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述评

一、孔子教育思想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单舒扬^[1]（2021）在《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有着悠久的阅读历史,灿烂的阅读文化,深厚的阅读传统,丰富的阅读思想。从我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中的阅读行为里,从自古以来多如繁星的阅读相关话语着述里,研究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全民阅读社会构建、书香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树立俱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生长于“中国古代”的特定时空下,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民族特色,本文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基础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思维主线,使用以古鉴今、西为中用的研究方法,先从沿历史轨迹梳理着手,大体上以时代为脉络,以各时期代表性学术流派为划分,梳理并总结各历史时期的阅读思想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局限性,而后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加以总结,从阅读取向、阅读阐释、阅读目的三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特点,最后立足现代,从阅读研究、阅读活动、阅读推广、经典阅读、文化自信树立五方面获得现代启示。

王晓园^[2]（2021）在《元朝许衡儒学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许衡是元朝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被后世誉为“元朝第一人”、“朱子后一人”。他在朱子之学的基础上,融合陆九渊学说,和会朱陆。他还重视经世致用,使得儒学在元朝得以继续发展与传播。许衡执教三十多年,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与教育思想。本文主要以元朝社会发展为背景,分析了许衡儒学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及其儒学教育实践与思想对元朝社会的影响。元初,蒙古族通过侵略战争,统一了中原各地,这使得蒙古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激化。战争导致儒学发展停滞,在许衡等理学家的努力下,推动元朝统治者忽必烈“行汉法”,制定尊孔崇儒、广泛兴学的文教政策,由此使得儒学得以传播与发展。元朝官僚各方势力复杂,许衡仕途颇为坎坷,当许衡在朝野上无法发挥其作用,继续推行“汉法”时,许衡转而投身教育,在国子学倾力培养年幼的蒙古、色目子弟,教他们学习儒学,希望以此提高元朝未来接班人的汉文化素养。许衡在国子学任国子祭酒仅三年,不仅培养了一些人才,而且建立起良好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元朝国子学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许衡大多数执教时间是在大名聚徒授课中度过的。除了拥有长期积累的的教育经验,许衡还逐渐形成了他的儒学教育思想。他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不乏入仕当官或成为理学家的人,这些人传承许衡的“汉化”思想,以及理学思想,为元朝儒学发展做出贡献。许衡通过宽释理学以及重视经世致用来改良理学,发展教育,吸引了少数民族学习理学,这使得儒学在元朝得以传承和发展。

完颜振清^[3]（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孟荣^[4]（2020）在《《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三鱼堂文集》包括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与《三鱼堂外集》,整体分为研究与校注两部分,研究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陆陇其生平与人物形象研究。陆陇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少时以坐馆家教为生,四十六岁开始做官,几经沉浮,历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查御史,尤以在灵寿待的时间最长,也充分展现了他为官理政的才华,五十四到六十一岁为官灵寿期间,也是他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写作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陆陇其少时学习王阳明,“三十以来,始沉潜反覆乎朱子之书”,后专宗朱熹,排斥陆王。陆陇其是一位着名的循吏和理学家,他一生清廉、敢于为民请命、施行德政、重视教育及地方文化建设,在学术上,独尊程朱理学,有理学家的务实精神;同时品德高尚,他善良真实、一心为他人、知恩图报,为了感念三条鱼对曾祖的救命之恩,遂名其居为“三鱼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非完人,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一直在以己度人,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尊程朱,还可怜佛祖“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第二章为《三鱼堂文集》版本研究。《三鱼堂文集》版本众多,《清人别集总目》着录有15个,《中国古籍总目》着录有7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情况,学界少有研究。今对其进行考辨,认为琴川书屋刻本、嘉会堂本与老扫叶山房刻本为同一版本;仅存在光绪版陆子全书刻本;《三鱼堂文集》（包括其选本《陆稼书集》）共有12个版本,包括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和排印本:琴川书屋刻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七年杨昌濬武林刻本、柏经正堂刻本、光绪陆子全书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康熙正谊堂刻本、同治正谊堂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乾隆间平河赵氏清稿本、重庆抄本和日本抄本;《三鱼堂文集》包括文集12卷,外集6卷,附录1卷。第三章为《三鱼堂文集》诗歌研究。陆陇其《三鱼堂外集》6卷,包括诗歌1卷,32首。诗歌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实用性的赠答诗,从体裁上来看,大都是古体诗。诗歌的风格为浅白务实。孙奇逢与陆陇其都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家,他们都有诗歌传世,其中赠答诗所占的比例都很大。赠答的对象主要有亲人、朋友和方外人士三类,主题涉及赞赏、自述、安慰、告诫、明志等多个方面。他们都很注重赠答诗的交际功能而轻视其审美功能,都有说理的赠答诗,都有一定的慕陶情结,但由于所处环境及自身性格的差异,他们的赠答诗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第四章为《三鱼堂文集》散文研究。《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全都是散文,《三鱼堂外集》六卷中有五卷是散文,可见所占分量之重。其中《三鱼堂文集》有杂着68篇,书信125篇,序43篇,记11篇,墓志铭、祭文27篇。《外集》有奏疏、议、条陈8篇,表、策32篇,申请、公移31篇。共有散文345篇。诗歌的功能偏重于个人抒情,故陆陇其很少作诗,散文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故所作较多。作为政治家,他要用散文来议政;作为理学家,他要用散文来论学;作为普通文人,他要用散文来交际。陆陇其的散文大都为论说文,少有记叙文和抒情文。陆陇其虽写作了类型不同的散文,但都以实用为主,语言朴实无华,理胜于情,因陆陇其不屑学习文艺,也造成了他不擅长表达与书写情感。总体看来,陆陇其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周密严谨,很有逻辑;二是质胜于文,表情不足。此次校注以琴川书屋初印本（即嘉会堂本,下同）为底本,通校以光绪陆子全书本,并参校其他众本及相关文献。校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题解,包括写作时地、历史背景和题中涉及的人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二是注释,包括地名、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典故、僻词、持论措语之所自出等;三是校记。

都萧雅^[5]（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和青君^[6]（2019）在《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杨昌济（1871—1920）是我国近代着名的教育家,他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在多个人文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人格教育思想体系目标明确、内容完备、特点鲜明、影响深远。本文旨在研究杨昌济的人格教育思想。全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到五章以及结语:第一章绪论,主要概述了本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第二章主要对杨昌济的生平进行了梳理,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两方面探索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一方面,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拥有传统的家庭教育环境,先后应试科举,出国留学,成长为“教泽被乡里”的着名教育家。另一方面,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争汹汹、经济凋敝、西学东渐,促使杨昌济在当时的环境下迅速成长,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基石,具有个人特色的人格教育思想。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杨昌济设定的人格教育的目标,即培养知类通达之人才、使国民之性质善良,最终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阐明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帮助学生树立立志远大的人生观、身心并举的修身观、圣贤豪杰的修养观、积诚积德的道德观、博学笃行的治学观和爱国救民的民族观;概述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实施途径为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言传身教体察自省、对学生满怀关爱之情。第四章概括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特点。爱国主义始终是贯穿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既传承了“中学”的基础,又汲取了“西学”中的有益成分,横贯中西而一治,保持了其思想的独立性与多元性;杨昌济的人格教育思想始终能“与日新之世界同并进”,显示了其思想的鲜活性。第五章对杨昌济的人格教育思想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历史评价。首先分析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积极影响;其次,基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揭示了其人格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后分析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文章的写作特点和可取之处。本文基于现有史料,以人格教育作为全新视角,充分分析总结了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体系,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的研究维度。

王帅蒙^[7]（2019）在《程俱《北山小集》三教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程俱是两宋时期着名的文人、官员。程俱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儒学思想对其影响十分深远。程俱以外祖恩荫步入官场,但其仕途十分坎坷,屡遭贬谪,晚年寓居寺院,转向佛道中寻求精神的安慰,这些经历也对其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北山小集》是程俱亲自编订的文集,也是我们了解程俱思想的主要依据。受宋代三教合流思潮的影响,儒、释、道思想在《北山小集》中皆有体现。本文以《北山小集》有关儒、释、道思想的内容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程俱《北山小集》中所体现出来的三教思想。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总述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宋代儒、释、道思想都得到发展,三教合流成为时代思潮。第二章主要论述程俱的家世、生平,这些都对程俱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北山小集》中的儒、释、道思想进行解读和分析。第三章研究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十九中的儒家思想,首先总述宋代论语学和孟学发展情况,再分析《北山小集》中的《论语讲义》四篇和《孟子讲义》四篇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包括民本思想、仁政思想以及出仕思想等;第四章研究程俱《北山小集》卷十四中的佛教思想,首先对《维摩诘经》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再分析程俱的《维摩诘所说经通论》八篇中的“空”观和“无分别”思想;第五章考察程俱《北山小集》卷十三中的道家思想,重点论述《老子论》五篇、《列子论》三篇和《庄子论》五篇中的“道”论以及所体现的三教合流思潮等。程俱对儒、释、道三教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体现了当时三教合流的时代思潮。

赵秦^[8]（2019）在《席勒与王国维美育思想之比较》文中指出席勒、王国维处在新旧世界变革之交,同时将救国目光放在美育之上,析其究竟,二者心理境遇、学术渊源等方面皆有相合之处,通过分析比较,其美育理论具体内涵中又有所差别。这种异同一方面体现了中西思想交流的可能性,一方面又显示出因各自独立性而保持的本土特色,对当代美育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产生不同影响。席勒、王国维美育思想形成之源头,是其美育理论比较的思想基石。在二人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之外,他们生活的小环境也是影响其心理、性格形成的具体因素。外部环境对两人的心理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然而其苦痛经历虽有相类,但性格色彩又有极大不同处,席勒的积极乐观与王国维的退隐避世呈现了两种心境类型。文学创作的经验和对康德哲学的转向成为沟通二者美育理论的又一契机。通过对席勒、王国维美育思想具体内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理论中的共通点与相异处。从美育的性质、审美现代性意义、美育的具体方法以及目标等方面进行比较,二者的美育理想都在通过艺术恢复人的情感体验,但在对审美教育影响人之心性的具体方式与达成的目标的论述上则有差异。席勒、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共同启示在于二者对人的地位的关注,以及审美乌托邦构想的当代价值。现代科技社会发展下,美育的重要性必须重提,在席勒、王国维美育思想的比较中,我们能够一窥中西文化交融的具体情况,探索现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美育困境的解决之道,为当今中国美育实践提出具体意见。

张福强^[9]（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罗云霞^[10]（2019）在《王充“真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着有《论衡》一书。自《论衡》诞生之日至今,古今学者对书中所包含的思想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王充《论衡》一书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美学思想以真实论为其理论基础,提倡以“真”为“美”,反对“华伪”“虚妄”,在审美判断中坚持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继承先秦及两汉美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以坚持真理的睿智和勇气“疾虚妄”以求“真美”,建立以“真美”为核心概念的美学思想,并将其贯彻于文学艺术领域,提出“文以称实”“文实副称”“文为世用”等观点,对后世的文艺创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王充过于追求客观之“真”,从而导致对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看法过于片面、机械,但王充将“真美”思想提到重要的地位,并将其贯彻于文学艺术与审美领域之中,这对美学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王充的“真美”思想进行了论述,探讨其“真美”思想所蕴含的审美意蕴和价值。第一部分从本文的选题意义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王充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一个系统而又清楚的阐述;第二部分从王充的生平经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基础以及诸子思想几方面进行梳理,探讨王充思想形成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分析王充“真美”思想的意蕴;第三部分具体论述了王充对于“真美”的阐释。王充在《论衡》中,对“虚”“妄”“增”三种记载进行了批判,从批判中求“真”,其“真”蕴含了“事真”“情真”的内涵,并且,王充将“真”“善”“美”联系起来,使“真”“善”“美”达到统一;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了王充的“真美”思想实践于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中的体现,即为“文”之真美。王充从“立实诚”而“求真美”的观点出发,强调“文以称实”“文实副称”“文为世用”等,以对“真美”的理解认识作为其为“文”之道,体现出“真美”的审美意蕴;第五部分具体论述王充的“真美”思想对后世艺术创作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王充对于“真美”的追求使得他将“真美”作为其为“文”之道,所提出的“文以称实”“文实副称”“文为世用”等观点在后世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阐发。当然,由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性,王充过于追求客观存在之“真”,对于艺术中的一些虚构性与非功利性的审美特征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此种情况,我们需要采分析与借鉴的态度,结合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二、孔子教育思想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教育思想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元朝许衡儒学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程俱《北山小集》三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席勒与王国维美育思想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9）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王充“真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孔子教育思想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阅读思想若干问题研究[D]. 单舒扬.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元朝许衡儒学教育思想研究[D]. 王晓园.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D]. 孟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6]杨昌济人格教育思想研究[D]. 和青君.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7]程俱《北山小集》三教思想研究[D]. 王帅蒙.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席勒与王国维美育思想之比较[D]. 赵秦. 苏州大学, 2019(04)
• [9]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王充“真美”思想研究[D]. 罗云霞.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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