育在进入青岛的过程中,一方面冲击到青岛传统体育文化,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城市体育文化基因”。青岛有选择的吸收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之精粹的同时,也在对全国体育文化建设进行辐射。（4）传承奥运精神,打造“帆船之都”成为青岛新时代体育文化建设的主题。青岛早期开展的帆船运动,积淀成现在“帆船之都”的深厚历史,打造“帆船之都”成为未来青岛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楚小庆[4]（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关伟[5]（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指出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张勇[6]（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陈然[7]（2017）在《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文中提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变迁的主要表现就是传统村落向城市化社区的转型,由此而出现的具有城乡中间形态的“转型社区”,成为学界和政策决策领域关注的对象。从研究进路来看,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中村”和大都市郊区这两类形态的转型社区,而对于县域城郊地区的转型社区研究不足。事实上,2013年国家对“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全面放开,使得县域城镇地区成为大城市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蓄水池”,围绕县域城郊地区出现了大量基于土地流转和人口集中而形成的转型社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江苏宿迁市的石集镇为典型个案,研究其实施“三集中”过程中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微观日常生活变迁和动力机制。研究主要采用布洛维的“个案拓展法”,在立足资料收集、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分析县域城郊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和变迁过程,进而思考己有相关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尝试性分析转型社区未来的可能走向。本研究力图在三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研究的空间范围上,本文深受传统村落研究影响,积极获取营养,同时也跳出了单个村落的空间范围,而是以一个完整的建制镇的89平方公里为空间范围,涉及到几十个自然村。但是,本文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石集镇作为一个完整乡镇的整体变迁恰好给本文提供了研究“场域”。二是时间范围上,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经验,综合采用了史志、口述史和生活史等资料来获取对研究个案历史的整体把握,进而将石集镇放到一个历时态的过程加以考察。三是研究方法上,不仅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还综合采用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但是,本研究并不旨在写一篇叙事性的民族志或学术杂文,而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下,尝试建构转型社区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框架。本文研究认为现代性构成了转型社区生成的根本动力,以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从人口流动、经济结构、职业身份和空间扩展等方面解构和重塑着转型社区。此外,土地、资本和财政“三位一体”的行政逻辑,以及农民理性下的文化自觉,也共同在转型社区的生成、演变中发挥着作用。基于转型社区的动力机制的认知,本文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核心问题:（1）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转型社区的空间生产和意义重构。空间规划的叙事逻辑和规则,使得转型社区具有一定的“嵌入性”,这就决定了在空间形态的转变中必然伴随着“张力呈现”;（2）分析转型社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形态的变迁,包括小农经济的终结、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市场经济的延展;（3）强调人的回归,分析在空间、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居民是如何适应和重构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调整生存策略,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化如何,以及他们社会认同的迷失和重构。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的结论是:区域的差异性和多梯度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乡村不同的命运,或成为转型社区,或走向“空心化”甚至是终结。就转型社区而言,其发展模式也是多类型的,石集镇作为其中一种类型的个案,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变迁和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转型社区能否顺利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社区,不仅取决于制度性的生产,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发挥现代性的自反性力量,激发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居民的赋权来重构日常生活秩序和身份认同。如果说城市化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潮流,那么转型社区的未来应该是农业社会的终结和迎接“城市社会”的来临。
卢潇[8]（2015）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文中提出大体而言,人类国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有更替、也有迭加的阶段:古代以自然关系为主的阶段,近代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阶段和现代以技术关系为主的阶段。而技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表现的也是某种关系。如果说,民用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技术反映的则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科研立项,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研发进度,影响着军事技术的装备规模,影响着军事技术的作战应用。本文以中国核武器项目在1972年前的研发部署为案例,结合大量权威的官方文献、学术文本、口述史、回忆录及来自美国FRUS档案库、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有关单位的历史情报档案,对1949年到1972年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受国际关系的需求牵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全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命题,对于深化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经验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章聚焦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上马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落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研究认为,核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战略视野,国际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需求,国家身份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心理动机,而技术的国际交流增强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技术可能。第三章探讨当时的冷战形势对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度的影响,分析了美国的要挟与威胁、中苏核合作的中断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反应。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类型影响了核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国家间关系的转变延缓了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而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推进的动力和约束力。从核武器的反向互动力的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核武器也成为了平衡三国关系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上的关键性决策和事件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第四章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的装备规模出发,探讨中国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选择发展“适度”、“足够”核武库的原因。本章首先从这一时期3次标志性的核试验出发来分析中国进行有限核试验原因,然后从这一时期中国核导弹力量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相对均势的威慑战略,最后探讨了中国的核装备对国际形态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的生产规模、装备类型、部署方式以及他国对中国核武库的认知与判断都受到国际政治互动以及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样中国核武器本身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驱动力。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核武器的作战原则也就是中国核战略问题,从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整体责任三方面阐述自卫防御策略的产生、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民族的战略传统、对国际政治形态的认识、国家身份的定位、国家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本国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的核战略以防御和自卫为根本特征,也使得中国成为了维护国际核和平的积极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影响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关系。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技术的立项、研发速度、装备规模以及作战应用都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这些军事技术也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元素,影响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安全态势和外交态度。正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升起的东方蘑菇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以一种不再沉睡的雄狮形象重新矗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
李永康[9]（2015）在《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中部地区是中国的“腰”,用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28.1%的人口,是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2006年4月,党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中部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战略地位。2012年8月,又进一步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托骨干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推动汽车等装备制造业升级和发展,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5年4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引导武汉、长沙、南昌、襄阳、九江、株洲、湘潭、景德镇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建立汽车产业联盟,共同研发汽车关键技术和节能、环保、安全新产品,构建配套协作、体系完整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汽车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的特点。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规模突破2300万辆,连续六年蝉联世界汽车产销量第一。经测算,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约为4.22%,与相关产业的就业比例是1：7,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合计超过2000万。晋、湘、徽、鄂、豫、赣六省在各自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新常态下的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不仅正当其时而且迫在眉睫。论文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对策建议三个层面探讨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首先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介绍了产业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优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低碳经济理论等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以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例研究了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论文研究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空间分布、地位和作用。分析了新常态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征：从消费需求看,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汽车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汽车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的汽车产业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凸显,但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情况看,过去中国汽车产业以小规模、低水平走出去为主,新常态下要实现大规模“走出去”和“优进优出”并举；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环境已经从供不应求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汽车产业的落后产能加快淘汰,产业加速集聚和集群化发展,产业间的跨界与融合,区域间的开放与合作等趋势将不可逆转；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发展汽车产业的要素禀赋丰裕度较高,部分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现在的发展要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所推动的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汽车产业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区域壁垒和产业进入门槛将进一步破除,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剧；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发展汽车产业的资源环境回旋余地相对较大,现在随着民众诉求的倒逼和国家政策的收紧,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加剧；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产能过剩、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产业安全等过去较少考虑的隐性风险正逐步显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市场将成为各种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促进汽车产业结构优化上将更多依靠法治手段。这九大特征是新常态的理论分析视角下中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样也适用于中部地区。论文对中国汽车产业结构以及中部六省的汽车产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运用GIS方法对中部、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汽车产业的空间结构要素进行了研究。在对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作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认为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产业大而不强且产能有结构性过剩的风险,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产业集聚度偏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远不及预期,零部件产业与整车产业的发展不协调。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创新驱动力不足,国家汽车产业政策,产业宏观调控手段,中部地区地方壁垒,重“整”轻“零”思想观念和中部地区汽车企业自身的原因。论文在研究新常态的基本理论基础上,根据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比较优势,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常态下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六个维度的目标：合理化、高度化、国际化、低碳化、服务化和智能化。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要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合理化,要使产业内关系合理化,要使产业间关系合理化。在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要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实现技术结构高度化,要实现劳动力结构高度化。在实现产业结构国际化方面,要优化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要优化国际产业要素的引进结构。在实现产业结构低碳化方面,要靠科技创新的力量,在改造传统能源汽车的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政府要恰当作为,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做好消费观念的引导,树立民众低碳化意识。在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方面,要加快汽车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大力发展汽车后市场,鼓励服务类新业态的创新。在实现产业结构智能化方面,要加快中部地区智能汽车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制定,加快发展汽车产业智能制造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推进汽车产业制造过程智能化,加快推动实施智能汽车试点示范运行项目。这六维目标和实现路径的提出,不仅契合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制造2025》以及“十三五”规划的要求,符合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实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论文最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就国家层面而言,主要是：第一,要进一步健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要完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管理办法；要在汽车产业领域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要通过完善汽车品牌管理办法来激活汽车市场。第二,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汽车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政府的“减法”换市场的“加法”,这也是新常态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第三,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把该管好的管好,恰当作为。要制定合理的汽车产业强国发展战略；加大对自主品牌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汽车消费金融业；着力改进重点国企的用人机制和考核体系。就产业层面而言,主要是：第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汽车产业结构优化。这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驱动力,要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性作用；要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改造传统能源汽车和发展新能源汽车。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的集聚。要在充分认识中部地区汽车产业集聚的急迫性基础上,大力推进国有大型企业的整合,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汽车产业集聚。第三,要理顺零整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要通过建立紧密的双赢战略联盟理顺零整关系,政府要积极引导并加大扶持力度。第四,要站上互联网+、大数据等“风口”,促进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制定促进汽车产业智能化的国家专项规划和政策,积极扶持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推动通信、互联网与汽车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五,要发挥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汽车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关键作用。要重视汽车产业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大校企合作培养的力度；要大力倡导汽车产业的创新教育。就区域层面而言,主要是：第一,要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契机加快推进汽车产业结构国际化。要抓紧机遇实现大规模“走出去”和“优进优出”并举；要加大对海外先进技术的收购力度。第二,加强中部地区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合作。加强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加强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产业合作,加大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这些对策建议是一个措施链,实施的过程中要采取综合施策、统筹兼顾的办法。只有这样,方能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推进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的优化,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助力实现中部地区的战略性崛起。
关云平[10]（2014）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年）》文中提出本文将论述1920—1978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区分中国汽车工业早期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模式,探究该产业历史结构的转换以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来说,汽车是一种舶来品,1920年代,中国开始尝试自造汽车。在1949年之前,尽管中国未能发展出具有真正制造能力的汽车工业,但已能通过进口部件组装汽车,并形成了相关的零件配制产业,为1949年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的“本土渐进演化模式”打下了基础。此外,民国时代中国工程界对自主汽车工业的构想,已经包含了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这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移植苏联技术的汽车工业建设模式打下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汽车工业的创立就成为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的议题。起初,政府曾经制订过利用旧中国遗产发展汽车工业的计划,不久之后,随着苏联援华的展开,苏联对中国建设汽车工业的援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技术上都较利用旧中国遗产为优,故旧方案被废止,代之以全面移植苏联体系的新方案,创立了一汽。一汽的建设可以被称为“苏式体系移植模式”。此后,在被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出于备战的目的创立了重庆重型汽车厂、二汽等企业。在二汽等企业的创办过程中,一汽起到了“包建”的作用,所以二汽的发展模式又可以称为“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与“苏式体系移植模式”和“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不同,以上海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本土渐进演化模式”并非直接由苏联大规模转移现代技术而来,而是以民国时代汽车修配业的基础嫁接现代技术而成。所以,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说,该模式体现为渐进演化,而非整体转移。在1978年之前,上海汽车工业研制了三轮汽车、凤凰牌（上海牌）轿车、载重卡车等各种产品,最典型地展示了“土洋结合”技术发展模式的成功与失败。除了国家大规模投资建设一汽、二汽外,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区都发展成为了汽车生产基地。尤其是大跃进和“三五”期间,中国汽车工业曾经“遍地开花”,分布于大江南北,形成地理分布上的散布型格局。而这种“遍地开花”也直接造成此后中国汽车工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结构性弊病,负面影响至今犹在。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汽车工业“遍地开花”,其发展模式却相对简单,绝大部分为本土渐进演化模式,一小部分为兼具本土渐进演化色彩的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本文表明,尽管国家对于汽车工业这一新兴产业采取了推动政策,但总体而言,中国汽车工业早期发展的各种模式恰恰与人口众多、购买力低下的国情相契合,故政策上以载重车和军车而非轿车为发展重点,是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比较优势的,并未出现日韩式赶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实际上的比较优势战略,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最重要的轿车制造业实质上缺乏政府的有力扶持,加之计划经济抑制了市场发育,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轿车根本无发展空间,遂导致中国汽车工业错失了最佳发展时机。因此,1978年后,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发展模式虽广受诟病,但实际上反而体现了政府发展汽车工业的更强烈的意志,而合资发展模式对于技术引进的过度依赖,在此前的历史模式中已然存在。
二、东风能建成一个“汽车帝国”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风能建成一个“汽车帝国”吗（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租借地的概念 |
| 1.1.2 近代中国的租借地 |
| 1.2 研究范围确定 |
| 1.2.1 研究空间范围 |
| 1.2.2 研究时间范围 |
| 1.3 研究成果综述 |
| 1.3.1 关于租借地城市研究综述 |
| 1.3.2 关于广州湾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1899年前广州湾地区的发展 |
| 2.1 广州湾地区的概述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气候条件 |
| 2.1.4 社会条件 |
| 2.1.5 经济条件 |
| 2.1.6 人口情况 |
| 2.2 广州湾地区的居民点 |
| 2.2.1 赤坎地区 |
| 2.2.2 麻斜地区 |
| 2.2.3 海头汛地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租借地广州湾城市整体格局的演变(1899-1945年) |
| 3.1 广州湾初为租借地(1899-1909年) |
| 3.1.1 新城麻斜的规划 |
| 3.1.2 军港白雅特城的建设 |
| 3.1.3 商埠赤坎的发展 |
| 3.1.4 1899-1909年间广州湾整体格局的构想 |
| 3.2 华洋通力促进租借地建设与发展(1910-1937年) |
| 3.2.1 政治中心白雅特城的规划与建设 |
| 3.2.2 商业中心赤坎的扩展与建设 |
| 3.2.3 1910-1937年间广州湾城市整体格局的调定 |
| 3.3 抗日时期的异常繁荣(1938-1945年) |
| 3.3.1 政治中心白雅特城的建设 |
| 3.3.2 商业中心赤坎的发展与更新 |
| 3.3.3 1938-1945年间广州湾的城市整体格局的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1899-1945年间广州湾的城市形态特征 |
| 4.1 政治中心白雅特城的形态特征 |
| 4.1.1 方格网式布局的总体形态特征 |
| 4.1.2 街道形态特征 |
| 4.1.3 典型建筑特征 |
| 4.2 经济中心赤坎的形态特征 |
| 4.2.1 组团式布局总体形态特征 |
| 4.2.2 街道形态特征 |
| 4.2.3 典型建筑特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演变的动因与当代意义 |
| 5.1 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演变的动因 |
| 5.1.1 法国殖民统治主导的规划 |
| 5.1.2 广州湾华人力量的推动 |
| 5.1.3 抗日战争加速城市发展 |
| 5.2 近代广州湾城市形态演化的当代意义 |
| 5.2.1 租借地城市建设经验 |
| 5.2.2 加速城市空间的演进 |
| 5.2.3 以历史记忆为基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城发展 |
| 5.3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广州湾租借勘界画押图 |
| 附录二 广州湾租借地大事记(1898-1945年) |
| 附录三 广州湾部分地名对照 |
| 附录四 近代粤西广州湾地区街道名称变更 |
| 附录五 租借地预算总收入、实际收入和河内总政府拨款额(单位:皮阿斯特) |
| 附录六 广州湾历任行政长官名单 |
| 附录七 广州湾历史地图 |
| 图表目录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论文发表 |
| 致谢 |
（2）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说明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马恩列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
| 第三节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
| 第三章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
| 第二节 坚持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
| 第三节 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
| 第四节 坚持多党合作制度,充分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 |
| 第五节 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充分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 |
| 第四章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效果 |
| 第一节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正面成果 |
| 第二节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偏差 |
| 第五章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反思与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反思 |
| 第二节 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德占时期青岛城市体育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1.6 核心概念界定 |
| 1.6.1 德占时期 |
| 1.6.2 城市体育文化记忆 |
| 2 理论依据 |
| 2.1 集体记忆理论 |
| 2.2 文化记忆理论 |
| 3 德占时期青岛体育文化的再现 |
| 3.1 德占时期青岛的社会环境 |
| 3.2 以“人”为记忆要素的体育文化记忆 |
| 3.2.1 青岛的人口 |
| 3.2.2 外侨的体育参与 |
| 3.2.3 青岛人的体育参与 |
| 3.3 以“事”为记忆要素的体育文化记忆 |
| 3.3.1 现代体育项目的传入和发展 |
| 3.3.2 青岛的学校体育发展 |
| 3.3.3 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体育元素 |
| 3.4 以“物”为记忆要素的体育文化记忆 |
| 3.4.1 汇泉海水浴场 |
| 3.4.2 汇泉跑马场 |
| 4 德占时期青岛城市体育文化的反思 |
| 4.1 传播西方现代体育文化 |
| 4.2 冲击了青岛传统体育文化 |
| 4.3 催生新的“城市体育文化基因” |
| 4.4 留下了宝贵的城市体育财富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第一节 本论文研究的概念和范畴 |
| 一、本研究中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 |
| (一)关于“技术”、“艺术”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艺术”的概念 |
| 2.关于“技术”的概念 |
| (二)关于“技术形态”与“艺术形态”等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形态”的概念 |
| 2.关于“生态”概念 |
| 3.关于“形式”的概念 |
| (三)关于“生态”“形态”“形式”的概念区分 |
| 二、本论文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界定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创新目标 |
| (二)创新价值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体系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和难点问题 |
| 五、解决方案 |
| 第四节 有关本论文选题与研究现状的分析 |
| 一、国内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从宏观的艺术学理论视野展开分析 |
| (二)从微观的门类艺术学视野展开分析 |
| 1.设计学学科研究层面 |
| 2.美术学学科研究层面 |
| 3.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研究层面 |
| 4.音乐与舞蹈学学科研究层面 |
| 5.其他学科及交叉研究层面 |
| 二、国外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艺术原理性研究成果 |
| (二)门类艺术的典型个案研究成果 |
| (三)其他相关的人文类理论研究成果 |
| 三、国内高校部分硕博士论文中有关研究的概述分析 |
| (一)中国知网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检索分析概述 |
| (二)关联程度密切的重点论文成果分析 |
| (三)涵盖其他相关论文成果的总体状况分析 |
| 第一章 技术与艺术之关系发展的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的内在本质特征 |
| 一、技术与艺术相互关系中内在的辩证统一性 |
| (一)技术与艺术之间内在的关联性 |
| (二)技术发展对艺术影响的多元性 |
| 二、技术与艺术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影响 |
| (一)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问题同样体现在技艺关系上 |
| (二)艺术在技术影响下对自身独立精神与美学品格的坚守 |
| 1.艺术作品的精神属性是区别于技术的最大特征 |
| 2.艺术在接受与选择技术中始终保持自身独立 |
| 3.优秀艺术作品均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
| 第二节 西方理论界有关技术与艺术问题的讨论 |
| 一、西方理论界相关研究历史脉络 |
| (一)基本脉络 |
| (二)主要表现 |
| 二、关注技术与艺术问题的主要流派及其学术观点 |
| (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 |
| (二)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 |
| (三)媒介文化研究学术群体 |
| 三、主要学术群体之间围绕技术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与借鉴意义 |
| (一)关于技术的作用 |
| (二)关于技术的目的 |
| (三)关于技术的后果 |
| 第三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
| 一、技术与艺术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
| (一)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与复杂性 |
| (二)技术自身并非与艺术一样具备意识形态属性 |
| 三、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 (一)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研究是目前的普遍欠缺 |
| (二)从宏观艺术学视角重新思考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
| (三)依托技术与艺术关系研究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 |
| 第四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点和关键问题 |
| 一、需要坚守的理论基点 |
| (一)立足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艺术话语体系 |
| (二)关注技术促进艺术形态演进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二、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 (一)需要关注和区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别 |
| (二)分析把握艺术创意表现与新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 |
| (三)技术是否应视作独立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力量 |
| (四)社会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创作实践中的实际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形成及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历史进程:技术与艺术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及阶段性表现 |
| 一、原始的技艺之美涵盖且统一了技术与艺术因素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原始统一: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同一规律 |
| (二)人类社会技术发展初始阶段中艺术仍创造了自身辉煌 |
| 1.中国 |
| 2.西方 |
| (三)社会宗教道德伦理对于技艺创造能力空间的束缚 |
| 二、技术与艺术分化之后各自拥有了不同诉求 |
| (一)学科自身成熟发展的不同路径 |
| (二)个人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同选择 |
| (三)艺术家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实际选择 |
| 三、技术发展促使人类创造第二自然并引发自我审美精神观照 |
| (一)技术直接指向和进入艺术本体影响了创作呈现 |
| (二)技术进步影响了审美文化倾向和精神价值观念 |
| (三)技术启发和培育了创作思潮、价值思索和启蒙精神 |
| 四、信息时代艺术创作审美观念与形式探索的根本性改变 |
| (一)技术逻辑带动人文思潮、审美观念与艺术作用的变化 |
| (二)现代技术通过创作引发对世界的全新认知体悟和艺术描述 |
| (三)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具对于人类审美精神限阈的挑战 |
| 第二节 技术对艺术表现形态的正向影响 |
| 一、制作工艺呈现:技术作为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呈现手段 |
| (一)艺术作品制作工艺受到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
| (二)技术呈现作为艺术创作外在形式表现的必要手段 |
| 二、材料载体变化:技术引导创作形式演变趋势及观念转换 |
| (一)艺术创作载体与作品材料的升级推动了创意的实现 |
| (二)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表达的观念化、隐喻性和时空性 |
| 三、情境氛围营造:技术作为艺术场域精神展现的营造要素 |
| (一)营造情境作为技术不断介入艺术创作的有效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审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时代转向 |
| (三)艺术创作中的精神塑造、观念表达与个性情感抒发 |
| 四、信息媒介表达:技术作为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一)技术进步打造了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二)促使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精神场域氛围特征的新变化 |
| (三)技术信息工具已融入艺术形态深入影响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
| 一、艺术的文化交流属性促进了技术应用的延伸 |
| (一)中西方艺术的文化交流创新推动了整个文化发展进程 |
| (二)缺乏文化底蕴与艺术思想的技术应用创造不出完美作品 |
| (三)艺术文化交流促进了技术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应用和延伸 |
| 二、艺术的审美属性促使技术存在与呈现的细化 |
| (一)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时尚化保障艺术审美的个性化追求 |
| (二)技术在服务艺术中完善自身实现对未知领域的有效探索 |
| (三)艺术不断规范和驱动技术进步并促成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
| 三、艺术的教化属性改善了技术理性和技术伦理的异化倾向 |
| (一)建筑艺术是艺术教化属性改善技术伦理的典型代表 |
| (二)技术为艺术教化功能服务的同时文化改变了技术伦理 |
| (三)技术应用与文化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格的互动统一 |
| 四、艺术创意创新思维驱动了技术的进步和革新 |
| (一)艺术的创意表现需求直接促使技术进步与革新的产生 |
| (二)艺术创意引导和促使实现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 |
| (三)技术媒介的作用与艺术技术之间跨界衍生的新艺术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变化与门类拓展 |
|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空间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文化生态变化 |
| 一、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展现和存在空间的广延化 |
| (一)技术对艺术存在状态与展示空间拓展创新的促进作用 |
| (二)艺术的创意创新本性引领了对技术发展程度和模式的突破 |
| 二、技术推动了经典艺术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崛起的进程 |
| (一)机械复制技术和艺术产业化运营对社会文化生态结构的影响 |
| (二)技术化创作和现代大众媒介铺垫了多元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
| 三、技术拓展出了非物质化的艺术空间新形态 |
| (一)非物质化对于视觉文化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
| (二)非物质化推动形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形态和社会文化生态 |
| (三)新兴技术条件下传统艺术精神和美学内涵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艺术语言表达与作品传播维度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征 |
| 一、技术影响下艺术感受的非理性化趋向 |
| (一)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艺术欣赏心理的变化 |
| (二)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 |
| (三)日常生活的直观认识和感性经验始终不可缺失 |
| 二、技术影响下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一)技术影响下电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二)技术影响下摄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三)创作元素的动态化是传媒时代艺术表达的必然要求 |
| 三、技术影响下艺术语言的综合化趋向 |
| (一)技术的内在推动作用 |
| (二)艺术的外在形式表现 |
| 四、技术影响下艺术传播的虚拟化趋向 |
| (一)传播平台的改变 |
| (二)传播方式的改变 |
| (三)传播途径的改变 |
| 第三节 新艺术现象与新艺术形态推动形成了新艺术门类 |
| 一、技术推动出现了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 |
| (一)新艺术现象及其表现方式促成了新的艺术形态 |
| (二)新的技术和艺术方式生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
| (三)新艺术形态展现了艺术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
| 二、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积聚生成了新的艺术门类 |
| (一)新技术与新艺术形态共同塑造了新的内在文化结构 |
| (二)当代艺术传播整体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成为外部主因 |
| (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新艺术类型与门类的社会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推动艺术创作领域产生新变化 |
| 第一节 艺术表现程式与作品呈现场域、接受方式的新变化 |
| 一、技术促使艺术程式随时代而变 |
| (一)艺术程式作为作品创作表现的基本形式规范 |
| (二)艺术程式的变化和接受的文化影响展现多元 |
| (三)技术推动艺术程式变化产生革命性突破 |
| 二、技术导致艺术呈现形态虚拟化 |
| (一)技术媒介与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造就了虚拟化呈现 |
| (二)虚拟化突破了创作与欣赏的界限强化了艺术存在 |
| 三、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欣赏与接收方式的便利化 |
| (一)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审美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
| (二)新技术媒介成就了艺术欣赏便利化的现实基础 |
| (三)技术突破了艺术展演传统场域并融合生成了新形态 |
| 第二节 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与工具、方法的变化 |
| 一、技术理性思维与艺术创作观念之间相互促进制约的关系 |
| (一)技术精神和实践理性思维影响了艺术创作观念 |
| (二)技术理性思维影响下出现了艺术发展的双面效应 |
| 二、技术对艺术作品创作的影响及其形式表现 |
| (一)技术对于艺术创作工具的影响 |
| (二)技术对艺术创作主体情感与审美观念的影响 |
| (三)技术对艺术创作观念和方法的影响 |
| 1.正面影响 |
| 2.负面影响 |
| 三、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对技术理性和自身困境的超越 |
| (一)技术理性与机械复制带来艺术风格变化与文化的危机 |
| (二)艺术创作坚守精神属性直指心灵超越了技术理性思维 |
| 第三节 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变化 |
| 一、原始手工技艺条件下艺术创作主体突出和着重于“物”的表现 |
| (一)传统手工艺时代以“物”为基础背景的群体分化 |
| (二)技术支撑了艺术创作中客观“物”的审美形式表现 |
| (三)艺术创作者以“物”为基础托物言志表达精神追求 |
| 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大众化和波普化凸显批量复制的美学特征 |
| (一)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方式和批量复制美学观念的普遍影响 |
| (二)艺术创作在技术理性中的突围彰显了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
| (三)大众艺术创作与消费领域中的流行化和过度娱乐化问题 |
| 三、新的传播方式和艺术接受过程造就了主客体多元互动的新景观 |
| (一)新兴技术普及使大众顺利融入艺术创作与欣赏进程 |
| (二)技术使艺术创意和创作构思表达更加高效便捷 |
| (三)技术拓展了经典艺术作品的大众文化服务效能 |
| (四)技术使传统艺术作品的概念关系模式彻底改变 |
| (五)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地位提升作用扩大功能拓展产业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 |
| 第一节 新技术应用基础上的新艺术形式衍生及其形态表现 |
| 一、印刷技术对艺术表现形式及外在形态的影响 |
| (一)印刷技术应用初期艺术审美与功能应用统一在工艺装饰中 |
| (二)工业化阶段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使艺术与功能实现新的统一 |
| 二、影像技术对写实艺术创作思想的影响和冲击 |
| (一)技术对摄影艺术写实性创作实践的影响 |
| (二)技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发展的影响 |
| 三、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的演变与新生 |
| (一)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发展历程 |
| (二)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外在表现和形式特征 |
| 四、互联网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表现的新特征 |
| (一)基础于新技术形式的时代的产物 |
| (二)艺术形态新特征表现的文化分析 |
| 第二节 新技术应用推动艺术作品创作实践趋向跨界整合 |
| 一、技术推动形成艺术创作表现形态的先锋性 |
| (一)新技术条件作为“先锋”观念形成的基础 |
| (二)技术进步带动了各艺术流派的探索创新 |
| 二、技术推升了艺术创作语言形式刺激的阈限 |
| (一)技术升级带动视听奇观与文化逻辑的改变 |
| (二)技术的普及与攀比加剧了娱乐化创作追求 |
| 三、技术延展了艺术自身存在和交往的空间 |
| (一)技术改变了艺术空间形式与社会文化结构 |
| (二)技术主动介入创作促成了艺术消费方式的多元 |
| (三)技术强化了艺术欣赏感受延伸了作品存在空间 |
| (四)技术加速多媒体信息方式与虚拟空间文化构建 |
| 四、技术加速了不同艺术表现形态的跨界整合 |
| (一)跨界艺术创作是技术推动产生的新艺术形态 |
| (二)新技术媒介方式创新是艺术作品跨界呈现的基础 |
| (三)跨界作品有利于彰显精神营造境界引领文化风尚 |
| (四)跨界整合的艺术表达能力与现场性优势成为风尚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艺术与技术在包容与坚守、回归与超越中共同成长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 |
| (一)技术进步支撑艺术本体的开拓 |
| (二)艺术制约并赋予技术价值追求 |
| (三)新技术与艺术融合形成新文化形态 |
| 二、技术与艺术的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 |
| (一)技术与艺术在相互促进中创新形式表现 |
|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不同创作审美追求 |
| (三)艺术新形态的不断涌现造成新的门类 |
| (四)技术带动创作特征新变引领文化新风尚 |
| 三、技术与艺术交互形成多元文化景观 |
| (一)艺术个性化表现与精神追求突破了技术理性 |
| (二)新技术带来创作欣赏的角色互换与多元互动 |
| (三)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与审美价值理念创新 |
| (四)多元化新技术媒介挑战文化繁荣发展主动权 |
| 第二节 艺术理论思维引领人类艺术审美活动的价值方向 |
| 一、技术促发艺术先锋思想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也带来异化倾向 |
| (一)技术进步对传统观念方式的冲击与深刻影响 |
| (二)技术以经济效率利益为中心改变了艺术节奏 |
| (三)技术垄断造成文化逻辑与传统美学观念变异 |
| 二、艺术活动对技术理性与技术控制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技术理性、技术控制与艺术的过度娱乐化 |
| (二)新技术造成社会大众参与和艺术创作个性张扬 |
| (三)技术与艺术的深度交互亟需艺术批评启蒙与理论的反思引领 |
| 三、技术服从和服务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境界表达与人类社会精神价值追求 |
| (一)艺术作品创作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最直接体现 |
| (二)技术最终服务于表达作品的审美境界与精神追求 |
| 四、技术与艺术共同在携手创新中引领发展、面向美好未来 |
| (一)技术艺术的协调统一是优秀作品的内在要求 |
| (二)以人为原点展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绘表达 |
| (三)扎根传统紧跟时代创新形式携手传承与弘扬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清单 |
| 致谢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乡村延续还是城镇化社区再造 |
| 一、宏观背景: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与特征 |
| 二、县域实践:“洼地”中的“泗洪嬗变” |
| 三、问题发现:一次兴趣与机缘的“邂逅”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一、理论基础 |
| 1、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 |
| 2、社会与空间生产理论 |
| 3、社区及日常生活理论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1、转型社区及相关概念的澄清 |
| 2、村镇社区整体转型的实证研究 |
| 3、转型社区空间生成的动力机制 |
| 4、转型社区居民心理与文化适应 |
| 5、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1、城乡边缘区和转型区的内涵 |
| 2、城乡转型与变迁的理论及思想 |
| 3、小城镇转型变迁的经验性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方法与过程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1、个案研究法 |
| 2、资料收集方法 |
| 三、研究过程:历时3年11次调研 |
| 1、实地研究过程 |
| 2、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拓展与不足 |
| 第四章 推力与拉力:“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 |
| 一、现代化和城市化: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 |
| 1、工业化:土地和非农劳动力的需求 |
| 2、非农化:人口流动与职业身份的转变 |
| 3、城市化:空间扩展与城乡关系重构 |
| 二、行政主导与资本下乡:土地财政和资本的“合谋” |
| 1、地方政府的实践:“土地流转”与“增减挂钩” |
| 2、社会资本“下乡”:土地经营变现与规模农业 |
| 3、社会新农村建设:人口集中与乡村空间再生产 |
| 三、精英带动和理性选择:乡土变迁下的文化自觉 |
| 1、文化堕距与心理落差: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
| 2、社区精英与群体参照:经济精英的榜样力量 |
| 3、现实与利益的折衷:面对现实的有限理性 |
| 第五章 空间变迁与重构:“转型社区”的规划与生产 |
| 一、区划沿革:行政区划调整下的空间重组 |
| 二、空间与规划:转型社区规划的叙事逻辑与规则 |
| 1、规划逻辑:从权力象征到公共政策 |
| 2、三大实践:“无规划不审批” |
| 3、空间生产:从乡村聚落到转型社区 |
| 三、嵌入与转变:转型社区空间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
| 1、城乡空间的剧变:自然村落的“终结” |
| 2、生活空间离心化:生产与生活的分离 |
| 3、居住环境的流变:规划与惯习的碰撞 |
| 4、邻里关系的重建:首属邻里到半熟人社区 |
| 第六章 经济形态的变迁:小农经济终结与市场经济延展 |
| 一、小农经济的终结: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解体 |
| 1、耕作方式:个体耕种到农业规模经营 |
| 2、商品交换:传统乡村集市到商贸市场 |
| 3、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到专业合作社 |
| 二、商品经济的萌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 |
| 1、区域市场:超越乡村的市场边界延伸 |
| 2、集镇商铺:商业服务活动的多元渗透 |
| 3、连锁超市:没有“人情关系”的商品交易 |
| 4、旅游景区:文化资源的价值“变现” |
| 三、市场经济的延展:日常经济交换行为的常态化 |
| 1、农业的工业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
| 2、要素的商品化:被明确定价的资源 |
| 3、交易的虚拟化:村口看货和网上赶集 |
| 第七章 个体生活的际遇:生存策略调整与生活空间张力 |
| 一、生存策略的调整:“庄稼人”到兼业经营者 |
| 1、反哺式农耕:土地情结的延续 |
| 2、候鸟式务工:背井离乡的努力 |
| 3、嵌入式散工:闲暇时间的利用 |
| 4、自赋型创业:开拓创新的彰显 |
| 二、生活水平的流变:城乡过渡阶段的收入与消费 |
| 1、收入来源:非农收入的多元化转向 |
| 2、消费状况:日常性消费的全面渗透 |
| 3、闲暇时间:从时光消磨到自我实现 |
| 三、环境适应与排斥:转型社区生活空间的张力呈现 |
| 1、“占道经营”:公私“沉默共识” |
| 2、“车库他用”:现实利益的考量 |
| 3、“种菜养鸡”:传统惯习的延续 |
| 4、“搭棚办事”:文化习俗的影响 |
| 5、“空地晾晒”:日常生活的便利 |
| 第八章 社会认同的迷失:跨越身份边界的社会性重构 |
| 一、身份认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错位 |
| 二、制度认同:大政府与小社区的张力 |
| 三、生活认同:未来的生活何处安放? |
| 四、社区认同:共同记忆的解构与重构 |
| 第九章 时空延伸与未来:在城市与田园之间 |
| 一、向死而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命运 |
| 二、文化反思:乡村自反性与农民的文化自觉 |
| 三、未来何往:农业社会终结与城市社会来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镇政府干部） |
| 附录3: 实地调研影像 |
| 致谢 |
（8）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理论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视角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技术与国际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 |
| 1.2.2 关于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 |
| 1.2.3 关于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与国际关系的研究 |
| 1.3 论文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资料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项目上马：大国地位的不懈追求 |
| 2.1 强国御敌的必然选择 |
| 2.1.1 国家身份建构激发强国诉求 |
| 2.1.2 国际政治形态拓展战略视野 |
| 2.1.3 国际安全环境催生政治需求 |
| 2.2 科技兴国的历史演进 |
| 2.2.1 科研实力的恢复与整合 |
| 2.2.2 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
| 2.2.3 科学家推动核武器立项 |
| 2.3 苏联援助的有利时机 |
| 2.3.1 走向合作：中苏国家利益在核领域的展开 |
| 2.3.2 短暂蜜月：从和平利用到武器研发 |
| 2.3.3 中苏合作的初期成果 |
| 第三章 研发进度：外部压力的积极应对 |
| 3.1 中美敌对与美国的核威胁 |
| 3.1.1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华核政策 |
| 3.1.2 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各种尝试 |
| 3.1.3 以核禁试为突破口瓦解中苏同盟 |
| 3.2 中苏关系的转变与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 |
| 3.2.1 596事件——中苏核合作开始破裂 |
| 3.2.2 苏联毁约的背后 |
| 3.2.3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
| 3.3 中国在核领域的反应 |
| 3.3.1 增强独立自主研发的决心 |
| 3.3.2 加快研发速度回应核威胁 |
| 3.3.3 调整装备类型应对多方挑战 |
| 第四章 装备规模：适度足够的威慑原则 |
| 4.1 冲破阻碍的有限核试验 |
| 4.1.1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 |
| 4.1.2 第一颗氢弹试验 |
| 4.1.3 第一次两弹结合的试验 |
| 4.2 规模适度的装备部署 |
| 4.2.1 东风2号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数量评估差距 |
| 4.2.2 东风4号弹道导弹的推迟部署 |
| 4.2.3 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CSS-X-4）发展的“延迟” |
| 4.3 中国核武库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
| 4.3.1 化解中苏边界冲突背后的核武器因素 |
| 4.3.2 打破中美关系僵局背后的核武器因素 |
| 4.3.3 核武器及中国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关系 |
| 第五章 作战原则：自卫防御的战略方针 |
| 5.1 防御战略的民族传统 |
| 5.1.1 灵活防御的军事传统 |
| 5.1.2 反核威压军事战略 |
| 5.1.3 追求防御效益最大化 |
| 5.2 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 |
| 5.2.1 谋求最低限度核安全 |
| 5.2.2 核武器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
| 5.2.3 自卫防御的有效性 |
| 5.3 中国核战略的国际影响 |
| 5.3.1 美苏核战略与国际核安全规范的退化 |
| 5.3.2 中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
| 5.3.3 核武器仍是核心的国防力量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校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中国的核武器项目：情报收集和分析中的问题，1964-1972 |
| 附录B 1949-1972 年中国核武器项目大事记 |
（9）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概念及研究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概念 |
| 一、产业与产业结构 |
| 二、汽车产业结构优化 |
| 第二节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 |
| 一、产业发展理论 |
| 二、创新理论 |
| 三、优势理论 |
| 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五、低碳经济理论 |
| 第三章 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
| 一、美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结构优化措施 |
| 二、美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 |
| 第二节 德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德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结构优化措施 |
| 二、德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
| 一、日本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结构优化措施 |
| 二、日本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 |
| 第四节 韩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
| 一、韩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结构优化措施 |
| 二、韩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 |
| 第四章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作用、现状和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 |
|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
|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 |
| 三、中国汽车产业的结构现状 |
| 第三节 新常态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
| 一、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汽车消费渐成主流 |
| 二、新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
| 三、大规模“走出去”和“优进优出”并举 |
| 四、产能过剩和产业集聚并存 |
| 五、科技创新成为发展新引擎 |
| 六、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 七、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加剧 |
| 八、各种隐性风险正逐步显现 |
| 九、资源配置模式更多依靠市场和法治 |
| 第五章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的现状、问题与原因 |
| 第一节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发展的总体分析 |
| 一、产业集群发展 |
| 二、区域合作发展 |
| 三、龙头企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部六省汽车产业结构的具体分析 |
| 一、湖北省汽车产业结构 |
| 二、安徽省汽车产业结构 |
| 三、湖南省汽车产业结构 |
| 四、河南省汽车产业结构 |
| 五、江西省汽车产业结构 |
| 六、山西省汽车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集聚度比较分析 |
| 一、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
| 二、计量结果的分区域分析 |
| 第四节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一、产业大而不强且产能有结构性过剩的风险 |
| 二、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 |
| 三、产业集聚度偏低 |
| 四、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
| 五、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 |
| 六、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远不及预期 |
| 七、零部件产业与整车产业的发展不协调 |
| 第五节 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创新驱动力不足 |
| 二、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原因 |
| 三、产业宏观调控手段的原因 |
| 四、中部地区地方壁垒 |
| 五、重“整”轻“零”思想观念 |
| 六、中部地区汽车企业自身的原因 |
| 第六章 新常态下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目标 |
| 第一节 新常态的基本理论 |
| 一、新常态理论的提出 |
| 二、新常态理论的内涵 |
| 三、新常态理论与产业结构优化 |
| 第二节 新常态下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 |
| 一、合理化 |
| 二、高度化 |
| 三、国际化 |
| 四、低碳化 |
| 五、服务化 |
| 六、智能化 |
| 第三节 各区域汽车产业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的测度 |
| 一、多目标优化模型的构建 |
| 二、多目标优化模型的量化分析 |
| 第七章 新常态下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对策建议 |
| 一、进一步健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市场在汽车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
| 第二节 产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一、以科技创新引领汽车产业结构优化 |
| 二、进一步加强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的集聚 |
| 三、理顺零整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
| 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
| 五、发挥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键作用 |
| 第三节 区域层面的对策建议 |
| 一、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契机促进产业结构国际化 |
| 二、加强中部地区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合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年）（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前史 |
| 二、理论平议 |
| 三、框架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构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创立汽车工业的构想 |
| 一、创立汽车工业构想的历史脉络 |
| 二、民国工程界鼓吹创立汽车工业的动因 |
| 三、各种构想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 |
| 一、近代中国创办汽车工业的计划与实践 |
| 二、近代中国汽车修理业与配件制造业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二章 苏式体系移植模式：一汽的创建与成长 |
| 第一节 自主创建汽车工业的方案 |
| 一、重工业部汽车筹备组的成立 |
| 二、《汽车工业建设计划草案》述论 |
| 第二节 苏联对华援助与一汽的创立 |
| 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创立 |
| 二、一汽对苏联技术体系的移植 |
| 三、一汽建成初期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一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运营 |
| 一、外部因素对一汽早期发展的影响 |
| 二、计划经济时代一汽的发展绩效 |
| 三、计划经济时代一汽的产品研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二汽的创建 |
| 第一节 自行设计汽车厂的最初尝试 |
| 一、援建古巴汽车配件厂的流产 |
| 二、自主建设重庆重型汽车厂 |
| 第二节 苏式体系本土化与二汽的创建 |
| 一、二汽的早期创建计划及其夭折 |
| 二、二汽的正式上马及其选址问题 |
| 三、二汽建设与苏式体系的本土化 |
| 第三节 二汽的建成投产与早期发展 |
| 一、二汽的建成投产与早期生产状况 |
| 二、文化大革命对二汽的冲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渐进演化模式：上海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 |
| 第一节 上海汽车工业的渐进演化 |
| 一、建国初期上海汽车修配业的改造 |
| 二、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汽车工业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汽车工业的“土洋结合” |
| 一、中国汽车工业“土洋结合”运动的兴起 |
| 二、上海汽车工业“土洋结合”技术模式概观 |
| 第三节 上海汽车工业的早期产品研发 |
| 一、三轮汽车研发：“土洋结合”的典范 |
| 二、轿车研发：“土洋结合”的不完全成功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汽车工业散布型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的“遍地开花” |
| 一、大跃进时期的“遍地开花” |
| 二、“三五”期间的“遍地开花” |
| 第二节 几处略具规模的汽车生产基地 |
| 一、起步较早的南京汽车工业 |
| 二、北京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 |
| 三、重型汽车生产基地的分散发展 |
| 小结 |
| 结论 中国汽车工业早期发展的启示 |
| 一、国家嵌入产业的演化路径 |
| 二、以技术引进为主导的发展 |
| 三、比较优势战略而非赶超道路 |
| 四、以史为鉴 |
| 参考文献 |
四、东风能建成一个“汽车帝国”吗（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D]. 莫楚卉. 广州大学, 2020(02)
- [2]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荀怡倩.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7)
- [3]德占时期青岛城市体育文化记忆研究[D]. 王媛媛. 苏州大学, 2019(04)
- [4]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6]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7]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D]. 陈然. 南京大学, 2017(05)
- [8]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D]. 卢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11)
- [9]中部地区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李永康. 武汉大学, 2015(01)
- [10]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年）[D]. 关云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