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年江苏造船又创记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洋[1](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黄文镐(Hawong Moon Ho)[2](2020)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关注佛教初传到十世纪之间,中国对朝鲜半岛佛教与建筑文化的影响,研究的素材包括寺院遗址、宗教文物和历史典籍,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论文通过考据、计量、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共分六个章节展开详细的讨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韩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使用的历史观念和方法。第二章通过坟墓壁画及考古遗址介绍了初传时期朝鲜半岛本土的建筑风貌及形式特征,并阐明了佛教初传与当时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章系统盘点了朝鲜古三国在用佛教强化王权的前提下所营建的寺院和佛塔。第四章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梳理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佛教建筑文化的学习和挪用。第五章讨论了统一新罗时期典型三层塔和双塔伽蓝模式的起源。第六章顺着宗派和宗谱的线索,探明了留学僧的求学轨迹,并纠正了韩国佛教界对八角塔起源的固有认识。论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佛教最初传播到朝鲜半岛并非文化的自发流动,而是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结盟需要。2、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路径除了经由中国大陆外,也经由中亚和蒙古高原。3、古三国时期营建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教理论都是王室和贵族强化统治的手段。4、芬皇寺模砖石塔及慈恩寺塔源自天竺佛陀伽耶精舍大塔。5、古三国时期的“三堂一塔”源自北朝盛行的三尊立佛上设塔的青州形制。6、新罗曾模拟长安城+终南山的“长安模式”改造自己的王京和南山。7、华严学的兴盛催生出新罗独特的三层石塔和双塔伽蓝布局。8、新罗留学僧求禅轨迹依次为湘赣西堂·马祖和福建雪峰。9、韩国八角僧塔不是朝鲜半岛的特有形制,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南宗,江西杨岐寺的乘广禅师塔为实证。
史鹏飞[3](2020)在《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文中认为周嘉胄《装潢志》作为中国第一本总结归纳古书画修复原则及步骤的系统性论着,以其丰富的鉴赏知识及长久的装裱实践经验,确保了该书所记载工艺步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设计文献的刊行在晚明时期蔚然成风,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深厚积累,手工业的多样化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进入到异常繁荣多样的阶段,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各类手工技艺的精进与钻研,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提供来源;另外,明代中期思想的解放潮流,以及明晚期西风东渐的历史变化,刺激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而朝代的更迭,终止了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江山易主,思想重建,文人思想的敏感性促使其着文写作的文化担当感;丧乱年代之文化载体的非命,引发文人的着书刊行的文化道义感。除了文化担当意识之外,面对当时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及要求而深刻影响的物质文化形态,周嘉胄的《装潢志》不仅仅是一种延续书画性命的手段,而是一种变革背景下,文化遗存恐难延续的焦虑状态下,试图通过手工技艺的技术总结,为文化传承提供技术保障的创新与突破。技艺是手工艺人的技艺,趣味是赏玩者的趣味。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改变趣味,但是趣味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艺,甚至亦可成为技艺的主导。然而,一人若兼具赏玩者的趣味及手工艺人的技艺,再能够敏感于世事变迁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化败落现象,而反思技艺在辅助文化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着文志之,或可成为一种经典。
张龙凤[4](2019)在《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研究》文中提出沿江水军制置使司是南宋退居江南时,为守护长江防线而专门设置来统率水军的机构。南宋朝廷期望借此可以达到“全江淮以济中兴”的效果。故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对于南宋而言,至关重要。从历史沿革来看,该机构创设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十日,直到南宋灭亡为止,共存在约60载。其间该机构虽时有废罢,但在南宋中后期长期存在,最后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消失。南宋沿江水军制置副使司则是于嘉定十四年(1221)成立,在南宋共存在了约36年。制置使司的治所多稳定在建康府,但也有因战时需要而置司他处的情况。副使司的治所则主要集中于鄂州和江州两地,同样也会因战时需要而置司他处。一言以蔽之,副使司的治所变更要比制置使司的治所变更更为频繁。在沿江水军制置副使司成立之前,制置使司主要辖有鄂州到建康府江段;在副使司成立之后,则以江州为分界点,长江上流归副使司管辖,下流归制置使司管辖。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主要拥有军事、民政和经济职能。其军事职能的实际发挥情况大致如下:在设立之初,其职能发挥有限;越到后来(南宋中后期)其职能发挥则越好。在经济职能方面,因沿江水军制置使兼任淮西总领和转运使,使其拥有经济职能。在民政职能方面,主要表现在制置使处理地方民政事务上。在其存在的近60年时间里,机构设置趋于完备。沿江水军制置使司长官为沿江水军制置使,且大都位高权重。副使司长官为沿江水军制置副使。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和副使司各有相应的幕职官协助其处理具体事务。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和副使司下设步兵、水军、马军、弓箭手等兵种。至于二司的关系,主要是副使司隶属于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不过在后期其独立性越来越强。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军费除朝廷正常供给外,有大部分来自皇帝内藏库赏赐划拨等,另外还有自身经营营利性活动所得收入。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军备和兵力都比较充足,军事实力较强。在军情传递方面,也较为通达。虽然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和副使司在实际战斗中发挥了保卫南宋江防的作用,但是它仍然无法挽救南宋走向危亡的局面,主要原因如下:南宋晚期财政危机爆发;贾似道等权相的贪权误国等;南宋各军事机构之间配合不默契,将领指挥失当等;蒙古实力强大,南宋兵力相对较弱;南宋军政腐败。灭亡已成必然。将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纵向对比,可以发现南宋国防政策的变化:由最初的重淮防而轻江防,转变为后来的江淮并重,再到重江防而轻淮防。总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作为负责南宋长江防御的重要军事机构,为南宋的中兴和国祚的延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宗华[5](2019)在《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选拔并派遣海外游历使,傅云龙作为此次考试“状元”,除了日本之外,主要游历美洲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五国。傅云龙是我国历史上对美洲进行系统考察的第一人,在游历过程中撰写了宏富的游历图经。这些图经体例完备、内容翔实,是当时国人对美洲最全面的考察报告。通过对图经内容的研究以及文本的比对,发现部分资料来源于《瀛寰志略》、《古巴杂记》、《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已有着述。傅云龙在考察之中还有诸多崭新的闻见,订正了前人着述中民数、疆域、风俗等方面的诸多舛误。此外,傅云龙游历中与美洲华人互动频繁,相关记述也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在五部图经中,《游历美利加图经》的价值最为突出,重点梳理美国政治制度、军事建设、文化教育以及考工经济。傅云龙此行不仅对其本人归国的洋务实践大有裨益,同时也推进了国人对美美洲尤其是美国的认识。总体而言,游历美洲图经具有较高资料价值,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借鉴意义。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杨上元[7](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认为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常文相[8](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研究指明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任维[9](2017)在《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环境风貌显着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但于此同时,快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也使得广袤国土之上丰富多样而独具特色的地域景观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地域景观的保护与发展,是维持我国景观多样性特征的关键所在,关乎中国本土文化之存亡,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开展国土层面各地区地域景观的深入研究,以明晰其发展过程与核心特征,汲取古人处理人地关系的独特视角与珍贵经验,是风景园林学科的重点研究内容。浙闽丘陵地区峰峦逶迤、河流纵横、海岸曲折、地少人多,地域景观类型多样。本论文从风景园林学综合视角出发,选取清末民初之前(1912年之前)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这一浙闽丘陵地区的典型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多方面分析了自然环境基础,以明确其自然地理特征;多阶段研究了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以总结各因素对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基于以上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梳理,本论文将地域景观视为自然山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与城乡营建四个层面耦合叠加的结果,结合地方志、舆图、军事测绘图、老照片等历史资料,对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展开了详细的分层解析研究,具体包括叙山与叙水的自然山水层面,水利设施系统与水利管理制度的水利建设层面,农田建设、作物种植与生产工具的农业生产层面,城邑营建、卫所营建与村镇营建的城乡营建层面。本论文进而将清末民初时期相对稳定与成熟的传统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体系概括为山峦为骨、水网成脉、农耕立本、城卫安民、人文成境的总体格局与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邑地域景观两个层面。在明确了城邑、卫所与村镇地域景观特征异同的基础上,基于以城邑为核心统筹卫所与村镇的视角,挖掘四邑的城乡“八景”,并运用舆图、测绘图与辞翰艺文等历史图文资料对主要景观意象开展了详细解读。本论文最后从外部扩张与内部变迁两方面简述了清末民初以来温州滨海地区的城乡发展概况,初步分析了新时期背景下地域景观所遭受的来自人与自然疏远、农本观念淡化、城防体系解体、审美情趣变迁四方面的剧烈冲击。进而基于风景园林学的学科特征与研究视角,尝试从保护为先、择要修复、转译调适、古今相承这四个方面对其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初步展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成果创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前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的研究空白,完成了浙闽丘陵地区典型地域景观样本的基础性研究工作。2、方法创新。研究过程之中展现了历史舆图、“八景”在传统景观意象构建中的重要价值,探讨适用于中国地域景观体系的研究方法。3、思路延展。发展了乡土景观的层状叠加体系,形成了突破城乡二元界限的“自然山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城乡营建”多层面耦合叠加的地域景观研究思路。
郜卫博[10](2015)在《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开始传入中国。在欧风美雨的长期渗透与影响下,中国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进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和改革,对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记录晚清社会变迁的竹枝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建立。晚清竹枝词既见证了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也书写了民众在晚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是记录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变迁的全景式画卷,更是后人窥探晚清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史料之一。本文在大量竹枝词以及笔记、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为背景,重点探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在中西方文明交融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也对晚清民众的生活影响深远。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对象及意义、有关晚清竹枝词的相关研究概述、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重难点及创新之处、以及论文选题的研究条件等相关内容。第一章内容在于介绍竹枝词的总体背景,其主要目的是交代竹枝词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晚清竹枝词的创作背景。晚清竹枝词是竹枝词发展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而近代几千年未有的变局赋予了晚清竹枝词独特的题材内容与时代特色。第二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内容为晚清竹枝词独特的题材内容及其史料价值。晚清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促使竹枝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纪实功能得到加强,在传承中转型的晚清竹枝词,既继承了竹枝词专咏风土的优良传统,也随着时代的风云突变拓宽了竹枝词的题材范畴,像咏战争、商业、青楼、官场、外国等的竹枝词组诗应运而生,既丰富了晚清竹枝词的题材内容,也拓宽了晚清竹枝词的史料范畴,是后人了解晚清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暖风活水”。第三部分为第三章。该部分以竹枝词中的租界为主要探讨对象。租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而本章以竹枝词作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结合竹枝词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画面重点分析租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该部分重点内容是关于西方近代文明对晚清社会影响的分析与研究,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是迫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裂变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该部分以西方近代日用文明、基础设施文明、制度文明为研究重点,着重分析西方近代文明对晚清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民众对待西方近代文明时的复杂心态,这种现象既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在近代遭遇时的冲突与对抗,也显示了民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观念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实践的检验,民众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猜忌与不解逐渐消失,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面日益扩大,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第五部分为第六章。该章重点分析晚清社会风俗之变迁。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不但对晚清社会变迁影响深远,也引起了晚清民众生活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重点体现为从重道轻器到道器并重、从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以及由崇尚节俭到竞奢尚侈的转变。
二、去年江苏造船又创记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去年江苏造船又创记录(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小结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小结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小结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小结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小结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小结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小结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小结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佛教艺术之建筑 |
1.1.1 “艺术”、“美”之考 |
1.1.2 样式、tectonic、以及物质文化 |
1.2 再考韩国佛教史文献 |
1.2.1 《三国史记》考 |
1.2.2 《三国遗史》考 |
1.3 韩国佛教史学与佛教建筑史学的历程、以及时代区分 |
1.3.1 韩国佛教史的时代区分 |
1.3.2 韩国佛教建筑史 |
1.4 关于宗派以及来华求法僧的先行研究小考 |
1.4.1 宗派 |
1.4.2 求法僧人的研究 |
1.5 佛教复兴时期的历史观-从Benjamin的《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学习 |
1.6 金堂考 |
1.6.1 现代韩国建筑史界的常用词 |
1.6.2 韩日古文献中金堂以及起源 |
1.6.3 关于金堂之初步结论: |
1.7 着手前言 |
1.7.1 佛教建筑史研究的难点 |
1.7.2 Bilingualism |
第2章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2.1 原始建筑至乐浪建筑 |
2.1.1 原始建筑 |
2.1.2 乐浪文化及建筑的影响 |
2.2 高句丽坟墓壁画与考古遗址 |
2.2.1 高句丽古坟及壁画中的建筑 |
2.2.2 内外层双槽平面 |
2.3 初传与各国公认( 4、5 世纪) |
2.3.1 高句丽 |
2.3.2 百济 |
2.3.3 新罗 |
第3章 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3.1 转轮王小考 |
3.1.1 韩国古三国“全轮圣王”之概念的流通与实现 |
3.2 高句丽七宝行事图与八角佛塔 |
3.2.1 5 世纪高句丽古坟壁画与七宝行事图 |
3.2.2 高句丽八角塔与北凉石塔 |
3.3 百济大通寺、王兴寺及弥勒寺 |
3.3.1 早期百济佛教思想及建筑 |
3.3.2 大通寺考 |
3.3.3 王兴寺 |
3.3.4 弥勒寺 |
3.4 新罗芬皇寺和皇龙寺 |
3.4.1 古新罗中期出现的佛教式王名 |
3.4.2 善德女王和慈藏 |
3.4.3 芬皇寺及皇龙寺塔 |
第4章 法水东流—大乘佛教物质文化的东渐 |
4.1 关于佛教信仰空间的诞生 |
4.1.1 大月氏·贵霜起立的佛教造型 |
4.1.2 寺与伽蓝 |
4.1.3 塔与窣堵波 |
4.2 伽蓝配置 |
4.2.1 东亚佛寺遗址中所见的伽蓝布局的变化 |
4.2.2 品字形塔堂配置的背景考 |
4.3 立刹及九层佛塔 |
4.3.1 舍利信仰与造塔 |
4.3.2 方形塔 |
4.3.3 7 世纪在海东流行的九层木塔 |
4.3.4 高层砖塔的出现-芬皇寺石塔 |
4.4 以瓦解释 |
4.4.1 在朝鲜半岛屋瓦的出现与普及 |
4.4.2 中国南朝“瓦作”的受容及传播-大通寺式瓦 |
4.4.3 南朝梁之影响 |
4.5 佛国时期的理想城市“长安” |
4.5.1 新罗人的“长安” |
4.5.2 室罗伐-佛教传入及王京的变化 |
4.5.3 6-8 世纪“长安模式”的东亚都城 |
第5章 莲花满开—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艺术 |
5.1 留学僧与教学发展 |
5.1.1 7、8 世纪“华严Avata?saka”的流行及影响 |
5.1.2 元晓和新罗华严学的成熟 |
5.1.3 法华在新罗 |
5.1.4 华严十刹考以及初期华严寺院 |
5.2 石塔之国 |
5.2.1 木塔转变石塔 |
5.2.2 百济定林寺石塔 |
5.2.3 统一新罗石塔的典型化 |
5.2.4 三层塔的造塔依所经考 |
5.3 双塔形制 |
5.3.1 对于双塔式伽蓝的先行研究 |
5.3.2 新罗双塔式伽蓝遗址的现况与分布 |
5.3.3 7、8 世纪在东亚流行的双塔形制及新罗的特点 |
5.3.4 统一新罗双塔形制起源说考 |
5.4 佛国寺与石佛寺 |
5.4.1 关于佛国寺与石窟寺的先学研究成就 |
5.4.2 统一新罗时期的佛国寺 |
5.4.3 由朝鲜时期至今的佛国寺 |
5.4.4 解读佛国寺设计概念 |
5.4.5 石窟寺石室设计 |
5.5 释迦塔及多宝塔 |
5.5.1 韩国庆州多宝塔形象起源小考 |
5.5.2 西石塔及无垢净光塔 |
第6章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6.1 宗派化的禅宗历史与其物质文化 |
6.1.1 派别 |
6.1.2 宗谱与“立塔树碑”僧塔的出现 |
6.2 在唐僧塔形制的演变 |
6.2.1 长安地区的早期僧塔 |
6.2.2 中国式葬礼传统与单层禅宗墓塔 |
6.2.3 神会以后-湘赣地区的僧塔 |
6.3 .罗末丽初八角亭形僧塔史的再考 |
6.3.1 来华求禅灯的新罗僧侣 |
6.3.2 迦智山宝林寺-正统禅灯在朝鲜半岛 |
6.3.3 八角亭式僧塔的形制与分布 |
6.3.4 乘广禅师塔及塔碑 |
6.3.5 考辨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 |
6.4 新教理的新式佛寺 |
6.4.1 古佛与露柱 |
6.4.2 新罗末禅寺与湘赣禅寺 |
6.5 五代传灯中心雪峰山 |
6.5.1 唐末五代时期东亚佛教中心—雪峰山门 |
6.5.2 《祖堂集》和南宗禅雪峰系 |
6.5.3 高丽国初期法眼宗的兴起及其寺址 |
6.5.4 雪峰寺之古貌 |
6.6 中国南方建筑文化对韩国古建筑的影响 |
6.6.1 韩国古建筑中可见的中国南方建筑因素 |
6.6.2 航海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线 |
6.7 小结:传灯的物质证据 |
第7章 结论 |
7.1 韩国佛教史及金堂 |
7.2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建筑 |
7.3 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7.4 法水东流 |
7.5 莲花满开 |
7.6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7.7 后续研究 |
参考文献 |
1.绪论 |
2.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3.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4.法水东流 |
5.莲花满开 |
6.“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图片目录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附录 D |
附录 E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晚明的变革与新知 |
二、《装潢志》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装潢志》前的“装潢”论 |
第一节 “装潢”之变 |
第二节 装潢的文献记录 |
第三节 字画装潢从业人员 |
第二章 周嘉胄及其交游 |
第一节 周嘉胄成长的时代 |
一、何心隐之死 |
二、书院复建与文人结社 |
第二节 周嘉胄及其交往 |
一、鉴古工书富收藏 |
二、交往官员 |
三、好睡嗜香,意于遁世 |
第三章 《装潢志》成书考 |
第一节 装潢技艺的广泛需求与应用 |
一、装潢与字画收藏 |
二、多重身份的装潢艺人 |
第二节 周嘉胄的忧虑与写作 |
一、国变后的焦虑 |
二、紧迫的写作 |
第四章 《装潢志》的写作特点与开创性 |
第一节 明代装潢文献分析 |
一、抄袭 |
二、考证纠谬 |
第二节 周嘉胄新创《装潢志》 |
一、定装潢原则——书画之司命 |
二、装潢步骤的分析总结 |
三、对装裱品式的初步归纳 |
第五章 《装潢志》价值论 |
第一节 清代装潢文献 |
一、周二学《赏延素心录》 |
二、典籍中的“装潢” |
三、笔记小说中的“装潢” |
第二节 近代装潢文献 |
一、拯冬《装潢杂谈》 |
二、蒋吟秋《书画与装潢》 |
第三节 现当代字画修复技艺与研究 |
一、装潢匠师身份之变 |
二、博物馆与字画修复 |
三、民间艺术机构中的字画修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经典装潢文献辑注 |
(4)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关于南宋水军的研究 |
(二)关于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研究 |
(三)关于军饷来源的研究 |
(四)关于宋代军情传递的研究 |
三 论文的研究方法、实施方案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实施方案 |
(三)课题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历史沿革 |
一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副使司的存废情况 |
(一)制置使司的存废情况 |
(二)制置副使司的存废情况 |
二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副使司的治所变更 |
(一)制置使司的治所变更 |
(二)制置副使司的治所变更 |
三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副使司的辖区变化 |
(一)制置使司的辖区变化 |
(二)制置副使司的辖区变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职能、机构、官员和兵种 |
一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和副使司的职能 |
(一)制置使司的职能 |
(二)制置副使司的职能 |
二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机构 |
三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副使司的官员 |
(一)制置使司的长官——沿江水军制置使 |
(二)制置使司的幕职官 |
(三)制置副使司的长官——沿江水军制置副使 |
(四)制置副使司的幕职官 |
四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兵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与副使司的关系 |
一 南宋与金对峙及战争时期制置使司与副使司的关系 |
二 南宋与蒙(元)对峙及战争时期制置使司与副使司的关系 |
三 制置使司与副使司关系变化的原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军费收支及军费来源 |
一 军费收入及存储 |
二 军费来源 |
(一)朝廷划拨的军费 |
(二)自营所得收入 |
三 军费支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的军备及军情传递 |
一 军备 |
二 军情传递 |
(一)水路军情传递方式——水斥堠铺 |
(二)陆路军情传递方式 |
(三)军情的上传与下达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及副使司的军事作用 |
一 南宋与金对峙及战争时期的军事作用 |
(一)第一阶段的军事作用:1129-1135年 |
(二)第二阶段的军事作用:1164-1168年 |
(三)第三阶段的军事作用:1206-1207年 |
(四)第四阶段的军事作用:1219-1230年 |
二 南宋与蒙(元)对峙及战争时期的军事作用 |
(一)第五阶段的军事作用:1233-1247年 |
(二)第六阶段的军事作用:1249-南宋灭亡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四、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游历美洲的过程 |
第一节 美国游历 |
一、初至美国 |
二、再访美国 |
三、三游美国 |
第二节 加拿大游历 |
第三节 古巴游历 |
第四节 秘鲁游历 |
第五节 巴西游历 |
第二章 游历美洲图经的撰写 |
第一节 体例确定 |
第二节 资料搜集 |
第三节 文本征引 |
一、《瀛寰志略》 |
二、《古巴杂记》 |
三、《使美纪略》 |
四、《米利坚志》 |
五、《联邦志略》 |
六、《西学考略》与《格物入门》 |
第三章 游历美洲图经的内容与价值 |
第一节 文献补证 |
一、民数 |
二、疆域 |
三、习俗 |
第二节 对游历国家的认知 |
一、教育、军事考察 |
二、傅云龙对美洲华人的记录 |
第四章 《游历美利加图经》对美国认识的推进 |
第一节 傅云龙游历之前国人对美国的感观 |
一、中国人对美洲认识的缘起 |
二、“开眼看世界”:士人开始主动认识美国 |
三、百闻不如一见:实地对美国的游历考察 |
第二节 《游历美利加图经》对美国的认知 |
一、《游历美利加图经》对先前认识的更正 |
二、政治制度 |
三、军事 |
四、学校教育 |
五、工业 |
六、游历认知对傅云龙归国实践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译名简释 |
附录二: 美洲华人材料 |
附录三: 参引文献对照表 |
作者简历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的范畴 |
1.3 概念的界定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1.3.5 权力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1.6 论文的框架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2.1.5 小结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2.2.5 小结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3 小结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3.1.3 小结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3.2.5 小结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3.4.1 岛洲型聚落 |
3.4.2 沙洲型聚落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3.4.4 小结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3.5.3 小结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4.4.6 小结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6.3.1 城郭型墟市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6.3.4 小结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7.5 本章小结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8.4.1 工业化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9.3.1 理论总结 |
9.3.2 余论 |
附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志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三、族谱、碑刻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六、外文文献 |
七、其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成果综述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三 本文的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 |
一、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 |
二、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
第二节 临桂词派的构成及特点 |
一、临桂词派的范围 |
二、同年同仁促成聚合 |
第三节 近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 |
一、社会经济 |
二、军事与边疆舆地 |
三、社会政治 |
四、社会风俗 |
五、文化教育 |
六、学者交流 |
第四节 词作、词论中的近代特点 |
一、词作中的近代元素 |
二、“重”“拙”“大”与时代思潮 |
三、批判创新、博采众长的词学理论 |
四、“写其胸臆”创作原则 |
第二章 临桂词派与戊戌维新 |
第一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思想 |
一、社会政治思想 |
二、经济财务思想 |
三、文化教育思想 |
第二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实践 |
一、创立京师强学会 |
二、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 |
三、筹办《时务报》与《渝报》 |
第三节 维新与词事 |
一、政治集会促进词事繁荣 |
二、咫村词社的创作内容 |
三、咫村唱和的词史意义 |
第三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吏治改革 |
第一节 临桂派词人的吏治思想 |
一、整肃官方,惩治腐败 |
二、清理壅塞,上下通情 |
三、废弃捐输,求选真才 |
四、清理仕途,裁汰冗员 |
五、精简胥吏,革除因循 |
六、杜绝滥保,严肃正途 |
第二节 吏治改革新模式的近代意义 |
一、《申报》连续报道京官联名参劾巡抚始末 |
二、言路与报业结合的近代意义 |
第三节 吏治改革对词人创作心态的影响 |
一、己饥己溺的济世心态 |
二、濒洞难掇的焦灼心态 |
三、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态 |
四、九死未悔的执着心态 |
第四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对外战争 |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一、临桂派词人与清流 |
二、词人关注中法战争 |
第二节 中日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一、词人群体政治能量的变化 |
二、词人们的战争主张 |
第三节 临桂词派的战争词作 |
一、中法战争词作 |
二、中日战争词作 |
第五章 临桂词派与庚子国变 |
第一节 庚子国变中的临桂派词人 |
一、忠耿凛然,王鹏运谏止驻跸颐和园 |
二、日夜思维,关注德占胶州湾 |
三、忧心如焚,力谏对德争端宜持平 |
四、民气不可用,主张弹压义和团 |
五、滔天巨变,南归、随扈与坚守 |
六、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 |
第二节 愁情满纸《庚子秋词》 |
一、吹落梅花多少,落花之愁 |
二、闭门寒月照疏襟,寒月之愁 |
三、空有泪珠盈袖,愁极垂泪 |
四、朔风吹雪茸裘薄,寒风中愁 |
五、枕函残梦初惊,残梦之愁 |
第三节 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一、其他临桂派词人国变词作 |
二、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结语: 复杂求变的古典词派 |
附录一 刘福姚研究 |
一、刘福姚生年考 |
二、刘福姚卒年考 |
三、刘福姚家族考 |
四、刘福姚科举史事勾陈 |
五、刘福姚着述考 |
附录二 刘福姚简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提出 |
二 相关研究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一)广派税使 |
(二)强佥商役 |
(三)苛征官木 |
小结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一)强化监管 |
(二)惠恤商民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小结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小结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小结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一)期以儒显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一)孝悌行义 |
(二)笃实诚信 |
(三)德才兼备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一)赈济捐施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小结 |
结论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缘起 |
1.2. 研究背景 |
1.2.1. 快速城镇化的剧烈冲击 |
1.2.2. 新农村建设的迅猛浪潮 |
1.2.3. 新型城镇化与“乡愁”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相关概念辨析 |
1.4.1.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 |
1.4.2. 乡土景观 |
1.4.3. 地域景观 |
1.4.4. 其他 |
1.5. 研究对象 |
1.6.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6.1. 借鉴“文化景观”研究思路,强调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
1.6.2. 继承人居环境与国土景观研究方法,综合地域上的人类活动 |
1.6.3. 一定程度填补对“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域景观”的研究空白 |
1.6.4. 挖掘舆图、“八景”在地域景观意象构建中的重要价值 |
1.7. 研究方法 |
1.7.1. 文献综合 |
1.7.2. 田野调查 |
1.7.3. 图解分析 |
1.7.4. 归纳整理 |
1.8. 研究框架 |
2.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自然环境基础 |
2.1. 地理区位 |
2.1.1. 国家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2.1.2. 省域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2.2. 地质形成与地形地貌 |
2.2.1. 地质形成 |
2.2.2. 地形地貌 |
2.3. 水文条件 |
2.4. 气候条件 |
2.5. 土壤条件 |
2.6. 小结 |
3.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城乡发展概述 |
3.1. 秦汉以前——源起与孕育阶段 |
3.1.1. 温州滨海地区的原始氏族社会 |
3.1.2. 东瓯国的兴起与消亡 |
3.2. 魏晋南北朝——萌芽与奠基阶段 |
3.2.1. 三国争战期间的北人南下 |
3.2.2. 首次衣冠南渡与永嘉郡的设立 |
3.2.3. 文人太守兴教化 |
3.3. 隋唐五代——融合与发展阶段 |
3.3.1. 政区趋于稳定及“温州”之名的由来 |
3.3.2. 安史之乱与区域人口的快速增长 |
3.3.3. 佛教传播与寺院、古塔的兴建 |
3.3.4. 城乡建设不断发展 |
3.4. 宋元时期——转型与创新阶段 |
3.4.1. 纳土归宋的和平过渡 |
3.4.2. 二次衣冠南渡与城乡建设的全面发展 |
3.4.3. 港口城市的确立 |
3.4.4. 重文抑武背景下的文化繁荣 |
3.4.5. 蒙汉民族矛盾下的城市变迁 |
3.5. 明清时期——曲折与成熟阶段 |
3.5.1. 明代海禁与港口城市的没落 |
3.5.2. 倭寇袭扰与海防卫所的设立 |
3.5.3. 城乡建设生产的全面恢复 |
3.5.4. 迁界禁海的严重破坏 |
3.5.5. 康乾盛世之后的恢复发展 |
3.5.6. 园林体系逐步成熟 |
3.5.7. 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的新发展 |
3.6. 小结 |
4.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解析 |
4.1. 自然山水 |
4.1.1. 叙山 |
4.1.2. 叙水 |
4.2. 水利建设 |
4.2.1. 水利设施系统 |
4.2.2. 水利管理制度 |
4.3. 农业生产 |
4.3.1. 农田建设 |
4.3.2. 作物种植 |
4.3.3. 生产工具 |
4.4. 城乡营建 |
4.4.1. 城邑营建 |
4.4.2. 卫所营建 |
4.4.3. 村镇营建 |
4.5. 小结 |
5. 传统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体系 |
5.1. 总体格局 |
5.1.1. 山峦为骨 |
5.1.2. 水网成脉 |
5.1.3. 农耕立本 |
5.1.4. 城卫安民 |
5.1.5. 人文成境 |
5.2. 四邑地域景观 |
5.2.1. 永嘉 |
5.2.2. 瑞安 |
5.2.3. 平阳 |
5.2.4. 乐清 |
5.3. 小结 |
6.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的保护与发展 |
6.1. 清末民初以来温州滨海地区的城乡发展 |
6.1.1. 温州滨海地区的外部扩张 |
6.1.2. 温州滨海地区的内部变迁 |
6.2. 传统地域景观遭受剧烈冲击 |
6.2.1. 人与自然疏远——自然山水的破坏 |
6.2.2. 农本观念淡化——水网农田的衰弱 |
6.2.3. 城防体系解体——城乡格局的巨变 |
6.2.4. 审美情趣变迁——传统意象的消隐 |
6.3.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的保护与发展展望 |
6.3.1. 保护为先——珍视土地并审慎保护 |
6.3.2. 择要修复——择景之要以恢复再生 |
6.3.3. 转译调适——源于传统而适用当下 |
6.3.4. 古今相承——承古之脉与塑今之体 |
6.4. 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1.1. 地域独立、特征显着的自然环境基础 |
7.1.2. 曲折发展、逐步成熟的历史发展历程 |
7.1.3. 逐层叠加、耦合发展的景观形成机制 |
7.1.4. 基于自然、融于文化的地域景观体系 |
7.1.5. 保护修复、调适相承的保护发展展望 |
7.2. 创新点 |
7.3. 展望 |
附录一: 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清末民初测绘图汇总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10)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三、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五、论文选题的研究条件 |
第一章 竹枝词及晚清竹枝词的创作背景 |
第一节 竹枝词的由来 |
一、形式独特的风土诗 |
二、竹枝词的起源 |
第二节 竹枝词的发展概况 |
一、文人竹枝词的缘起 |
二、竹枝词的发展脉络 |
第三节 晚清竹枝词创作的时代背景 |
一、诗歌与时代背景之关系 |
二、晚清竹枝词产生的时代背景 |
第二章 晚清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
第一节 传承中转型的晚清竹枝词 |
第二节 晚清竹枝词概述 |
一、吟咏当地风土民情的竹枝词 |
二、吟咏战争的竹枝词 |
三、商业竹枝词 |
四、官场竹枝词 |
五、青楼竹枝词 |
六、吟咏外国的竹枝词 |
第三节 晚清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
一、社会史史料 |
二、文化史史料 |
三、风俗史史料 |
第三章 竹枝词中的租界 |
第一节 租界的形成 |
第二节租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
一、促进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近代化 |
二、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 |
三、为国人提供了躲避战火的安全界 |
四、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 |
第四章 竹枝词中的西方近代物质文明 |
第一节“欧风美雨”对晚清社会转型的影响 |
第二节 从竹枝词看民众日用物质文明的引进 |
一、自来水 |
二、火柴 |
三、洋布 |
四、电报 |
五、照相业 |
六、西餐 |
七、西医 |
第三节 从竹枝词看西方近代道路交通设施的引进 |
一、马路 |
二、铁路 |
三、路灯 |
四、车辆 |
第五章 竹枝词中的西方近代制度文明 |
第一节 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
第二节 从竹枝词看西方近代制度文明的引进 |
一、警察 |
二、消防 |
三、教育 |
四、银行与保险业 |
五、邮政 |
六、报业 |
七、政体制度 |
第六章 竹枝词中的晚清社会风俗之变迁 |
第一节 从重道轻器到道器并重 |
第二节 由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 |
一、重农抑商的四民社会结构 |
二、由重农抑商到趋利重商的转变 |
第三节 由崇尚节俭到竞奢尚侈的转变 |
一、历史文化的积淀:崇尚节俭 |
二、时代变迁的影响:由崇尚节俭到崇奢尚侈的转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去年江苏造船又创记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2]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D]. 黄文镐(Hawong Moon Ho). 清华大学, 2020(01)
- [3]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D]. 史鹏飞.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4]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研究[D]. 张龙凤.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5]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D]. 张宗华. 浙江大学, 2019(01)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9]温州滨海丘陵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D]. 任维.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10]晚清社会文化及风俗之变迁 ——以竹枝词为探讨中心[D]. 郜卫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