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老子的财政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资海琼[1](2021)在《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汉初黄老政治思想所呈现的风貌,已非道家原创时期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长期吸纳其他学派所融入的性格,为了适应汉初社会的历史时代要求,不得不改变的因应措施。汉初黄老政治思想融合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以老庄“道论”为基础,形成了无为而治、形名相应、德刑并举、因循为用、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完成了先秦以礼法为主到儒法道整合的转化。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兼容并蓄、无为即有为,恢复并重建了汉初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以及对汉民族文化及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黄老政治思想为西汉初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道家经世治国开创了契机,为西汉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因为其自身流弊及社会内外环境的转变,最终被董仲舒大一统儒家政治思想所取代。尽管黄老政治思想从此退出了官方政治舞台,但其“以道为魂”、“以德为体”、“以法为用”的思想精髓,时至今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张重洲[2](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伍强胜[3](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李婷[4](2020)在《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宋代道学重塑,仁学仍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抒发己见,标新立异,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王安石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其“新学”的学术架构进行仁学的阐发,从多维视角赋予了仁学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色。王安石一扫以往章句训诂、泛滥辞章之风,重视道德性命之学,为推动儒学形态在宋代的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展开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对全面把握王安石仁学思想体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弘扬仁爱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运用文献的、比较的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展开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讨论。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对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王安石身处于北宋内忧外患、弊端丛生的时代,土地兼并严重,“三冗”沉疴造成赋税沉重,再加上为应对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对百姓的征敛,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安石是一个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好学慎思,立足儒学,旁通百家,立有宏图之志,这为他学术思想的确立和仁学的阐发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其次,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发。本文认为,道论和人性论是其仁学的理论基础。王安石提出“道之全”的概念,试图调和百家,采集诸子,统一道统。他运用“本末”、“体用”等范畴揭示了道的内涵及其本体特质,为其仁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统一,从而为其仁学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哲学论证。在人性论上,王安石对人性善恶、性情关系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成为他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基调。关于仁学思想的具体内容方面,王安石提出“以德爱者为仁”的主张,突出仁德的重要性,强调爱己爱人,爱亲爱民,内圣与外王并重。同时,王安石强调礼乐是天道的体现,论证了礼与法、礼与仁的关系。王安石的仁学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又立足于现实,对仁学厚植笃行,通过以义理财和循礼宽刑等实践方式把仁学灌注到社会政治实践中去。最后,本文对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局限性和现代启示进行了阐发。王安石的仁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儒家仁学内涵。王安石强调盛德与大业兼重,不讳言功利,彰显出其突出的致用精神。虽然王安石的仁学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和时代局限,但是总体而言在北宋儒学整体翻新的过程中对儒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乃至对我们今天在立德修身、立己达人、居仁行义、爱民安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郭亚宾[5](2020)在《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我国金元之际一位杰出的契丹族政治家。他身为契丹皇族后裔,自幼生长于中原地区,在金元相交之际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最终成为窝阔台主政时期的重要辅臣,为保存并发展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的文明、促进蒙元政权的汉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身世经历极为特殊。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蒙元初期的治理转型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经历了辽宋夏金长时期分裂之后的中国,来到了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历史关口;从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以来300多年的家族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这支契丹皇族的汉化过程。耶律楚材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身逢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毅然承担起延续斯文一脉的人生使命。耶律楚材的治学体现了博约结合、道器并重的特点。从学术渊源来看,楚材主要受四方面影响:自八世祖耶律倍至父亲耶律履、母亲杨氏薪火相传的家学;伴随金朝科举制的发展,为进身仕途刻苦攻习的官学;面临生死抉择,皈依佛门师从万松行秀参悟的禅学;身处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不拘门限广泛吸收的当时流传于北方的各类学术。在知识技能方面,楚材博览群书、业有专攻,他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礼法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尤其擅长术数、理财和语言文章,体现了切合时务、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艺术修养方面,楚材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词臣倡始”;文章骈散兼备,娴熟老道;书法气势雄健,刚毅劲拔;鼓琴情理交融,技艺超群;他甚至能够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以应对政治斗争对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信仰方面,楚材既是一名标准的儒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对道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习和体悟,他出入三教,淹通百家,涵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卓越事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耶律楚材参与治国理政历经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和乃马真后称制等四个时期。他凭借杰出的才干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一步步跻身蒙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他依据中原汉法谋划了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制等十个方面的治国方略,抓住窝阔台宽宏放权的历史机遇,以非凡的胆魄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在务实层面,他谏言颁布赦令、纠正野蛮提议、阻止屠城政策、设法安定逃民,竭尽全力保护百姓生命;主张编户齐民、抵制游牧泛滥、明确课税额度、坚持休养生息,千方百计恢复经济活力;提出建正朔、立朝仪、创机构、抑割据、建宫室的方案,努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从具体事务入手,“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制建设。在务虚层面,他向蒙古统治者“时时进说周孔之教”,高高扬起儒家大旗,保护并任用一批中原士子,兴文教、开科举,搜索图籍,刊印经典,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提出“华夷一混”的观点,主张各民族融合发展;坚持宗教宽容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发扬正邪之辨、遏制全真坐大、扶持正统佛教;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不失时机地进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引导蒙古政权开启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采取刚柔并济的内联之策。由于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楚材自身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其辅政成效在当时已有显现,尤其对忽必烈时期全面推行汉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耶律楚材的治学与理政密切相关,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原士大夫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他为极度崇尚武力的蒙元政权注入仁义、理性、协和、良序等思想因子,彰显了中华文治的价值取向和独特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旭杰[6](2020)在《“建言十二事”与高宗朝政局》文中研究表明武后在上元元年提出的“建言十二事”,涉及领域广泛,内容详尽: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此外还有《旧唐书》提及的“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於有司”。高宗对于建言的态度也是比较暧昧,史料记载是“下诏略行之”,并未谈及建言诸条建议的实施情况与效果。基于此,不少学者联系前后的政治事件,认为“建言十二事”是武后出于自身利益层面提出来的,同时将其视为武后权利欲望显露的一大表现和高宗武后间存在矛盾的证据之一,其中尤其以第九条建言为主。笔者拟通过对“建言十二事”提出前唐政局的大环境进行梳理,来探讨建言中诸条建议产生的背景,以此来略窥武后提出建言的动机与目的。通过将建言的具体内容与高宗朝、武周朝的具体史实对比,论证建言的落实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分析上元元年前后高武之间的主要政治事件,说明高武二人的亲密战友关系。另外,以“建言十二事”为主线串联前后的政治事件,可以从其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史实,从而更加关注建言本身。通过对高宗朝以及武周朝相关事件的整理,发现“建言十二事”的落实情况确实存在,仅在侧重点有所不同。综合以上结论,进而发掘出建言存在的现实意义:一是改良社会的一剂良方;二是社会变革的先兆;三是高武配合的证明之一。
唐禄俊[7](2020)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文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上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下至具体的药方器具。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展开了研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有以下几个要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探索,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典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第一章梳理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四字的内涵。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概括起来,“仁”的内涵是天道为仁、医为仁术、慈悯万物、医不嗜利,“和”是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调和疾病,“精”是医术之根,“诚”是医品之本。准确把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意涵是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第一步。第二章讨论了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有密切关系的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中医的理想人格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塑造的。古代医家的从医动机是多样的、复合的,可归纳为:口实之需、追名逐利、举业而医、传承家学、疗养君亲、保身逸志、格物致知、修德济世。古代中医的行医境界有三个等级,分别是理想之境、中上之境、不足之境。综合来看,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可谓“大医”“良医”“上医”,典型人物可推孙思邈。第三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探讨。第一节以问卷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公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情况。3732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大众最认可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表述是“仁和精诚”,其次为“阴阳中和”和“医道自然”;大众最认可的三个中医药文化符号是依次是太极图、针灸铜人像、杏林;大众最喜欢三个中医药品牌符号依次为同仁堂、云南白药、九芝堂;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平均分是59.72分;虽然人们对中医药了解水平自我评分不高,但是对中医药的未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对中医药未来的信心评分的平均分是76.96分。第二节分析了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人物。“国医大师精神”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最新诠释,此精神不仅是国医大师群体的个性精神,更是中医药行业的精神。以《人民日报》“走近国医大师”系列为基础,使用人格心理学研究以词汇学为基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国医大师精神为涵盖了大家与我、人与我、我的三层次结构,最终提炼“国医大师精神”为仁爱承新、和善谦诚、严研静廉。中医药技术可有高下之别,精神却可人人秉持、代代承传。因此,弘扬“国医大师精神”对于中医药人塑造中医的完美人格,促进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增加文化自信,改善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是关于中医医院的医院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全国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重要实践地。为了解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在全国中医医院的践行现状,本文以网络调查的方式查询了 477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的门户网站,结果发现有54家医院将“仁、和、精、诚”四字直接作为院训或医院精神或医院价值观等,至少直接使用“仁、和、精、诚”一字的中医院比例达到了 82.22%。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点思考:完善门户网站,突出医院精神文化;全方位把握“仁、和、精、诚”四个维度,精准定位;结合地域名医及其文化,打造区域特色。第四节是关于医院文化建设个案调查的思考。在中国传统视域中,“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家庭不仅是全体家庭成员的情感所系,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单位。现今中国,儒家“家”文化的实践地由传统家庭转向了组织文化,作用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以医院文化为例,儒家“家”文化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新时代医院文化,打造中国特色的医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讨论。此部分主要分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践行的外部的政策和文化环境,提出了树立信仰,抑扬结合,众人拾柴,互利双赢、全媒体呈现的建议。总之,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融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以人为承载,以时代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鹄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任小琴[8](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张子峻[9](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提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胡慧娥[10](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二、试论老子的财政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老子的财政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一)选题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 |
一、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年代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地域起源 |
三、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产生原由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
一、黄老政治思想代表着作梳理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兴盛 |
三、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势微与衰落 |
第二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哲学继承 |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道论 |
二、汉初黄老思想中的辩证法 |
三、“道生法”命题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无为而治 |
二、形名相应 |
三、德刑并举 |
四、因循为用 |
五、以法治国 |
第三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特点 |
一、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积极有为性 |
第三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影响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
一、恢复了汉初社会生产 |
二、重建了汉初社会秩序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对后世思想与性格形成的促进 |
一、促进了董仲舒新儒学的形成 |
二、促进了汉民族性格的形成 |
第四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
第一节 国家治理应当彰显“以道为魂” |
第二节 国家治理应当坚守“以德为体”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应当实施“以法为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小结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小结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小结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小结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 目前的研究状况 |
三 研究方法 |
四 研究的难点、重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思想形成的背景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满清的血腥镇压及怀柔政策 |
二、道学衰落及士人的反思 |
三、西学东渐及实学兴起 |
第二节 家学渊源 |
一、“忠孝”家族之定位 |
二、家传儒术之着世 |
三、民族气节之坚守 |
第三节 哲学思想之三变及交游考 |
一、万斯同与黄宗羲 |
二、万斯同与潘平格 |
三、万斯同与李塨 |
第二章 本体论 |
第一节 狭义宇宙论 |
一、阴阳运而万物生 |
二、五行之动迭相竭 |
三、律吕天地自然之数 |
四、一损一益阴阳进退之经 |
第二节 狭义本体论 |
一、道塞上下贯古今 |
二、六经者圣人载道之区 |
三、天地间道自若 |
四、《易》理至精 |
第三章 格物论 |
第一节 格物论概述 |
一、“格物”即习“六艺” |
二、历来纷纷之论不得要旨 |
三、六艺以致其用 |
四、学习三物则穷理在其中 |
第二节 “格物”论上的重大转变 |
一、潘平格对朱王二家“格物”论的批判 |
二、潘万二氏“格物”论的比较 |
第四章 道统论 |
第一节 道统论概述 |
一、孔子而下之文脉 |
二、孔孟之道的应有之义 |
三、与《明儒学案》之比较 |
第二节 对朱熹易学道教成分的剥离 |
一、《易》本人事而作 |
二、《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可永作废 |
三、揲蓍法之疑惑 |
四、与朱熹易象观的差异 |
第三节 对佛教的批判 |
一、佛教为蛮夷之教 |
二、从本体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三、从人性的角度对佛性论的批判 |
四、从伦理的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五、从因果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第五章 历史哲学 |
第一节 治乱兴亡是现实的历史进程 |
一、明王朝治乱兴衰的现实历史进程 |
二、明王朝灭亡原因的追溯 |
第二节 天命史观 |
一、“数”思想 |
二、灾异思想 |
第三节 帝王史观 |
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第六章 政治哲学 |
第一节 君臣民关系论 |
一、安上全下莫善于礼 |
二、有国家者以养贤为急务 |
三、驭吏之方亦在此 |
第二节 谏议论 |
一、止辇转圜之事未之概闻 |
二、暴君骄主之过由来者渐 |
第三节 君子小人之辨 |
一、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
二、君子小人面目 |
第七章 人生哲学 |
第一节 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 |
一、立身者不在乎显达 |
二、凡人世可喜可欲之事吾皆无之 |
第二节 缔交海内文士为可“乐” |
一、披析疑义殊有足乐 |
二、“孔颜乐处”的榜样与启示 |
第三节 士大夫立身一差即万事瓦裂 |
一、择术用世者宜知所审 |
二、一招不慎声名俱裂 |
第八章 理想国 |
第一节 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 |
一、选举之辩 |
二、三代之法辩 |
第二节 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 |
一、君主之辩 |
二、首辅之辩 |
三、胥吏之辩 |
四、阉祸之辩 |
第三节 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 |
一、封建制之辩 |
二、田赋之辩 |
三、兵制之辩 |
四、建都之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4)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重点难点 |
2.创新点 |
一、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 |
(一)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1.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2.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3.王安石仁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二)王安石仁学思想渊源 |
1.师友传习 |
2.学术自觉 |
二、王安石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王安石仁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1.天道论 |
2.人性论 |
(二)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展开 |
1.以德爱者为仁 |
2.智者仁之次 |
3.爱己与爱人 |
4.礼乐之论 |
5.盛德大业 |
(三)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实践 |
1.笃厚力行 |
2.以义理财 |
3.循礼宽刑 |
三、王安石仁学思想的评价 |
(一)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学术价值 |
1.丰富了儒家仁学内涵 |
2.致用精神的彰显 |
(二)王安石仁学思想的局限 |
1.理论的驳杂 |
2.人性论的矛盾 |
3.政术的偏陋 |
(三)王安石仁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
1.修身立德 |
2.爱民安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四、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早年经历 |
第一节 全球史与中国史视角下的蒙元时代 |
一、八百年前的“天下” |
二、生生不息的“中国” |
第二节 顺承家族变迁做出的人生选择 |
一、与时推移的“家族” |
二、慨然领命的“士子” |
第二章 耶律楚材的学术渊源和治学范畴 |
第一节 中原为主和多元继承的学术渊源 |
一、家学 |
二、金代官学 |
三、禅学 |
四、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各类学术 |
第二节 切合时务的器用之学 |
一、天文 |
二、地理 |
三、历史 |
四、博物 |
五、术数 |
六、医药 |
七、语言文字 |
八、理财 |
九、礼法 |
第三节 涵养身心的诗情艺境 |
一、诗歌 |
二、文章 |
三、书法 |
四、琴艺 |
五、生活 |
第三章 耶律楚材思想信仰的深度探析 |
第一节 儒释道及诸子之学 |
一、儒家 |
二、佛家 |
三、道家 |
四、诸子 |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融会贯通 |
一、融通三教 |
二、治学特点 |
第四章 耶律楚材的治国方略 |
第一节 宰辅地位的确立 |
一、成吉思汗时期 |
二、拖雷监国时期 |
三、窝阔台即位前后 |
四、耶律楚材的官职及权限 |
第二节 治国方略的内容和特点 |
一、基本内容 |
二、主要特点 |
第五章 耶律楚材的理政措施 |
第一节 保护百姓生命 |
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经济 |
一、增加编户齐民 |
二、保存中原经济 |
三、明确科税额度 |
四、坚持休养生息 |
第三节 推行中原政治制度 |
一、建正朔 |
二、立朝仪 |
三、创机构 |
四、抑割据 |
五、建宫室 |
第四节 倡导法制建设 |
第五节 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 |
一、熏陶蒙古统治者 |
二、团结中原各界人士 |
三、发展文教事业 |
第六节 民族宗教政策 |
一、民族观和家族观 |
二、宗教政策 |
第七节 战争观及外交内联策略 |
一、战争观 |
二、外交思想及实践 |
三、稳固内部联盟的策略 |
第六章 耶律楚材辅政的成效 |
第一节 窝阔台的政绩与耶律楚材辅政之关系 |
第二节 晚年际遇再辨析 |
第三节 历史评价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耶律楚材大事年表 |
致谢 |
(6)“建言十二事”与高宗朝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动态 |
1.2.1 关于唐高宗时期政争的研究 |
1.2.2 关于唐前期科举选官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唐前期官员俸禄的研究 |
1.2.4 关于唐前期官员吏治的研究 |
1.2.5 关于“建言十二事”的研究 |
1.2.6 关于唐前期对外战争与勋官问题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建言十二事”的提出背景 |
1.1 上元元年前唐高宗朝政局的特点 |
1.2 唐高宗朝的政争与吏治 |
1.3 上元元年前的社会隐患 |
第二章 “建言十二事”的内容与实施情况 |
2.1 “建言十二事”的具体内容 |
2.2 “建言十二事”在高宗朝实施情况 |
2.3 “建言十二事”在武周朝实施情况 |
第三章 “建言十二事”的性质 |
3.1 唐高宗与武后的关系 |
3.2 “建言十二事”与《帝范》 |
3.3 “建言十二事”的性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 |
1.1 医心“仁” |
1.1.1 天道为仁 |
1.1.2 医为仁术 |
1.1.3 慈悯万物 |
1.1.4 医不嗜利 |
1.2 医道“和” |
1.2.1 人天和合 |
1.2.2 人际和谐 |
1.2.3 形神合一 |
1.2.4 调和疾病 |
1.3 医术“精” |
1.4 医品“诚” |
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 |
2.1 习医动机 |
2.1.1 口实之需 |
2.1.2 追名逐利 |
2.1.3 举余而医 |
2.1.4 传承家学 |
2.1.5 疗养君亲 |
2.1.6 保身逸志 |
2.1.7 格物致知 |
2.1.8 修德济世 |
2.2 行医境界 |
2.2.1 理想之境 |
2.2.2 中上之境 |
2.2.3 不足之境 |
2.3 “大医”理想人格 |
2.3.1 特色辨析 |
2.3.2 现代启示 |
3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 |
3.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 |
3.1.1 对象与方法 |
3.1.2 结果分析 |
3.1.3 讨论 |
3.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典范 |
3.2.1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出 |
3.2.2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炼 |
3.2.3“国医大师精神”评析 |
3.2.4 “国医大师精神”的当代价值 |
3.3 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调查 |
3.3.1 对象与方法 |
3.3.2 结果分析 |
3.3.3 讨论 |
3.3.4 问题与思考 |
3.4 儒家“家”文化视角下的医院文化建设反思 |
3.4.1 传统儒家“家”本观念 |
3.4.2 新儒家“家”文化 |
3.4.3 和谐医院文化建设 |
3.4.4 医院“家”文化建设实例 |
4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 |
4.1 环境分析 |
4.1.1 政策环境 |
4.1.2 文化环境 |
4.2 策略分析 |
4.2.1 树立信仰 |
4.2.2 抑扬结合 |
4.2.3 众人拾柴 |
4.2.4 互利双赢 |
4.2.5 全媒体呈现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介 |
(8)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 |
1.2.2 国外研究 |
1.2.3 观点评述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分析模式的设定 |
1.4.1 模式依据 |
1.4.2 模式设计 |
1.4.3 模式验证 |
1.5 概念与理论基础 |
1.5.1 概念厘定 |
1.5.2 理论基础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6.1 创新之处 |
1.6.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准备 |
2.1 幸福观的理论资源 |
2.1.1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
2.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
2.1.3 西方的典型幸福观 |
2.2 幸福观的理论建构 |
2.2.1 幸福观的结构 |
2.2.2 幸福观的特征 |
2.2.3 幸福观的功能 |
2.3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建构 |
2.3.1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构成 |
2.3.2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功能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 |
3.1 时代背景 |
3.1.1 新时代赋予的目标要求 |
3.1.2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面临的挑战 |
3.1.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存在的机遇 |
3.2 历史考察 |
3.2.1 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3.2.2 转型经济时期经济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3.2.3 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3.3 现实状况 |
3.3.1 大学生幸福感现状 |
3.3.2 大学生幸福观现状 |
3.3.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分析 |
4.1 政府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4.1.1 应然要求 |
4.1.2 实然状况 |
4.1.3 问题原因 |
4.2 社会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4.2.1 应然要求 |
4.2.2 实然状况 |
4.2.3 问题原因 |
4.3 高校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4.3.1 应然要求 |
4.3.2 实然状况 |
4.3.3 问题原因 |
4.4 家庭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4.4.1 应然要求 |
4.4.2 实然状况 |
4.4.3 问题原因 |
4.5 个人层面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4.5.1 应然要求 |
4.5.2 实然状况 |
4.5.3 问题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5.1 基本举措 |
5.1.1 美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5.1.2 英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5.1.3 法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5.2 主要特点 |
5.2.1 广泛渗透性 |
5.2.2 目标淡化性 |
5.2.3 科际整合性 |
5.2.4 价值选择性 |
5.2.5 交流对话性 |
5.2.6 现实实用性 |
5.3 经验借鉴 |
5.3.1 政府层面:公民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5.3.2 社会层面:影视与文化的反思借鉴 |
5.3.3 高校层面:校内教学的反思与借鉴 |
5.3.4 个人层面:实践体验的反思与借鉴 |
5.3.5 家庭与个人层面:宗教思想的反思与借鉴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设计 |
6.1 政府层面的设计 |
6.1.1 定位: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 |
6.1.2 导航: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 |
6.1.3 纠偏: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 |
6.1.4 提升: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 |
6.2 社会层面的设计 |
6.2.1 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 |
6.2.2 从社会文化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 |
6.2.3 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 |
6.2.4 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 |
6.2.5 从社会现象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 |
6.2.6 从社会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 |
6.3 高校层面的设计 |
6.3.1 认识前提:走出认识误区,完善思想政治教育 |
6.3.2 目标设定:设立目标体系,贯穿奋斗幸福观 |
6.3.3 客体细分:细化目标群体,分层实施幸福观教育 |
6.3.4 渠道优化:思政主渠道与科际整合结合 |
6.3.5 保障支撑:现实对接与学科设置相结合 |
6.3.6 实效提升:依托心理科学,提升幸福观教育实效 |
6.4 家庭层面的设计 |
6.4.1 大力推进家长教育,提升家长素质 |
6.4.2 多维度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 |
6.4.3 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 |
6.5 个人层面的设计 |
6.5.1 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的自觉意识 |
6.5.2 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 |
6.5.3 自觉抵制外界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 |
6.5.4 提高精神境界与需要层次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五元互动做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7.1 五元静态配合织育人之网 |
7.1.1 五元各司其职 |
7.1.2 五元内外结合 |
7.2 五元动态协调育幸福之人 |
7.2.1 五元互相渗透 |
7.2.2 五元互利共生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调查 |
附录二 五元分析模式各层次的实然状况调查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2.5 本章结语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致谢 |
(10)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1.1.1 缘起 |
1.1.2 题旨 |
1.1.3 选题意义 |
1.2 学术史回顾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2.1 魏源生平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3.1.1 天命观 |
3.1.2 幽明观 |
3.1.3 忧患观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3.3.1 法之功用 |
3.3.2 法之实行 |
3.4 民本思想 |
3.4.1 重民思想 |
3.4.2 富民思想 |
3.5 人才观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4.1.1 《默觚》概述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4.3.2 大一统观念 |
4.3.3 地理世界观 |
4.3.4 外交观 |
4.3.5 “师夷”说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四、试论老子的财政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D]. 资海琼.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D]. 伍强胜. 东南大学, 2020(01)
- [4]王安石仁学思想研究[D]. 李婷.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 郭亚宾. 河北大学, 2020(08)
- [6]“建言十二事”与高宗朝政局[D]. 李旭杰. 山西大学, 2020(01)
- [7]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D]. 唐禄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8]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9]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10]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