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域经济要注重“三结合”(论文文献综述)
杨珧[1](2021)在《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而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发挥农业的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养老等多重功能和价值,推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不仅顺应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而农旅融合就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组成形式。恩施贡水白柚产业作为地方特色产业,寻求农旅融合的发展道路不仅可以有效调整当地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兴旺,更有助于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本文首先对产业融合和农旅融合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结合产业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乡村振兴理论等学科理论,总结出了“农旅融合”的五种典型模式,并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恩施贡水白柚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展开了研究,构造出了恩施贡水白柚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研究框架。一是对该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展开综合分析,通过内部环境分析掌握产业的发展现状,明确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通过外部环境分析捕捉产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贡水白柚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二是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该产业的农旅融合度进行测算,在挖掘影响该产业农旅发展成效的主要因素的同时,定量分析了该产业的发展水平与所存在的问题;三是对恩施贡水白柚产业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做出选择,明确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分析结果表明,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具有农旅融合发展的资源禀赋,且贡水白柚产业和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态势良好,产业市场需求可以与供给情况相匹配,满足农旅融合的发展条件。但贡水白柚产业的品牌建设有待完善,中高端人才极度匮乏,科技创新力度有待提高。因此,该产业应把握政府扶持导向,抓住康养产业、互联网+的时代浪潮,努力提升产业总产值,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合理就业机会,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推动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具体实施以“农业景观+观光旅游”和“生态种植+康养旅游”为主、“农事采摘+体验旅游”为辅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除此之外,为保障产业的可持续性融合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强调绿色发展,以科技为先导,引领乡村振兴,提供就业机会,构建人才基础,注重产业特色化发展,打造特色品牌。
暴占杰[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闫海[3](2021)在《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提出做好对银行业的监管有利于保持国家经济金融稳定,银保监分局作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在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做好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绥化银保监分局在提升银行业监管质效的道路上遇到属地监管难以发挥作用、监管合作和协调机制不健全、监管员风险评估能力不足和监管技术手段不完善的问题。本文参考了国内外银行业监管的经验和做法,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主要有:完善监管组的组织体系、完善监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升主动监管的能力和水平、丰富和完善监管的技术手段。本文在借鉴国内外银行业监管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研究符合绥化市银行业监管的实践,探索提升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的途径,以此指导银行业监管工作,促进绥化市银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高云亮[4](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邹金珠[6](2020)在《县域工业经济“腾笼换鸟”创新发展策略探析——以福建省将乐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如何加快创新,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以专题调研为基础,分析了县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同时,以"腾笼换鸟"为突破口,从机制、平台和环境等视角探索县域工业经济发展创新策略及可行性路径,为实现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吕朋芸[7](2020)在《县域城镇化的中观路径研究 ——基于特色小城镇建设和“镇改市”的分析》文中指出县或县级市是我国最基本、最稳定、经济社会功能比较完整的基层行政单元,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乡镇一级政府是构成县或县级市的最基本单位,也是与群众直接面对面、互动性最高的一级政府,乡镇发展势头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情况。可以说,乡镇建设是我国县域城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点,想要县域城镇化能够顺利的实行,就要把乡镇建设工作放在重要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我国经济在稳步向前发展,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同时,乡村也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小康之路,如华西村、小岗村、赤溪村等,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村庄发展的抬头势态,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一系列的三农文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的出台,一部分乡镇根据自身的发展潜力,集中势头发展经济;另有一部分乡镇经济基础好,迅速崛起,成为中心镇、大镇、经济发达镇,但是受其行政级别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的乡镇,不能一刀切,应该通过实地调查,根据其具体的发展阶段制定发展策略,此发展策略即为县域城镇化的中观路径选择,其中镇改市与特色小城镇都是山东省县域城镇化建设中观路径的两种选择,且政策倾向性较大,发展迅速,因此在对山东省县域城镇化的中观路径研究中,本文选择了镇改市与特色小城镇两种路径作为研究对象。S镇在确定镇改市路径后,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小城市的雏形,但其在土地、资金等要素以及权力下放等方面依旧存在问题。Y镇为国家级第二批确定的特色小城镇,因为其确认时间早,又属于国家级特色小城镇,因此在开放运营方面一直是处于稳健状态,现在已进入到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成熟阶段,但也存在有资金人才短缺、产品研发不深入与考核体系不精细等问题。综合各方面考虑,本文选取了山东省镇改市的乡镇S镇、特色小城镇Y镇为代表案例,在充分阅读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家城镇化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以新型城镇化、增长极理论等为基础,详细分析S镇与Y镇各镇的自身基础、发展的措施、建设的城镇化效果、出现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建议,通过对两个乡镇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山东省镇改市与特色小城镇这两条县域城镇化路径的区别,并得出了二者都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对县域城镇化有推动作用等,同时,镇改市与特色小城镇建设也存在不同:二者评判标准不同、发展侧重点不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不同,分属于乡镇发展的不同阶段等。特色小城镇是乡镇通过镇域内主导产业或突出产业而发展的,用来弥补与同类经济发达镇之间经济差距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待经济水平赶上经济发达镇较高水平时,镇改市便是其下一阶段的目标,简而言之,镇改市是特色小城镇发展的下一阶段目标。
张鑫磊[8](2020)在《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农村金融本质上是与农村货币资金流通有关的一项经济活动,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首先,农村金融是一种交易,是农业生产分工和交换的产物;其次,农村金融交易具有显着的规模经济效应;再者,农村金融是以信息为前提的,交易实质是交易主体通过对交易对象的“合理性”判断;最后,农村金融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农村资金的广泛流通。因此,农村金融的发展目标是围绕解决农村经济活动所开展的一项惠农业务。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重要桎梏,与城市相比,农村金融发展相对缓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业生产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关键在于应该稳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在这其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以县域发展为基础,探索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并分析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精准把握农村金融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方向,进而采取专业措施强化农村金融作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以龙江县为研究区域,广泛阅读国内外研究文献,查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并界定相关概念,对龙江县下辖14个乡(镇)的168个小农户、102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2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查,从中总结目前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实际经验,提出促进龙江县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目前各类型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从资金借贷需求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需求较高,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较大,使用资金范围较广;从向金融机构借贷难易程度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种植大户>小农户;在向金融机构进行借贷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取贷款的能力较强,贷款金额相对也较高;对于需要资金帮扶但未申请贷款的经营主体来说,小农户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要是因为没有抵押物不能贷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因为放贷额度较低;在农业保险需求方面,小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从目前龙江县农村金融供给情况来看,龙江县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唯一供给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小农信贷公司、供销新农民协会等为主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第三,目前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农村金融发展扶持政策落地难,包括财政补贴政策落地难、财政奖励政策获取难、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显着等;二是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突破能力有限,包括缺少有效的承接贷款主体、缺少有效的抵押担保等;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迟缓,包括小额信贷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发放大额贷款风险大、农村资金互助社帮扶能力有限、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等;四是农村金融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包括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各类商业机构的银行信贷额度较低、农业保险推广不到位等。第四,从国内外农村金融发展实践来看,国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德国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基本包括三种,分别是政策性金融模式、合作金融模式和农业保险模式,在各种模式下都存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保证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从国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发展经验来看,广西省田东县农村金融体系的再经验、吉林省公主岭县创新信贷支农试点经验等对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价值,龙江县要想实现农村金融稳定发展,有效支撑“三农”领域各环节、各层次发展,应充分汲取现有国内外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尽快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发展体系。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龙江县农村金融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四方面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分别是完善县域农村金融扶持政策体系、优化县域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环境、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以及满足各类农业生产金融主体的融资需求。
席建设,王文凯[9](2020)在《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兰考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治理格局、治理路径、重要指标、技术支撑等方面。兰考县在政治建设方面坚定"四个意识",把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贯彻到县域治理各个领域;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注重文化引领,发扬红色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建设方面永葆为民宗旨,注重民生提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新突破;在生态建设方面严守生态红线,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生态治理和循环经济双赢。根据兰考实践,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注重改革创新,发挥制度优势,共建共治共享,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发挥大数据作用。
宋平[10](2020)在《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文中指出2016年8月19日,我国召开了进入本世纪以来规格最高的“卫生与健康大会”,将分级诊疗制度作为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推动我国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分级诊疗的提出,是基于我国选择性“看病难、看病贵”的历史背景,借鉴国外家庭医生制度,我国提出的一项卫生改革重大策略。为推动分级诊疗创造更好的运行环境,很多学者研究了分级诊疗的驱动因素,如医疗信息化建设、医疗保险水平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基于现象观察和结果判断进行开展,缺乏从信息资源禀赋和资源依赖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地探讨信息化水平在分级诊疗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随着老百姓对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属性认识理解的深入,医疗机构满意度的问题逐渐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分级诊疗的实施对医院满意度的影响如何,在学界争论较大,也限于这项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时限较短,尚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分级诊疗对满意度的影响。另外,作为公立医疗机构,保持公益性是其合理运营的基石,实施分级诊疗,让原本上行的患者就医流向逐渐回头,并转向下行,这为增加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的业务收入提供了机遇。因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另外,不管是推进分级诊疗,还是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还是提高医院满意度和合理控制医院收支结构的平衡,医院高层管理人员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态度支持与否至关重要。医疗机构要实现分级诊疗,尤其是县域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本身在发展中就滞后于大型的三级医院,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要让高层管理团队形成改革发展的共识,落实好县域内分级诊疗的目标,还存在的不少不确定因素。本研究的内容模块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为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背景、意义和目标,对研究方案以及技术路线的说明,介绍研究的特色及创新,最后是概述本研究的章节结构情况。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及提出研究假设,由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基础、文献综述、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由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实证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第四部分,结论、建议与展望,为本文的第六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进而探索了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和医院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四川省在2014年10月全域实施分级诊疗,是全国第一个推行分级诊疗的人口大省。本研究以四川省87个县(市、区)的公立医疗机构(包括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这些县(市、区)在医疗信息、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支出等方面的客观数据,并对每个县域的高层卫生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进而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概念界定,提炼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确定了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衡量范畴,结合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其次,通过精心梳理卫生行政部门大量相关数据,本研究对87个县(市、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进行测量。然后,对这87个县(市、区)的601位高层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样本422份,问卷有效率为70.21%。再次,本研究对数据进行整合匹配,对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即利用统计软件SPSS22.0进行了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检验自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loading)及中介变量的因子权重系数(weight),并对研究中提出的假设进行逐一验证。该部分使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假设检验,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检验。最后,本研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本研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探讨了医改背景下,医疗信息水平对县域内分级诊疗的作用机制,以及分级诊疗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从研究的理论来看,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进行关联,进一步探讨其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当前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从组织层面探讨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绩效提升,少有研究从相对宏观层面将这两个理论进行结合。本研究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以医疗服务行业为场景,将县域层面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拓宽了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情景边界。第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本研究以县域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且县域样本数量达到87个,探索和分析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结果。目前,对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讨论阻碍该政策实施的障碍和困难,仍缺乏一致的观点和结论,并且从实证角度缺乏量化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就医习惯背景下,实施分级诊疗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本研究以分级诊疗和医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后果的研究内容,洞悉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传导机制。此外,本研究还探究了高层管理支持的边界条件,证实了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实施程度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进而从高层管理团队层面验证了提升高层管理支持对推动分级诊疗实施和提升医疗信息水平的重要性。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多渠道的数据来源保证了本研究数据的真实和可靠性,跨时段研究设计有利于对变量前因后果关系的检验。本研究采用纵向时序调查,前因变量时限在前,其余变量的时限在后,这有利于对变量的前因后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能够更为真实地体现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数字化医院等级评审、卫生信息统计平台、国家医院满意度综合调查和直接问卷调查4个完全不同的渠道,避免了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本研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使用SPSS 22.0进行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分析,基于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假设检验,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验证。通过这些研究的设计和方法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数据的质量和检验的效果。第四,从变量的测量来看,开拓性地探索了分级诊疗这一构念。以往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分级诊疗政策的分析,以及其实施的利弊和存在的阻力等,鲜有研究针对分级诊疗开展实证探索,且并没有对分级诊疗这一构念进行量化探索。本研究开拓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分别是县域内就诊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在做出先驱性探索的同时,为未来分级诊疗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本研究探讨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影响路径,并提出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有关假设。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范式,也尽量贴合所选取的理论内涵,但由于作者资源和学术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本研究存在无力避免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样本的有限性、研究结构层次的局限以及相关构念的进一步探讨等方面。因此,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以更加全面的研究形式和内容来更深入地对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开展前因后果的研究。
二、县域经济要注重“三结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县域经济要注重“三结合”(论文提纲范文)
(1)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三产融合 |
1.3.2 农旅融合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1.6 创新之处和不足 |
1.6.1 创新之处 |
1.6.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农旅融合的理论依据及典型模式 |
2.1 相关概念阐述 |
2.1.1 产业融合 |
2.1.2 农旅融合 |
2.2 理论依据 |
2.2.1 产业融合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乡村振兴战略 |
2.3 农旅融合可行条件分析 |
2.3.1 资源禀赋 |
2.3.2 产业基础 |
2.3.3 市场需求 |
2.4 农旅融合典型模式 |
2.4.1 “农业景观+观光旅游”型 |
2.4.2 “农事采摘+体验旅游”型 |
2.4.3 “生态种植+康养旅游”型 |
2.4.4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 |
2.4.5 “特色农业+科技旅游”型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内外部环境分析 |
3.1 产业内部环境分析 |
3.1.1 生产现状 |
3.1.2 旅游业现状 |
3.1.3 产业发展优势 |
3.1.4 产业发展劣势 |
3.2 外部环境分析 |
3.2.1 发展机遇 |
3.2.2 面临挑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度分析 |
4.1 构建农旅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
4.2 数据获取及处理 |
4.2.1 评判评价指标体系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
4.2.2 贡水白柚产业各指标发展现状调查 |
4.3 建立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
4.3.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2 模糊综合评价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选择及实施建议 |
5.1 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选择 |
5.1.1 模式选择 |
5.1.2 主要发展模式及展望 |
5.2 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实施建议 |
5.2.1 坚持生态优先,强调绿色发展 |
5.2.2 以科技为先导,引领乡村振兴 |
5.2.3 提供就业机会,构建人才基础 |
5.2.4 注重产业特色化发展,打造特色品牌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度评价指标专家评分表 |
附录 B 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现状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3)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的目的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银保监会银行业监管概述 |
第一节 银行业监管的涵义、银保监会的组织架构及职责 |
一、银行业监管的涵义 |
二、银保监会的组织架构 |
三、监管机构的职责 |
第二节 银行业监管 |
一、监管的原则 |
二、监管的指标 |
三、监管的方式 |
四、处罚措施 |
第三节 银行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
一、金融脆弱理论 |
二、公共利益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概况 |
一、绥化银保监分局组织架构和职责范围 |
二、绥化银保监分局监管人员构成 |
三、绥化银保监分局采取的监管措施 |
四、绥化银保监分局监管的成效 |
第二节 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一、属地监管难以发挥作用 |
二、监管合作和协调机制不健全 |
三、监管员风险评估能力不足 |
四、监管技术手段不完善 |
第三节 绥化银保监分局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监管组的组织体系及技术设施不完善 |
二、专业性监管人才不足 |
三、监管主动性不强 |
四、监管审查缺乏联审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完善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的对策 |
第一节 完善监管组的组织体系 |
一、增强县域监管力量 |
二、完善监管组岗位职责 |
第二节 完善监管人才的培养机制 |
一、加强业务和技能培训 |
二、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 |
三、搭建平台和创造机会助推干部成长 |
第三节 提升主动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
一、增强主动监管的意识 |
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
三、提升分析水平和建模能力 |
四、加强对机构高管人员的管理 |
第四节 丰富和完善监管的技术手段 |
一、做好监管组的技术设施保障工作 |
二、加强EAST应用 |
三、完善非现场监管审核工具 |
四、建立信息监管平台 |
五、利用大数据做好风险排查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选题缘由 |
1.1.2 问题意识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3.1.1 样本选择 |
3.1.2 现实表现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县域工业经济“腾笼换鸟”创新发展策略探析——以福建省将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一)工业经济向好向优 |
(二)新兴产业强力拉动 |
(三)项目建设扩容增质 |
三、“腾笼换鸟”赋能优势 |
(一)破解遗留难题,赋能“沉睡资源” |
(二)实施“一企一策”,赋能转型升级 |
(三)优化营商环境,赋能赶超发展 |
四、县域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闲置资产成因复杂 |
(二)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
(三)保障服务仍有差距 |
五、县域经济创新策略及可行性路径 |
(一)创新机制强保障 |
(二)创新平台夯基础 |
(三)创新环境优服务 |
六、总结 |
(7)县域城镇化的中观路径研究 ——基于特色小城镇建设和“镇改市”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2.1 理论意义 |
1.1.2.2 实践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1.1 县域城镇化研究 |
1.2.1.2 特色小城镇建设研究 |
1.2.1.3 镇改市研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方法以及研究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2.1 查阅文献法 |
1.3.2.2 实地调研法 |
1.3.2.3 对比分析法 |
1.3.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2.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县域城镇化 |
2.1.2 中观路径 |
2.1.3 特色小城镇 |
2.1.4 镇改市 |
2.2 理论基础 |
2.2.1 增长极理论 |
2.2.2 人口迁移理论 |
2.2.3 新型城镇化理论 |
3.县域城镇化特色小城镇路径的个案分析 |
3.1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
3.1.1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背景 |
3.1.2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意义 |
3.2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山东县域实践个案分析 |
3.2.1 山东省Y镇概况 |
3.2.1.1 优越的地理位置 |
3.2.1.2 优良的产业发展基础 |
3.2.2 山东省Y镇特色小城镇建设措施 |
3.2.2.1 科学规划镇区布局 |
3.2.2.2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
3.2.2.3 加强玻璃产业发展 |
3.2.3 山东省Y镇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城镇化效果 |
3.2.3.1 主导产业发展迅速 |
3.2.3.2 人口市民化程度得到提高 |
3.2.3.3 民生事业进展顺利 |
4.县域城镇化“镇改市”路径的个案分析 |
4.1 镇改市的背景和意义 |
4.1.1 镇改市的背景 |
4.1.2 镇改市的意义 |
4.2 镇改市的山东县域实践个案分析 |
4.2.1 山东省S镇概况 |
4.2.1.1 良好的区位优势 |
4.2.1.2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 |
4.2.1.3 较全面的社会事业建设 |
4.2.2 山东省S镇“镇改市”措施 |
4.2.2.1 合理规划发展框架 |
4.2.2.2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
4.2.2.3 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
4.2.2.4 强化公共服务建设 |
4.2.3 山东省S镇“镇改市”的城镇化效果 |
4.2.3.1 城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4.2.3.2 行政能力得到提升 |
4.2.3.3 建成小城市服务平台 |
4.2.3.4 人口吸纳度提高 |
5.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
5.1 两条路径的基础和作用的比较 |
5.2 考核指标体系的分析 |
6.山东省县域城镇化的个案困境和对策建议 |
6.1 城镇化过程中的个案困境 |
6.1.1 Y镇特色小城镇建设中的困境 |
6.1.1.1 要素保障不充分 |
6.1.1.2 考核体系不精细 |
6.1.1.3 产品研发不深入 |
6.1.2 S镇“镇改市”过程中的困境 |
6.1.2.1 土地要素供给不足 |
6.1.2.2 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
6.1.2.3 赋权中存在问题 |
6.2 城镇化过程中个案困境的原因分析 |
6.2.1 特色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分析 |
6.2.2 “镇改市”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6.3 城镇化建设的个案对策建议 |
6.3.1 Y镇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对策建议 |
6.3.1.1 完善资金、人才要素保障 |
6.3.1.2 建立因地制宜的考核体系 |
6.3.1.3 深入挖掘产品设计 |
6.3.2 S镇“镇改市”的对策建议 |
6.3.2.1 强化制度保障 |
6.3.2.2 加强配套要素建设 |
6.3.2.3 推进权力下放与承接 |
6.4 未来建设发展的思考 |
6.4.1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思考 |
6.4.2 “镇改市”发展的思考 |
7.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硕士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 |
(8)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实地调查法 |
1.4.3 经验借鉴法 |
1.5 研究内容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村金融 |
2.1.2 农村金融供给主体 |
2.1.3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村金融信贷理论 |
2.2.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2.3 农村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3.1 数据来源 |
3.2 龙江县农户对农村金融需求现状分析 |
3.2.1 小农户的金融需求 |
3.2.2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金融需求 |
3.2.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需求 |
3.2.4 各类型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比较 |
3.3 龙江县农村金融供给现状分析 |
3.3.1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分析 |
3.3.2 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分析 |
3.3.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分析 |
3.4 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3.4.1 农村金融发展扶持政策落地难 |
3.4.2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突破能力有限 |
3.4.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迟缓 |
3.4.4 农村金融供需结构矛盾突出 |
3.5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借鉴 |
4.1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经验借鉴 |
4.1.1 美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
4.1.2 日本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
4.1.3 德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
4.2 国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发展经验借鉴 |
4.2.1 广西省田东县农村金融体系再造经验借鉴 |
4.2.2 吉林省公主岭县创新信贷支农试点经验 |
4.3 国内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5 促进龙江县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
5.1 完善县域农村金融扶持政策体系 |
5.2 优化县域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环境 |
5.3 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 |
5.4 满足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
5.5 本章小结 |
6 主要研究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9)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兰考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一、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
1. 目标指向: |
2. 治理格局: |
3. 治理方式: |
4. 治理路径: |
5. 重要指标: |
6. 技术支撑: |
二、兰考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
1. 政治建设方面: |
2. 经济建设方面: |
3. 文化建设方面: |
4. 社会建设方面: |
5. 生态建设方面: |
三、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些启示 |
1. 注重改革创新,破解县域治理难题。 |
2. 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 |
3. 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县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
4.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
5.发挥大数据作用,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方法。 |
(10)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1.3 研究的实践意义 |
1.2 研究方案和研究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方案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1.3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1.4 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资源基础理论 |
2.1.1 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 |
2.1.2 资源基础理论的VIRO分析框架 |
2.1.3 资源基础理论的应用 |
2.2 资源依赖理论 |
2.2.1 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过程 |
2.2.2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 |
2.2.3 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1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衍化 |
2.3.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 |
2.3.3 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观点 |
2.3.4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
2.4 医疗信息水平 |
2.4.1 医疗信息水平概念的演进 |
2.4.2 医疗信息水平的维度划分 |
2.4.3 医疗信息水平的测量 |
2.4.4 医疗信息水平的研究现状 |
2.4.5 医疗信息水平评述 |
2.5 分级诊疗 |
2.5.1 分级诊疗概念的演进 |
2.5.2 分级诊疗的维度划分 |
2.5.3 分级诊疗的测量 |
2.5.4 分级诊疗的研究现状 |
2.5.5 分级诊疗评述 |
2.6 医院满意度 |
2.6.1 医院满意度概念的演进 |
2.6.2 医院满意度的维度划分 |
2.6.3 医院满意度的测量 |
2.6.4 医院满意度的研究现状 |
2.6.5 医院满意度评述 |
2.7 收入成本率 |
2.7.1 收入成本率的内涵 |
2.7.2 收入成本率的测量 |
2.7.3 收入成本率评述 |
2.8 高层管理支持 |
2.8.1 高层管理支持概念的演进 |
2.8.2 高层管理支持的测量 |
2.8.3 高层管理支持的研究现状 |
2.8.4 高层管理支持评述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模型的推演与构建 |
3.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2.1 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的关系 |
3.2.2 分级诊疗与医务人员满意度的关系 |
3.2.3 分级诊疗与患者满意度的关系 |
3.2.4 分级诊疗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医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
3.2.5 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3.2.6 患者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3.2.7 医院满意度在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作用 |
3.2.8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之间的调节作用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4 实证研究设计 |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测量 |
4.1.1 医疗信息水平 |
4.1.2 分级诊疗 |
4.1.3 医院满意度 |
4.1.4 收入成本率 |
4.1.5 高层管理支持 |
4.1.6 控制变量 |
4.2 调查样本与数据收集程序 |
4.2.1 调查样本 |
4.2.2 数据收集程序 |
4.3 实证研究工具与数据分析技术 |
4.3.1 基于SPSS软件的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基于Smart PLS3.0 软件的模型检验 |
5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5.1 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分析 |
5.1.1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信度分析 |
5.1.2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聚合检验 |
5.1.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 假设检验 |
5.3.1 无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5.3.2 有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5.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医疗信息水平对分级诊疗的积极影响 |
6.1.2 医疗信息水平和医务人员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3 医疗信息水平和患者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4 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5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作用机制中的重要性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6.2.1 理论贡献 |
6.2.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县域医疗信息化水平对分级诊疗制度的影响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县域经济要注重“三结合”(论文参考文献)
- [1]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展研究[D]. 杨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绥化银保监分局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 闫海.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县域工业经济“腾笼换鸟”创新发展策略探析——以福建省将乐县为例[J]. 邹金珠. 景德镇学院学报, 2020(05)
- [7]县域城镇化的中观路径研究 ——基于特色小城镇建设和“镇改市”的分析[D]. 吕朋芸.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2)
- [8]龙江县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D]. 张鑫磊.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4)
- [9]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兰考实践[J]. 席建设,王文凯. 领导科学, 2020(08)
- [10]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D]. 宋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