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农场救灾工作经验与体会

一、新中农场抗灾自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徐博^[1]（2021）在《1949-1959年镇江专区水利建设述论》文中研究说明

张锋^[2]（2021）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万思兰^[3]（2020）在《谷文昌精神研究》文中提出谷文昌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教育实践推动下,谷文昌精神萌芽于抗日战争后期,初步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最后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谷文昌精神蕴含丰富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甘做公仆精神;务实开拓精神和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精神。谷文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建设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它已经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因而它的历史地位不容抹杀。谷文昌精神有自身的特点,从内涵上看,谷文昌精神有整体性;从价值上看,它有超越性;从方法论上看,它有科学性。谷文昌精神对昭示着党员干部保持共产党本色;鞭策党员干部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实践科学的工作方法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孙雪^[4]（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荀羽琨^[5]（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陈刚^[6]（2019）在《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或称爱国增产运动、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等,说法较为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发生的。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峻形势、抗美援朝战争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同时在各行各业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这都不得不使中国共产党以“增产节约”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的困难局面。本论文所考察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年后的1951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在农村地区开展起来的生产运动为论述主体,并将其置于这一时期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组织起来”语境和抗美援朝运动下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之下进行考察。“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散与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式;爱国主义是运动中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农民逐渐形成起来的,中共在运动中以此为号召部分地实现了民众对中共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本论文试图摒弃传统中共党史研究宏大叙事的偏向,立足于重庆市涪陵区档案局馆藏档案、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和重庆版《新华日报》、《西南政报》、《川东报》等,以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将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人”作为考察和论述的中心,更多地关注运动中的“人”的活动。本论文主要考察和论述的内容有:首先,以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引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在考察延安大生产运动时,笔者选取运动的组织形式、劳模运动、普通民众和运动成效为论述要点,以此对应本论文的第二、三、四、五章,以期更多地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同时,以时间先后为序,详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来龙去脉,并引出本论文所考察的涪陵县开展这一运动的相关情况。其次,考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相关组织力量,包括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青年团及妇女团体等。具体阐释运动相关领导机构的设置、方针政策的制定、农业技术的支持、抗灾救灾、协助宣传教育、带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妇女特殊困难和发动妇女参加互助组织等相关情况。并以涪陵县1952年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为主体,具体论述在制定的劳模评奖标准中的“变”与“不变”,劳模的发现与培养,劳模的表彰及劳模群体、个体的相关情况,以及当“丰产旗帜”树立起来后如何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宣传推广,以影响和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爱国增产。再次,对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考察,分析农民群众参与运动的心理动机、不愿参加运动的思想顾虑、纷繁复杂的其他思想倾向等多重心理动向,以及中共对农民的思想顾虑和错误心理倾向所采取的各种因应及应对措施。最后,考察运动的成效及历史经验与启示。总的说来,在“组织起来”和爱国主义双重语境下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其功效与作用是第一位的,它有效地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也对农民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有效改造,使农民开始孕育出社会主义意识。但是,这一运动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谓之“双面效应”。当然,中共在运动中都一一予以了纠正,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敢于正视矛盾和善于解决矛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一运动的开展使中共取得在农业、农村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包括注重加强农村政治工作、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注重造就农村工作队伍和注重实施农业奖励政策等。毋庸置疑,这些经验的取得对现今农业、农村工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另有结语部分对涪陵县开展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全过程作总的梳理,并对运动中所展露出来的历史的延续性、运动的多维性和群众的可塑性等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卜新章^[7]（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沈捷^[8]（2016）在《记忆的青春 ——知青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文中研究说明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一代作为特殊年代接受特殊教育的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特殊人生。本研究选择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发端近50周年,知青一代领导人步入政坛的当下时间节点,阐述普通知青对插队记忆的建构和传承。研究借助社会记忆理论框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法为主,辅以参与观察和文献研究法,重点突出两个研究问题:一是当下知青记忆的建构和评价,二是知青记忆的多主体传承。论文在对相关议题进行再诠释的过程中,一方面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论文由研究缘起、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正文、结语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讨论知青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相互关系;阐释知青记忆的主线——“受苦”和理性选择,以及青春有悔/无悔评价背后的复杂动因;解说有关知青记忆的自我传承、家庭代际传承和物化传承。本研究力求深入而全面地讨论知青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建构,既探求形形色色知青个体记忆的共性特点,也从群体内部分析不同知青次群体和个体或明显或隐晦的记忆差异。就知青群体而言,其集体记忆蕴含在千差万别的个体故事叙述中。在知青记忆的叙事建构里,他们的诉苦主题为下乡之苦和城乡之别。在“诉苦”的集体记忆强音之下,个体记忆的“微光”依然时时闪现,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精神在生存理性面前或多或少受到了压制。不过尽管诉苦和生存理性是知青记忆的两条主线,但正因为受苦深重才启动了生存理性,最终的诉说还是落脚于“苦难”的主旨。在知青记忆的评价建构里,本研究力求多向度解读青春“无悔”抑或“有悔”的争议。从人生价值角度而言,知青对插队生涯的评价包含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双重评判标准。从生命历程理论角度来看,知青的下乡经历和后知青时代的人生历程都影响其对知青生涯的评价。再者,美化青春记忆的现象在近年步入老年阶段的知青群体中日渐流行。他们在怀旧与乡愁交织的情绪下生发了对青春岁月的眷恋。而作为在两种意识形态夹缝里存活的群体,知青又不得不以美化或规避过往伤痛的姿态来保持认同一致。从知青记忆的传承来看,知青不仅积极进行自我记忆的传承,也开拓家庭记忆传承渠道,并与政府、市场合力推动知青物化记忆的流传。知青自身的记忆传承包括身体和文本两种传承方式。而在知青记忆的家庭代际传承里,苦难记忆、有悔/无悔记忆和“知识改变命运”记忆是传承的三大主题。“青二代”对知青记忆有一定的情感附着,但物质生活和价值观差异、“文化反哺”现象令知青记忆的代际传承面临挑战。就知青记忆的物化传播而言,知青群体对记忆流传的需求与政权合法性需求、市场经济利益需求一起,共同推动了知青物化记忆的传承。政府和市场以知青博物馆、纪念碑、主题器物售卖等方式把控重塑记忆的话语权,但也遭遇知青群体和非知青群体的话语解构。论文的结语部分进一步探究知青记忆的建构性和官方知青记忆与延安记忆的勾连。知青记忆的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社会变迁而改变,具有当下性特征,也不乏连续性。知青记忆的建构性也意味着不存在绝对真实的知青记忆。而当下出于维护政治秩序的需要,拥有知青经历的现任国家领导人对知青记忆进行筛选,将其与延安精神紧密勾连,形成对延安记忆和知青记忆的双重再建构。不过受访知青的记忆建构并未受官方记忆掌控。

李海成^[9]（2016）在《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始终处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然而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多年来一直受到水旱灾害的严重影响。近年来,全球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水旱灾害形势不容乐观。在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方面,我国目前仍然存在防汛抗旱基础设施薄弱、灾害预测预警能力偏低、风险转移手段滞后及防灾减灾保障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针对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风险管理中的存在问题,本文以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农业安全发展和粮食稳定增产为目标,进行了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农业水旱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的主要年份和主要地区进行识别,进而进行有效的灾害预测与预警分析,为我国各地区进行农业水旱灾害防治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价值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首先,对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概述。在此基础上,选取从1984年到2013年的最近30年期间来考察中国粮食生产和农业水旱灾害的变化情况。根据中国粮食总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年均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年均粮食产量、年均粮食单产等指标的变动考察中国粮食生产的演进情况。根据中国各地区年均粮食播种面积、年均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年均粮食产量、年均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比重、粮食单产等指标的变动考察粮食生产的分布情况。根据中国和各地区30年农作物年均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年均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年均旱灾受灾面积、年均旱灾成灾面积、年均水灾受灾面积、年均水灾成灾面积、年均其它灾害受灾面积、年均其它灾害成灾面积等指标的变动来考察农业水旱灾害的演进情况。其次,进一步设计了粮食灾害减产率和粮食灾害减产量指标公式,从减产率和减产量两个方面分别设定了五个等级的农业水旱灾害粮食减产判断标准,并利用数据计算了中国和各地区30年间的粮食年均旱灾受灾率、粮食年均旱灾成灾率、粮食年均水灾受灾率、粮食年均水灾成灾率、粮食旱灾减产率、粮食旱灾减产量、粮食水灾减产率、粮食水灾减产量等指标的数值及其变动情况,以此反映农业水旱灾害的影响和造成的粮食减产情况。并依据农业水旱灾害判断标准,对中国农业水旱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的主要年份和主要地区进行识别。再次,以受灾率、成灾率和减产率为研究对象,根据农业水旱灾害的近似马尔科夫性质和特点,以及农业水旱灾害序列的非对称性,构建了农业水旱灾害综合评价指数,并应用QAR和OLS模型对中国农业水旱灾害综合指数建立预测模型,科学运用波动系数分类方法将历年划分为不同警限区间,制定了相应的警戒线。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三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是中国农业水旱灾害具有衰减性,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对水旱灾害管理方式做出频繁调整,保持一个常态化、稳定性的管理机制。二是从低分位数水平到高分位数水平,中国农业水旱灾害对下一期的持续冲击越来越小,而随机影响会越来越大。三是中国农业水旱灾害从长期看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必然带来警戒线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警戒线水平,以做到预警的准确性、有效性。希望以这种合理的预测结果为准度进行灾害的预测预警,为我国农业的防灾减灾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最后,分析了我国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中国应该从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工具体系建设、政府和农户的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作用、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市场转移机制、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来探寻加强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相关对策,为我国农业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张茜^[10]（2016）在《“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文中指出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先后经历了以合作化为表现形式的统一经营阶段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设计的分散经营阶段。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上述两种制度安排最初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究竟在于何处。为此,笔者分别选取了河南省的“人民公社第一村”与浙江省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为展开研究的案例,从挖掘两个村庄的“村庄底色”即社会基础开始,探寻两种制度设计得以形成的社会土壤和原初动力。由于本文分别对两个个案村进行研究,因此如果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本文的第一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一章与第四章,两章分别就两个个案村庄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分析,时间聚焦在1949年以前,这是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二章与第五章,这两个章节主要关注的是统一经营制度与分散经营制度分别在两个个案村发芽生根的过程,时间聚焦在1950年至1958年前后,统一经营制度最终得以确立与曹埭的分散经营尝试均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第三部分是指文章的第三章与第六章,这两个章节的任务是集合前两个部分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上分别对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在两个个案村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是全文的高潮与核心理论分析部分；第四部分为第七章,其内容是对全文分析逻辑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并回答文章开始提出的：我国农村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究竟“潜藏”何处。本文所遵循的理论逻辑与基本结论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着,在传统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截然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每一个特定的村庄都很可能专注于不同的生产经营内容,遵循着特定的劳动生产习惯,形成了差异巨大的精神文化氛围与信仰指向,遵守着特定的生产生活的秩序和规则等等。它们是使一个村庄区别于其他村庄的“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深刻解读一个村庄底蕴所必须加以了解的社会基础,更是影响一个村庄发展走向的、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当某种特定的国家制度安排加诸于某个村庄之上时,或许与该村原有的村庄底色相契合,从而起到推动村庄发展的作用：当与该村原有的村庄底色不相契合时,则可能引起制约村庄发展的后果。如刘庄之所以对统一经营“情有独钟”,就是因为原生的村庄共同体与次生的建构型共同体相契合,而曹埭之所以选择分散经营,则是因为村庄社会基础中的种种因素均指向于分散。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充分尊重特定区域的特定社会基础与发展习惯,力求国家——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避免出现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二、新中农场抗灾自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中农场抗灾自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3）谷文昌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论文提纲范文）

（7）《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记忆的青春 ——知青记忆的建构和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9）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中农场抗灾自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1949-1959年镇江专区水利建设述论[D]. 徐博.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本理论研究[D]. 张锋.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谷文昌精神研究[D]. 万思兰.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5]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D]. 陈刚. 西南大学, 2019(12)
• [7]《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8]记忆的青春 ——知青记忆的建构和传承[D]. 沈捷. 南京大学, 2016(05)
• [9]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风险管理研究[D]. 李海成. 东北农业大学, 2016(08)
• [10]“天地之间”：农村统与分经营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内在机理 ——以河南省刘庄村与浙江省曹埭村为个案[D]. 张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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