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民族丛书》2002年总目录

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苏叶^[1]（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提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王硕^[2]（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认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陈诗兰^[3]（2020）在《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即以黑龙江下游流域与库页岛为中心的广大疆域上,分散居住着无数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族群,他们有着自己的交流语言与独特的民族文化、社会风俗。明廷依托奴儿干都司及其羁縻卫所,与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各部族建立了较为松散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逐渐统一女真诸部,除将大批东海女真迁往盛京扩充八旗兵力外,与仍旧驻留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其他部族,也维系着较为稳定的贡赏关系。清入关后,不仅设立吉林将军辖下的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来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进行行政管辖,为了管理该地区的诸多少数族群,还制定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政策。首先是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边民姓长制度,对边民进行编户,将其分为姓长、乡长、子弟、白人四个阶层进行管理。“边民”,在本文中并非是广义上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统称,而是特指在东北边疆地区生活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既未被清廷纳入民籍,也不归属于旗籍,且无需承担赋役杂税,仅需以户为单位定期向清廷贡纳一张貂皮,即可获得相应的乌林赏赐。顺治年间,随着边民姓长制度逐渐成型,不断有被招抚的各少数族群被纳为边民,进行编户。康雍年间,在继续招抚少数族群进行边民编户的同时,为了满足东北边疆的边防需求,扩充兵源,清廷进行编旗设佐,将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边民销除边民户籍,编入满洲旗籍。是以理论上在康雍之后,边民姓长制度就仅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进入乾隆年间,随着边民的繁衍生息,边民户数急速攀升,于是在乾隆十五年,清廷进行边民姓长制度改革,将边民户数设为定额。这标志着清廷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边民编户进程的结束,以及边民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其次是与边民制度密不可分的贡貂赏乌林政策。颁赏乌林时,清廷将边民分为萨尔甘锥、霍集珲及姓长、乡长、子弟、白人等五个等级进行颁赏。自国初招抚贡貂边民起,清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惯有的嘉奖体系,最晚于康熙五十一年,这套嘉奖体系已臻成熟。为了便于远方边民贡貂,大量乌林及口粮需要运往清廷在黑龙江下游流域设立的各个临时行署。长久存在的运输困境与貂皮私贸现象的屡禁不止,是迫使清廷更改主管边民衙署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将宁古塔副都统衙门负责的赫哲费雅喀边民的贡貂事宜,全部交由三姓副都统衙门统管。临时行署的地点变化,从侧面反应了清朝在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势力范围变化。咸丰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贡貂赏乌林制度逐渐失去了“羁縻诸部,固我边陲”的政治意义,最终在光绪二十五年被裁撤。最后是联姻结亲政策。清廷在该地区推行的霍集珲与萨尔甘锥之间的联姻政策,主要集中于普通边民与八旗底层兵士之女或养女之间。虽然联姻政策对求亲边民并无特殊的身份要求,但边民想要成为霍集珲,必需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这种财力并非以白银或铜钱来衡量,而是直接体现在边民囤积的皮毛数额上。在贡貂赏乌林政策的持续开展下,中、日双方皮毛与丝织品形成的价格差异,刺激着以霍集珲为代表的部分边民群体成为丝貂商人。霍集珲不仅在北海道及东北滨海边疆地区间频繁往返,持续开展山丹贸易活动,还利用陪同萨尔甘锥返京归宁的特权,将大量皮毛带往北京交易,以更高的价格囤积财富。如此,便形成了一条以中国江南、北京、宁古塔、三姓、库页岛,日本松前、江户、大阪为贸易路径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此外,霍集珲在清廷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进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单是“清廷女婿”,还集翻译通事、地方向导、“清廷代言人”、边境情报提供者及丝貂商人等多重身份为一体。清廷以传统中国的“羁縻”与“怀柔”政策为指导思想,以边民姓长制度、贡貂赏乌林及联姻结亲政策为依托,给予了边民姓长、乡长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就是法外之地。清廷不仅积极介入边民的各类纠纷进行协调说和,还“因俗而治”,用地方习惯法解决边民内部纷争。如乾隆七年的边民仇杀案,就是以新满洲例作为主要判罚依据,将征扣貂皮作为主要处罚手段。但如若边民内部发生有违儒家伦理纲常的案件时,如妻子会同奸夫谋杀亲夫,则会严格遵照《大清律例》作为判罚依据。此外,当边民与旗人发生冲突时,清廷也会摒弃地方习惯法,依据《大清律例》对涉案旗人从严治罪,甚至援引针对苗疆地区而制定的特殊法例审理东北旗人的犯奸案,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押回原犯地方处决,以期向边民“示以威信”,彰显大清国法。从清廷对边民间各类案件纠纷的积极应对与处理方式上可以看出,清廷希望通过司法判罚为导向,向边疆地区推行儒家伦理思想及大清国法的主张,进而达到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施行有效社会管控、稳定边疆格局的政治目的。

梁维^[4]（2020）在《辽代春捺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辽一代,契丹皇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传统的四时捺钵。每年一、二、三月份,辽帝都要率领群臣,在水草丰美之地进行传统的钩鱼、捕鹅及射猎活动,同时还要处理大量政治事务。太平二年（1022）后,随着皇帝捺钵地的东移,辽帝开始在春捺钵地处理辽朝东部乃至全国的军政事务,使春捺钵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本文利用《辽史》《金史》及宋人笔记,结合出土的石刻与考古材料,对有辽一代春捺钵的地点、路线、区域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产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考证春捺钵的运营机制与传统活动内容,分析其中的变化过程。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最后分类探讨春捺钵政治活动的内容,并归纳政治职能的特点与变化。全文共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及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研究方法等。在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本章对文献记载的辽代春捺钵的地点做全面梳理,以太平二年（1022）为分界点,考证前后两个时期的春捺钵地点共129个。在对地点的位置进行辨析的同时,对前人未考证的和考证不足的地点给出新的阐释,并对“春水”在地理层面的概念做出了解读。春捺钵的路线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之前呈现出由北向西、转而向南,之后则转向东北方向,并固定在长春州区域的变化过程。总体来看,春捺钵的地点与路线主要分布在潢河及土河、南京、西京和长春州四个主要区域。同时,辽帝春捺钵地点的择选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二章“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本章主要根据《辽史》、宋人笔记并结合石刻材料,讨论了春捺钵时随行人员的构成、营盘结构和物资供给三方面的内容。依据史料的记载,考证出春捺钵时的随行人员主要有王公贵戚、南北臣僚和扈从部队三个部分。利用石刻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考订出春捺钵的各类随驾官员三十余位。关于春捺钵的营盘,主要对营盘中皇帝斡鲁朵、王公大臣的营帐及运营毡车等设施的大小、布局及形制进行考察,并对随行人员的驻扎方式做了考证,总体上体现出以皇帝斡鲁朵为中心,王公、百官及扈从部队在其外围,呈环状包围式分布。他们共同护卫皇帝进行春捺钵,移动时也保持着距离,营盘呈现星散式分布的特征。本章还对春捺钵在不同区域的驻扎方式进行了分析,在平原和山地,春捺钵营帐是驻扎在相对平坦之处,而在长春州附近水网密布之地,则驻扎在高大的土包台上,同时春捺钵的住所呈现逐渐固定的趋势。春捺钵的物资供给主要分为外来物资供给和当地物资供给两部分,并由专门的官员及行宫斡鲁朵户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输。第三章“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本章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入手,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对捕鹅、捕鱼、射猎及祭祀活动的对象、工具、过程、环境等内容进行考察,并对捕鹅、捕鱼和山地射猎的活动予以列表,从中可以看出春捺钵的传统活动在太平二年（1022）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所捕之鹅从前期的多种禽类动物到后期只捕天鹅一种,后期所捕之鱼也是体型巨大的鳇鱼,这都体现出春捺钵活动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环境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渔猎活动之后,契丹皇帝要率领群臣举行“头鹅宴”“头鱼宴”。春捺钵初期的祭祀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祖等契丹民族的传统活动,至辽中后期增加了佛教祭祀的内容,这表明春捺钵的活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本章将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分为处理国内政务和解决边疆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对国内政务中的军国大政、制定经济政策、任命和赏罚官员、处理司法,处理部族事务、赈济灾民及对解决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南部和东部边疆等诸多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考证,予以列表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春捺钵政治职能的演变从重视当地事务、治理域内民族、处理对外关系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并归纳其特点。本章主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春捺钵时的政治活动予以分类,探讨其政治职能的特点和变化,并得出春捺钵在辽朝中后期政治地位上升的结论。

周赫^[5]（2020）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我国清末民初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丁谦所编着的一套丛书。《丛书》卷帙浩繁,在北京图书馆2008年本中有787709字,分为4册,2集,31卷。《丛书》考证我国古代边疆区域的同时,还考证了域外地理,即向西延伸至大高加索山附近,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地区,向南延伸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附近。《丛书》对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及域外地理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性考证,厘清了历代边疆史地上的诸多疏漏。本文针对《丛书》中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丛书》中我国古代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与研究,并将论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丛书》中东北史地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研究内容与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在第一章中先梳理丁谦生平事迹及着述。将《地学杂志》与《丛书》中丁谦的着述进行对比,纠正了丁谦着述多存于《地学杂志》中的误区。再对《丛书》修撰过程中屡次更名的现象进行辨析。其次,探讨清末民初视阈下考据学、蒙古史、元史、边疆史、地学对《丛书》的影响,并介绍《丛书》流传中出现的5种版本,将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进而对不同版本中的印刷及脱倒进行指误,对《丛书》成书之后学者们为其作叙和点校的情况加以概述,分析其复杂的编着方式,再对编着时出现的制图问题加以说明。再次,由于《丛书》中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分散在各卷之中,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对《丛书》中丁谦考证的东北史地范围进行划分,将《丛书》中丁谦摘出的史料,以及考证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制定考证凡例,以便对《丛书》中东北史地考证进行再考证。最后,总结丁谦东北史地考证的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即对《丛书》中丁谦所考证的东北史地内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再考证。在这一部分中,将丁谦考证的内容分为民族、建置、地名三类进行再考证,并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列。在考证民族时以族系分类,在考证建置时以各卷所考府、郡、县、城进行分类,在考证地名时以各卷中的山、水、地名分类。对分类后的内容再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辨析,同时结合学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考古挖掘的成果,对丁谦的考证结论进行再考证,若有丁谦考证正确的问题则予以肯定,存在争议的观点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存疑的问题则尽量解答。第四部分为结语,总结丁谦考证东北史地的偏重点,对《丛书》中东北史地的研究进行概括。

徐成^[6]（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李碧瑶^[7]（2020）在《朝鲜李朝文人高句丽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句丽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构成的重要一环。李朝文人对高句丽历史的记载与考证,对当下中外高句丽研究裨益颇多。但由于其中内容繁杂,各家观点不尽相同,考据水平高低相异。因此,有必要对其中重要问题进行厘正。本文在朝鲜李朝文献的基础上,对李朝文人关于高句丽在朝鲜古史谱系中的位置、高句丽重要历史地理的认识、高句丽族源与建国传说的认识进行梳理与辨析,以期能够助益高句丽史相关研究。全文包括绪论、结语,以及正文四章: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梳理学界的研究现状,总结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高句丽在李朝文人构建的古史谱系中的位置。李朝文人关于高句丽在朝鲜古史谱系中的位置有三种观点。其一,单系统古史谱系说。即朝鲜半岛自檀君朝鲜至朝鲜李朝,一脉相承,不分区域,不分族源。此说存在高句丽与汉四郡、三韩间继承关系的争论。其二,双系统古史谱系说。由于单系统说在汉四郡与三韩问题上的争议无法调和,部分朝鲜李朝文人意识到朝鲜半岛的古史谱系应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其三,多系统古史谱系说。部分李朝文人杂糅不同地域系统、不同族源系统构建朝鲜半岛古史谱系,并将高句丽置于扶余系统。第二章,李朝文人对高句丽历史地理的认识。历史地理的考证是李朝文人构建高句丽历史疆域观的基础。李朝文人对于高句丽重要城址历史地理的认识相异。安市城所在地的观点主要有五种,即丸都说、龙冈说、安州说、凤凰城说和汉安市县说。丸都城所在地的观点主要有四种,即安市说、江界说、集安说和宁远郡剑山说。国内城所在地的观点主要有五种,即不而（不耐）说、义州（麟州）说、兀刺山城说、九连城说和丸都附近（集安）说。李朝文人关于平壤城还存在上平壤、下平壤、南平壤的诸种认识。纥升骨城所在地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即鸭绿江以北中国辽东说和鸭绿江以南朝鲜半岛成川说。这些观点部分符合历史事实,但多数是证据不足的历史臆想。第三章,李朝文人对高句丽族源的认识。李朝文人关于高句丽的族源存在三种观点。其一,认为高句丽源自扶余。其二,认为高句丽源自檀君。其三,认为高句丽族中融入大量秽貊人。檀君说荒诞不羁。扶余说未能区分高句丽的“祖源”与“族源”,以王室的“祖源”代替民族的“族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虽有部分李朝文人,意识到高句丽族中融入大量秽貊人,但没有明确提出高句丽的族源为秽貊人的观点。实际上,高句丽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大量其它民族。第四章,李朝文人对高句丽建国传说的认识。本章将高句丽建国传说解析为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与朱蒙建国传说。高句丽建国传说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层累地造”过程,李朝文人在接受《三国史记》等史书记载的关于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的同时,亦有李朝文人对朱蒙、金蛙的降生方式,朱蒙、金蛙、解慕漱、解夫娄、柳花等人的人物关系,以及朱蒙与东明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质疑。《三国史记》对于高句丽朱蒙建国传说的记载亦为李朝文人所接受,但对于朱蒙立国于卒本夫余的过程,李朝文人分歧较大,始终未达成共识。结语部分。总结李朝文人关于高句丽古史谱系定位、历史地理、族源、建国传说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李朝文人高句丽印象的特点。分析李朝文人“高句丽观”产生的原因及对当下高句丽争议问题的影响。指出在使用李朝文人记述高句丽问题的史料时的注意事项。

李枫^[8]（2019）在《《辽海书徵》校注补正》文中研究指明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所作《辽海书徵》,脱胎於《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本论文是对《辽海书徵》一书进行的校注、补正工作。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辽海书徵》的校注、补正。首先,完成《辽海书徵》的校勘工作,以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石印本为底本,以《东北文史丛书》编1委员会点校、渖阳古旧书店1983年出版的《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作为对校本,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校对力求全面、细致。其次,由於金氏在着录各书时,对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的介绍相对简略,且很多资讯随时间流逝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会导致不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无从下手之弊,因此本文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辽海书徵》的注释、补正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辽海书徵》着录、徵引书目的版本存续、作者生平、以及金氏未录之其他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注释、补正。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探讨了《辽海书徵》对《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的增补、订正与因袭进而讨论了《辽海书徵》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陈艳君^[10]（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指出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辽代春捺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朝鲜李朝文人高句丽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辽海书徵》校注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D]. 陈诗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辽代春捺钵研究[D]. 梁维. 吉林大学, 2020(08)
• [5]《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D]. 周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7]朝鲜李朝文人高句丽印象研究[D]. 李碧瑶.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8]《辽海书徵》校注补正[D]. 李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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