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

一、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大江健三郎《空翻》的“自我救赎”主题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战后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因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而赢得巨大的文学声誉,一时间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对大江健三郎本人以及其文学作品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国内的学者对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解读尚显不足。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主题不断呈现出一种变化的趋势,早年时期他的重点在于存在主义影响下的战后生存危机,中期他就开始关注边缘性文化,而到了晚年时期,大江健三郎便把注意力放在了精神和灵魂的自我救赎这一主题上,因而本论文重点研究大江健三郎的自我救赎主题,以《空翻》为依托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无神论者自我救赎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失灵者的自我沉沦”,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论述其文学作品《空翻》中人物自我沉沦的原因和现象。首先,从自在世界的角度来论述物质世界中人们肉体的逐渐消亡,又运用隐喻和象征来突出表现世界的扭曲感;其次,从自为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物质极大丰富时忽视了自身精神信仰的缺失,人们沉沦在自己空想的世界中而不自知,这正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状况。第二部分“未消亡者的自我感知”,主要是论述“未消亡”的人去试图逃离幻想中过度的自我沉沦,此时的他们仍然具有自我感知的能力。这种感知的能力一部分是源于自己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另一部分则是源于周围人群和周围环境给予的被动性的影响,这两者虽然方式不同,却都让人们感知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在得到自我认可的同时摆脱自我的沉沦去找寻正确的自我救赎道路。第三部分“新人的自我救赎”,重点分析《空翻》中人物角色进行自我救赎的方式。纵观全文,这可以主要从人物的结局死亡和生存两个角度来阐述如何自我救赎,首先死亡是人生命的终点,作品中人物在面对死亡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反应,从恐惧到坦然最后到视死如归,俨然是一种在思想上的成熟态度;其次从生存的角度来论述两种自我救赎的方式,空翻的失败使大江意识到宗教式的救赎是一种无意义的行为,最后意识到能救的只有自己,而“新人”的出现则是一种新旧的更替,更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和发展,新的宗教思想无疑也是一种新兴的自我救赎方式。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大江健三郎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地去开辟和思虑自我救赎的方式方法,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教诲未来的孩子们,期待他们能够不断发展来改变和完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未来。

姜文莉^[2]（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王绮雯^[3]（2021）在《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文中研究指明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文学代表性作家,1994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获得此奖的第二人。大江作为深受存在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小说家萨特的影响之作家而广受瞩目,大江文学中留存着浓厚的“存在主义倾向”。丰富的外国文学阅读经验、智障的长男大江光的出生、对广岛的访问（1964）、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1963）的参加等均对大江的创作产生较深的影响。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1994年作为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而被提名,堪称是大江文学中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作品发表的时间为1967年,有着“安保运动”和“战后生活巨变”的时代背景,且正是存在主义在日本盛行的时期,《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自是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强烈影响。作品中主人公的死也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伦理的实践”。本论文旨在研究大江健三郎如何受存在主义影响,以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重点探讨作品中体现的大江文学中存在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战后价值。鉴于此研究的目的,以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论文、着作,通过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由存在主义视角对《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加以研究。本论文首先分析大江文学中存在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关系,其次对作品所折射出的大江文学中从“我”到“我们”的存在主义的新拓展加以分析,最后探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战后价值。本论文旨在从思想层面上考察作品中体现的存在主义及其对表现作品的主题和现代社会起到的作用;明确大江文学和存在主义的关系,加深对大江文学的理解;通过存在主义,深化了人们在绝望的环境中寻找出口,并积极地生活下去的主题。大江文学中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转换,使存在主义的影响对象由个人延伸至国家乃至全人类。

李春晓^[4]（2020）在《大江健三郎《迟到的青年》中的主人公形象 ——巨变的日本战后社会中苦闷的个人》文中指出大江健三郎在幼年时期经历了日本战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刚刚经历战败,日本过去曾占支配地位的许多价值观念和秩序规范都面临崩坏,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过去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逐渐瓦解,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主义思想等新思想传入日本,新的思想与旧有的天皇制下形成的思想产生了许多碰撞。以此为契机,以往的政治及思想体系中潜藏的种种问题都在战后逐渐凸显了出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大江在内的一部分日本年轻人,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在战后不断发生巨大变动的现实社会中一再被否定,他们都陷入了的苦闷的思想状态之中。大江健三郎作为在日本战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苦闷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切身经历并发现了战后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了让青年们陷入苦闷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日本社会问题。因此,大江在早期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苦闷的青年人物形象。这些苦闷的青年的共同点是都具有被动的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不论在实际生活还是在思想状态上都处于一种被监禁的状态,并且丧失了与社会及周围人的联结。他们不断地努力希望逃离这种苦闷的生存状态却不能成功,因此自暴自弃过着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堕落生活。大江在早期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迟到的青年》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主人公形象。不论在少年时代还是青年时代,他都因为敏感地发现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感到苦闷,一直不断努力试图逃离这种生存状态。但是因为个人的力量的弱小,他最终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妥协,成为了一个“屈服的人”,陷入了永久的苦闷之中。大江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主人公形象,对当时日本社会之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扭曲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虚伪性等问题进行了批判。现有的关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有很多,特别是针对大江创作的初期作品的主题及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是对于《迟到的青年》这部作品及其主人公形象的研究却很少,所以本论文从《迟到的青年》这一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入手,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研究主人公苦闷状态的特征。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江的个人经历,尝试分析使主人公感到苦闷的社会原因及大江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主人公苦闷的少年时代,重点研究了少年形象的特征,使用了文本分析的方法,指出了少年从“少国民”变成被占领国国民的变化过程,并且探讨了大江作品中的“监禁状态”的主题。谷间山村成长起来的少年具有勇敢无畏、天真无邪的天性,却因受到日本战败带来的种种变化的打击和目击到村民的种种丑恶行径而形成了阴郁沉默的性格。原本是“少国民”的主人公因为日本投降成为战败国国民,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在进驻美军面前感到极大的屈辱。并且少年一直都生活在村落的封闭空间之中,难以逃脱。这种地理上的监禁状态同时也象征着少年精神上的监禁状态。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主人公苦闷的青年时代,分析的重点在于苦闷的青年形象的特征,分析了主人公丧失了与他人的联结的精神困境,并且还探讨了青年由“政治的人”转变为“性的人”的变化过程。主人公从幼年开始就在一直追寻与社会和他人的联结,青年时代他渴望在政治世界获得与他人的联结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为此他积极地参与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因为误会遭到左翼学生们的虐待,并且在之后遭到右翼政治家的利用而最终失败。大江曾因为担忧当代青年的生存现状而创造出“政治的人”和“性的人”的定义,而这部作品中青年的失败过程即表现为从“政治的人”转变为“性的人”的过程。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大江通过塑造苦闷的青年形象想要达成的社会批判,重点分析了让主人公感到痛苦的当时的社会背景,介绍了大江的社会批判文学,明确了大江在这部小说中想要批判的社会问题。这一章首先分析了大江的社会批判文学,论证了大江受到了许多志在通过文学参与政治的作家们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文学。大江通过创作《迟到的青年》等作品,表现了他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部小说不仅仅停留对当时的日本青年的形象的描写上,还深入挖掘了让青年们感到苦闷的社会原因。本论文指出大江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痛苦的前半生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对人民思想的毒害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虚伪性。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感到精神上的苦闷,而使主人公感到苦闷的根源在于日本战后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大江通过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在批判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想警醒对社会现实听之任之的日本国民特别是日本青年。希望青年们能够排除困难,积极地行动起来改变社会现状,而不是像主人公一样感到无所适从、无力改变现状而陷入精神上的苦闷,从而自暴自弃。

倪琦^[5]（2020）在《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鲁迅对日本的重要意义在半个多世纪中持续升温,且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与现代日本文学结下深厚因缘,虽是外国文学家其文学却被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同时鲁迅对战后日本文学、文学研究发展产生助力,对日本国民的主体精神重建也有重要作用,影响了众多文学家的成长和选择,使其能够客观地面对战中战后的格局发展,并以文学作为反映途径,对日本的近代和当前进行反思与文化批评,这其中便包括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在家庭影响下与鲁迅相识,并在人生体验中不断与鲁迅相知,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文学氛围的渲染让他对鲁迅抱有崇敬,而更多的现实机缘,包括民族国家的相似背景、时代情感的共鸣以及自身的经历气质等,则让大江向鲁迅一步步靠近,自觉接受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文学世界也最终让二人有了重合点,阅读感知中的不断深入契合让二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关联,可以说鲁迅的文学选择和精神主张都给大江以深刻的影响借鉴。由此,在大江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能感受到来自鲁迅的影响痕迹,他同鲁迅一样以文学介入现实,以平民性、启蒙性与政治性的观念参与到社会的变革与国民的生存发展中,创作中的叙事特点和表现手法也包含鲁迅现代文学的书写关联。而同时鲁迅也以人生导师的形象渗透在大江的生命中,在思想、精神上给大江以指引,包括对社会的认识、对现实的理解、对自我的重塑、对人生的选择等多重方面,使其能够直面危机、反抗绝望、确定希望,并给予他现实批判和“疗救”的力量,最终一起凝结在大江的文学与人生中。

李叶,陈秦轩,廖文玉^[6]（2020）在《大江健三郎在我国的翻译与研究概况》文中指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进入中国后颇受关注,不仅有作品译本陆续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发表。该文在对大江健三郎作品在国内的翻译及研究概况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在作品翻译方面,目前国内对大江作品的翻译多集中在《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几部代表性作品上,其他作品的译本尚不算多;在相关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森林意识及反战反核等人道主义思想,对其文学性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涉及不多。基于此,该文认为,目前国内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在研究方面,均有可扩大译介和深入研究的空间。

任丽^[7]（2019）在《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文中认为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着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与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一起被称为日本先锋文学的三巨头。安部公房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先锋性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在创作手法和美学思想上都具有日本小说发展里程碑的意义。安部公房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善于将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以寓言的手法探讨工业文明下的异化这一现代主题。虽然安部公房经常被冠以“超现实主义作家”、“存在主义作家”等标签,但是无论是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诠释人类孤独处境的存在主义作品,“自我”始终是安部公房小说的重要精神课题。安部公房一生经历波折,其祖籍是北海道,出生在东京,而后又随同父母在中国奉天生活了17年。由于日本战败,他深深体会到了一种“故乡”的丧失感,这种丧失感说到底就是丧失了自我灵魂的栖息之所。因此,可以说安部公房整个一生都在寻找着自我的精神家园。此外,安部公房又深受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自我”,这也决定了安部公房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会从哲学角度展开对失落的自我的探寻。无论是50年代创作的《赤茧》、《墙壁》,60年代的“失踪三部曲”,还是70年代的《箱男》、《密会》,再到80年代的《方舟樱花号》,安部公房在这些作品中都探讨了自我,以及自我、他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部公房小说中有关自我的表现与探讨,可以说是基于对他者的分析之上的。无论是战后经济复苏期的50年代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失踪三部曲”,再到70年代末以来面向他者的小说,这些作品既一以贯之地展开了对“自我”的审视和剖析,同时也相应地显示出由“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式思想到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这一思想脉络的演变。这一转变究其实质就是安部公房试图确立的一种自我与他者理想化关系的积极尝试,同时也只有超越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才有可能应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精神危机。具体来说,安部公房50年代创作的小说主要以变形的方式,刻画了日本战败后处于经济恢复期的个体生存窘境。当时日本国内经济低迷,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内所有的物资,在政治方面,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美国又企图在日本建立反共的防波堤,在这种被禁锢、被压制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可以说毫无自由发展和进行自我确认的可能性,并且呈现出一种迷惘、幻灭、孤独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安部公房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创作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小说,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类存在处境,采用变形、逃离的形式对抗荒诞的外部世界。进入6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在都市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的灵魂也在新生活与旧文化的撕扯中深感压抑和孤独。现代化变迁形成新秩序,旧秩序虽被瓦解却仍存在“我”信仰中,安部公房在60年代“失踪三部曲”中以主人公“我”被这两种秩序双重否定、双重逼迫的现代个体生存状况,展示了从都市生活脱离、与社会秩序相背离的现代人的徒劳感和无力之感。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安部公房以敏感的触角,感知社会时代的大变化,并以丰富的想象力向全世界诠释了现代文明危机下人类的精神困境。这一时期安部公房创作的小说,从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人出发,发出另一种振聋发聩的“探究自我”的声音,呈现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人们的恐惧、不安乃至绝望的状态。同时,其小说创作的主题与核心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探寻,走向面向他者的自我探寻之思。这种着眼于边缘人的独特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条到达普遍性道路的小说创作方法,也是安部公房进行自我批评和正视整体世界的重要途径。总之,安部公房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一以贯之地展现了对“自我”的追问,在安部公房离世2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认真思索安部公房在文学上的贡献之时,依然能感受到其小说所具有的启发和警示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安部公房小说创作的局限性,尤其不能武断地认定安部公房已经具备了一整套有关自我与他者的思想体系。追根究底,“自我”是安部公房在小说中使用的主体言说形式,换言之,虽然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回到自我的内部世界并呈现出对他者的抵抗状态,但安部公房始终也没有探寻出一条寻求变革的行动之路。

冯立华^[8]（2018）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采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与同时期的随笔、演讲结合,将一部作品与同主题的系列作品相结合,将单篇作品放置于作品系列之中,对构成的系列小说做整体探讨,进而对大江的文学世界进行整体的梳理和研究。尽管在半个多世纪里,大江文学的主题、作品风格不断变化,其创作道路还是有迹可寻的。根据其创作风格与主题特点及文学道路上的转变等方面,本论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大江的创作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并按照时间顺序对其文学进行解读、辨识。第一期从1950年代的《奇妙的工作》到1960年代前半《个人的体验》为止,可以认为是存在主义占主流的阶段;大江文学经历了迷茫到新生的转变,是将西方的存在主义东方化、本土化的过程;第二期从1960年代后半到1970年代末期的《同时代的游戏》,是大江文学关照个人危机与人类危机的阶段;第三期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空翻》为止,大江文学走出70年代的低谷,其主题关注的是人类全体的死与再生问题;第四期为新世纪的文学,大江将目光从关注全体人类转为个人内心的恢复,重整旗鼓,继续前行。根据这四个时期的划分,论文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存在的焦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存在主义主题的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和《他人之足》为中心进行探讨。初期的短篇表现了存在主义的两个侧面:“徒劳的外部世界”和“幸福的内面”。第二部分是大江笔下的日本战败图景。关于日本战败,他表现出了两个视点,其一是以少年的视角描写战争末期少年的日常生活,如《饲育》、《拔芽击仔》、《意外之哑然》系列,另一个视角是以战后数年的大学生视角描写战后被占领状态下的生活,如《人羊》、《先跳后看》、《战斗的今日》等构成的系列。笔者认为大江是从战争的残酷波及到少年、构成了残酷的成人仪式的视角表现他的战争观的。第三部分主要以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个人的体验》为中心进行论述。从文学表现“性的人”、“政治的人”的踯躅,到回归现实的抉择,经历了从迷茫到新生的过程,成功地将西方“自由选择”、主张“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与东方的“正视现实、顺应社会”、“人与社会相和谐”的理念融合,人的存在与客观现实达成了统一,大江文学找到了新的出路。论文的第二章研究大江第二期的文学创作。第二期的创作延续了第一期作品的死亡主题,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与憧憬,随着现实生活中残疾长子的出生和共同生活,转变为探寻如何在疯狂中生活下去的关于自我拯救和全体人类救济的更广阔的人文关怀。笔者将这一时期大江的创作概括为“唤醒危险意识”,危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国家主义与天皇制对包括作者在内的民众的吸引与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在政治的层面发挥作用,更主要的是已经扎根于精神层面,可以说大江以自身为示范,表现的正是这一点。这个主题一直吸引着他,从初期的《17岁》和《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一直到这一时期的《父亲呵,你要去向何方?》、《请告诉我们在疯狂中生活下去之路》、《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以及《月男》。本文以《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为中心详细进行了解读。其二,是威胁全体人类生存的核武器及环境恶化,表现这个主题的作品有《核时代的隐遁者》、《濒死鲸鱼的代理人》、《洪水涌上我灵魂》、《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等,在这里以《洪水涌上我灵魂》为中心探讨大江有关这方面的创作,同时将大江的另一巅峰作品《同时代的游戏》作为大江为人类开出的一份药方放在这部分讨论。尽管《同时代的游戏》不太被评论家认同,但不可否认其无论在艺术手法还是创作的主题方面都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品。第三章主要讨论1980、1990年代的作品世界。进入1980年代的大江文学继续关照人类的拯救,不过在创作手法上有了很大的改变。1980年代初期又回到了他所擅长的短篇小说创作,采用将若干个短篇构成一个系列,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主题的方法。这种创作方法获得了成功。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多主题的《同时代的游戏》分解化、单一化和重组。《如何杀树》所收的八篇中、短篇小说分解了《同时代的游戏》的重要情节,再次确认了《同时代的游戏》未能清楚表述的主题;《M╱T与森林不可思议的故事》则将《同时代的游戏》的故事构成和叙述方法单一化,使得《同时代的游戏》的故事结构更加清晰。大江小说的叙述者也发生了变化,经历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转折点作品《致令人怀念之年的信》后,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登上舞台,互文的方法也开始于这个时期,女性逐渐成为小说的重心。进入1990年代,大江的两部作品《燃烧的绿树》与《空翻》主要围绕新兴宗教的问题展开,在这两部作品里大江以“没有信仰者的祈祷”为主线,深入剖析了当代社会人们内部精神的空虚,以及边缘人物因为得不到社会关照进而从新兴宗教中寻求治疗的社会问题。在这一章里笔者以点带面,从“雨树”的暗喻、与残疾儿共生、灵魂的救赎视角考察了大江如何通过文学关照全体人类。第四章研究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大江进入文学创作的“后期”,创作视角从对全体人类的关照转回到个人内心的恢复,然后继续前行。这些“后期工作”大都以与作家自身重叠、名为长江古义人的老作家为叙述者,基本上以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作家身边的故事,重新表达自己的思考。本章共分为两大部分进行的解读,第一部分以《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为中心,探讨从个人内心的恢复到老人继续“愚行”的过程;第二部分归结为如何继续诉说希望,《两百年的孩子》是继《治疗塔》之后的另一部具有科幻性质的小说,作品以崭新的视角将从暴力中解救人类的希望赋予孩子,至于《水死》则是将国家主义的暴力推演到了极致来呈现,在绝望中展现了永不放弃的女性形象,在“最后的小说”《晚年样式集》里,面对自然和人为的对人类生存的双重威胁,叙述者古义人没有屈服,实现了“回心”,以更大的希望照亮了前行的黑暗壁垒,实现了超越。论文结论认为大江文学是在绝望中永不放弃为个人、为社会、为人类追寻希望的过程。

段亚鑫^[9]（2018）在《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异国形象》文中指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卡雷和基亚为形象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比较文学形象学成为一门研究异国形象、探究异国形象形成与发展的学科和批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大为扩展,除了关注异国形象之外,异国形象与本土形象、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等互动关系研究是当代形象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大江健三郎是当代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日本甚至世界文坛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95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开始至1967年发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止,这十年的创作经历使作为作家的大江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甚至到达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因而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这十年的文学创作视为大江早期文学创作阶段进行整体研究。在大江健三郎创作的《人羊》《饲育》《感化院少年》《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哭号声》《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多部早期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异国形象。这些异国形象在小说中的运用,不单是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倾向的真实反映,也蕴涵着深刻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思想文化内涵。本文主要研究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三种较为突出的异国形象类型,以及这些异国形象与日本本土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引言梳理了大江健三郎从1957年至1967年小说创作历程,考察了国内外对大江早期小说的研究现状,并对本文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一章为“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美国形象”。本章从大江健三郎在青少年时代阅读体验和个人经历入手,梳理了大江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探讨美国因素对他创作的影响;着重分析大江笔下的美国军人形象,这些形象包括残暴的美国占领军和被囚禁的黑人士兵两类,大江不仅对占领军的残暴行径进行了揭露,同时在双方的对立关系中,对作为“弱者”的日本民众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在对黑人士兵与日本村民的动态关系中,可以看出大江对虚无、残酷的战争的痛恨和批判态度。再次,分析大江描绘的黑人聚居区形象,探讨暴力对人性的扭曲作用和蕴含在黑人民权运动下的时代危机。第二章为“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朝鲜形象”。本章主要分析大江笔下的在日朝鲜人形象,这些形象包括朝鲜人部落形象、朝鲜少年儿童形象和战后朝鲜青年形象。大江对朝鲜形象的刻画不仅来自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源于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些在日朝鲜人具有善良、团结、勤劳、具有经营头脑等特点,与战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借助朝鲜形象,大江将战后日本人丑陋的人性和残忍的行为揭露出来,从而达到批判的目的。同时,作为他者的朝鲜形象同样反映出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如扼杀不同民族儿童的天性与友谊、使淳朴的朝鲜青年堕落等。第三章为“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非洲形象”。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非洲形象并不是日本社会集体想象物,而是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的异国形象,属于乌托邦形象。这些形象寄托了大江健三郎对人类崇高品质的赞美和对日本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期许,同时也通过对比,反映出战后日本民众和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与作家塑造的森林形象类似,大江笔下的非洲形象并非完全空想,大江借助这些形象,明确指出了人类只有积极行动才能摆脱现实的危机,真正到达美好的家园。结语部分总结了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三类异国形象的创作特色和艺术价值,以及三类异国形象呈现出的对立与融合的两种互动关系及所呈现的思想内涵。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异国形象既是其立足边缘、审视主流的创作方法的体现,也蕴含着强烈的存在主义内涵,并最终借助作为异国形象的他者与自我的两种互动关系完成对战后日本社会和民族的批判,并为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探寻积极的出路。

景如月^[10]（2018）在《论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记忆之维》文中认为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生于战时,长于战后,既受军国主义教育,也受民主主义影响;既继承了传统日本文化,也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人生经历丰富的大江健三郎多采用自我言及的方式,来展现他立足个人而又超越个人的体验,这成为他创作的特色之一。他从个人的日常记忆、创伤记忆中取材,以自己曾经生活的森林村庄作为思想底色,立足边缘,挖掘了藏于其中的家族历史;同时,他又立足现实,关注政治,心系日本民族的发展。本文主要将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与记忆理论相结合,选取其创作各阶段的小说、随笔,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三个维度,即个人记忆层面、家族记忆层面和民族集体记忆层面,展开研究,探讨大江健三郎作品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梳理了大江健三郎的生平及创作历程,阐述了国内外对于大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并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分别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章着重介绍了与记忆理论相关的内容,包括记忆研究的历史,记忆传承的载体、媒介以及从记忆主体角度入手对记忆进行的类型划分,为下文的分析阐述提供相关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从个人层面着手,分析大江健三郎的个人记忆与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之间的关联,讨论大江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记忆元素的运用方式,以及此种方式带来的对个人的益处。第三章从家族层面入手,结合具体作品研究了以家族为代表的四国村庄在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记忆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方式,此外还探讨了记忆在凝聚家族力量方面的功能。第四章则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主要结合大江的随笔集,探讨了日本民族对于相关历史的记忆问题,论述了被主流记忆所排斥的边缘记忆的传承问题,于此过程中尝试发掘大江健三郎对于民族问题、历史问题的看法,探讨其所说的“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具体内涵。结语部分则综合上述内容,简明扼要地提出本文的中心观点,即大江健三郎对于个人、家族、民族记忆的论述旨在探讨个人的存在与民族存在的问题,记忆的功能在于将过去的体验传递到现在,使当下的个人、集体得以正确地认识自身,树立起身份意识,并能够从记忆中汲取力量,从而成为更健全的人,创造更理想的民族未来。目前,国内外对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为数不少,角度也各异,不过从记忆理论方向进行的研究数量尚且不多,这种状况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笔者希望本文能够从“记忆”这一较为新颖的角度,系统地串联起大江健三郎各个阶段的创作,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大江健三郎《空翻》的“自我救赎”主题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2）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文提纲范文）

（4）大江健三郎《迟到的青年》中的主人公形象 ——巨变的日本战后社会中苦闷的个人（论文提纲范文）

（5）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江健三郎在我国的翻译与研究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7）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9）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异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记忆之维（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大江健三郎《空翻》的“自我救赎”主题解读[D]. 刘洋.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3]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D]. 王绮雯.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大江健三郎《迟到的青年》中的主人公形象 ——巨变的日本战后社会中苦闷的个人[D]. 李春晓. 吉林大学, 2020(08)
• [5]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研究[D]. 倪琦.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6]大江健三郎在我国的翻译与研究概况[J]. 李叶,陈秦轩,廖文玉. 海外英语, 2020(02)
• [7]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D]. 任丽. 吉林大学, 2019(02)
• [8]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D]. 冯立华. 吉林大学, 2018(12)
• [9]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中的异国形象[D]. 段亚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10]论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记忆之维[D]. 景如月. 苏州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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