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周故里之争

一、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黄震云^[1]（2021）在《庄子的里籍与生平事迹辩证》文中提出根据礼制,庄子的字当为"休","休"也是庄子确定的道的存在方式之一。庄子的故里是河南民权县,安徽蒙城是侨置故里,不能坐实。山东曹县是他担任漆园吏的仕宦地,而东明是庄子后裔的居住地。按照周公建造洛邑时候的地理准确定位,庄子是北方人。庄子曾经担任的漆园吏是漆园的管理职务,非长官。唐玄宗天宝元年,庄子被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

王杨^[2]（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魏梦莹^[3]（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王献松^[4]（2017）在《《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之儒家类为研究对象,从文献目录学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学、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展现《总目》儒家类着作收录、编排的整体情况,儒家类与经、史、子、集四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类提要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在《总目》儒家类文献研究方面,《总目》儒家类前理学时期着作的收录以重古书、重古注、重儒学风气之转变为特点,理学时期着作的收录以“尊程朱、抑陆王”为特点。儒家类四百余部着作的编排大都“以时代先后排序”,这是“编排正例”,对于“注解”类着作,采取“以原书作者为主,以注解者为辅”来确定时代;对于“编辑”类着作,以“是否自为着述”确定着作归属,属于“自为着述”者按编辑者时代着录,不属于“自为着述”者按原材料作者时代着录。此外,其“编排变例”有三种情况:“帝王御撰、敕修”类着作统一列于各朝代着作之前,“涉伪”类着作按原题作者时代编排,“不着编撰者名氏”类着作统一列于各朝代着作之末。“儒家类”是目录分类上极为稳定的一个概念,但其所收着作类型历代却有增减,这与目录学家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关的着作地位的变化有关。“儒家文献”则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对文献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儒家文献角度来看,《四库全书》具有“儒藏”性质,可以承担“儒藏”职能。儒家文献的概念远远大于目录分类上的儒家类。在《总目》儒家类与四部关系研究方面,儒家类与经部关系最为密切,经部着作都属于儒家文献。六经是经部最为核心的部分,孔子通过对“六艺”的儒家化建立起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尊“六艺”为“六经”,使“六艺”经典化,成为儒家经典,并进而成为国家的经典。《孝经》、《四书》是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着作,《孝经》、《论语》本是儒家传记,而非“经”,它们经典地位是在汉代以后逐步确立的;《四书》之《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之单篇儒家传记,《孟子》在宋以前一直作为子书列于子部儒家类,后经宋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而与《论语》并列,并进而之同列经部。“小学”之教学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故刘歆《七略·六艺略》中列“小学类”,其中仅收录“六书”着作,给人一种“小学=六书”的错觉。后世虽有目录着作将与幼童教育相关的“幼仪”、“笔法”、“蒙求”、“记诵”类着作列入小学类中,但《总目》则将其全部排除在小学类之外,其中有关幼童德行启蒙教育的“幼仪”类着作（如朱熹《小学》等书）即被改列于子部儒家类之中。儒家类与史部关系也极为密切,正史类着作基本都是按照儒家思想（如《春秋》以道名分）来进行编纂的,《总目》对史部进行的以正史为纲、其他类别为目的“纲目结构”安排,体现出整个史部就是一部“大正史”,儒家与整个史部都紧密相关。史部其他类目之中以传记类着作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传记类中儒家人物传记、儒家学派传记等对儒家人物、学派的记载,基本上与经部、子部儒家类着作对儒家理论主张的阐发,构成了儒家“行”、“言”的两个层面。儒家类与子部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儒家对其他各家的统领关系,历代目录着作的子部都是以儒家类居首的,这是目录着作“尊儒”的体现,与四部分类法以经部居首体现的“尊经”相同。子部其他类目之中以杂家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兴起于秦汉时期的杂家与当时的谋臣、门客关系密切,“杂家出于议官”之说值得肯定,杂家作为诸子之一家,可成一家之言,其宗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制宜。或者说,杂家更多地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诸子,而非学说理论意义上的诸子。秦、汉以降,儒家学说在方法论方面经历了“杂家化”。儒家的“杂家化”就是立足于儒家思想,并兼容其他各家思想进行综合性创新,进而产生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的儒家思想。这其中包括兼容其他诸子之学而形成的政治儒学和兼容佛、道二教思想而形成的心性儒学两个方面。儒家类与集部着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名、实关系,《荀子》、《新语》、《新书》等儒家着作从形式上来看也有“集”的性质,而《木钟集》、《一庵遗集》等以“集”命名的着作又被列于儒家类中。集部类目之中以别集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除佛、道教学者的别集之外的别集都可笼统称为“儒家别集”,按它们与儒家关系的远近大致可分为大儒别集、儒臣别集、文儒别集三个层次。在《总目》儒家类与儒学史、学术史关系研究方面,《总目》将儒家类着作分为前理学时期、理学时期两个阶段的着录方式具有对儒学进行分期的性质,但这种以“理学”视角来审视儒学发展的儒学“两期说”,并不能很好地展现前理学时期的儒学发展状况,也对宋明时期心学发展多有忽视。这与目录学“辨章学术”的局限有关,再加上理学“道统说”对《总目》编纂思想的影响,儒家类构建儒学分期的努力终归失败。自满族入关之后,清廷重倡程朱理学,对于清初政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程朱理学在思想（如“夷夏之辨”）、形式（如“聚徒讲学”）上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稳定因素,这使得《总目》儒家类以“尊程朱”为主的评价标准,与《总目》整体上“重考据”的宗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清廷通过编修《四库全书》以营造浓厚的考据学风气,正是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端,以达到在政治上打压朋党,并进而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可以说,在乾隆中后期的汉宋之争,其表面上虽然是考据与义理之争,但其实质却是政治对学术的侵蚀,皇权对儒家学者的驯服的意图。

张谭^[5]（2017）在《《列子》寓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列子》是一部经典的道家着作。全书以寓言为载体,通过精辟的议论和说明,意在宣扬“虚”、“静”、“无为”等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其成书年代的不确定,致使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关注“真伪”问题,而对其文本价值没给予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暂抛开“真伪”的争辩,以今本《列子》为依据,对书中寓言统计和分类研究,来发掘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列子》寓言统计与分类。一方面,通过对中西方寓言的对比分析,以谭家健先生的统计标准为依据,界定“寓言”的含义并做出统计。另一方面,探究《列子》“形接”、“神遇”划分依据和文化内涵,并进一步将寓言划分为“形接”、“梦”、“神游”三类。二、《列子》“形接”寓言研究。从题材角度分类研究“形接”寓言,并着重探讨了“形接”寓言的艺术特色。三、《列子》梦寓言研究。以理论为前提。梳理先秦时期和《列子》一书中的梦理论,并探究《列子》对前者的关系。以文献为基础。按“史料”、“诸子散文”、“诗歌及其它”三类整理了先秦时期的梦故事,分析了《列子》梦寓言的特色,并进一步探讨《列子》梦寓言对先秦梦故事的继承和发展。四、《列子》神游寓言研究。追溯“神游”的文化渊源,并将神游与梦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神游即是白日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类研究《列子》一书中的神游寓言。最后分析神游寓言的艺术特色,虚幻性是最主要一点。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简述结论。

聂麟枭,聂中庆^[6]（2016）在《庄子故里东明说质疑》文中提出据先秦文献及《水经》《水经注》记载,庄子故里的准确位置应在今山东曹县以南、河南商丘以北、民权县以东。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庄子故里在山东东明,然东明说者所持之论据皆似是而非,是不能成立的。

李映发^[7]（2015）在《庄学大师王叔岷》文中研究表明庄子研究,是我国先秦诸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王叔岷治庄子之学数十年,从斠雠学入手,对《庄子》文句、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校勘和梳理,从而对庄子的故里、生平及学问旨义进行了探究,多有新的见解以别前人之说,并立新体系,自成一家之言。

兰辉耀^[8]（2015）在《《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文中认为《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后学的集体着述。其时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时人对“命”的思考日益增多,贯穿《庄子》元典的思想主题就是关于“命”的探讨。本文在前人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地阐释《庄子》关于“命”的思想,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评论。这一努力旨在盘活《庄子》“命”的思想,即俾其思想本身富有生机、开显价值,以便于今人领会和受用。为了梳理《庄子》“命”思想的生成缘由,不但需要把握庄子生平和《庄子》着作的主要特点,而且更加应当明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首先通过对庄子生卒年代、故里国属、身世生平的考察,尽量绘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庄子生平图式；然后分析《庄子》元典的版本、内篇和外杂篇的关系及其作者等问题。另一方面,庄子处在一个“仅免刑焉”的战争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时代,“古老巫风”依旧盛行的时代；庄子深受老子道家、儒家、墨家以及名家惠子等诸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各家的“命”思想更是其扬弃的重要对象。而庄子后学基本处在同样的时代,是庄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因之,庄子及其后学共同创生了《庄子》“命”思想。《庄子》“命”思想始终依据“道”和“德”等核心范畴为根基来审视,因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关于“命”的“道”“德”哲学思想。为精准把握庄子和庄子后学“命”思想的源流关系,故将《庄子》内篇和外杂篇“命”思想分别进行疏解。当然,内篇和外杂篇的“命”思想,均以“命”之根据论、“命”之本质论、“命”之生死论、安“命”论、养“命”论、“命”之人格论等六个层面来加以全面的把握和具体的演绎。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命”的根据论是全面把握“命”的基础,“命”之本质论是深刻认知“命”的关键,“命”之生死论是对认知“命”之本质的补充和发展,安“命”论和养“命”论是回归“命”之本质的实现路径,“命”之人格论则在于塑造回归“命”之本质的可供人们学习、效仿的人格形象。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命”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道”和“德”。对内篇“命”思想的疏解,首先阐释“命”思想是根基于“道”和“德”这两个核心范畴而具体展开和演绎的；其次通过对内篇“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辨明“命”的诸含义之间的关系,继而着重阐述“命”的自然主义本质主要在于自由、平等和德性；再次梳理生死观念,其从美学的意义上指出生为“劳”、死为“息”,所以不应“悦生而恶死”,而且“死生存亡之一体”即认为生死为一体,以此超脱生死困境；当然,超脱生死困境以安顿现实之“命”仍需具体的策略,其主要试图从拒绝使命之“命”、安顺命运之“命”、悬置命名之“命”保全生命之“命”等路径来实现“命”的安顿：为进一步提升生命的品质而实现“尽年”的目的,就自然进入养“命”的阶段,强调必须坚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的育养原则,通过“心斋”、“坐忘”、“撄宁”、“自得”等具体的育养方法,以使人们育有内心空灵寂静的状态,亦即要实现“游心乎德之和”而使人们回归本真状态的育养目标；回归本真,实即追求成为真人、神人、圣人、至人等理想人格,从而具有等同生死、涵容万物、超越利害的特质。对外杂篇“命”思想的演绎,首先论述“道”、“德”、“气”等三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意蕴为“命”的依据；继而通过对“命”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着重诠释“命”的本质也是以自然人性论为根基的,即“性者,生之质也”,而素朴性、本真性和自足性为其本质所在；同样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梳理生死观念,其从近乎科学理性的维度认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而且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死亡的必然,基于此,同样提出“死生之一守”即齐同死生的观念,以摆脱对死生的忧惧；在对如何安顿“命”的问题上,认为在“安其性命之情”和“任其性命之情”之余,更当采取“重生则利轻”、“不愿仕”、“不兴名”等“不物于物”的具体举措,以使自己在保有性命情愫的基础上实现“终其天年”的目的；当然,要真正“终其天年”,仍需凭借“形全精复”即形神之养的辅助,提出通过“虚己”、“虚静”、“忘己”、“自得”等养“命”的方法,而实现“以和为量”即本性和谐的育养目标；实现本性的和谐,实即要求持守“命”的真性,犹如其着重塑造的真人、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一系列理想人格一样,能够因循自己的真性而从事一切生活实践,始终做自己“命”的主人。显然,《庄子》外杂篇在传承内篇“命”思想的同时也有所发展,这就决定二者之间存在同中有异的关系。此外,将《庄子》“命”思想和儒家孔孟、禅宗《坛经》的“命”思想进行比论,不但可以窥见其间的异同点,也能够使《庄子》“命”思想的特征自然明朗化：以“命”至上为价值取向、以万物为坐标原点、以“真”为根本特点、以审美为指向、以因循为实践轨道。这独具特色的“命”思想具有呵护生态、尊重生命、正视生死、德性生活的重要启示意义。

范东升^[9]（2012）在《河南历史名人资源纠纷研究》文中指出历史名人资源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历史名人自身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遗存。近些年来,随着各地对历史名人资源的日益重视,在名人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围绕名人故里、故地、墓葬的归属,国内出现了诸多争议和纠纷,“名人故里争夺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历史名人资源特别丰富。因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河南面临的历史名人资源纠纷问题格外突出,表现为数量众多,影响巨大。因此,梳理和分析河南省存在的历史名人资源纠纷,并探寻应对之策,是河南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介绍了论文选题缘由、相关重要概念、研究现状等问题。第一章按历史发展线索概述了河南历史名人资源。第二章从地域空间角度论述了河南存在的历史名人资源纠纷,并分析了呈现的一些特点。第三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探讨了历史名人资源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学界和民众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应对设想。第四章选取庄子故里纠纷进行了个案研究。余论阐述了如何认识历史名人资源纠纷,如何正确处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历史名人资源纠纷的产生一般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如相关材料的不足、异地同名现象的影响、行政区划的变革、历史人物出生地、居住地与籍贯的不一致等。但是,现实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相关地方的历史名人资源纠纷,实质是在现实利益驱动下由文化资源向产业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博弈。如何对待历史名人资源及相关文化遗产,如何处理其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现实问题。

刘洪生^[10]（2012）在《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文中指出司马迁最早以史家身份为庄子立传,使一个闲散模糊的历史人物走上了中国文化史前台。他对庄子的着述数量、风格特点、师承渊源及其影响的考察、评价与定位,是最早对庄子学术的系统研究。同时,他还抽象继承了庄周愤世嫉俗、冷面热心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神;而在具体的语言风格和词汇方面,《史记》与《庄子》血肉相连,有着共通的经典文化的精髓。

二、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庄子的里籍与生平事迹辩证（论文提纲范文）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4）《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列子》寓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庄学大师王叔岷（论文提纲范文）

（8）《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河南历史名人资源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庄子的里籍与生平事迹辩证[J]. 黄震云.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4]《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研究[D]. 王献松. 武汉大学, 2017(06)
• [5]《列子》寓言研究[D]. 张谭. 江苏师范大学, 2017(06)
• [6]庄子故里东明说质疑[J]. 聂麟枭,聂中庆.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 [7]庄学大师王叔岷[J]. 李映发.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5)
• [8]《庄子》’’命"的"道""德"哲学研究[D]. 兰辉耀. 东南大学, 2015(08)
• [9]河南历史名人资源纠纷研究[D]. 范东升.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10]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J]. 刘洪生.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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