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陈斯亮[1]（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认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裴欣[2]（2020）在《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间,西安城市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也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和城市变革。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是人类积极主动建设改造城市的活动,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城市发展先导的城市规划,自近代以来,从思想理论和规划实践两个层面,逐步实现了从萌芽到形成完善并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至现当代形成成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现代化转变,并由此引发了西安城市社会经济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切入,复原民国时期及建国后西安历次城市规划形成的过程,对城市规划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探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规划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历次规划为纬,大体上分为民国时期与当代时期两个阶段来研究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的过程。综观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情况,可以将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规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与完善时期以及继续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化和城市规划文件的形成主要从辛亥革命后至陪都西京确立之前,也可以称之为前陪都时期,出现了萌芽性质的两部城市规划文件,其一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其二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止的十余年间,是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时期,主要是在筹备建设陪都西京时期。这一时期西安先后出现了多部城市规划方案,既有民间拟议,也有官方擘划。民间拟议包括季平的《西京市区分划问题刍议》和易俗社孙经天《西京市政建设计划之准则》。官方擘划则包括《西安市三年行政计划》、《陕西省建设厅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行政计划》、《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西京规划》等。尤其是《西京规划》的出台,标志着近代西安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战后城市恢复建设的开展,《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随之编制完成。这部规划借鉴了当时西方主流规划思想,颇具时代意义。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从开始全盘引入苏联模式到逐步接受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至结合实际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规划方案,当代西安城市规划发展一波三折。西安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统一的安排和指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总共编制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即《西安市1953-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2008-202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这几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西安改变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面貌,从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城市,进入了现代化都市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历史时段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演变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指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历史继承和过渡时期的转型变革双重特点。同时总结了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分析了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专门之人才、具体之计划、充裕之财力、科学理论之指导是西安城市规划建设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西安城市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最为突出的动力因素,西安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政令的推行。最后,把西安的城市规划置于全球史背景下进行探讨,更加凸显近代以来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城市规划特点,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王伟[3]（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孙磊[4]（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张美霞[5]（2018）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析几何学较为系统传入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解析几何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着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中国解析几何学教学始于何时?中学为何要开设解析几何学?什么原因促使其出现?第二,数学教育制度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是否一致?第三,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有什么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今教科书的建设有什么启示?这也是本文选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本文坚持以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原始文献与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原则,采取系统论述与重点分析的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整体发展情况作为研究主线,重点论述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根据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解析几何学教学、教科书建设、教科书内容等特点,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划分为肇始（1893-1901）、初步发展期（1902-1921）、转型期（1922-1936）和成熟期（1937-1949）四个阶段。从解析几何课程设置、出版情况、审定情况、作者群的知识背景、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内容比较等方面分析不同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特征,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明末清初时期,圆锥曲线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从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科书纷纷传入,第一本从美国传入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代形合参》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意义深远,自此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校正式开始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登州文会馆与四川中西学堂等。1902-1921年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美国、英国与转译日本为主。解析几何学课程以大学开设为主,中学主要在高中实科一类中开设。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以留学回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版本与“坐标法”的“多样化”、章节结构差异较大、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以及高中几何教科书中出现“圆锥曲线”的内容。第二,1922年至1936年是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正式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随之出现大量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的汉译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由国定制演变为审定制,教科书编写者队伍仍以留学归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中学教师人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课程纲要”与“课程标准”首次对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自编教科书并非完全遵照课程内容编写,稍具“自由性”;汉译教科书大多译自与中国“课程标准”相近的美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在高中代数、初等几何等教科书中出现;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坐标法以“直角坐标”为主,极少使用“斜坐标”等是该时期的几个重要特点。1937-1949年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已趋于成熟,中学仍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自编教科书数量有所减少,汉译本仍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教科书编写群体中中学教师人数增加。此外,章节结构已成型;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内容有删减;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圆锥曲线”与“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解析几何学题解的相继出版是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几个显着特点。第三,对清末民国典型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从教科书的作者、编写理念、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圆锥曲线”的内容编排、概念表述、作图法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整体安排呈现“总-分-总”、“总-分”、“分-总”三种形式。定义方式有统一定义、几何定义与代数定义,抛物线因其自身特点均为统一定义,椭圆与双曲线采用代数定义与统一定义两种定义方式,其中有的教科书以两种形式定义,也有的只使用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以几何定义给出”圆锥曲线”统一定义,没有使用坐标法,编排极为不妥。另外,三种曲线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是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二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三种曲线大多采用器械与坐标定点法的作图方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整体呈现教科书的“多样化”、使用周期长、“滞后性”、自编本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等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美国数学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对中国的解析几何教学影响巨大,解析几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解析几何学课程是否开设、内容的难易与分配比例。此外,设置解析几何学课程不仅可以传播解析几何学知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函数”的思想;可以使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很好的衔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演变,为今天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经验,如:改变从“定义出发”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建立科学的教科书评价机制。本文首次从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论述1893-1921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首次系统论述其出版与审定情况、编写群体,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体现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影响;首次多方面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金淑兰[6]（2017）在《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化学工业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发展生产力、保障人类生活生产必需品以及国防建设和应对战争等密不可分,不仅对于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和当代的新技术革命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华化学工业会由欧美归国留学生于1922年在北京创建,是我国第一个化学工业学术团体,它荟聚了大批的化工人才,不仅为后来相继成立的专门学术团体起到了示范和带领作用,而且还推动了民国时期高等化学与化工教育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建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现代化工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尚缺乏对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系统性研究。本文通过发掘大量第一手资料,运用史料分析、文献解读、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学会承担的社会角色为主线,研究了中华化学工业会自1922年创建至1949年整个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我国化学工业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本文的主要工作有:（1）首次全面系统地厘清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创立、发展以及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条件。这部分内容为完善我国近代化工体制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弥补了我国化工史和技术史史界对相关专题研究的不足。（2）运用社会学方法探讨学术团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随社会变迁所进行的角色调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角色经历了从化工知识普及向化工知识研究的转变,而另一种社会角色——服务于化工实业界则一直伴随并贯穿始终。通过分析认为,除以上所述,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角色还表现在:构建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体系;开启了中国化工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化工人才;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建制化奠定了基础。可见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与化学工业有关的产业经济方面,甚至还涉及与化学工业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学术团体,其社会角色具有多元性和可变性。（3）详细地梳理了1922-1949年中华化学工业会的主要工作成就及其对中国化工事业的影响。包括化学工业普及方面,如搜集并发布化学工业新闻、举办通俗演讲、翻译化工着作,创办化工普及类刊物《化学世界》;化学工业研究方面,如学会的科研体制化过程、化工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建设、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和会刊为主所进行的化工学术研究等;促进实业界与化学界相结合所做的各种努力,如组织学者参观工厂、调查国内化工业现状、为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协助举办化工展览。这些史料的挖掘和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华化学工业会对于中国化工事业建设的突出贡献,以及推动中国化学工业建制化的积极作用。（4）对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化工学术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客观的评价。受条件所限,民国时期国内关于化工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并不多见,但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为主、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为载体刊发的大量文章实用性极强,对于科研同行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作用。（5）在挖掘中华化学工业会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特点。总体上看来,1922-1949年,我国国内的产品生产工艺简单,多为传统手工制作或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国内许多储备丰富的生产原料,仍处于粗放式加工阶段。通过分析影响民国时期化学工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剖析政府在化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专门学术团体对于社会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探讨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在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体制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刘文祥[7]（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认为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魏珂[8]（2017）在《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身体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我国教育界对身体进行了探讨,认为教育的身体转向,有助于回归人的本真存在,实现对人的生命关怀。大学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处于大变局中的近代大学生,在社会诸种力量影响下,他们身体的内与外、思想与行为等均在改变。本研究以身体为线索来探讨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将先前学界讨论教育问题的焦点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转移到对教育主体的关注。研究视角的转移,意在从另一个新的、贴近“人”的角度观察受教育者的自我感知与成长,进而反思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认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教育应如何影响和塑造人。通过梳理关于1895至1937年间我国大学生的相关史料,考察他们的身体变迁史,进而探讨国家与学生身体的归属关系规律,揭示影响学生身体发展的教育因素。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首先探讨与分析了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与变化,然后提出近代大学生身体变迁呈现出的特点。对近代大学生的发展与变化,本研究从六个角度进行剖析:一、大学生身体如何从家庭之身转变为学校之身,进而成为国家之身;二、近代大学如何努力把学生身体纳入学校的时空规训之中及学生对规训的因应与抗争;三、大学如何对学生身体进行野蛮化和卫生化改造,以塑造学生强健的体格;四、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由“修身”向“修形”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五、大学生爱情、生理的追求特征;最后,探讨在民族存亡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的生死选择。基于上述剖析,近代大学生身体与国家之间关系发展呈现出归属与背离的曲线,当国家危机严重时,身体的归属性开始变强,身体自主性变弱;当个人和国家矛盾加强时,身体自主性变强,归属性变弱。近代大学生的身体发展路线体现了其身体归属与身体自主间的统一与矛盾,大学生处身其间的应对与纠葛的历史是教育由“传统”而“现代”变化历程的一个具身化面向。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近代大学生身体发展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特征:一、身体归属国家化。大学生身体与国家的强弱不可分割,进而救国紧密结合,故增加军训和有计划地体育训练,着重“增强国民体质”的卫生实践,是近代大学身体教育的基本特点。二、身体形塑外向化。与传统教育注重塑造学生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不同,近代教育强调“野蛮其体魄”,注重学生外在自然形体的改造;强调身体形塑和身体改造与社会改造、追求国家富强的关系。三、身体活动自由化。近代大学灵活的入学、转学和休学等制度,使得学生在校际、院际的流动有很大的自由度;大学生积极追求婚姻自由、性自由,和活动空间的自由。四、身体规训人性化。近代大学引进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大学生管理包括时空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生活管理、学业管理。尤其是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纳入管理范围,这是近代教育人性化的标志。五、身体表现多样化。近代大学生摒弃了传统社会读书人四平八稳的行事姿态,热心运动,参与革命,留学救国,其身姿活跃在社会各种场合。总之,近代中国大学生身体塑造适应了时代需要,但埋下了工具理性、轻视修心等伏笔。
朱鲜峰[9]（2016）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着名学府,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亦卓有建树。本文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对这一学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着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指出学界目前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学衡派”成员及相关高校的研究不平衡、对“学衡派”的教育实践重视不够等,继而讨论并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重要史料文献。第二章着重讨论近代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学衡派”主要成员早年深受传统人文教育熏陶,此后大多赴美留学,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倡导“人文之学”,反对“唯科学主义”,为此后“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章重点考察“学衡派”的教育主张及其在东南大学的教学活动。1922年《学衡》的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舞台,“学衡派”一方面极力弘扬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其立场迥别于时流。在高等教育格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呈现出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前者以“激进”着称,后者以“保守”自持。作为“东南学风”的代表,“学衡派”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第四章着重论述“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成员在1924年前后逐渐星散,辗转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这一状况持续至抗战前夕。这一阶段可谓“学衡派”的低谷期,但其间亦不乏亮点,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享有极高的声望,“学衡派”在中央大学创办的《国风》杂志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五章主要探讨浙江大学与“学衡派”的重新崛起。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大量起用“学衡派”成员。抗战期间,“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如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强调培育通才,国文系主任郭斌龢重视文言文教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倡导史地合一,可谓各呈异彩,“学衡派”创办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更是成为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影响极大。第六章单独探讨胡先骕主持下的中正大学。1940年8月,胡先骕受命出任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成为“学衡派”中唯一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学人。在中正大学校长任上,胡先骕多有革新,并试图将民族文化与政治作更紧密的联结,但最终仍难逃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命运,在1944年被迫辞职,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反思。第七章着重叙述“学衡派”的谢幕。抗战期间,“学衡派”内部因性格不合、政见不同等分歧而产生矛盾,梅光迪在1945年底因病逝世,更是令“学衡派”再度分裂。此后郭斌龢转赴中央大学,吴宓改就武汉大学,“学衡派”最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风流云散。第八章“结语”对“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与局限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人格完善”与“文化传承”为“学衡派”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学衡派”在继承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亦对传统教育有所反思,并通过吸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文言文教学等主张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相较之下,“学衡派”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文教育的形态有所开拓,通过在院校、科系及教师个人层面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尝试,“学衡派”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及培养专家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姚远,王强,郭晓亮,刘小燕,颜帅[10]（2015）在《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简史（1912—2015）》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原始文献调研,理出了清华大学1912—2015年103年间期刊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并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对其发展概貌和代表性期刊作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清华大学最早的中英文综合性期刊为创刊于1912年的《达德杂志》和《益智杂志》;1912—2015年间总计创办约140种期刊。其中,《清华学报》以英文版参与"西学东渐",以中文版参与"东学西渐",营造五四运动前夕科学与民主的氛围,构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最高学术平台,也以其示范作用和诸多创新引领了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
二、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2）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城市规划的相关研究 |
| 二、近现代城市史相关研究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资料介绍及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资料介绍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西安的地理环境特征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地貌特征 |
| 三、气候特征 |
| 四、河流与水文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古代西安的城市建设和规划 |
| 二、西安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1912-1932年)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变革 |
| 一、晚清时期西安城市格局概况(1840-1911年) |
| 二、民国前期西安城市的初步发展(1912-1926年) |
| 三、国民政府初期西安城市格局发展演变(1927-1931年)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西安城市规划的萌芽 |
| 一、《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 |
| 二、《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形成与完善(1932-1945年) |
| 第一节 民国中期西安城市规划的发展概况 |
| 一、民间之拟议 |
| 二、官方之擘划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安第一部现代都市规划——《西京规划》 |
| 一、《西京规划》出台的背景 |
| 二、《西京规划》的出台过程 |
| 三、《西京规划》的主要内容 |
| 四、《西京规划》的规划者群体 |
| 五、《西京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继续发展(1945-1949年) |
| 第一节 民国后期西安城市规划的提出 |
| 一、民国后期西安城市发展的现状 |
| 二、战后西安城市规划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战后西安城市规划——《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 |
| 一、《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西安城市规划发展概况 |
| 一、建国初期西安城市建设的逐步恢复 |
| 二、建国初期三部都市计划的制定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的制定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编制的背景 |
| 二、规划的内容 |
| 三、规划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西安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规划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西安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当代西安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出台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背景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出台的过程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分析 |
| 一、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主要内容 |
| 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比较视野下的西安城市规划研究(1912-2020年)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当代西安历次城市规划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之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的特征 |
| 二、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思想演变 |
| 三、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落实的影响因素 |
| 四、关于西安城市规划的一些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资料选辑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时间范围 |
| 1.2.2 “高级中学用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肇始(1893-1901) |
| 2.1 解析几何学发展简介 |
| 2.2 早期传入的解析几何学知识 |
| 2.3 《代形合参》——中国第一本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2.3.1 原着作者与译者简介 |
| 2.3.2 《代形合参》的版次以及前人关于其底本的论断 |
| 2.3.3 《代形合参》与《代微积拾级》非同一底本 |
| 2.3.4 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 |
| 2.3.5 《代形合参》的内容分析 |
| 2.3.6 《代形合参》的编排特色 |
| 2.4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
| 2.5 学校的解析几何学教学 |
| 第3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初步发展期(1902-1921) |
| 3.1 数学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 |
| 3.1.1 清末新式教育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02-1911) |
| 3.1.2 新教育宗旨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12-1921) |
| 3.2 汉译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开始兴起 |
| 3.2.1 翻译英美与转译日本教科书 |
| 3.2.2 教科书翻译群体简介 |
| 3.3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
| 3.3.1 1902 -191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3.2 1912 -192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4 个案分析——以《温特渥斯解析几何学》为例 |
| 3.4.1 原作者与译者简介 |
| 3.4.2 编写理念与编排形式 |
| 3.4.3 主要内容 |
| 3.4.4 知识呈现方式 |
| 3.4.5 名词术语 |
| 3.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02-1921) |
| 3.5.1 翻译版本的“多样化” |
| 3.5.2 教科书章节结构差异较大 |
| 3.5.3 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 |
| 3.5.4 坐标法使用的“多样化” |
| 3.5.5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渗透“圆锥曲线”内容 |
| 第4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1922-1936) |
| 4.1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 |
| 4.1.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3年) |
| 4.1.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9年) |
| 4.1.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2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4.2.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3年) |
| 4.2.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9年) |
| 4.2.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4.3.1 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
| 4.3.2 汉译教科书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 |
| 4.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4.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4.4.1 以留学回国者及大学教师为主 |
| 4.4.2 中学教师人数较少 |
| 4.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4.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复兴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22-1936) |
| 4.6.1 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 |
| 4.6.2 自编本内容在遵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有增删 |
| 4.6.3 大多使用“直角坐标”,极少数以“斜坐标”为主 |
| 4.6.4 高中代数、几何教科书中出现“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内容 |
| 第5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成熟期(1937-1949) |
| 5.1 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课程设置 |
| 5.1.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1年) |
| 5.1.2 “修订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8年) |
| 5.2 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5.2.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1年) |
| 5.2.2 “修订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8年) |
| 5.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5.3.1 自编教科书数量略有减少 |
| 5.3.2 汉译《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数量增加 |
| 5.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5.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5.4.1 以大学教师为主 |
| 5.4.2 中学教师人数增加 |
| 5.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5.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37-1949) |
| 5.6.1 教科书章节结构成型 |
| 5.6.2 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标准有删减 |
| 5.6.3 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 |
| 5.6.4 “圆锥曲线”、“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 |
| 5.6.5 解析几何学题解大量出现 |
| 第6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的演变 |
| 6.1 研究对象 |
| 6.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编排的比较 |
| 6.2.1 “圆锥曲线”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整体编排 |
| 6.2.2 “圆锥曲线”中知识点的编排 |
| 6.3 解析几何教科书中“圆锥曲线”概念表述之演变 |
| 6.3.1 “圆锥曲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2 “抛物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3 “椭圆”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4 “双曲线”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5 “圆锥曲线”及其概念编排形式之比较 |
| 6.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作图法之比较 |
| 6.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特点分析 |
| 6.5.1 关于“圆锥曲线”的定义问题 |
| 6.5.2 抛物线、椭圆与双曲线的排序问题 |
| 6.5.3 “圆锥曲线”统一定义的给出方式与出现的时间问题 |
| 6.5.4 “极坐标”与“圆锥曲线”的编排顺序问题 |
| 第7章 结论 |
| 7.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特点 |
| 7.1.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多样化 |
| 7.1.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滞后性” |
| 7.1.3 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 |
| 7.1.4 解析几何学教辅的出现对教科书的补充 |
| 7.1.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的特点 |
| 7.2 影响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演变的主要因素 |
| 7.2.1 外部因素 |
| 7.2.2 内部因素 |
| 7.3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
| 7.3.1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意义 |
| 7.3.2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启示与借鉴 |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 |
| 2.1 创建背景与条件 |
| 2.1.1 社会条件 |
| 2.1.2 宏观背景 |
| 2.1.3 人才基础 |
| 2.2 学会的创建与发展 |
| 2.3 组织机构的变迁 |
| 2.3.1 对学会章程的不断修订与完善 |
| 2.3.2 内部结构的变迁 |
| 2.4 历任理事（评议员） |
| 2.5 会员分析 |
| 2.5.1 全体会员分析 |
| 2.5.2 代表性会员分析 |
| 第3章 化工宣传与普及工作 |
| 3.1 搜集、发布化学工业新闻，提供化工消息 |
| 3.2 举办通俗演讲，推动化工知识传播 |
| 3.3 翻译化工着作，引进西方先进化工技术 |
| 3.4 创办科普刊物《化学世界》 |
| 第4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办、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
| 4.1 会刊简史 |
| 4.2 历任编纂 |
| 4.3 发展历程 |
| 4.3.1 化学工业调查阶段 |
| 4.3.2 化学工业述评阶段 |
| 4.3.3 化学工业应用研究阶段 |
| 4.4 会刊的历史作用 |
| 第5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科研体制化探索 |
| 5.1 创立化工图书馆，为化工研究提供基础 |
| 5.2 发行化工专业期刊，鼓励学术研究 |
| 5.3 召开年会，促进学术交流 |
| 5.3.1 历届年会概况 |
| 5.3.2 年会发展历程 |
| 5.3.3 联合年会纪实 |
| 5.3.4 年会的演变及其特点 |
| 5.4 协助审定化学名词，推进化学用词规范化 |
| 5.4.1 化学讨论会的缘起与成果 |
| 5.4.2 与会人员中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分析 |
| 5.4.3 化学工程名词的统一与审定 |
| 第6章 对中国传统工业的改进与研究 |
| 6.1 肥皂工业 |
| 6.2 造纸工业 |
| 6.3 油脂工业 |
| 6.4 橡胶工业 |
| 6.5 油漆工业 |
| 6.6 制革工业 |
| 第7章 联络并服务于化学工业实业界 |
| 7.1 组织参观工厂，促进学企结合 |
| 7.2 调查国内化工产业，掌握化工发展现状 |
| 7.2.1 调查实录 |
| 7.2.2 关于化工调查的总结与反思 |
| 7.3 服务于实业界，为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
| 7.4 协助化工展览，推动化工产业发展 |
| 7.4.1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 |
| 7.4.2 举办化学工艺品展览会，暨组建化学工艺研究会 |
| 7.4.3 吴承洛对化学工艺品展览会的评价 |
| 第8章 结语 |
| 8.1 对学会在化工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评价 |
| 8.2 关于中华化学工业会社会角色的探讨 |
| 8.2.1 构建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体系 |
| 8.2.2 开启了中国化工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化学工业人才 |
| 8.2.3 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建制化奠定了基础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史料来源 四、本文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 |
| 近世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 一、近世以来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 二、风格交错的晚清民初中国建筑及大学校园 三、“中国固有之形式”与国立大学校园建设 四、清末民初武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校园建设 第二章 |
| 国立武汉大学的组建与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一、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 二、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酝酿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成立 三、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 四、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土地征收与纠纷 第三章 |
| 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及工程营造 一、建筑师开尔斯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 二、汉协盛营造厂与新校舍一期工程 三、六合建筑公司与新校舍二期工程 第四章 |
|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 一、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经费来源 二、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的经费筹措 三、对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收支的分析 第五章 |
| 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语汇和文化意涵 一、珞珈山校园的总体规划及空间布局 二、“南北”与“东西”:珞珈山校园的建筑风格 三、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衷碰撞 第六章 |
| 藏修息游焉:湖山风景与校园生活 一、武昌东湖:由荒郊野泽走向近代风景游憩地 二、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 三、民国时期珞珈山的校园生活 结语 附录一 |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地契信息统计表 附录二 |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筑一览表 附录三 |
| 民国时期珞咖山校园规划设计主要建筑工程师一览表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后记 |
（8）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概念界定与理论参照 |
| 第一章 “国”与“家”:近代大学生出现及其身体归属 |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群体及其身体概况 |
| 一、近代大学生的出现和壮大 |
| 二、近代大学生的地区、校际、院际分布 |
| 三、近代大学生的性别和年龄 |
| 四、近代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籍贯 |
| 第二节 救亡图存社会背景下的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变迁与实践 |
| 一、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 |
| 二、近代人才观中的身体 |
| 三、中国近代大学身体教育实践概述 |
| 第三节 国家化趋势下学生身体自由的日渐衰落:以拖尸为例 |
| 一、新生下水:“拖尸”活动的对象与目的 |
| 二、存废之争:“拖尸”引发的争论与结局 |
| 三、“身体”与“文化”:“拖尸”活动的深层次分析 |
| 第二章 “内”与“外”:大学生身体活动的时空展演 |
| 第一节 按部就班:近代大学的时间安排 |
| 一、寒来暑往:校历的变迁 |
| 二、从早到晚:每日的时间安排 |
| 第二节 四角天空:出入限制 |
| 一、出入有牌:请假证明 |
| 二、私人重地:难进难出的宿舍 |
| 第三节 威威讲堂:规矩的学生 |
| 一、点名考勤:身在曹营心在汉 |
| 二、难治之症:学生旷课缺课问题 |
| 三、自修室:第二课室 |
| 第三章 “强”与“健”:大学生教育中身体保护新举措 |
| 第一节 强身健体:近代大学生的体育与军训 |
| 一、大学生体育强迫运动 |
| 二、近代大学生的运动比赛 |
| 三、严格的规训:近代大学生的军训 |
| 第二节 保卫身体:近代大学生的卫生教育和疾病预防 |
| 一、近代大学卫生教育和卫生措施 |
| 二、学生卫生运动 |
| 三、大学生个人卫生思想与习惯 |
| 第三节 面对疾病:近代大学对学生疾病的关照 |
| 一、多重压力下的大学生身体状况堪忧 |
| 二、近代大学医疗制度建立和学生体检 |
| 三、近代学生疾病的治疗及其感受 |
| 第四章 “神”与“形”:大学生身体形塑重心的转变 |
| 第一节 礼与形:仪式中的大学生身体 |
| 一、传统祭祀方式的流变 |
| 二、为国为校:仪式和学生身体展演 |
| 第二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礼貌与姿态 |
| 一、清末大学堂中传统礼仪的浸染及影响 |
| 二、民国时期大学生礼仪规训 |
| 第三节 展现自我:近代大学生服饰的流变 |
| 一、化为一统:统一的制服 |
| 二、追求美丽:个性化的服饰 |
| 第四节 革命与自主:身体形象的改造 |
| 一、革命从头开始:剪发的故事 |
| 二、缠足与放胸:我的身体我做主 |
| 三、看与被看:女学生身体裸露的革命 |
| 第五章 “爱”与“欲”:大学生的爱与性 |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婚姻状况与爱情观念的变化 |
| 一、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与现代自由恋爱的浸染 |
| 二、近代大学生的婚姻调查数据 |
| 三、近代大学生身体归属及其婚姻案例分析 |
| 四、异性身体的魅力:大学生之自由求爱 |
| 第二节 近代大学生的性行为 |
| 一、大学生的性行为:从张竞生《性史》谈起 |
| 二、各种性行为:《申报》中大学生的性爱世界 |
| 三、学校对学生性行为的约束与学生的抵制 |
| 第六章 “生”与“死”:大学生的身体毁灭与干预 |
| 第一节 英年早逝:近代大学生死亡的情况 |
| 一、近代大学生早逝的数量和原因 |
| 二、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突然死亡的应对 |
| 第二节 魂归何处:近代大学自杀与干预 |
| 一、近代大学生自杀概况统计 |
| 二、自杀的原因分析 |
| 三、自杀的结果、善后与干预 |
| 四、自杀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民族民主而死 |
| 一、断指血书为哪般:五四运动中大学生的身体展演 |
| 二、喋血三·一八 |
| 三、救国岂止在口头:“九·一八”与“一·二八“爱国运动 |
| 第四节 近代大学生的生死观 |
| 一、人的身体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
| 二、自杀是自己选择死亡的权利 |
| 三、人应该追求生命的价值 |
| 四、生死本轮回 |
| 结语 |
| 一、从身体自主到人的解放 |
| 二、中国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特征 |
| 三、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实践的利弊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先期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初露头角：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 |
| 2.1 “学衡派”成员与传统人文教育 |
| 2.1.1 晚清教育改革与文教之存续 |
| 2.1.2 “学衡派”主要成员早期教育经历概述 |
| 2.1.3 梅光迪早期教育经历 |
| 2.1.4 吴宓早期教育经历 |
| 2.2 留美学生与“两种文化” |
| 2.2.1 中国学生留美情形概述 |
| 2.2.2 科学之学 |
| 2.2.3 人文之学 |
| 2.3 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哈佛大学 |
| 2.3.1 文学积淀与文化情怀：梅光迪在哈佛大学 |
| 2.3.2 融会中西,贯通文史：吴宓与哈佛大学 |
| 2.3.3 “学衡派”其他成员及盟友在哈佛大学 |
| 3 风云际会：“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
| 3.1 东南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格局 |
| 3.1.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格局 |
| 3.1.2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
| 3.1.3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崛起 |
| 3.2 《学衡》的创刊与“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1 《学衡》的创刊及其背景 |
| 3.2.2 “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3 《学衡》在教育界的影响 |
| 3.3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3.3.1 力秉中枢——刘伯明 |
| 3.3.2 旧学领袖——柳诒徵 |
| 3.3.3 援西入中——梅光迪、吴宓 |
| 3.4 东南大学风潮与“学衡派”的困境 |
| 3.4.1 “学衡派”的内忧外患 |
| 3.4.2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
| 4 群英散落：“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 |
| 4.1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 |
| 4.1.1 “学衡派”重聚东北大学 |
| 4.1.2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4.1.3 东北大学困局与“学衡派”的离去 |
| 4.2 吴宓与清华大学 |
| 4.2.1 吴宓转赴清华始末 |
| 4.2.2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 4.2.3 吴宓与清华大学外文系 |
| 4.2.4 个案分析：“文学与人生” |
| 4.3 中央大学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1 中央大学变局与罗家伦的上任 |
| 4.3.2 南北学风分合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3 《国风》及其文化、教育主张 |
| 5 东山再起：“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
| 5.1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及其动因 |
| 5.1.1 浙江大学沿革 |
| 5.1.2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 |
| 5.1.3 从东大到浙大：人文精神的传承 |
| 5.2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的人文教育 |
| 5.2.1 培育通才：梅光迪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
| 5.2.2 力倡文言：郭斌龢与浙江大学国文系 |
| 5.2.3 史地合一：张其昀与浙江大学史地系 |
| 5.3 “学衡派”与抗战后方学术圈 |
| 5.3.1 从《国命旬刊》到《思想与时代》 |
| 5.3.2 同声相应：着名学者的讲学活动 |
| 5.3.3 浙大文学院与新派人物 |
| 6 别求新声：胡先骕与中正大学 |
| 6.1 中正大学的创办与胡先骕的上任 |
| 6.1.1 “政教合一”理念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
| 6.1.2 胡先骕执掌中正大学始末 |
| 6.2 文化与政治之间：胡先骕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 6.2.1 胡先骕的办学理想与现实处境 |
| 6.2.2 胡先骕的办学实践 |
| 6.2.3 个案分析：文史系的办学活动 |
| 6.3 “《民国日报》事件”与胡先骕的办学困境 |
| 6.3.1 冲突初起：话剧义演风波 |
| 6.3.2 捣毁民国日报社及其影响 |
| 6.3.3 胡先骕的两难处境 |
| 7 曲终人散：“学衡派”的谢幕 |
| 7.1 萧墙之内：“学衡派”的隐忧 |
| 7.2 梅光迪病逝与“学衡派”的再度分裂 |
| 7.3 “学衡派”与武汉大学 |
| 8 结语 |
| 8.1 “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剖析 |
| 8.2 “学衡派”与中西人文教育传统 |
| 8.3 “学衡派”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 |
| 8.4 “学衡派”的教育成就与局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简史（1912—2015）（论文提纲范文）
| 1民国时期(1912—1949)期刊概貌 |
| 2民国时期的代表性期刊 |
| 2.1清华最早期刊新证 |
| 2.2 《清华周刊》 |
| 2.3 《清华周刊》增刊 |
| 2.4 《清华学报》 |
| 2.5 《工程季刊》 |
| 2.6 《清华大学工学院研究丛刊》 |
| 2.7 《清华昆虫学会通讯》 |
| 3共和国时期(1949-10—2015-10)期刊概貌 |
| 4共和国时期部分代表性科技期刊 |
| 4.1最早复刊的《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报》和《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 |
| 4.2 《清华北大理工学报》 |
| 4.3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4.4创办9种英文期刊 |
| 5结论 |
| 5.1清华“编辑制”与“集稿制”的存废替换试验证实期刊编辑制度的无可取代性 |
| 5.2 《清华学报》最早定义“学报”、最早探索国际化之路、创立第一份高校学报章程,并将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模式发展到极致 |
| 5.3 《清华学报》构筑学术交流平台以及网络化传播的倍增效应彰显了高校学术期刊的存世价值和未来发展方向 |
四、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近代以来西安城市规划研究[D]. 裴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5]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D]. 张美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6]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D]. 金淑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11)
-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 [8]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D]. 魏珂.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9]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D]. 朱鲜峰. 浙江大学, 2016(05)
- [10]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简史（1912—2015）[J]. 姚远,王强,郭晓亮,刘小燕,颜帅. 科技与出版,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