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歌的影响

一、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话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孙艳^[1]（2021）在《《丹丘诗话》与中国古代诗学》文中研究说明

李敏^[2]（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陈阳^[3]（2020）在《服部南郭汉诗研究》文中指出日本汉诗是汉诗人们借助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来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感受的文学样式,它既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渗透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包含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江户中期的汉诗人服部南郭自幼受到和歌与绘画艺术的熏陶,后转入徂徕门下学习汉诗,他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根基,在继承日本本土的审美情趣同时又接受外来文学思想的影响,汉文学与和文学的传统在他的作品中达到完美的结合,故本文以他的汉诗为研究对象。对南郭的汉诗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国内诗歌研究的内容,又能让国人了解具有日本民族审美意识和独特文化历史背景的汉诗的独特魅力,让汉文化圈各国创造的汉语诗歌,转化为我们认识中国诗歌、了解周边文化的窗口。本文以南郭汉诗为突破口,对他的诗论、汉诗内容、汉诗特色以及对杜诗的受容等具体研究,也就是将南郭对中国文化接受、融合的角度将域外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综合研究,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在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南郭其人、国内外研究和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介绍,并指出南郭诗文创作情况以及致仕前后的不同人生体验对其汉诗创作内容、体裁和风格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是对南郭的诗学观及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了南郭对封建幕府体制的失望与无奈,在政治上的坎坷辛酸,明代文学东传以及日本自身社会条件下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对南郭以“文人”自居的驱动作用;梳理了以“李王”为首的尊唐复古理论对南郭形成以盛唐诗为诗学典范的影响脉络;概括出南郭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诗歌表情达意本质特征的认识。第三章介绍南郭的汉诗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交游诗,送别诗,爱情诗,怀古诗,隐逸诗这五个方面。第四章集中分析了南郭汉诗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他用典手法多样,含蓄真挚的情感表达以及词汇的表现特色方面。第五章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南郭对杜诗的接受情况,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南郭学杜诗的原因,归纳出南郭对杜诗诗语、构思立意、“野老”意象、连章组诗的运用和以议论入诗等方面的慕习。

史可欣^[4]（2020）在《日本文话中的韩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愈、柳宗元共同推动的唐代古文运动,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要的域外分支,日本文话高度尊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宗师地位。本文将以日本文话为研究对象,整理当中关于韩柳思想、文法、笔法、风格等的独特表述,对比中日文学源流对韩柳接受的异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找到一个可供研究的异域剖面。除去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拟分为三章。第一章讨论日本文话中韩柳的历史地位。结合江户时期文学思潮及其历史背景,从思想史、文学史两条评述主线的交汇,定位日本文话对韩柳“文道之源”历史地位的追认。文话材料中辩白韩柳生平功业的内容,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清晰佐证。第二章分析韩柳文论思想在日本文话中的接受。其中包括以六经为本,参以左、史、庄、骚等为取道、取法之源的范畴论;强调“词必己出”,追求“气全言正”的写作要求;以韩柳为例证讲解篇、章、句、字“四法”等。此外,本文把日本文话中韩柳范文的选取情况,日本文人对韩柳章句的独特考证归入此章,作为日本文话对韩柳文论思想接受的旁证。第三章讨论日本文话评韩柳不同的风格和体裁成就。包括“韩海柳泉”的文风差异,对柳宗元山水游记文学造诣的认可,在文章辨体方面以韩柳为参照等。最后,结论部分是对全篇内容的总结,附录为笔者整理的《知见日本文话目录》与影印本《支那文法批阅目录》所收文话简表,以期对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陈星宇^[5]（2020）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今文学优劣之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旨在比较古今文学之间孰优孰劣,文论家对古代文学和当下的文学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崇古”、“崇今”和“古今各有千秋”这三种观点。现有的文学研究大多从“古今观”、“复古运动”、“古今之争”等方面进行分析。“古今观”实质是一种历史观念,“复古运动”只涵盖了“崇古”这一种观点,“古今之争”是西方文学论争的概念,而“古今文学优劣之辨”与上述几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现有的研究中,真正意义上探讨“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进行研究。绪论部分对“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相关的文学研究现状进行分类和描述,对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概述。论文主体内容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的概念阐述。首先对“古今文学优劣之辨”进行概念界定,然后将“古今文学优劣之辨”与“古今观”、“复古运动”和“古今之争”进行概念辨析。第二章是“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历史发展。首先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涉及“崇古”、“崇今”、“古今各有千秋”三种文学观点的具体文论进行阐述。然后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并找出其发展的内核特点。文论家们持有“崇古”观点较“崇今”、“古今各有千秋”观点的现象更为普遍。“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具有客观性、时代性、稳定性、历史性、独立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第三章是“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评判标准。古今文学优劣的评判标准虽不唯一,但我们从中能够梳理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我们分别探讨“崇古”、“崇今”和“古今各有千秋”三种观点的具体评判标准。其中“崇古”的评判标准最为复杂,因此从“重道”、“重质”和“重真”入手。最后总结出“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评判标准的特点。第四章是探究“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价值。首先探究“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出于阐述自身的文学观点,二是出于改革文弊的目的,三是出于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明确“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出现的必然性,三种文学观点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原因。最后从“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纵向时间对比的方法论明确其价值。结语部分总结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的研究成果,陈述本论题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意义。

朱琪^[6]（2019）在《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文中指出篆刻创作理论是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篆刻艺术最为兴盛的阶段之一,清代篆刻创作理论不仅重要,并且具有与其他时期相异的特色,然而尚未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篆刻创作理论进行系统地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整理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研究与批判,试图揭示其对当今篆刻艺术发展的参考意义。清代篆刻创作理论形成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之下,受到考据学“崇实”学风的熏染,强调实用,注重技法总结。大量文人参与篆刻实践和理论建设,使清代篆刻的文化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并出现了叙事性边款、印人传记、论印诗、印学丛书等新的理论形式。在清代金石学的影响之下,清代篆刻在字法、印式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深化发展,由此产生了“印从书出”、“印中求印”、“印外求印”、“印超秦汉”等全新创作观念,宋代开始萌发的“印宗秦汉”思想也得到新发展。篆刻刀法理论在清代发展出合理、稳定的刀法体系,以刀法表达意象成为篆刻创作的重心,这种“印从刀出”现象萌芽是刀法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篆刻进一步趋向艺术化的重要标志。清代学术与艺术的交织碰撞,催生了诸多富有特色的篆刻美学思想,以当时重要学者与篆刻家的总结最为精深,显示出清代篆刻理论的思想高度。明代画学与印学的南北分宗论对篆刻流派观念影响很大,对清代篆刻流派的梳理有助于揭示流派从产生至式微的发展规律。晚清赵之谦对“徽”、“浙”两派篆刻的评骘以及由此引发的篆刻史“巧拙”问题的持久辩论,正是印学分宗与流派发展问题的延续。由于篆刻艺术传统稳定的内在结构,清代篆刻的现代性转向基本延续其自律性而发展。晚清民国交替时期,在“西学”思想影响下,篆刻理论也体现出以“维新”为表、“尊古”为里的特征。文章所揭示清代篆刻理论在美学上的重要创新,还包括“气”美学思想的深化发展、“心手”辩证关系的深入讨论,以及对“复古”美学思想渊源的厘清。创新思想是篆刻艺术发展活的灵魂,通过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的研究,文章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创新的关捩在于创作者对自身“我”的认识,由此揭橥的“印从我出”创作思维模式是对篆刻“技”、“法”、“理”的超越,避免篆刻创作陷入机械的技法泥淖。清代篆刻创作理论对其他文艺理论的依附性强,自身缺少严密的理论体系,总体呈现零散化、片段式的特点,同时存在辗转抄袭的缺陷。篆刻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后人不断通过归纳、总结、推理,方能建构而成。清代篆刻理论研究对于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能够为当代篆刻创作及理论研究提供有效借鉴。

鲁国霞^[7]（2019）在《《唐诗正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明代唐诗选本中,高棅的《唐诗正声》选一代“声律纯完”篇而成,是继《唐诗品汇》后完善他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唐诗正声》是从《唐诗品汇》中精选而成,但在近现代疏于刊刻流传,所以其关注度远不如《唐诗品汇》,目前学术界对《唐诗正声》的研究较零散,尚不完善。本文对《唐诗正声》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梳理了高棅梳理了高棅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影响下的个人诗学背景,认为这对《唐诗正声》的产生背景和成书过程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述《唐诗正声》的产生背景和成书过程;第二章论证了《唐诗正声》的版本,还包括《唐诗正声》版本的流传过程;第三章重点分析《唐诗正声》的选诗情况,包括它在体例上对《唐诗品汇》的继承,以及在选诗上呈现出的独特风格;第四章对日本学者的《唐诗正声笺注》本、明代学者桂天祥的《批点唐诗正声》的特点进行论述,以此体现《唐诗正声》的影响力;第五章重点探讨《唐诗正声》产生的价值,其中包括《唐诗正声》的选学价值、诗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

岳佳^[8]（2019）在《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袁宏道的诗学思想产生于晚明文学革新的复杂场域系统中,其六朝诗学观念自然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独特的个体小传统对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风度与“适”“狂”处世态度的影响,劲质楚风与绮丽吴风的交叉影响,前代诗论家诗学观念的启发等等,分别从历史文化场域、地域文学场域及诗学场域三方面建构起袁宏道的六朝诗学观念,并使之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袁宏道对六朝诗学的接受主要是从诗人、诗史、诗学术语三个维度把握的。于六朝诗人之中,惟推举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以“诗趣”“淡”评陶,以“诗料”论谢,并将陶渊明奉为最高审美典范“真性灵之宗”。从诗歌发展史角度来看,为摆脱传统的影响,他提出了“六朝无诗”说与“乐府不相袭”论两个特殊命题,在明代诗坛可谓独树一帜。基于文学革新观,他指斥六朝诗歌为“恶诗”“无诗”;基于通变诗史观,又认同六朝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草创之功,袁氏对六朝诗歌的态度十分复杂矛盾。在诗学术语上,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多有借鉴和承续,主要有“趣”“淡”“奇”“韵”“真”“性灵”“通变”等等,其中“趣”“淡”“奇”“韵”“真”是袁氏对诗歌审美特质的把握,“性灵”是对诗歌本质的认知,“通变”是对诗学发展的体悟。袁宏道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利于迅速廓清拟古导致诗道寝弱的颓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直露俚俗的流弊。在与复古派、六朝派的六朝诗学观念对读中,展现革新语境下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新变与偏狭。虽然袁氏对六朝诗歌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从接受美学来讲,亦勾勒出六朝诗歌在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下的接受情况。本文深入探讨袁宏道对六朝诗人、诗史地位的评价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诗学观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分析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对前人的扬弃与继承,同时也探讨袁氏在性灵诗论观照下对六朝诗歌评价的局限性与偏颇性。

孙伟^[9]（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常威^[10]（2018）在《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掀起了明代思想界的惊涛骇浪,而且对当时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乃至后世以及域外近代文学仍受其沾溉,明代散文亦从中获益匪浅。不过,阳明心学视阈下的散文研究较大程度上仍夹杂于文学的整体畛域而未完全独立,更为系统与细化的研究尚待深入。而整体而细化的阳明学与明代散文耦合研究,不仅有助于呈现二者耦合的基本体貌,直观阐发阳明学介入了明代散文发展的哪些方面,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而且通过研索融摄阳明学与其他哲学（如理学、关学、政治哲学）学者的文学创作,从中抽绎体现不同哲学思想的散文理论以作比照,这与直接抉发阳明学派的文学思想或泛泛而谈由阳明学而滋生的情欲、自然等理论学说相较,显然更易发露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的方面与程度,且使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而避免浮泛其上或似是而非。本文整体上从散文理论、思潮、流派、要素及文学思想入手,不仅关注明代散文发展进程中出现诸现象原因、发展进路及嬗变规律的阳明学质素,而且期望对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思想形成与流迁的具体情形作出说明,以期在总结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展既有研究领域、视阈,推进既有方面的研究程度,推动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绪论主要交代选题缘起与本论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基于对研究现状及不足的勾稽,明确研究范畴以及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阳明学与明代文学耦合的内在理路。指出明代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士人学子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士习、学风日下。是故,王阳明高树“忘己之学”之帜,并力倡“天下未有学而不能行者”,以疗救为学沉疴。在追名逐利之风的熏染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己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于是阳明又倡“致良知”以补正人心。鉴于“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的情形,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题中之意。而此弊在激动时人“正文体”观鹊起的同时,也触发了阳明学“修辞立诚”观的突显,并推助“文如其人”向“文即其人”观的演进。第二章主要论述阳明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寓含了对文、道、人疏离的深刻体认。在此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师古人之心”的倡言及师心即师天、师道的互转,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其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发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便如同三代之文,不论诉诸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必然叠合而充溢着道的气息,“莫非道之用也”。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散文有一股“以复古为解放”的洪流。面对台阁末流流弊,七子派之复古已含蕴着革文弊近习、纠偏帖括与格调美的标举等解放的因子,但形式摹拟的注重又不免沦处于另一种守旧。阳明虽未明言复古,但未尝不复古,他已彰显鲜明的复古人之心倾向,可谓词章之真能复古者。这影响于文章,特重其蓄存的古人之心,力戒“在词语上驰骋”,不可伪为,也衍生了反虚文比拟、尚质、兼采通变与法出自然等文论话语。受心学派影响,部分七子派成员李梦阳、徐祯卿、王九思、郑善夫等发生了复古思想的转化,而鉴于七子派复古重情求真的的后期转变,契合了心学派的文学思想主张,因此也发生了心学派投身七子派的情形,黄省曾“不复古文,安复古道”的宣言直接表露了对七子派倡复古文的肯定与依归。第四章探讨明代散文流派蜂起与迭变的心学诱因,认为阳明心“学贵自得”下滋生的明代学人偏胜、矫激的性格特质成为明代散文流派迭变频仍的一个重要成因。要之,主导某一流派的筚路蓝缕者的心态与性格虽无法决定其文学主张的具体指向与内容,但却与他们文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有莫大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流派或激进、或持平、或调和、或创新的面向以及程度,进而影响着它的后续演进。第五章主要论述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不过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交织、延迟又递嬗的情形。明代的诗文之辨,虽然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但是前七子所主张的“诗主情”则饱含儒道内涵。而因为阳明学本质重儒道的倾向,兼之唐宋派继承阳明学时的儒道侧重,所以重情但更重道的阳明心学并没有即刻导致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转轨。至于阳明后学因背离阳明心学的“致”而过分强调“良知”,因而有跳脱理道的拘囿而有对个人情欲的强调,而这一转变也滋生了晚明文学重情说的蜂起,但是此期学人看似对理道的背离未尝不是对世俗儒家伦理的回归。第六章主要论述知觉、感应中寓含的直觉思维为阳明心学与公安派小品文间的热烈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其影响所及,一在于不避俚俗的口语化语言。二在于行文不遵法度,一任思虑流淌而不加理性约束。三则表现为对事物的不加择选的瞬间捕捉,所以公安派小品文创作瞩目的焦点常常落于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自然风物上。还需提及,阳明学的“求乐”倡言所导致的对自适人生的追求也为时人追求文章自适提供了思想保障,而这种人之自适在文章中折射的求适趋向,又反哺于时人追求人生自适意识的生成。换言之,浓郁而强烈的自适追求使得时人将文纳入他们构建自适人生的体系,并酝酿了他们“以文求适”观的生成。第七章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所瞩目的知行和会触发了其对名副其实的强调,而名实相副中对“实”的瞩目也必然要求他在文道关系的梳理中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从而在对孔子删述六经的论述中,确立了六经作为文章创作的最高典范,并明确了六经作为文以载道的生成来源以及归宿的思想倾向,由此也体现出浓郁的政治事功色彩。而“四句教”所透显的不着点尘、不为杂念所染的修行策略,则促推了他对光风霁月为文境界的称许。此外,“德业之外无事功”的德本之论以及“心外无物”的宏大境界也成就了其“醇而肆”的文风。第八章论述融汇关学、程朱、阳明学的关学大儒冯从吾亦不乏圆融又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他的理学、文学并不相碍但以理为本的文学倾向、将主静但又标举动亦是静的理学主张融渗于文章写作法门,明显烙刻了程朱理学的印记,但又体现出一己独有的特色,其文须自得妙悟的思想则和阳明学派的“学贵自得”思想与文学主张多有契合,而由注重躬行实践带来的对文人之行的重视则更多地是其实学思想浸润的结果。第九章主要论述由于深厚的阳明学修养,“平生志伊尹”的政治期许,以及因地域因缘从而对江西欧、曾、王等古文大家及其重文主张的追慕,兼之丰富的文学实践以及深刻的文章体悟,李绂的文学观融摄于心学、政治与文学之间。李绂在阳明学扫清成圣障碍及尤重躬行有得的思想支撑下,打通了道统与治统的隔阂,并由此建构了“文——道——治”的话语体系,实现了文道与治道的融合。其“立言须兼德与功求之”的思想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李绂在文论上的事功倾向。其“诗文,心之所发见”的立论则带上了鲜明的心学色彩。受阳明学考据传统及清初考证学的影响,李绂多以考据入文章。心学家的李绂在文章体认与创作上,反突破了理学与心学范囿,每站在文学本位思考文章内容、体式、技巧诸方面的问题。

二、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话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话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服部南郭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文话中的韩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7）《唐诗正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话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丹丘诗话》与中国古代诗学[D]. 孙艳. 南昌大学, 2021
•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3]服部南郭汉诗研究[D]. 陈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日本文话中的韩柳研究[D]. 史可欣. 南昌大学, 2020(01)
• [5]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古今文学优劣之辨”现象研究[D]. 陈星宇. 扬州大学, 2020(02)
• [6]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D]. 朱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唐诗正声》研究[D]. 鲁国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岳佳. 河北大学, 2019(08)
•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10]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D]. 常威. 南京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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