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重干旱引起痢疾暴发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赵红霞[1]（2020）在《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文中指出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
马玉贞[2]（2020）在《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法定传染病流行情况,分析影响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和空间聚集性,为该县制定传染病防治策略和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08-2017年同心县法定传染病数据来源于同心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口资料来源于同心县公安局,行政区划电子地图来源于同心县政府。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该县法定传染病流行概况及5种主要传染病的时间、性别、年龄、职业、地区分布特征。（2）采用Moran’s I、LiSA值分析主要传染病的全局自相关性和局部区域发病率的分布模式。（3）采用回顾性离散型Poisson时空扫描统计量探测主要传染病聚集区域、范围和聚集时间,并对聚集区域的危险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2008-2017年间,同心县累计报告法定传染病21种10015例,年均发病率为259.59/10万。其中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14种5701例,年均发病率为147.77/10万;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7种4314例,年均发病率为111.82/10万。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年均发病率居前5位,是影响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1）病毒性肝炎:2008-2017年间,该县累计报告病毒性肝炎病例1792例,年均发病率为47.02/10万。无明显季节性特征。患者中男性占比50.08%,男女性别比为1.15:1。15-34岁年龄段人群发病最多（48.28%）。农民患者最多（84.04%）。10年间,兴隆乡（80.37/10万）、河西镇（66.30/10万）和丁塘镇（63.20/10万）年均发病率位居全县前三。2011年、2014-2016年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在0.4612-0.5884之间,P<0.05）。High-High分布模式主要位于该县西部,涉及兴隆乡、丁塘镇、河西镇、豫海镇和石狮管委会。Low-Low分布模式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下马关镇和中部的预旺镇。时空扫描探测到3个聚类区域,一级聚集区（LLR=159.236761,RR=3.73）以河西镇为中心,半径为13.85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丁塘镇,部分地区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2）肺结核: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479例,年均发病率38.37/10万,12月至次年2月发病较多。男性年均发病率（42.84/10万）明显高于女性（33.74/10万）,患者男女性别比为1.15:1。发病人群以60-79岁年龄段最多。农民群体发病最多,占比86.69%。10年间,田老庄无病例报告,窑山管委会（150.70/10万）年均报告率最高。2012-2016年该县肺结核发病率存在负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的绝对值在0.4251-0.7251之间,P<0.05）,呈分散性分布。High-Low分布模式区域主要位于窑山管委会。Low-High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田老庄乡、河西镇和韦州镇。时空扫描探测到2个聚类区域,其中一级聚集区位于窑山管委会（LLR=19.3652811,RR=2.87）,聚集时间为2012-2016年,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基本吻合。（3）流行性腮腺炎: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486例,年均发病率为37.92/10万。5-7月高发。报告病例中男性占比63.32%,男女性别比为1.70:1,男性年均发病率（47.15/10万）明显高于女性（28.34/10万）;0-14岁年龄段高发,占比94.95%;学生和散居儿童群体患者居多,累计占比88.10%。10年间,豫海镇（190.00/10万）、兴隆乡（81.10/10万）和马高庄乡（70.84/10万）年均发病率位于前三位,下马关镇最低（9.82/10万）。2017年该县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0.3444,P<0.05）,在全县范围内呈聚集性分布。其余年度空间相关不明显,呈随机分布。High-High分布模式区域主要位于兴隆乡、丁塘镇和河西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下马关镇和窑山管委会。时空扫描探测到4个聚类区域,一级聚集区（LLR=159.236761,RR=3.73）以兴隆乡为中心,半径为13.85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豫海镇,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4）其他感染性腹泻: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059例,年均发病率为27.50/10万。6-9月发病最多;男性患者占比60.84%,性别比为1.55:1,男性年均发病率（32.76/10万）明显高于女性（22.03/10万）;0-4岁年龄段高发,占比52.12%;学生和散居儿童群体患者居多,累计占比88.49%。10年间,河西镇（48.31/10万）、王团镇（42.17/10万）、窑山管委会（41.96/10万）和兴隆乡（38.14/10万）年均发病率较高,韦州镇最低（1.18/10万）。2008-2017年发病率全局空间相关不明显,为随机分布。High-High-聚集区主要位于该县西部丁塘镇、石狮管委会和豫海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下马关镇。时空扫描探测到4个聚类区,涉及该县一半以上乡镇,且聚集时间不一致,与空间自相关结果一致。（5）布鲁氏菌病: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946例,年均发病率为25.07/10万。男性患者年均发病率（35.23/10万）明显高于女性（14.49/10万）,男女性别比为2.54:1。4-7月发病最多,占比50.26%。以青壮年居多,25-54岁年龄段患者占比63.01%。报告病例中农民占比90.52%。10年间,田老庄乡（58.13/10万）、张家垣乡（33.34/10万）和王团镇（32.30/10万）年均报告率位居全县前三位。2008年、2012年和2015年报告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0,P<0.05）。High-High聚集区位于窑山管委会、预旺镇和下马关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该县西部的兴隆乡、河西镇。时空扫描探测到2个聚类区,一级聚集区（LLR=110.77452,RR=2.12）以窑山管委会为中心,半径为19.89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丁塘镇、田老庄乡和石狮管委会,部分地区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结论:2008-2017年间,该县法定传染病发病较以往有所改善,传染病防控效果良好。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和布鲁氏菌病是危害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法定传染病。（1）流行趋势:除布鲁氏菌病、流行性腮腺炎外的三种主要传染病年均发病率均低于同期其他省市水平。（2）流行特征:时间、人群分布特征与国内相关结果基本一致,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应因地因病精准施策,分区分类重点防治。
李明奎[3]（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认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李春亭[4]（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王彤[5]（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孙长喜[6]（2015）在《一起细菌性痢疾水型暴发流行的调查》文中认为目的:掌握细菌性痢疾水型暴发的流行特征和流行因素,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调查登记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等资料,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发病180人,罹患率48.13‰,男女发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发病最小年龄3个月,最大年龄91岁,罹患率以14岁最高,1014岁最低,年龄组别罹患率不同（χ2=99.12,P<0.01）。饮用污染水源的人群罹患率（91.10‰）高于饮用非污染水源的人群罹患率（21.94‰）。结论:本次疫情为饮用水源连续污染而导致的水传暴发流行,并伴生活接触传播;应加大农村改水改厕力度,加强集中供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护饮水卫生。强化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发现、报告、并隔离治疗菌痢患者。在对轻型病人不能及时作出准确诊断的地区,为防止误诊而放弃病人管理,应将可疑患者,特别是夏秋季肠炎病人列为隔离管理对象。并加强卫生宣教,把好病从口入关,将14岁年龄组和20岁以上成人作为痢疾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
孙长喜,沈开忠[7]（2015）在《湖北省竹山县第二中学腹泻病暴发的调查报告》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掌握腹泻病暴发特征,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调查登记患者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等资料,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发病235例,罹患率7.66%,炊事员发病明显高于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男性高于女性,住读生高于走读生;水厂供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和炊事员感染菌痢和腹泻后未被及时发现并调离岗位,通过水和食物交叉传播,并伴密切接触和苍蝇携带传播。结论加强学校饮食和饮用水卫生管理,开展环境消毒和杀虫,对腹泻病疫点人群口服氟哌酸预防;建立学校传染病监管机制,及时处理安全隐患,预防介水传染病发生。
吴晓旭,田怀玉,周森,陈丽凡,徐冰[8]（2013）在《全球变化对人类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影响》文中认为在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加速全球变化的驱动下,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暴发和传播.气温、降水、湿度和光照等气象要素通过影响病原体、宿主和疾病的传播媒介,从而改变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会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并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地表生态系统包括下垫面类型和植被分布也会间接对传染病的暴发产生影响.人类活动也是影响传染病传播的间接动力.其中,国际化、普遍化的旅行以及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是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原因;快速城市化伴随的城市基础设施滞后以及城市边缘传染病的高风险将改变传染病及其造成死亡的模式;农业侵占、森林砍伐等土地利用变化,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疾病暴发并改变了许多地方病的传播方式;飞速发展的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不但加快了疾病传播的速度,也扩大了疾病传播的范围.另外,频繁的经济贸易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为病原体远距离扩散、新型病毒随牲畜贸易沿途扩散等提供了途径.
李傅冬[9]（2013）在《基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浙江省常见传染病辅助分类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建立浙江省常见传染病的辅助分类模型,可依据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和流行病学特征等信息对疾病进行分类和判别。帮助公共卫生现场处置人员在暴发现场快速科学地识别疫情类别,为疫情处置争取先机,以便于及时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并为实验室病原学检测提供线索。方法：本研究通过对近些年浙江省传染病暴发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全面整理分析,得出浙江省常见的传染病病种作为本研究的疾病范围。通过查询历史疫情文献、法定传染病报告网络等方法收集这些传染病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率等数据。应用贝叶斯分类算法建立分类模型,采用SAS软件完成程序编写。并用3起历史疫情的个案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本研究共纳入了25种浙江省常见的传染病。模型验证结果显示：手足口病疫情数据,第一判别与真实分类的符合率为93.55%,前三位提示率100.00%,分类平均耗时为0.51秒；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数据,第一判别与真实分类的符合率为60.61%,前三位提示率100.00%,分类平均耗时为0.50秒；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数据,第一判别与真实分类的符合率为88.73%,前三位提示率100.00%,分类平均耗时为0.53秒。结论：本研究建立了浙江省常见传染病的辅助分类模型,输入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和流行病学特征等指标,可计算各类可能发生的疾病的概率,并按概率进行排序、输出判别列表,完成疾病分类判别。该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率、较快的分类速度,且在可解释性、伸缩性和稳健性等方面表现较好,符合实际应用要求。
甄雪燕[10]（2011）在《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传染病能够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又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习俗、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决定了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本研究拟通过回顾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情况,深入分析社会因素在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力度,为未来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本研究将运用文献研究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运用实证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分析社会因素对中国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本课题研究结果主要包括：1.传染病的流行程度与流行趋势,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传染病是人类死亡原因的第一杀手,当时全国总人口以4.5亿计,城镇人口约占20%,为0.9亿；农村人口约占80%,为3.6亿,乡村死于法定疫病者,每年就高达197.64万,城市19.251万。我国当时全国总死亡率为30%。左右,其中15%是因传染病而致死的,疫死人数每年达到600万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染病的发病率由建国前十年的平均值4034.26（1/10万）,到八十年代降低为平均245.4（1/10万）,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名中也下降到第13位。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2.传染病严重破坏人类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据民国学者推算,民国时期,每因传染病死亡1人,即有22人感染,按照当时30%。的死亡率推算,全国4亿人口中患病者达到2640万人,患者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计算,共计花费医药费为5280万元。相对比,以2003年防治SARS的相关资料为例,据资料显示,平均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大概是10万元,按此计算,我国5000多个确诊病例就需要5个亿以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各级地方政府用于防治SARS的总费用数已超100亿元。从根本上说,传染病流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研究结论：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卫生防疫工作已经取得革命性胜利,包括：1.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2.各种法定传染病得到较为稳定的控制；3.传染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4.传染病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5.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排名中由第1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3位。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促使传染病正以更新、更强的态势对人类发起进攻,传染病防控出现新问题：1.传染病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2.传染病能够引起国家安全与稳定；3.传染病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4.传染病流行能够影响国际人口的流动。政策建议：政府对传染病的管理将成为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政府应始终将传染病防控问题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的大背景下,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卫生防疫服务体系。
二、严重干旱引起痢疾暴发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严重干旱引起痢疾暴发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三、相关概念的介绍 |
| 四、研究概况 |
| 五、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传播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传染病概况 |
| 第二节 鼠疫在绥远的爆发及传播 |
| 第三节 绥远鼠疫在全国的蔓延 |
| 第四节 鼠疫爆发及传播的因素 |
| 一、引发鼠疫的因素 |
| 二、鼠疫传播的因素 |
| 第五节 鼠疫的影响 |
| 一、人口的逃亡和减少 |
| 二、社会动荡 |
| 三、经济凋敝 |
| 四、民众心理的波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防疫 |
| 一、防疫背景 |
| 二、中央防疫措施 |
| 三、防疫经费 |
| 四、交通管制 |
| 五、近代医学防疫 |
| 六、外国的介入 |
| 第二节 地方的防疫措施 |
| 一、绥远特别行政区的措施 |
| 二、绥远以外地区的措施 |
| 第三节 民众对官方防疫的反应 |
| 一、鼠疫初期的民众反应 |
| 二、鼠疫过渡期的民众反应 |
| 三、鼠疫后期的民众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绥远鼠疫与防疫制度化进程 |
| 第一节 绥远鼠疫及其反映的问题 |
| 一、政局混乱与官方反应 |
| 二、绥远的复杂性与防疫效果 |
| 三、当局对边疆地区的认知 |
| 四、防疫及其近代化 |
| 第二节 与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比较 |
| 一、鼠疫的传播与扩散 |
| 二、防疫事务 |
| 三、两次鼠疫差异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防疫的警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绥远灾害大事记(1912-1948年) |
| 附录三 1917-1918年鼠疫山西死亡人口统计表 |
| 附录四 《中国传染病条例》 |
| 附录五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相关图片 |
| 后记 |
（2）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流行与防控 |
| 1.1.2 地理信息系统与传染病防控 |
| 1.1.3 同心县概况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1.1 病例资料 |
| 2.1.2 人口资料 |
| 2.1.3 行政区划资料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描述性分析 |
|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3 时空扫描分析 |
| 2.2.4 软件实现 |
| 2.3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疫情概况 |
| 3.1.1 流行趋势 |
| 3.1.2 病种构成 |
| 3.1.3 发病顺位 |
| 3.2 病毒性肝炎 |
| 3.2.1 流行趋势 |
| 3.2.2 一般流行特征 |
| 3.2.3 空间聚集性 |
| 3.3 肺结核 |
| 3.3.1 流行趋势 |
| 3.3.2 一般流行特征 |
| 3.3.3 空间聚集性 |
| 3.4 流行性腮腺炎 |
| 3.4.1 流行趋势 |
| 3.4.2 一般流行特征 |
| 3.4.3 空间聚集性 |
| 3.5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 |
| 3.5.1 流行趋势 |
| 3.5.2 一般流行特征 |
| 3.5.3 空间聚集性 |
| 3.6 布鲁氏菌病 |
| 3.6.1 流行趋势 |
| 3.6.2 一般流行特征 |
| 3.6.3 空间聚集性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传染病疫情分析 |
| 4.2 主要传染病 |
| 4.2.1 流行趋势 |
| 4.2.2 流行特征 |
| 4.2.3 空间聚集性 |
| 4.3 对策及建议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不足与展望 |
| 6.1 不足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一起细菌性痢疾水型暴发流行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诊断标准 |
| 1.3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2.1 流行特征 |
| 2.2 临床表现与特点 |
| 2.3 流行原因调查 |
| 3 讨论 |
| 3.1 防控措施及效果 |
| 3.2 流行病学分析 |
| 3.3 小结及建议 |
（7）湖北省竹山县第二中学腹泻病暴发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1材料与方法 |
| 1.1材料来源 |
| 1.2调查方法 |
| 1.3实验室检测 |
| 1.4资料分析 |
| 2结果 |
| 2.1基本情况 |
| 2.2流行特征 |
| 2.3临床特征 |
| 2.4流行因素 |
| 3讨论 |
| 3.1防控措施及效果 |
| 3.2暴发的原因分析 |
| 3.3小结及建议 |
（9）基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浙江省常见传染病辅助分类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次 |
| 1 引言 |
| 1.1 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 |
| 1.2 浙江省各类传染病防制现状 |
| 1.3 浙江省传染病辅助分类技术研究的必要性 |
| 1.4 研究目的和主要工作 |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1 确定疾病范围 |
| 2.2 分类模型设计 |
| 2.3 数据收集、存储、整理 |
| 2.4 模型程序编写 |
| 2.5 模型验证 |
| 2.6 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总结 |
| 3 研究结果 |
| 3.1 纳入疾病类别 |
| 3.2 文献数据收集结果 |
| 3.3 模型验证结果 |
| 4 讨论 |
| 4.1 模型性能 |
| 4.2 贝叶斯分类算法在本研究中应用的优点 |
| 4.3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4.4 本研究创新点 |
| 4.5 今后研究展望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变量名表 |
| 附录二 SAS程序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防控是当前医学领域的重要话题 |
| 1.1.2 社会因素是传染病防控中的决定性因素 |
| 1.2 立论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2.1 研究现状 |
| 2.2 资料来源 |
|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与难点 |
| 4.1 创新点 |
| 4.2 难点 |
| 5 基本概念界定 |
| 5.1 时间概念 |
| 5.2 传染病 |
| 5.3 社会因素 |
| 第二部分 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决定因素分析 |
| 1 社会因素在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12-1949) |
| 1.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1.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1.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1.1.2.1 烈性传染病为主 |
| 1.1.2.2 暴发频度比较高 |
| 1.1.2.3 存在区域间差异 |
| 1.1.2.4 存在人群间差异 |
| 1.1.2.5 病死率居高不下 |
| 1.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1.2.1 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监管 |
| 1.2.1.1 设立防疫机构 |
| 1.2.1.2 制订政策法规 |
| 1.2.1.3 开展卫生运动 |
| 1.2.1.4 政府监管缺失 |
| 1.2.2 经济转型中的防疫困扰 |
| 1.2.3 中西防疫观念下的冲突 |
| 1.2.4 流民潮中的传染病暗流 |
| 1.2.5 连年战火下的瘟疫肆虐 |
| 1.2.6 城市急速扩展中的混乱 |
| 1.2.7 社会团体中的防疫热情 |
| 小结 |
| 2.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49-1978) |
| 2.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2.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2.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2.1.2.1 有效控制烈性传染病 |
| 2.1.2.2 寄生虫病的重点突击 |
| 2.1.2.3 乙类传染病趋于稳定 |
| 2.1.2.4 慢性传染病效果明显 |
| 2.1.2.5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 |
| 2.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2.2.1 政治运动下的卫生防疫 |
| 2.2.1.1 卫生防疫与政治动员 |
| 2.2.1.2 疫病流行与政治风波 |
| 2.2.1.3 基层防疫与政治号召 |
| 2.2.2 计划经济下的防疫保障 |
| 2.2.3 观念重塑中的防疫普及 |
| 2.2.4 大串连中的传染病流行 |
| 2.2.5 灾害抗争下的防疫出路 |
| 小结 |
| 3.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后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78-2010) |
| 3.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3.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3.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3.1.2.1 新发传染病来势汹汹 |
| 3.1.2.2 传统传染病难以对付 |
| 3.1.2.3 发病率整体趋于平稳 |
| 3.1.2.4 传染病病种变化不大 |
| 3.1.2.5 高发病区域相对集中 |
| 3.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3.2.1 防疫政策制定的偏颇 |
| 3.2.1.1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重视不足 |
| 3.2.1.2 政府对传染病法制建设力度不够 |
| 3.2.1.3 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3.2.2 防疫经费减少的忧患 |
| 3.2.3 行为方式改变的威胁 |
| 3.2.4 流动人口的防疫隐患 |
| 3.2.4.1 流动人口特点 |
| 3.2.4.2 流动人口管理 |
| 3.2.5 大灾后无大疫的实现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社会因素与传染病流行相互关系探讨 |
| 1 传染病与政治 |
| 1.1 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 |
| 1.1.1 领导职能 |
| 1.1.2 组织职能 |
| 1.1.3 监管职能 |
| 1.2 传染病流行对政治的影响 |
| 1.2.1 加重管理负担 |
| 1.2.2 影响政府形象 |
| 1.3 启示 |
| 1.3.1 确立政府在卫生防疫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
| 1.3.2 健全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机制 |
| 1.3.3 发挥群众运动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
| 2 传染病与经济 |
| 2.1 经济发展对传染病的影响 |
| 2.1.1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2.1.2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2 传染病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
| 2.2.1 传染病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
| 2.2.2 传染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2.3 启示 |
| 3 传染病与文化 |
| 3.1 传染病流行的文化因素 |
| 3.1.1 饮食习俗 |
| 3.1.2 生产习俗 |
| 3.1.3 生活习俗 |
| 3.1.4 卫生习俗 |
| 3.2 传染病流行对文化的影响 |
| 3.2.1 负面影响 |
| 3.2.2 正面影响 |
| 3.3 启示 |
| 4 传染病与人口 |
| 4.1 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发生 |
| 4.2 传染病影响人口数量变化 |
| 4.3 启示 |
| 5 传染病与灾害 |
| 5.1 自然灾害影响传染病的方式 |
| 5.1.1 水源污染 |
| 5.1.2 食品污染 |
| 5.1.3 居住条件改变 |
| 5.1.4 人口流动 |
| 5.1.5 卫生机构瘫痪 |
| 5.1.6 生态环境破坏 |
| 5.2 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的措施 |
| 5.2.1 保护生态环境 |
| 5.2.2 基本卫生储备 |
| 5.3 启示 |
| 第四部分 结语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不足与继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严重干旱引起痢疾暴发流行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D]. 赵红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D]. 马玉贞. 兰州大学, 2020(01)
- [3]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4]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5]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6]一起细菌性痢疾水型暴发流行的调查[J]. 孙长喜.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5(10)
- [7]湖北省竹山县第二中学腹泻病暴发的调查报告[J]. 孙长喜,沈开忠. 中国现代医生, 2015(19)
- [8]全球变化对人类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影响[J]. 吴晓旭,田怀玉,周森,陈丽凡,徐冰.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3(11)
- [9]基于贝叶斯分类算法的浙江省常见传染病辅助分类模型研究[D]. 李傅冬. 浙江大学, 2013(03)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 甄雪燕.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