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轨时期的畜牧统计（论文文献综述）
李鹏程[1]（2021）在《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质量畜牧业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们对优质安全肉蛋奶需求的战略性产业,更是保障农牧民持续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产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农业要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生猪产业作为中国畜牧业中第一大产业,一直受到政府及业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2020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实现效率提升、环境友好、生产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国外实践已经证明,散户的持续退出,及由此带来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率的上升是推动生猪养殖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但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路径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什么样的规模化路径符合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需要厘清养殖规模对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生产实践的大量一手数据资料,实证分析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环节的具体影响,进而从规模化视角探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于促进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依托8个典型省份16个县市238个养殖场（户）的一手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并辅之以宏观统计数据资料,针对影响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生猪饲养、粪污治理以及疫情应对,充分考虑规模变化所导致的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变动以及养殖场（户）心理特征的变化,构建相关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OLS模型以及PSTR模型定量分析了养殖规模对于“降低饲养成本”、“治理环境污染”、“稳定生猪生产”这三个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的影响。并将上述分析结果纳入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剩余模型中,通过测度和比较当前过度追求单体大规模的规模化路径与设定的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等不同路径情景下的经济福利变动情况,尝试性地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路径进行优化。本研究最终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饲养成本居高不下、环境约束及疫情冲击制约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基于Agri-benchmark的世界国代表性家生猪养殖典型场（户）基础数据,2017年中国生猪生产成本约为德国、西班牙等代表性国家的1.68倍,存在明显劣势。从全国8省调研数据来看,一方面,生猪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较为尖锐,2018年前后环保政策的趋紧使各地生猪存栏下降了5%～20%;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所致生猪生产的剧烈波动对产业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影响,45.37%的受访对象在2018、2019年间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影响,其中约4/5的受访对象采取了恐慌抛售行为。（2）养殖规模的扩大通过直接、间接途径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但存在最优效率区间。回归结果显示,养殖规模扩大对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当养殖规模为1571头时边际效应达到最大,即由小规模向中规模的扩张,是降低生猪饲养成本的最优效率区间。间接途径主要包括提升饲养技术水平、改善生猪饲养环境以及降低饲料采购价格三个方面,其中改善生猪饲养环境存在单体规模门槛,所以,改善饲养环境以降低饲养成本这条途径,必须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3）受周边可用土地数量限制,养殖规模的扩大将增加粪污污染治理难度,加剧污染风险。养殖规模的扩大将加剧粪污处理面临的现实约束,放大负外部性,加剧环境污染,特大规模养殖场（户）粪污污染所致环境成本约为小规模养殖场（户）的10倍。同时,规模扩大还将导致规模不经济,并削弱范围经济,造成粪污处理成本上升,特大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成本约为小规模养殖场（户）的2倍。上述影响最终将致使粪污处理效率下降,加大污染治理难度。回归结果显示,养殖规模每扩大1%,粪污处理效率将下降0.09%。（4）养殖规模扩大将驱使受疫情影响的养殖场（户）以更大幅度调减生猪存栏量。尽管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条件会得到改善,但受急于降低生产风险的心理因素影响,其在面对疫情冲击时,会以更大幅度调减存栏。回归结果显示,当养殖规模小于4952头时,受疫情影响养殖场（户）将主动调减44.52%的存栏;当养殖规模大于4952头时,存栏调减幅度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增大,最终将驱使存栏下降75.09%。（5）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的规模化路径可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特大规模养殖场的扩张是当前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这能够带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提升。但在综合考虑生猪粪污污染及疫情冲击所致经济福利损失的情况下,扩大中规模养殖场（户）的比重,才能在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引导中小养殖场（户）适度扩大规模,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二是引导生猪养殖规模有序扩张,降低粪污污染风险;三是针对不同规模出台差异化支持政策,夯实生猪养殖疫情应对能力;四是重点扶持中规模养殖场（户）,优化生猪养殖业结构。
李屹然[2]（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周天勇[3]（2021）在《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文中指出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体制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时期的过程。从经济增长看,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部分市场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而闲置和低利用的生产要素开始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而信号扭曲将常态性存在;一些体制扭曲可以被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所纠正,但相当多的体制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状态;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体制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其中关键的两个要点:一是因土地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必须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二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而是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对要素配置的改善,并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增长的历史数据看,TFP增长是波幅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条曲线。从均衡和安全增长看,人口生育、人口流动、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给等体制扭曲,再加上出口变化,对生产的需求可能造成消费迭代收缩、出口竞争成本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转移以及消费被挤出的后果;而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从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转向支大于收的债务型模式,特别是中国目前负债率较高并可能持续上升,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我们探索了包含债务和土地资产变量影响货币供给和价格变动的基础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徐雪莲[4]（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周辰[5]（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王飞[6]（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Angarkhaeva Dulma[7]（2020）在《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伏,先是经历了下滑期,然后又经历了不断上升期,养猪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水平,即使是在严峻的非洲猪瘟疫背景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业反而越来越壮大。自2006年开始,俄罗斯生猪养殖数量开始恢复增长,猪肉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市场自给能力逐渐加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主体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家庭散养模式为主转变成了农业组织集约化养殖模式,商业化规模猪场的数量正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而且生猪养殖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但是,俄罗斯生猪养殖业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基于对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环境与现状的分析,探讨当前俄罗斯生猪养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对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路径的探寻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统计分析法和描述性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了1990-2019年俄罗斯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并归纳总结出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着手,剖析了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导致问题的不利环境。研究结论为:宏观层面,俄罗斯支持生猪养殖业的生产政策、出口政策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等都在不断作出调整为支持生猪养殖业发展;中观层面生猪养殖业的上游产业链在不断扩大,下游产业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微观层面,养殖户的层次不断提升,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在逐渐加强。从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已经转变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模式,生猪养殖数量在逐渐恢复为独立初期,生猪养殖产量已从过去的供不应求变为了部分出口,并为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还发现,因来自不同层面的原因,造成了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俄罗斯生猪养殖因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生猪养殖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缺少健全的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体系以及育种能力不足,导致俄罗斯的进口需求依然较大;因缺少健全的瘟疫防控体系,使得瘟疫仍难以有效防控;因宏观政策体系与中观服务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产业化养殖场资金链条短,生猪养殖成本高,融资渠道单一,肉类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低等一系列问题仍是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统计分析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阶段性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剖析得出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的成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的针对性对策建议。
乌云[8]（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指出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海鹰[9]（2019）在《蒙古国城乡居民的时间意识、劳动态度与幸福观 ——来自戈壁苏木贝尔省的民族志》文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蒙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行为准则如时间观、劳动态度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个人的社会经历在“不确定”的社会动态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后,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探讨,所关注的往往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态度及对未来的期许。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体自由与平等权利理念下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民主体制下的蒙古国公民每个个体的转型程度决定着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成败。本研究将通过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学质性研究方法,挖掘和重现蒙古国普通民众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时期等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现代化”的过程,以叙述民间的故事呈现一个个“人”的变化。对蒙古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探讨时,笔者将重点集中在市场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的转型之上,以幸福感的实现形式为线索,去考察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对时间和劳动的态度,以小见大,以“人”为核心,进而探讨个体在转型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社会个体的抉择对转型之后的国家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和选择的影响。蒙古国的城镇化、集体化以及私有化过程,对蒙古国人们的时间观以及劳动态度带来的影响,即对制定公众时间以及劳动的标准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不可忽视。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相适应的文化催生了蒙古民族特殊的时间和劳动经验。城镇化、集体化和私有化,使这一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游牧、定居生活生产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如今的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着畜牧业以外的谋生工作,日常生活中与时间制度、工作效率、金钱等种种概念打着交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时间和劳动意识的人们接受着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等现代纪律组织的“规训”。而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待时间和劳动的态度方面呈现出“过渡时期”个体的差异性特征和非整体性人格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同一个人身上也发生观念冲突。个体差异性和非整体性人格形成了蒙古国转型社会中的认知矛盾。传统游牧生活的时间观以及生活方式依然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主流”,而每当西方社会另一个“主流”时间和劳动观与蒙古国个体的行为之间产生张力时,外界只去指责那些个体以及他们背后的罪魁祸首“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从表达时间的语言和时间意识的多样性中不难发现传统知识仍有实用的倾向。人们仍然对自己的时间和劳动拥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并且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和言语创造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并以这些理解和安排建构自己的幸福感。尽管经历政治经济转型中的种种困难和不幸,人们以各自的面貌以及多样化的措施进行着应对并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对幸福的独特的理解。在蒙古国,人们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社会变迁时,社会主义时期一度被认为“封建、落后”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成为了人们寻求“幸福感”的主要资源。人们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来面对种种不适应和不幸场面,构建社会转型中一度失去的幸福观。这些本土“策略”可被视为蒙古国人们在急剧变化中的日常抗争以及适应的方式,成为他们乐观应对生活中的诸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事物的武器。
包伟杰[10]（2018）在《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金融、对外贸易等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市场的“神经”。而中国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不断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诚意,这将对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9.3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2.24万亿美元,中美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便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投资就业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而中国经济发展则暴露出了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宏观政策调控失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 80%,中国经济的发展则过度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扩大的情况下,短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巨大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而投资过热的结构性难题,由此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大、企业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目标带来阻碍,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反思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形成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产业结构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一方面其直接反应出了构成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其又间接反应出了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基础,进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为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演化趋势,其较为直观的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从初级到高级、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的路径。总的来说,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一国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从而才能使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探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特征、驱动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内容涵盖了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产业结构的划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理论和研究综述。为论文的写作找到强有力的理论及文献支撑。第二部分则主要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这是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出发点。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的演进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等。第三部分主要进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通过理论分析,研究需求因素、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构建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研究驱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第四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路径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将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各自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美国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初期工业化开始阶段至今,中国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从1952年至今。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情况。在对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入三次产业各产业的内部,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三次产业中包含的相关产业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第一、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分时段比较。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之前章节对于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将产业结构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而言是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第六部分基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相应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各驱动因素与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灰色关联度;构建VAR模型（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结构形态由最初的“一二三”最终演进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伴随着行业革命的不断推动,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分化,产业结构内部得以持续优化。不过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特征还是有所差异,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况且两国的产业发展也正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正日益深刻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而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双方之间不仅直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还面临着旧有的经济制约因素和新的工业革命挑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贸易开放、交流合作、互惠互利会是大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中美需要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寻求三次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努力促成行业的变革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
二、转轨时期的畜牧统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轨时期的畜牧统计（论文提纲范文）
（1）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2.2 关于生猪饲养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3 关于畜禽粪污环境污染及治理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畜禽疫病冲击及防控的研究 |
| 1.2.5 关于生猪养殖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1.2.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
| 2.1.2 生猪养殖规模划分标准 |
| 2.1.3 生猪饲养成本 |
| 2.1.4 生猪养殖粪污环境污染 |
| 2.1.5 突发疫情应对决策 |
| 2.1.6 路径优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范围经济理论 |
| 2.2.3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2.5 风险条件下的生产者决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养殖规模对生产成本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3.2 风险条件下的生产者决策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 国外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1 近年全球生猪生产形势 |
| 3.1.2 代表性国家生猪养殖业发展特征 |
| 3.2 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2.1 不同时期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脉络(1978 年以来) |
| 3.2.2 基于宏观数据的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3 基于微观调研的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养殖规模对生猪饲养成本的影响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及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4.2.1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比较分析 |
| 4.2.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4.3 养殖规模对生猪饲养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4.4.1 讨论 |
| 4.4.2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养殖规模对生猪粪污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
| 5.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情况对比分析 |
| 5.2.1 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方式比较 |
| 5.2.2 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户)粪污处理强度比较 |
| 5.2.3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成本比较 |
| 5.2.4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效率比较 |
| 5.3 养殖规模对生猪粪污污染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
| 5.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5.4.1 讨论 |
| 5.4.2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养殖规模对突发疫情应对决策的影响分析 |
| 6.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疫情应对情况比较 |
| 6.2.1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防疫条件比较 |
| 6.2.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的突发疫情应对决策比较 |
| 6.3 养殖规模对突发疫情应对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6.4.1 讨论 |
| 6.4.2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规模视角的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分析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剩余模型 |
| 7.1.2 弹性估计 |
| 7.2 参数设定及情景设置 |
| 7.2.1 参数设定 |
| 7.2.2 情景设置 |
| 7.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7.3.1 弹性测算 |
| 7.3.2 经济福利测算 |
| 7.4 讨论与本章小结 |
| 7.4.1 讨论 |
| 7.4.2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饲养成本居高不下、环境约束及疫情冲击制约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
| 8.1.2 养殖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但存在最优效率区间 |
| 8.1.3 养殖规模扩大将增加粪污污染治理难度,加剧环境污染风险 |
| 8.1.4 养殖规模越大受疫情冲击影响而主动调减生猪存栏的幅度越大 |
| 8.1.5 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的规模化路径可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引导中小养殖场(户)适度扩大规模,降低生猪饲养成本 |
| 8.2.2 引导生猪养殖规模有序扩张,降低粪污污染风险 |
| 8.2.3 针对不同规模出台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提升疫情应对能力 |
| 8.2.4 重点扶持中规模养殖场(户),优化生猪养殖业结构 |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生猪生产能力、生产管理及生产形势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3）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和二元体制转轨的逻辑 |
|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 |
| (二)从一元计划到二元并存再到二元向一元市场并轨的逻辑 |
| 三、经济体制扭曲的不可纠正性和体制性要素剩余 |
| (一)土地公有制结构与市场资源配置的耦合 |
| (二)各生产要素的特性与要素配置扭曲的可纠正和不可纠正性 |
| (三)市场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差和要素体制性剩余 |
| 四、二元体制国家TFP来源和回归古典增长模型 |
| (一)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
| (二)体制转轨国家TFP大部分源于改革及其计算的内生化 |
| (三)土地增加与配置改革：经济增长模型从新古典向古典的回归 |
| 五、长时期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均衡和稳定增长 |
| (一)经济体制扭曲与“分配—消费—生产”失衡及其纠正 |
| (二)债务型经济模式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安全 |
| 六、结 语 |
（4）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中国古代教育民生思想源远流长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内涵丰富但缺少系统整理研究 |
| (三) 中国当代教育民生建设及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民生 |
| (二) 教育民生 |
| (三) 教育民生思想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一) 为教育民生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
| (二) 为我国当前教育民生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
| 五、研究思路 |
| 六、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
| 1. 已有研究的学术贡献 |
| 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
| 七、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个案研究法 |
| 八、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领域的开新 |
| (二) 研究范式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政治的沉沦 |
| 二、经济的衰微 |
| 三、文化的下行 |
| 四、教育的维艰 |
| (一) 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
| (二) 教育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
| (三)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失学罢课现象频发 |
| (四) 文盲人数众多,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 |
| 五、民生的凋敝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外部渊源 |
| 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引入 |
| (一) “西学东渐”为近代中国点燃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火种 |
| (二) 科学与民主催发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 |
| 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
| (一)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萌芽潮起(1905-1912年) |
| 一、教育民生观点的提出 |
| 二、教育方针及规章制度中教育民生思想的出现 |
| 第二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高潮勃发(1913-1937年) |
| 一、教育民生论说层见叠出 |
| 二、教育家办学的兴起 |
| (一) 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
| (二) 改良派教育舆论与实践的影响 |
| (三) 政府政策的支持 |
| (四) 教育家办学的涌现 |
| (五) 教育家办学的社会影响 |
| 三、教育民生实践此行彼效 |
| 第三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式微与转轨(1937-1949年) |
| 一、抗战教育思潮云屯席卷 |
| 二、教育民生实践举步维艰 |
| 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一)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二)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及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 |
| (一) 教育民生的方法选择 |
| (二) 教学组织形式的运用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实践探索 |
| 一、开展教育研究与实验 |
| (一) 教育心理研究与实验——解决谁可以受教育的问题 |
| (二) 文艺研究与实验——满足民众日常生活所需,提供民众接受教育的工具 |
| (三) 生计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善民众物质生活 |
| (四) 卫生教育研究与实验——增强民众体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 |
| (五)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 |
| (六) 休闲教育研究与实验——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 |
| 二、编写教材和民众读物 |
| (一) 编写教材——编辑符合民情的教学内容 |
| (二) 编辑民众读物——传播知识,提升道德品质,丰富精神生活 |
| 三、出版学术期刊 |
| (一) 教育理论类学术期刊——传播教育民生思想与理论,交流教育民生工作经验 |
| (二) 教学辅导类学术期刊——提高学习效果,传授民生知识 |
| 四、教育成果推广 |
| (一) 实验区内各项教育的推广 |
| (二) 实验区的拓展 |
| 第三节 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教育民生思想比较分析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澄明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 |
| 一、实现救国济民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大教育观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中枢 |
| (一) 大教育的概念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家对大教育的追求 |
| 三、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主线 |
| 四、精神生活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价值澄明 |
| 一、在继承与吸收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价值 |
| (一) 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 (二) 对古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 对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吸收与创新 |
| 二、以民为本、教育济民的社会价值 |
| (一) 强调教育为民服务 |
| (二) 重视民众的主体性 |
| 三、以民生为本位的教育价值 |
| (一) 平民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二) 民众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三) 民生本位教育的民生取向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 |
| 二、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 |
| 四、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
| 五、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外在制约 |
| (一) 政治因素的制约 |
| (二) 经济因素的制约 |
| (三) 文化因素的制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一、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 |
| (一) 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 |
| (二) 彰显了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 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教育影响 |
| (一) 促进教育民生政策的生成 |
| (二) 丰富了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国际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扎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 |
| 二、完善并推进实施教育民生政策 |
| 三、关照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 |
| 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 |
| 五、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民生情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环境与现状分析 |
| 2.1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环境 |
| 2.2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分析 |
| 2.3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不同阶段特征 |
| 第3章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3.1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
| 3.2 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4章 促进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1 严格做好瘟疫防控工作 |
| 4.2 延伸生猪养殖业的资金链 |
| 4.3 健全肉类产品加工质量与安全标准体系 |
| 4.4 加强市场调节作用,健全猪肉价格稳定机制 |
| 4.5 提高环境污染防治能力 |
| 4.6 加强现代化农场建设与育种研究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 四、基本史料 |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 一、友谊边境 |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 一、借境放牧 |
| 二、越境事件 |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 一、边疆移民 |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 一、民兵组织 |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 三、“净化边境” |
| 四、会晤站 |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蒙古国城乡居民的时间意识、劳动态度与幸福观 ——来自戈壁苏木贝尔省的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遇见与随想 |
| 第一节 田野点引言 |
| 一、昔日文化贸易重地 |
| 二、发展与变迁 |
| 三、时代的烙印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述 |
| 一、社会转型与个人转型研究 |
| 二、蒙古国本土学者关于蒙古国转型的研究 |
| 三、国际上对蒙古国社会转型的关注 |
| 四、中国学者对蒙古国社会转型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经历与回忆 |
| 第一节 蒙古国式的城镇化 |
| 一、蒙古国城镇化 |
| 二、乔伊尔居民与牧民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集体化运动 |
| 一、集体化历史 |
| 二、“热血岁月”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私有化运动 |
| 一、回到“集体”的Bayar厨师 |
| 二、Bolor的梦想 |
| 三、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习惯与时间 |
| 第一节 神圣时间 |
| 一、神话传说 |
| 二、训言及惯例规则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经验时间 |
| 一、民间时间知觉经验 |
| 二、Тоолбол барна товолвол баарна(对物不能数对事不能预计)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时间制度中的人们 |
| 一、新的时间衡量器 |
| 二、Зав муутай х?н(少有闲时的人) |
| 三、学校与工厂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 |
| 一、表达时间的语言 |
| 二、时间意识的多样性 |
| 三、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劳动与追求 |
| 第一节 蒙古人的劳动 |
| 一、牧人的劳动 |
| (一) 忙碌的牧民 |
| (二) 劳动与“хишиг” |
| 二、乔伊尔的劳动 |
| (一)劳动形式 |
| (二)为改变命运的努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劳动之意义 |
| 一、目标之选择 |
| 二、追求与期望 |
| (一) 物质追求 |
| (二) 精神追求 |
| 三、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结论：滞后还是策略 |
| 一、“不合时宜”的刻板印象 |
| 二、无可厚非的“应对策略”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10）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可能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背景和范式 |
| 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 一、三次产业之间演进规律 |
| 二、产业发展的阶段规律 |
| 三、主导产业转换的规律 |
| 四、劳动力转移规律 |
| 五、比较劳动生产率演进规律 |
| 六、三次产业内部演进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的背景选择与理论范式 |
| 一、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区域国际分工背景 |
| 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的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背景 |
| 三、同时开发发展模式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主导背景 |
| 四、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理论范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背景设定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的背景与范式 |
| 一、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背景: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 |
| 二、市场机制取代计划体制对产业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 |
| 三、资源约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和速度 |
| 四、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的范式 |
| 五、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产业驱动范式 |
| 六、中美两国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及其技术进步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
|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 |
| 二、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制约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分析 |
| 一、需求因素分析 |
| 二、供给因素分析 |
| 三、国际贸易 |
| 四、国际直接投资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分析 |
| 一、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二、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三、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的索罗模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特征及趋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三、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比较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一、中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二、中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三、中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货物贸易结构 |
| 三、服务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出口贸易结构 |
| 三、进口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假设条件、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一、假设条件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
| 一、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
| 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VAR模型 |
| 一、单整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 四、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 |
| 五、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六、误差修正模型(ECM)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中美三次产业演进历程的异同点 |
| 二、中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异同点 |
| 三、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四、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五、国际贸易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六、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第二节 启示之处 |
|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具有针对性 |
| 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助力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
| 三、合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不足之处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转轨时期的畜牧统计（论文参考文献）
- [1]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李鹏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J]. 周天勇.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6)
- [4]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6]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7]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D]. Angarkhaeva Dulma. 吉林农业大学, 2020(04)
- [8]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9]蒙古国城乡居民的时间意识、劳动态度与幸福观 ——来自戈壁苏木贝尔省的民族志[D]. 海鹰.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10]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D]. 包伟杰.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