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真对杜甫的理解差异

一、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论文文献综述）

李江才^[1]（2021）在《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文中认为

吴丹丹^[2]（2021）在《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研究》文中指出《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仅存于世的作品,内容丰富而驳杂,反映了张表臣丰富的诗学思想与宋代诗话的典型特征。由于后世对张表臣其人评价不高,故《珊瑚钩诗话》在流传中并未被重视,但《珊瑚钩诗话》中部分诗学观点力求修正江西诗派后期流弊,十分具有探讨价值。再者《珊瑚钩诗话》内容驳杂,不尽论诗之语,还有一定史料价值、文体研究价值等等。本文根据古籍中记载有关张表臣的资料,通过对《珊瑚钩诗话》七十二则内容的梳理分析,将文章分为五章。力图客观评价张表臣其人,深入探讨张表臣的诗学态度与诗学观点,挖掘《珊瑚钩诗话》的其他价值以及了解其局限。第一章考证张表臣的籍贯、生卒年、履历以补充张表臣的生平信息。整理后人对张表臣的评价,挖掘张表臣负面评价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表臣的负面评价对张表臣作品产生的影响。第二章浅述《珊瑚钩诗话》其名字的含义、卷次的划分、版本的梳理。将《珊瑚钩诗话》七十二条内容按照“论诗及辞”“论诗及事”这两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并且总结其内容特征。第三章是分析《珊瑚钩诗话》中对唐宋诗人的论述,对杜甫五言诗歌风格与内容的的领悟与倡导杜诗原因的分析,以及对韩愈文章的推崇、对元稹白居易的态度、“元轻白俗”论产生的原因、对苏轼人格魅力崇拜的论述。第四章深入探究《珊瑚钩诗话》中提出的诗学观点,其诗学观点包括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发展与后期流弊的补救。继承方面有以杜为尊之继承,贵字句锻炼的继承;发展方面有创作学古的扩展和学古量力而行再求新的理念;后期流弊补救方面包括以意论诗使得诗歌达到含蓄天成的境界,诗歌的创作源泉由实践体悟,重新重视诗歌的现实主义题材。第五章评价《珊瑚钩诗话》的价值与局限,价值方面包括体现了宋代诗话的文体特征,对古今五十几种文体特征的论述可助文体研究的参考,对靖康时期部分历史事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记载有助于正史参考。局限部分包括诗话中部分诗歌的考据有误,张表臣个人诗歌创作与诗学观点的冲突,《珊瑚钩诗话》作者多举己作之不足。

郑韵扬^[3]（2021）在《北宋七言古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北宋七言古诗为研究对象。北宋七古以创作生态、题材内容、表现功能、风格技巧等多方面的新变,实现了七古诗体的艺术成熟。本文围绕七古诗体特色和发展中的突出现象,重点把握代表作家对诗体和诗歌发展的引领作用,纵向置于唐宋七古演变中考察,横向比较同时代不同诗人、诗体的差异,对北宋七古的发展创新和艺术成就作出比较全面的探讨。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庆历诗人为中心,从酬唱语境切入,研究酬唱令庆历七古在题材内容、手法风格、表现功能等方面产生的关键变化。通过分析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体选择,明确庆历诗人对七古一体存在一定的自觉选择意识,且受到七古体制、功用和主体心态、人生经历等多重因素影响。庆历诗人自觉将七古大量用于知己朋友的私人交流酬唱,在题材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好奇”倾向,常见以多重视点的对话组织内容;在手法风格上,兼善抒情与议论说理,并且易具有轻松畅达、活泼奔放的风格。酬唱对庆历七古题材和表现功能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友情题材中友情内涵的扩充和共同记忆的叙述,现实与历史题材中鲜明的议论品质,和咏物题材中穷形尽理的咏物模式更新。第二章以苏门诗人为中心,研究他们几类重要的七古题材如何营造“奇趣”的审美感觉和风格。苏轼的山水纪游七古擅长景物的动态呈现并具有哲理导向,主动对游踪进行贴合主体体验的剪裁。苏门诗人的题画七古往往与画作形制、内容、风格达成和谐一致,多运用以真实写虚幻的手法,呈现丰富的真幻关系,并展开更自由广阔的联想。苏门诗人书写日常生活的七古,善于运用多种叙写技巧形成平中见奇的反差化趣味,并以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和对物我关系的建构来超越日常。第三章探讨北宋七古的章法结构。北宋七古在起首与结尾、分段与线索、转折与过脉三个方面都有精密的表现和创新。“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对北宋七古章法有重要影响,通过梳理和辨析以古文章法论七古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七古章法的差异。苏轼七古的命意、构思和布局经常能在相应的古文中找到参照或形成互动,善于从前代典籍中汲取章法经验。欧阳修与王安石七古章法有舒缓和陡峭的差别,且欧阳修更擅长情感线索和结构线索有机融合的复合式结构。黄庭坚七古体制明显趋于收缩、收敛,以短章见长,也代表了其后北宋诗人诗体创作重心的变化。第四章探讨北宋七古的修辞特点,分为比喻和用典两方面。北宋七古擅长博喻和详喻,在喻体的选择、比喻的审美风格和创作方式上竞出新意,并且注重比喻的理路。梅尧臣七古用典已有博取和详写的趋势,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用典将陌生诗材纳入传统的表现经验,赋予更深刻的内涵。欧阳修擅长通过用典刻画事物,和塑造七古特定的风格,并体现博物学的倾向。苏轼和黄庭坚七古用典更加广博、密集、形式灵活,能够自出己意,与七古擅长的议论说理结合,使用典真正服务于奇思的表达。用典能够有效改善七古过分追求畅达而易伤平滑、直露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影响意脉流畅、形成套语等弊端。北宋七古用典的发展过程,也是知识影响七古风貌的过程。

陈立^[4]（2020）在《谭宗浚《补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组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谭宗浚《补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组诗见于谭宗浚诗集《荔村草堂诗钞》中,共48首,是谭宗浚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和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补充。本文结合谭宗浚诗集《荔村草堂诗钞》和文集《希古堂集》中的内容,细致解读谭宗浚此组论诗绝句,探究谭宗浚的生平后结合其论诗绝句中的内容,发现了其朴学考订下的务实儒学思想,经世致用的刑名法学观念和济世困局中迷惑的西学应对,进而确定其作为清代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对谭宗浚论诗绝句的深入剖析,发现其论诗绝句的系统性、重视民族性和地域性、选诗查漏补缺、尤重诗人群体的诗歌史观。同时,也指出了谭宗浚作为清晚期并不杰出的学者,他在对一些诗人、诗论的解读上的局限性,并发现这种局限性也可见于当时其他学者身上。继而,本文结合谭宗浚在诗集《荔村草堂诗钞》中的诗歌创作和他担任学官时的举措,总结出谭宗浚对传统诗学观的坚守,对儒家诗教观的新变,对“朴学”影响下清代论诗诗创作方法的接受和历史观与文学观的承接。这些都是谭宗浚在当时学风影响下的产物。本文最后总结出,谭宗浚是晚清时期绝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因此对其论诗诗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的分析与批判可以管窥清代传统文人群体在历史和学术环境中的典型思想和态度。

颜程龙^[5]（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张悦^[6]（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熊茜茜^[7]（2020）在《《诗话总龟（前集）》研究》文中认为《诗话总龟》是宋代的一部诗话总集,采自诸家诗话、笔记、小说、史补等资料,引书近百种,荟萃繁富。前集为北宋阮阅所编,后集为后人所补。这样一部具有诗话体、选本体、汇编体性质相结合的着作,是研究古代诗论的重要资料。本文主要以《诗话总龟（前集）》文本为立足点展开。总的来说,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绪论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诗话总龟》及其编者阮阅,再阐述《诗话总龟》的研究现状,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正文部分共三章,分别从《诗话总龟（前集）》的体例安排和诗学思想两个角度切入论题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是综合分析《诗话总龟（前集）》的体例特征,从内容构成、立目安排、思想内涵三方面进行考察;第二部分是比较分析《诗话总龟（前集）》所关注的唐宋诗人,探究其中所表现出的编者诗学倾向及所选诗人个人风采,进一步发现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第三部分是阐释《诗话总龟（前集）》的诗歌创作思想,从作诗之法、诗歌风格两个方面分析,力图进一步展示《诗话总龟（前集）》的诗学倾向。总之,前人对《诗话总龟》的研究选题较为集中且较为分散,本文试图立足《诗话总龟（前集）》自身文本尽可能做一个全面梳理,以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抛砖引玉。

王超^[8]（2019）在《杜甫遗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汲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盛佳^[9]（2019）在《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杜甫是唐代甚至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学界对杜甫的研究几乎涉及方方面面,但对于诗中的人物形象研究还稍显薄弱,大多集中于对某种具体人物类型或者单篇有关人物的诗作解读,尚未有系统的杜诗人物形象梳理研究。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杜甫诗歌的人物形象。一,论述唐前诗歌的人物形象。从创作背景和诗中塑造的人物类型两方面具体分析,论证唐前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和描写技巧对杜诗产生的影响。二,整理分析杜诗中的人物形象。梳理有过细腻人物形象描写、表现人物精神风貌的诗歌,用表格等量化统计方式对比列出,再将人物与诗歌体裁、创作年代联系研究,归纳阐述杜诗中的人物类型。三,研究杜甫诗歌的人物塑造艺术。其中有对唐代诗人李颀的描写借鉴,还有诗人独特的创新发展。杜甫突破固有文体的表现方式,将小说、文、史传的表达方法纳入诗歌创作中,既丰富了诗歌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情感表达,也开创了文体间交流互融的新世界。四,揭示杜甫人物塑造与艺术技巧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杜甫以其诗歌内容的丰富特色为后代诗人所学习敬仰,其中白居易继承了杜诗描写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风格,韩愈、李贺剑走偏锋,侧重尚奇风格塑造人物。唐代小说亦从杜甫诗歌中吸收借鉴,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孔庆蓉^[10]（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提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二、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2）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北宋七言古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谭宗浚《补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组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诗话总龟（前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杜甫遗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四、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 [1]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D]. 李江才.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研究[D]. 吴丹丹.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北宋七言古诗研究[D]. 郑韵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4]谭宗浚《补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组诗研究[D]. 陈立.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3)
• [5]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6]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诗话总龟（前集）》研究[D]. 熊茜茜.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8]杜甫遗迹研究[D]. 王超. 西北大学, 2019(04)
• [9]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D]. 盛佳. 青岛大学, 2019(02)
•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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