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疆屯田略论

一、略论元代新疆屯田（论文文献综述）

马静^[1]（2020）在《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文中研究说明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河西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早已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从1224-1227年,成吉思汗顺利攻占了河西肃州、甘州、凉州、沙州等地开始,至1368年明朝推翻元统治为止,其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超过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时间。因此,文章在大量吸收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传世文献——《元史》,出土文献——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蒙古文、波斯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全面架构了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整个过程。其中,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重点发挥了行省制与宗王出镇双制并举的行政作用。这一经营举措为元朝后继者所遵从,从而促使元廷实现了对该地区的直接管控以及西北边疆的稳固,同时,蒙古宗王出镇对于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而在系统论述自成吉思汗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历任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河西地区进行统治和经营建设的具体表现及成效的过程中,蒙元政权在河西方面凸显出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对各民族人才重用的特点。总之,蒙元政权经营河西地区对于促进河西历史发展、推进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今天的丝路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纵观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它并非仅仅是以一个行政区划的单一形式独立于西北一处,反而是较为合理地融合了游牧和农耕两种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使其在完全不同的两种地方行政机构统治下能够达到区域内局势的稳定,这充分说明了河西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具有整合、贯通西北各地区以及社会文化各要素的条件和作用。

杨忠学^[2]（2020）在《脱烈：一个西海固回汉杂居村落的历史过程与生态地理变迁》文中指出中国乡村的研究,较早进入学人视野,目前相关研究已蔚为大观,主要集中于村落历史、乡村社会变迁、人口移民等方面。以生态地理和民族格局变迁为研究视角者并不多见,鉴于乡村研究仍有研究余裕,本文通过脱烈——一个西海固村落作为田野点,以小洞大,通过村落社会展现西海固社会,通过村史研究展现西海固区域史。脱烈村,是宁夏海原县一个回汉杂居村落。经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爬梳等细微观察之后,我们发现,这里在元代之前,脱烈村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元代之后,为满足军事需求,国家调动人员对西海固地区进行军事屯田,进行开发,脱烈也在屯田范围之内。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军事屯田,脱烈之地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型,形成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民国时期,海原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对植被的破坏,加上不合理的乱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退耕政策实施,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基于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厘清脱烈之地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生态地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从中理解今天的脱烈村在历史上如何一步步形塑出来的。全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绪论是对乡村研究和生态地理变迁研究的总结与分析的学术回顾,同时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第一章是对田野调查点的详细介绍。其中包括脱烈的地理环境以及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对比。第二章是着重脱烈的历史记忆论述。主要论述不同时期的军户屯田对脱烈之地的发展和对生态地理的影响,同时,解释脱烈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发展历程。第三章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脱烈村的概述,以名称变化证史,论述脱烈村经历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第四章是对脱烈的生态地理变迁和人口格局变化的总结和论述。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概括,历史如何在无文字记载的村落实现记忆,同时对田野调查进行反思。

侯倩茹^[3]（2019）在《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新疆镜像书写》文中研究指明《乌鲁木齐杂诗》是清代乾嘉时期着名文学家、《四库全书》总修纂官纪昀在流放新疆期间在乌鲁木齐所作的诗集。本文以《乌鲁木齐杂诗》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新疆镜像书写。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以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为代表的清代边塞诗和前代边塞诗不同的特点,由前代的搜奇猎异到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使边塞诗具有了十五国风的性质,实现了从边塞书写到本土书写的重要转化。全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本章先介绍了纪昀流放的因果始末和《乌鲁木齐杂诗》的大体情况。纪昀的亲家卢见曾身涉扬州两淮盐运使司亏空盐银税案,纪昀因通风报信被察获罪,被流放至乌鲁木齐。在这里,纪昀有感于风土人情,写下《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分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个部分。作为清代新疆诗歌的先声,《杂诗》开启了边塞诗歌本土化书写的先河。随后本文把清代边塞诗的产生背景和唐代边塞诗的背景做了比较。唐代边塞诗兴起于唐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多征戍诗、战争诗。而清代边塞诗主要是描写边地的物产、风俗与农事,与《诗经》国风精神一脉相承。第二章,本章将《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安全治理制度镜像、边塞风光与自然名物镜像、边地民俗风情镜像与前代边塞诗做了对比,重在突出内容的不同。唐代边塞诗主要内容是边地战争、边地生存环境和边地自然风光的描写,描写边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交往的诗歌不是主流。而纪诗以现实主义色彩描写边地风光和名物,并且以边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交往为重点,还开创性地描写了边地开发,再现《诗经》精神。第三章,本章将《乌鲁木齐杂诗》中亲切新疆镜像、经营边疆镜像与唐代边塞诗中的神秘楼兰景象和诗人强烈的功名心做了比较。并且指出纪诗中的民族关系已经由前代的对抗性为主转为非对抗性为主,由对外心态向本土心态的转变,是国风精神和本土书写的一大进步。第四章,本章以考证源流和以诗补史为两个切入点,从《乌鲁木齐杂诗》的其它部分来分析纪昀对待新疆地区的本土化心态,探寻纪诗在考证新疆与祖国的文化历史联系以及补正清代官方史书方面的重要意义。

张磊^[4]（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认为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陈亮^[5]（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仲慧^[6]（2018）在《元代西域军士研究》文中指出13世纪伊始,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及西域汗国的设置,大批西域人随军东来。他们或主动归附,或被迫签发,最终多以军士之身份效力于蒙古各战场。因东来较早,这些西域军士几乎参与了蒙古讨金、灭夏、平宋等所有战争,可以说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元以后,这些西域军士以部族为区分被整编成军,一部分以镇戍军之身份驻戍边地,另一部分则以侍卫亲军之职护卫京师,成为蒙·元军事体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军士转战征伐之间,多有勇而善谋、骁悍非常之人,他们累立战功且忠心不二,因而,深受蒙古统治者倚重信赖。卸刀下马,跨入朝堂,西域军士又成为元朝政府政治之上的得力助手,在元代政治活动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7]（2018）在《〈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域水道记》是清代着名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民俗的着作,是徐松（1781—1848）在嘉庆十六年（1811）遣戎新疆后,亲历新疆南北路,依据实地考察,并参考方略、正史、游记、地方志和地图等有关记载而写成的西域系列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西域水道记》共五卷,其中第一、第二卷“罗布卓尔所受水”上、下涉及地区非常广阔,东起我国青海--甘肃西部,西抵阿富汗东北和塔吉克斯坦西南的巴达赫尚,南达我国西藏北部、阿尔金山、喀喇昆仑山一带,北至中亚霍罕、费尔干纳,为研究清代天山南路以及清朝版图的中亚历史地理、历史交通路线、地名的珍贵历史文献。《西域水道记》在注文中对回语（察合台语）、蒙古语（准噶尔语）、波斯语（即帕尔西语）地名原义、词源、语属作了词源学释义。虽然《西域水道记》自成书以后既有众多利用和研究,最新的成果是朱玉麒老师的整理本,但大多数研究者和利用者,并不熟悉其中涉及所谓“回语”的内容,并且这类内容分量不小。在明清时期的历史记载、官方文献和个人游记中,有关西域河流、山岭等地名,常常被划为回语或波斯语,这种语言归属说法,不仅过于笼统,而且说法众多。对所谓回语、蒙古语、波斯语地名进行原语复原、拉丁语转写、方位考证、词源释义,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外,所谓回语、蒙古语地名、人名的词源的解释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的释义,文中同名异译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名地理位置颠倒,时间错位。笔者对该问题关注多年,亦对不少地名有不同的认识,希望通过本研究,给今后的利用者提供帮助,从而使该书对了解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后的新疆版图及该地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等有非常重要意义。本文将《西域水道记》第一卷、第二卷所见天山南路回语、蒙古语地名、人名、天山南路部落分布以及清代回部官号作为考察对象,以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实地考察法、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这些地名的地望、起源、地名、人名的语义进行探讨,希望这样的探讨有助于今后的利用和对南疆历史、地理、民族、职官等的理解。本文除前言外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罗布淖尔所受水即源自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河、乌兰乌苏河以及所经地区的村庄、山岭、城邑的历史地理学考证。第二章,是雅雅尔河及其两岸的村庄、水道、山岭的记载。第三章,是对叶尔羌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考证。本章主要考察的对象是泽喇普善河、听杂阿布河、于阗河流域的各个城邑、商道、卡伦、村庄。第四章,是有关塔里木河三大源流之一的和田河及其支流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沿岸区域的历史地理考证。第五章,是对罗布淖尔所受水系的阿克苏河流域、克勒底雅河、额尔勾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考证。第六章,是塔里木河流域的渭干河和罗布淖尔以南的主要的河流及山岭。第七章主要探讨的内容是塔里木河主要支流之一渭干河流经的库车和沙雅的各个地名考证,同时对清代库车的相关历史事件有关的回人伯克、历史地名的考察。第八章,是以海都河（今开都河）流域为主线对天山以南的主要河流之一海都河的各个支流大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以及该河流所出山岭的的地理考证。

杨梅花^[8]（2017）在《天山北坡绿洲人居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天山北坡地区为研究范围,探讨绿洲的人文性,由历史的表层升入到历史的底层去探索绿洲人居景观的历史发展渊源。研究以一种综合、整体、动态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读历史景观对象,从“自然—人文”、“有形—无形”立体模式去梳理“自然”和“文态”的绿洲人居历史脉络。针对全文的这一主旨,本文在研究方法、基础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三个板块分别提出“建构文化景观视角下绿洲人居景观分析研究理论框架”、“梳理天山北坡历史时期人居景观演进阶段性特征和过程性特征”、“提炼天山北坡历史时期人居景观演进动力机制”三方面的具体目标,并围绕上述目标形成文章的三个创新点。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天山北坡位于新疆地理骨架的中间位置,既是天山自然生态廊道,又处于文化地域“丝绸之路”北道。区域内涵盖了新疆多种的地貌类型,东部的吐鲁番盆地绿洲被戈壁和哈顺沙漠所包围,中部是天山山地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相间的冲积扇平原,西部是伊犁河流域绿洲。同时,“丝绸之路”带动区域多元文化发展,人居景观历史底蕴丰富、特色鲜明。从研究内容来看,文章主体部分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绪论”是对研究论题的提出,对相关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的综述;第二章是“文化景观视角下历史绿洲人居景观研究方法探析”是在分析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梳理全文研究理论框架;第三、四、五、六章“天山北坡历史时期绿洲人居景观演进阶段性特征分析”则是对本文研究地域人居演进的梳理与案例筛选、归纳;第七、八章节“天山北坡历史时期绿洲人居景观演进过程分析”与“天山北坡历史时期绿洲人居景观演进动力机制提取”则是基于第三、四、五、六章节的理论架构与案例选取,对天山北坡人居景观演进的深入研究;最后,第九章结语则是基于全文理论与基础研究的总结与归纳。通过全文的分析,文章建构出绿洲人居景观的“文化—空间—时间”的多维分析框架,在对该地域范围内历史城镇进行了调研和历史资料梳理的基础上,文章重点选取了伊犁州直、乌鲁木齐地区、哈密等区域历史城镇作为论述的典型案例。基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从历史、考古、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领域,通过对典型案例城镇各阶段景观共性与特性的关联、对比分析,总结出天山北坡人居景观发展历史的四个典型“人文初曦、文化之脉、城镇之维、边疆之链”阶段特质和“变迁、调整、适变、更新”空间过程规律,并从中提取人居景观的“生态、政治、社会、人文”的“依赖、主导、秩序、交融”机制,丰富了关于该地域中人居景观历史的基础研究内容。本文首次构建了特定区域的绿洲人居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的研究理论,完善了绿洲学的人文景观历史研究内容,创新了绿洲人居景观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史志林^[9]（2017）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指出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三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三,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陈光文^[10]（2016）在《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位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汉唐时期一直是中西经济、文化往来的交通枢纽。特别是隋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户口滋盛,文化繁荣,商贾行旅往来不绝,达到其历史发展的最顶峰。北宋皇佑五年（1053）以后,西夏取代沙州回鹘并开始了在敦煌的统治。自此,敦煌又进入了其历史上的西夏至清代统治时期。1036年,党项军队攻克沙州（敦煌）、瓜州,但次年沙州回鹘势力又将党项军队逐出沙州,并建立短暂统治沙州的回鹘政权;瓜州在破城后一直处在西夏的统治之下。1053年以后,西夏军队击溃沙州回鹘政权,并开始对沙州的统治。西夏前期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在瓜州,1097年以后西夏在沙州设立了监军司,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又移至沙州。西夏在敦煌设立有监军司、转运司、经制司等机构,建立起完备的行政建置与职官体系,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227年,蒙古军攻克沙州、瓜州,沙州先后属拔都和察合台势力范围。至元十七年（1280）,元代设立沙州路总管府,瓜州为其属州,同时任命出伯家族进行镇戍。元代时期,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有所发展,敦煌也成为元朝至西域站赤交通的重要节点。西夏、元时期,敦煌佛教氛围浓厚。尽管敦煌石窟艺术已接近尾声,但其中的西夏、元代壁画仍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368年明军攻克沙州,但明朝并未在当地建立统治,而是先后设立了沙州卫和罕东左卫,以蒙古族首领担任都督、指挥使等官职实行羁縻统治。但明中期以后由于西北边疆形势的恶化,明代最终将七卫部众全部内迁,闭关绝贡,彻底放弃关西土地。清朝康熙后期,以平定西域准噶尔之乱为契机,开始经理关西地区。雍正三年（1725）设立沙州所、四年（1726）升为沙州卫,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式设立敦煌县。雍正、乾隆时期,通过设所置卫改县及建城移民屯田等举措,敦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恢复性发展。总体而言,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发展,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枢纽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西夏、蒙元时期敦煌汉人数量减少,汉唐时期形成的以汉文化为主体、参之以少数民族文化的敦煌文化已逐渐衰弱。明代敦煌更是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最低谷时期。清代时期进行了积极经营,使敦煌的社会面貌和经济发展迅速恢复,但由于敦煌人口全为甘肃各地移民发展而来,其文化、信仰已非昔日之状。

二、略论元代新疆屯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元代新疆屯田（论文提纲范文）

（1）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2）脱烈：一个西海固回汉杂居村落的历史过程与生态地理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3）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新疆镜像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代西域军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天山北坡绿洲人居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元代新疆屯田（论文参考文献）

• [1]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D]. 马静.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2]脱烈：一个西海固回汉杂居村落的历史过程与生态地理变迁[D]. 杨忠学.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3]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新疆镜像书写[D]. 侯倩茹. 山西大学, 2019(02)
• [4]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5]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6]元代西域军士研究[D]. 王仲慧. 暨南大学, 2018(01)
• [7]〈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D].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南京大学, 2018(09)
• [8]天山北坡绿洲人居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D]. 杨梅花.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9]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12)
• [10]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D]. 陈光文. 兰州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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