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尔跨国经营模式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表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林明灯[2](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王娟[3](2019)在《开放情境下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选择与行业技术进步》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今全球化市场中,各国之间经济、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被置于更为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前堵后追”的困扰,迫切需要实现技术进步式升级。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逐渐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化为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突破口。纵观当前主流研究发现,多数学者主要从产业层面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产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产业政策。研究存在分歧,政策效果并不突出。实际上,制造业服务化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具体行为是从企业的经营层面展开。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是制造业服务化形态的微观基础,以优势企业为代表的群体在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本文认为产生产业层面研究分歧和政策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忽略了不同规模企业资源和能力的差异;(2)忽略了企业不同服务化战略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差异;(3)忽略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情境对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而现有研究从企业实践视角出发,对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关系的内在机制的探讨十分有限。考虑上述三方面被忽略的问题,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将从以下科学问题出发展开讨论:(1)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是否促进行业技术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微观层面企业行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将以优势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明确推动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2)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是以何种方式促进技术进步的提高?不同服务化战略代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优势企业如何通过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影响行业技术进步,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充实服务化战略理论及行业技术进步微观基础研究,为制造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寻求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可行路径和有效的政策着力点提高依据;(3)在开放情境下,不同开放性是如何对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将中国优势企业的服务化战略进行情境嵌入式的研究。本文在完成理论模型和假设推理的基础上,选取了2002-2016年沪深A股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制造业优势企业为研究样本,验证概念模型与假设。将行业内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汇总作为特殊的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的综合分析框架中,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论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体力量,其中采取面向产品的服务化战略(SSP)和面向客户的服务化战略(SSC)分别通过不同路径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在开放情境下,不同开放类型对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以优势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到企业服务化战略行为的分析,探究行业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创新贡献主要在于:(1)建立了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行为-行业技术进步模型,该模型弥补了当前企业服务转型实现行业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研究空白,揭示了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更为关键的力量;(2)揭示了优势企业不同服务化战略提升行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弥补了以往企业实践视角有关服务化战略作用于产业发展的认识不足,丰富了行业技术进步理论和服务化战略理论;(3)嵌入开放情境中,进一步强化了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并为优势企业优化服务化战略行为提供思路,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弥补了前期研究较少关注企业服务化战略实践与行业技术进步作用机制过程地缺陷,嵌入开放情境的重要尝试也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新思路与启示。研究结果对于优势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推动构建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从实践出发,为我国制定切实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穆朗峰[4](2019)在《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逐渐推进,中国制造业已由生产低端制造品过渡到生产中高端产品,现阶段,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制造业不断迈进。作为中国制造业核心构成元素的制造业企业能否生产出受市场认可的高端产品并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市场,将决定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败。当前,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尝试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时面临着一系列进入壁垒,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有其各自独特的产生原因,只有分析中国制造业厂商面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找到突破壁垒的有效途径,中国制造才会真正实现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如今,中国制造业已逐渐摆脱过去代工、模仿的发展模式,正逐渐形成技术引进加自主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内也已诞生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历史上,制造业领域内实现技术追赶及超越的最成功的国家莫属日韩。研究日韩历史经验,总结我国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企业的经验,找到可以向全行业推广的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中国国内对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较少。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进入壁垒问题的理论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梳理尽可能的涵盖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及可能突破路径,为找到突破中国企业在全球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的路径做好理论积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认清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有助于分析中国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进入壁垒的真正成因。在全球主要制造业强国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以及中国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之时,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已经展现出必然性。本文通过分析汽车制造业以及ICT产业这两项全球制造业领域内产值最高的产业内中国主要企业的发展现状,归纳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即:大而强却不是全球最强,部分领域仍存短板。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之时面临各种进入壁垒,本文研究核心在于找到中国企业面临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给出路径建议,因此分析不同类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进入壁垒的种类,依次从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进入壁垒、政策性进入壁垒三个层面对中国企业面临相关进入壁垒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当前,大量有志进军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中国企业在努力突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时面临一系列困难,本文分析并总结了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相关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分别从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市场在位者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占先优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厂商在努力突破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历史上大量东亚地区技术追赶型国家的厂商曾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上成功突破进入壁垒,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近年来,我国国内也诞生了以华为为代表的成功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先驱。分析这些厂商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仍在努力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分别从日韩政府彼时的产业政策、日韩企业彼时突破美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独特路径以及中国华为公司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经验三个层面,梳理可以在中国制造业全行业内进行推广的企业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经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会在根本性层面上决定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边界。在大量颠覆式创新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不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时代,如果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发展所面临的短板问题,在党和政府创造的良好创新发展环境内,中国制造业将有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在众多领域内对传统制造业强国实现弯道超车。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自身行为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企业只有选取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模式,才更有机会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成功进入高端产品生产领域并在全球主流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和厂商行为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从以科教兴国战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发挥我国大国优势为企业扫清政策性阻碍、以“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创建良好创新发展环境、以及企业加强自身竞争力这四个维度针对中国企业在突破进入壁垒时面临的困难,提出提高国家综合科研强度、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完善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及企业提高产品设计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营销能力等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
尹希文[5](2019)在《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及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许多跨国企业通过OFDI在国外获取技术支持以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我国OFDI起步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投资模式主要是新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OFDI迅猛发展,以海外并购方式作为主要形式。许多研究探讨了OFDI对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和效应,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OFDI在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作用,而另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这可能与数据选择、研究方法有关。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以及模式,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首先结合企业OFDI相关数据,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总体发展趋势,到2017年我国制造业OFDI流量已达到295.1亿美元,占我国OFDI总额比重18.64%。论文从行业分布、投资主体企业类型、企业所属国内地区、投资目的地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基本特征。到2017年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流向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达到81.6亿美元,占据最大比重;在国内地区分布中,超过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其他沿海地区;根据制造业企业的目的地分布,我国制造业OFDI的大量资金集中在亚洲、北美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目前主要问题表现为对外投资行业附加值偏低、中小型和民营企业竞争力不足、地域分布不合理等;论文同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阐述了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并从融合创新、自主创新和互联网+创新概括了三种模式。最后,论文基于中联重科并购纳都勒这一案例,探讨了中联重科通过OFDI推动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并进行了绩效分析。
袁博[6](2019)在《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 ——以海尔并购通用家电为例》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资本运作的一种重要方式,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升级转型,现阶段企业间的并购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资源重新调配、获取先进技术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市场经济目前处于转型深入期,而我国优质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实现发展的情况已屡见不鲜,例如,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大获成功,不仅使吉利在产品知名度上得到大幅度提升,更是促进了其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的持续性上涨。然而并非所有的跨国并购都能取得正面的成效,部分企业由于选择了不合适的并购目标或由于并购后整合不利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并购活动的失败。综上所说,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如何筹划和展开一次成功的并购是一项复杂和艰难的事,对于并购后企业绩效的考察更是衡量此次并购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在我国近年来诸多的跨国并购事项中,海尔并购通用家电一事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青岛海尔自1984年创立以来,便步步稳进且精益求精,不仅荣登“中国企业500强”,更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非凡的知名度。在2016年1月,海尔正式宣布并购通用电气(GE)的家电部门一事引起了业界轩然大波,当海尔逐渐消化完并购通用家电的成果后,其国际化的路线也稳步迈进,并购通用家电后的海尔在品牌提升和渠道建设的速度上也获得了提升。鉴于海尔并购通用家电一事的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大、发生时间较近且支付手段独特,因此其值得被研究。而本文想通过分析此次并购前后的具体绩效来衡量并购的成效,目前对家电企业的跨国并购的绩效研究尚未有突破性进步,因此本文想通过研究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案例,为其他跨国企业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同时配合文献研究法用以探讨近年来有关企业并购案例的成熟经验,并在并购的绩效分析中采用了事件研究法。首先,在基于并购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对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过程和目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充分解释了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意图所在,即实现经营协同、获取技术和扩大国际市场。其次,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超额累计收益率的计算来衡量此次并购对股东价值的回报程度,随后运用财务指标法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四个方面对并购后财务绩效进行具体考察。再次,本文结合并购前后的市场情况对此次并购的非财务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本文依据案例分析结论,得出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经验和教训并探讨了此次并购带来的启示。经过对并购内涵、过程和目的研究,再通过对相应财务数据的分析,本文认为海尔并购GE的家电部门是一场较为成功的并购案例,它为海尔带来的不仅仅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和技术的获得,而且扩大了其在美国的市场,让海尔的渠道建设速度明显又迎来了一波小高潮。本文立足于“家电行业”的“跨国”并购,发现诸如海尔的家电型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寻求产业升级和转型,顺利地利用协同效应等完成了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
石娜娜[7](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张相伟[8](2018)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中国正以产业主导者的身份融入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的新时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全球占比不高,仍有较大提升潜力。如何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传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共性,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深入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后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核心,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构建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和政府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分别基于微观企业、省级和国家层面数据,从微观企业、东道国和母国角度,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市场驱动因素与政府驱动因素。最后,总结和讨论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结合企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因素,展望了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国内劳动力成本和东道国贸易壁垒等市场机制因素,以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境外金融机构布点等重大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均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无论是基于当今国际和国内环境,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均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与空间。当然,与之相伴的是,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风险也日益增多。因此,不仅需要企业自身不断提高抗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也应主动出击,在持续实施和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政策的同时,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性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创新之处为:(1)结合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从市场和政府动因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多个层级的数据,从多维度对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多重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2)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最新动向出发,重点关注了企业融资约束、母国内劳动力上升和东道国贸易壁垒等市场机制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3)首次实证分析了中国境外金融机构布点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两项重大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中互联互通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系统探究了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易锐[9](2017)在《开放式创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关系研究 ——影响路径与绩效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引擎推动下,我国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融合,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正逐渐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方面,互联网背景下众筹、众包、粉丝社区、创客空间和创新生态系统等新颖的创新形态和企业不断涌现,开放式创新模式得到纵深发展和普及;另一方面,在前所未有的开放、共享格局下,技术条件、创新管理方式、商业模式和消费者观念等外部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剧烈变化,使新创企业面临生存和成长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新企业如何避免创业失败,是关系到国家经济活力、产业发展演变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自Stinchcombe(1965)提出造成年轻企业失败率较高主要原因在于新创企业脆弱性(Liability of Newness)的观点以来,新创企业脆弱性已逐渐成为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的重要领域。新创企业脆弱性既包括资源、能力和知识的不足,也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认同。由于存在资源禀赋的天然约束,社会结构和制度情境对于新企业生存与成长更为重要。尤其是,能否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支持将直接影响企业创业成败,已成为新创企业改善脆弱性的首要目标。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渐步入互联网经济和“创新2.0”时代,企业传统的创新管理模式、商业化流程和组织形式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基础、联接形式和合作路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内在维度、影响机制和改善途径等传统认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情境下的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机制及其绩效作用,是当前创业管理理论和企业实践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本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新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改善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机理与路径。本文将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从内容视角看,哪些类型的开放式创新活动会带来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2)从作用机制视角看,开放式创新导向如何影响组织敏捷性进而促进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同时,企业的网络结构特征对这一过程机制有何影响?(3)从过程和结果视角看,开放式创新能否改善新创企业脆弱性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本文从我国新创企业的快速成长现象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模式变革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文献计量、理论梳理、问卷调查和定量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新创企业脆弱性、开放式创新、环境应配、组织敏捷性等相关理论,通过三个子研究逐层进行深入论述,阐明了上述研究问题。子研究一在前期对实际案例的观察和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五种类型的开放式创新实践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信度、效度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对256家中国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全面的识别了有利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开放式创新类型,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子研究二进一步引入顾客敏捷性、伙伴敏捷性和运营敏捷性三类组织敏捷性的中介变量,以及网络结构特征两类调节变量,考察了开放式创新导向影响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具体路径机制,并运用信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对246家中国新创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进行中介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识别了不同组织敏捷性在企业开放式创新对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两类网络结构特征在开放式创新导向影响组织敏捷性提升过程中的调节效果。子研究三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开放式创新导向如何通过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及其内在维度的中介作用,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针对现有研究缺乏探讨新创企业脆弱性与企业绩效作用关系的研究缺口,探索了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在新企业开放式创新战略绩效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对246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进行实证验证,从而识别了新创企业脆弱性及其内在维度在新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绩效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机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观点和结论:(1)不同类别的开放式创新具体实践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作用存在差异性。通过对256家中国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使用层次回归方法探讨了创新侦查、纵向创新合作、横向创新合作、创新购买4种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实践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实践对新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差异性作用,并发现创新侦查、纵向创新合作和横向创新合作等活动对企业的新创企业脆弱性具有显着的改善作用。而创新购买型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影响却未能得到验证。(2)开放式创新导向能够通过组织敏捷性的中介效果,促进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基于246家新创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Boostraping方法检验开放式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影响,发现组织敏捷性是开放式创新导向影响新创企业脆弱性的重要中介。其中,开放式创新导向能通过顾客敏捷性和伙伴敏捷性两种类型组织敏捷性的提升,进而促进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但是,统计结果显示运营敏捷性的提升却未能成为开放式创新导向影响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中介开放式创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关系研究一影响路径与绩效作用机制。(3)网络结构特征在开放式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组织敏捷性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效应通过子研究二同时发现,不同的网络闭合性和结构洞水平下,开放式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组织敏捷性的影响过程存在差异:第一,在低水平和中等网络闭合性条件下,网络闭合性能正向前段调节开放式创新导向通过顾客敏捷性和伙伴敏捷性间接影响新创企业脆弱性的过程;而在高网络闭合性条件下,未能发现顾客敏捷性和伙伴敏捷性前段间接效应得到显着强化。第二,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结构洞位置条件下,顾客敏捷性的前段间接效应得到显着强化;而在高水平结构洞位置条件下,未能发现顾客敏捷性的前段间接效应得到强化。第三,在低、中、高三个水平的结构洞位置条件下,均未发现伙伴敏捷性和运营敏捷性的前段间接效应得到显着强化。(4)开放式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脆弱性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新创企业脆弱性及其部分内在维度在开放式创新导向促进新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果。通过对246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不仅证实了开放式创新导向有利于改善新创企业脆弱性(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发现,新创企业通过采用开放式创新导向促进新企业绩效的过程中,技术合法性、企业责任感和可获得性这三个维度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改善能够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纵观全文,本研究主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第一,理论上提出并实证验证了开放式创新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新创企业脆弱性构念的有效性,丰富和拓展了创业情境下的开放式创新研究。第二,理论上提出并实证验证了开放式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作用机制,具体探讨了组织敏捷性的中介影响和网络结构特征的调节效果,补充了以创新为导向的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机制的研究缺口,丰富和拓展了创新管理视角的组织敏捷性相关研究。第三,理论上提出并实证验证了新创企业脆弱性在开放式创新影响新企业绩效中的中介影响,丰富和拓展了开放式创新对新企业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肖丽萍[10](2016)在《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文中指出在全球化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三位一体合力对经济发展对人文社会环境甚至于自然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抑或是欠发展国家与地区对此都不可回避,也无法置身其外。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欧盟这个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且最为成功的共同体,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已久。尤其是它在经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政策酝酿后,从本世纪伊始,在世界上率先颁布了一系列的“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因此,从治理理论的“新治理范式”角度对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进行分析,并在较短的时间轴上对该政策进行跟踪考察,力图从政府角度研究该政策的发展规律,以期能够经世致用。为此,本文聚焦于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思想起源、出台过程、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实践与效应,以及成员国在执行“欧盟企业社会政策”方面的不同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力图总结出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变迁的理论规律。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点,并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运用进行了剖析。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历史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在欧洲的伦理思想起源,以期从传统的哲理性上为本世纪其相关政策的出台做一个历史铺垫。第二章是本论文的聚焦点。它疏理了“欧盟企业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着重于分析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原因,尤其是在其间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博弈,探寻出欧盟企业社会政策从“自愿原则”逐步向“法律规制”演化的趋势及其底蕴。第三章在前文“欧盟企业社会政策”出台与发展及其理论规律探索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在历时不足二十年的,利用政策工具理论为框架,尽可能对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与效果进行追踪分析。它将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工具分为规制、合作、促进和支持四种,并指出政策效应目前尚主要体现在对欧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并且以成员国对相关政策的执行实践及其效应为主,要从理论上归纳出欧盟层面的政策实践及其效应有待时日。第四章从欧盟成员国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理解与执行的角度,选取英国、法国、丹麦、西班牙和中东欧作为典型进行模式化的归类分析,研究表明由于成员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执行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时呈现出不同特点。第五章在前面四章层层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总结了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法律规制的前提是全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是一个从软性的自愿依从向法规化刚性政策过渡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成员国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其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相,但是落后地区起步晚却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最后,结合欧盟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方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就中国相关的发展现状提出借鉴。结语部分在凝练和提升本文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后续深入研究新课题。
二、海尔跨国经营模式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尔跨国经营模式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2.1 思想渊源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2.1.3 简要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3.1 理论依据 |
3.2 历史依据 |
3.3 现实依据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4.1 基本概念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4.2 构成要素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4.2.3 环境因素 |
4.3 主要特点 |
4.3.1 开放性 |
4.3.2 系统性 |
4.3.3 流动性 |
4.3.4 安全性 |
4.4 建立原则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4.5 目标体系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4.6 创新活动 |
4.6.1 科学创新 |
4.6.2 技术创新 |
4.6.3 制度创新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4.7 体系运行 |
4.7.1 运行模式 |
4.7.2 运行机制 |
4.7.3 运行环境 |
4.7.4 演化路径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6.3.1 有利影响 |
6.3.2 不利影响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1 发展历程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8.2 创新活动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8.3.1 国际比较 |
8.3.2 总体评价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8.4.3 中国优势 |
8.4.4 应对策略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9.1 国际经验 |
9.1.1 美国经验 |
9.1.2 日本经验 |
9.1.3 德国经验 |
9.1.4 以色列经验 |
9.2 重要启示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2.1 传统OFDI理论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2.1.2 内部化理论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2.6.1 东道国视角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2.7 理论述评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4.1 理论基础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4.2.1 前提假设 |
4.2.2 函数设定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4.3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5.1 研究假设 |
5.1.1 产权制度 |
5.1.2 经济制度 |
5.1.3 创新制度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5.2.3 变量说明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5.4 异质性检验 |
5.4.1 所有制差异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5.4.3 产业差异 |
5.4.4 行业集中度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5.6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6.1 研究假设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6.2 研究设计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6.4 异质性检验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6.4.3 产业异质性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6.7 本章小节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7.2 研究设计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7.2.3 描述性统计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7.4 异质性检验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7.7 本章小节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8.1.1 契约制度 |
8.1.2 物权制度 |
8.1.3 税收制度 |
8.1.4 信贷制度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8.2.1 政府支出 |
8.2.2 供给效率 |
8.2.3 政府干预 |
8.2.4 政府补贴 |
8.2.5 行政审批 |
8.2.6 政府腐败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8.4 管理启示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致谢 |
(3)开放情境下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选择与行业技术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思路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1.3.2 研究路线 |
1.4 章节安排与论文框架结构 |
1.5 研究意义和方法 |
1.5.1 研究意义 |
1.5.2 研究方法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行业技术进步:一般性研究 |
2.1.1 理论基础 |
2.1.2 技术进步理论路径 |
2.1.3 技术进步与制造业服务化 |
2.2 企业层面:行业技术进步的新视角 |
2.2.1 行业技术进步实践路径:资源配置过程 |
2.2.2 企业异质性:行业技术进步的普遍现象 |
2.2.3 企业规模视角下研究新进展:优势企业 |
2.3 企业服务化战略与技术进步:企业行为研究 |
2.3.1 企业服务化战略: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 |
2.3.2 企业服务化战略分类:资源不同配置方式 |
2.3.3 企业服务化战略与技术进步 |
2.3.4 多种理论下研究进路 |
2.4 开放情境的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 |
2.4.1 行业开放性的影响 |
2.4.2 企业开放性的影响 |
2.4.3 研究评述和模型深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概念模型的提出 |
3.1.1 服务化战略类别 |
3.1.2 开放性类型 |
3.2 研究假设 |
3.2.1 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的关系 |
3.2.2 全球化市场潜力的影响 |
3.2.3 全球生产网络嵌入的影响 |
3.2.4 企业间技术溢出能力的影响 |
3.2.5 产业集聚的影响 |
3.3 研究框架图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4.1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
4.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4.2.1 模型设定 |
4.2.2 变量定义 |
4.2.3 变量汇总 |
4.3 数据分析方法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
5.1 样本特征 |
5.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检验 |
5.3 回归分析 |
5.3.1 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的关系 |
5.3.2 行业全球化潜力的影响 |
5.3.3 全球生产网络嵌入的影响 |
5.3.4 企业间技术溢出能力的影响 |
5.3.5 产业集聚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果讨论 |
6.1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
6.2 研究结果讨论 |
6.2.1 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 |
6.2.2 优势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行业技术进步路径 |
6.2.3 行业开放性的影响 |
6.2.4 企业开放性的影响 |
6.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4)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理论基础 |
四、论文创新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五、数据来源综述 |
第一章 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和趋势 |
第一节 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一、美德引领的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 |
二、美国“工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三、德国“工业4.0”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四、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五、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一、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必然性 |
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目标-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 |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挑战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 |
第一节 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创新劣势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能力劣势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产业链一体化劣势 |
第二节 产品差异进入壁垒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占先优势 |
二、在位者寡头企业的销售网络优势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广告壁垒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文化差异壁垒 |
第三节 政策性进入壁垒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政策性法律法规进入壁垒 |
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受到的限制 |
第四节 其他进入壁垒 |
一、自然垄断行业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主要困难 |
第一节 突破技术劣势的困难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专利优势 |
二、突破尖端技术的困难 |
三、我国质量标准的落后 |
第二节 突破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占先优势的困难 |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消费者转换成本 |
二、突破在位者企业销售网络优势的困难 |
三、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受到的地方保护 |
第三节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受承认 |
第四节 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 |
第四章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 |
第一节 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 |
一、日本产业政策经验 |
二、日本企业的经验 |
三、韩国产业政策经验 |
四、韩国企业的经验 |
第二节 我国成功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企业的经验 |
一、标杆企业选择-中国华为 |
二、华为突破技术垄断经验 |
三、华为突破产品差异进入壁垒经验 |
第三节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总结 |
一、日、韩产业政策经验总结 |
二、中、日、韩企业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经验总结 |
第五章 产业升级背景下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和对策 |
第一节 以科教兴国战略为企业突破进入壁垒提供科技支撑 |
一、加大科教投入占GDP的比重 |
二、促进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
三、延长“五年规划”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时间 |
四、打造适应智能制造时代的配套教育、科研体系 |
第二节 发挥大国优势为企业进入海外高端产品市场清扫障碍 |
一、扩大自由贸易谈判的范围和深度 |
二、扩大政府间商务谈判范围和谈判频率 |
三、加强对“中国制造”系统性地宣传工作、打造中国“品牌簇” |
四、强化政府对战略性海外收购的支持 |
第三节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企业创设突破壁垒的发展环境 |
一、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
二、完善创新推动的政府管理体制 |
三、完善创新推动型财政体系 |
四、利用国有企业优势填补产业链空缺 |
第四节 加强企业突破壁垒的能力 |
一、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实力 |
二、提高产品质量 |
三、提高营销能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
附录2 |
后记 |
(5)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及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企业OFDI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
1.3.2 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与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
2.1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总体趋势分析 |
2.2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特征分析 |
2.2.1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外行业分布 |
2.2.2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企业类型分布 |
2.2.3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国内地区分布 |
2.2.4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目的地分布 |
2.3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存在的主要问题 |
2.3.1 制造业企业OFDI对外行业附加值偏低 |
2.3.2 中小型和民营制造企业OFDI竞争力不足 |
2.3.3 制造业企业OFDI地域分布结构不合理 |
2.4 湖南省制造业企业OFDI现状分析 |
2.4.1 湖南省制造业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
2.4.2 湖南省制造业企业OFDI区域分布 |
2.5 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
第3章 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及模式分析 |
3.1 OFDI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
3.2 OFDI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分析 |
3.3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分析 |
3.3.1 OFDI驱动下的融合创新模式 |
3.3.2 OFDI驱动下的自主创新模式 |
3.3.3 OFDI驱动下的互联网+创新模式 |
第4章 基于中联重科的案例分析 |
4.1 中联重科并购纳都勒背景 |
4.2 中联重科并购意大利纳都勒整合过程分析 |
4.2.1 并购技术选择过程 |
4.2.2 并购技术吸收过程 |
4.2.3 并购技术重构过程 |
4.3 中联重科OFDI影响技术创新机制 |
4.4 中联重科并购纳都勒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及绩效分析 |
4.4.1 中联重科并购纳都勒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 |
4.4.2 中联重科并购纳都勒影响技术创新的绩效分析 |
第5章 政策建议 |
5.1 政府层面 |
5.2 企业层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 ——以海尔并购通用家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跨国并购目的的研究 |
1.2.2 关于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3 关于跨国并购财务绩效的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2 跨国并购及其动因与绩效 |
2.1 并购及跨国并购的内涵界定 |
2.1.1 企业并购的内涵 |
2.1.2 跨国并购的内涵 |
2.2 跨国并购动因的理论阐释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2.2.2 协同效应理论 |
2.2.3 市场势力理论 |
2.3 跨国并购绩效评价及绩效影响因素 |
2.3.1 跨国并购绩效的主要评价方法 |
2.3.2 跨国并购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 |
3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案例介绍 |
3.1 案例背景介绍 |
3.1.1 我国家电行业演进过程及现状 |
3.1.2 海尔 |
3.1.3 通用电气 |
3.2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目的 |
3.2.1 实现经营协同 |
3.2.2 获取技术 |
3.2.3 扩大国际市场 |
3.3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过程 |
4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绩效分析 |
4.1 绩效评价的事件研究法 |
4.1.1 事件研究法 |
4.1.2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评价 |
4.2 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分析 |
4.2.1 基于并购前后财务指标的分析 |
4.2.2 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具体设计 |
4.2.3 盈利能力 |
4.2.4 偿债能力 |
4.2.5 营运能力 |
4.2.6 成长能力 |
4.3 非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分析 |
4.3.1 非财务绩效评价的具体设计 |
4.3.2 并购前后海尔研发情况的对比分析 |
4.3.3 并购前后市场份额与销售渠道的对比分析 |
4.4 绩效的整体评价 |
5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案例的启示 |
5.1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成功经验 |
5.1.1 稳抓时机,善用杠杆 |
5.1.2 轻度整合,珍视品牌 |
5.1.3 理性选购,谨慎估值 |
5.1.4 合理整合,发挥效应 |
5.2 海尔并购通用家电案例的进一步讨论 |
5.2.1 海尔并购后管理与资源整合中的问题 |
5.2.2 海尔电器并购案例的启示 |
6 结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局限与创新 |
参考文献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理论来源 |
1.2.1 垄断优势论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1.2.3 内部化理论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1.2.5 价值链理论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的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 |
1.5.2 难点和不足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2.1 “走出去”战略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3.4.1 变量选择 |
3.4.2 模型设计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5.1 “走出去”战略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8.2.1 中亚五国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8.2.3 南亚八国 |
8.2.4 独联体七国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1.2.2 投资动因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思路与框架结构 |
1.4 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1.4.1 研究难点 |
1.4.2 特色与创新点 |
1.4.3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1 经典理论 |
2.1.2 新进展 |
2.1.3 中国的探索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 |
2.2.1 市场动因 |
2.2.2 政府动因 |
2.3 文献简要述评 |
2.3.1 理论研究 |
2.3.2 实证研究 |
2.4 本研究切入点 |
2.4.1 市场动因 |
2.4.2 政府动因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现状 |
3.1 历程回顾 |
3.1.1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8-1991年) |
3.1.2 第二阶段:初步探索阶段(1992-1999年) |
3.1.3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3年) |
3.1.4 第四阶段:新阶段(2014-) |
3.2 现状和特点 |
3.2.1 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
3.2.2 国际比较: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 |
3.2.3 投资类型:金融类较为滞后,但增长迅速 |
3.2.4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结构持续优化 |
3.2.5 投资方式:以绿地为主,并购逐年增加 |
3.2.6 行业结构:分布广泛,日益优化 |
3.2.7 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但日益广泛 |
3.2.8 中央与地方:地方已成为主力军 |
3.2.9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对外投资合作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动因 |
4.1 企业融资约束:微观企业视角 |
4.1.1 理论和假设 |
4.1.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4.1.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4.1.4 稳健性检验 |
4.1.5 结论与启示 |
4.2 母国劳动力成本:母国视角 |
4.2.1 理论和假设 |
4.2.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4.2.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4.2.4 稳健性检验 |
4.2.5 结论与启示 |
4.3 贸易壁垒的跨越行为:东道国视角 |
4.3.1 理论和假说 |
4.3.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4.3.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4.3.4 稳健性检验 |
4.3.5 结论与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动因 |
5.1 境外金融机构布点 |
5.1.1 金融类与非金融类的相关性 |
5.1.2 理论和假设 |
5.1.3 模型、变量与数据 |
5.1.4 实证结果及解释 |
5.1.5 结论与启示 |
5.2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 |
5.2.1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现状与特点 |
5.2.2 理论分析和假设 |
5.2.3 模型、变量与数据 |
5.2.4 实证结果及解释 |
5.2.5 结论与启示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6.1 结果与讨论 |
6.1.1 基本结果 |
6.1.2 结果讨论 |
6.2 政策启示 |
6.2.1 企业层面 |
6.2.2 政府层面 |
6.3 研究展望 |
6.3.1 机遇 |
6.3.2 挑战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论文发表与科研参与情况 |
致谢 |
(9)开放式创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关系研究 ——影响路径与绩效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对象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1.4 结构安排 |
1.5 主要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 |
2.1 开放式创新研究综述 |
2.1.1 开放式创新的概念 |
2.1.2 开放式创新的国外研究现状 |
2.1.3 开放式创新的国内研究现状 |
2.1.4 开放式创新国内外研究述评 |
2.2 新创企业脆弱性相关研究综述 |
2.2.1 新创企业脆弱性的概念与内涵 |
2.2.2 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相关实证研究 |
2.2.3 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的现有研究评述 |
2.2.4 本研究对新创企业脆弱性的界定 |
2.3 环境应配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
2.3.1 环境应配理论的提出和历史演变 |
2.3.2 新制度理论 |
2.3.3 资源依赖理论 |
2.3.4 战略选择理论 |
2.3.5 战略平衡理论 |
2.3.6 环境应配理论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2.4 组织敏捷性研究综述 |
2.4.1 组织敏捷性的概念与演变 |
2.4.2 组织敏捷性的内涵及维度 |
2.4.3 组织敏捷性的相关实证研究 |
2.4.4 现有研究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3 子研究一: 开放式创新实践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直接效应 |
3.1 问题提出 |
3.2 理论综述与假设 |
3.2.1 创新侦察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3.2.2 创新购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3.2.3 横向创新合作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3.2.4 纵向创新合作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3.2.5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3.3 研究设计 |
3.3.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
3.3.2 变量测量与信度、效度分析 |
3.3.3 区分效度检验 |
3.4 数据分析与结果 |
3.4.1 均值与相关分析 |
3.4.2 假设检验与回归分析 |
3.5 研究结论与不足 |
3.5.1 研究结论 |
3.5.2 研究局限 |
3.6 本章小结 |
4 子研究二: 开放式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果 |
4.1 问题提出 |
4.2 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
4.2.1 主要概念界定 |
4.2.2 开放式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4.2.3 开放式创新导向与组织敏捷性 |
4.2.4 组织敏捷性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4.2.5 组织敏捷性的中介效应 |
4.2.6 企业网络特征的调节效果 |
4.3 研究设计 |
4.3.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
4.3.2 变量测度与信度分析 |
4.3.3 区分效度检验 |
4.4 分析结果 |
4.4.1 相关分析 |
4.4.2 层级回归分析——中介效果验证 |
4.4.3 多重中介效应再检验 |
4.4.4 基于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
4.5 结论与讨论 |
4.5.1 理论意义 |
4.5.2 管理启示 |
4.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4.6 本章小结 |
5 子研究三: 开放式创新导向、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与新企业绩效 |
5.1 问题提出 |
5.2 理论综述与假设 |
5.2.1 开放式创新导向与新企业绩效 |
5.2.2 开放式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 |
5.2.3 新创企业脆弱性改善与新企业绩效 |
5.3 研究设计 |
5.3.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
5.3.2 变量测量与信度、效度分析 |
5.4 结果分析 |
5.4.1 均值与相关分析 |
5.4.2 假设检验与回归分析 |
5.5 结论与讨论 |
5.5.1 研究结论 |
5.5.2 研究局限 |
5.6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
6.2.1 理论贡献 |
6.2.2 实践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6.3.1 研究局限 |
6.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新创企业开放式创新实践调查问卷 |
附录三 中国企业创新与创业调查问卷(A) |
附录四 中国企业创新与创业调查问卷(B)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
二、本研究的资料基础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的方法与框架 |
五、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第一章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伦理基础追溯 |
第一节 古典时期工商业者社会责任思想观的萌生 |
第二节 中世纪宗教和行会对工商业者社会责任观的作用 |
第三节 启蒙思想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奠基 |
第四节 工业化及战后经济复苏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伦理观的影响 |
第二章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形成过程 |
第一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出台的动因 |
一、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挤压 |
二、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需要 |
三、欧盟福利国家制度摆脱困境的出路 |
四、全球化时代提升欧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 |
五、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的助推 |
第二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出台与推进 |
一、《推动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框架绿皮书》开启了政策的伊始 |
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报告》确立了政策实践途径 |
第三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调整与加强 |
一、《推行增长与就业合作:使欧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标杆》的政策调整 |
二、《2011-2014年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更新战略》的政策加强 |
第四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在中小企业的细化 |
一、欧盟中小企业的界定及其特殊性 |
二、欧盟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出台及其推进 |
第三章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及其效应 |
第一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 |
一、使用支持工具传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
二、使用促进工具激励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 |
三、使用合作工具促进利益相关方对话 |
四、使用规制工具健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 |
五、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落实 |
第二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效应 |
一、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对欧盟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
二、欧盟成员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执行效应 |
第四章 欧盟成员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模式比较 |
第一节 英国的市场机制运作模式 |
一、政府引领下突出市场调节机制的政策特质 |
二、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实施的助推 |
第二节 丹麦的协商合作模式 |
一、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行动计划 |
二、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化运动特征 |
第三节 法国的法律规制模式 |
一、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律框架使之成为国家意志 |
二、吸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广泛性并注重国际合作 |
第四节 西班牙聚焦于“就业增长”的模式 |
一、在政府与社会对话的相互协商中启动 |
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与就业政策的配合 |
第五节 中东欧国家的借助外力模式 |
一、东西欧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差异 |
二、波罗的海三国相对先进 |
三、新入盟中欧国家的合作共赢 |
四、其他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相对落后 |
第五章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经验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一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经验分析 |
一、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动议与第三方即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 |
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出台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
三、法律规制的前提是全民意识的提升 |
四、政策工具的选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都密切相关 |
五、落后地区相对具有后发优势 |
第二节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发展现状 |
一、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及相关问题 |
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制定与施行概述 |
第三节 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中国借鉴 |
一、经济转型期提供了中国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良机 |
二、对中央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建议 |
三、对地方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建议 |
四、对促进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方面的建议 |
结语 |
译名对照表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海尔跨国经营模式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3]开放情境下优势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选择与行业技术进步[D]. 王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4]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D]. 穆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式及案例分析[D]. 尹希文. 湖南大学, 2019(06)
- [6]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 ——以海尔并购通用家电为例[D]. 袁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D]. 张相伟. 厦门大学, 2018(07)
- [9]开放式创新与新创企业脆弱性关系研究 ——影响路径与绩效作用[D]. 易锐.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D]. 肖丽萍. 云南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