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合资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江涛[1]（2021）在《新外商投资法下合资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文中认为本文从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以公司制的中外合资企业为例讨论了治理结构的调整要点,同时指出了外商投资法下,中外合资企业治理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并提供了相关对策建议。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婕[3]（2021）在《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发展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家政策与市场趋势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关注的因素,处在相同外部环境的不同企业其最终企业发展的走向表现出明显差异,已有学者研究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但对于企业发展走向差异的根本原因尚未做出清晰解释。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纵观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外资品牌汽车一直是在汽车消费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我国汽车企业与外资合作开始于加入世贸组织后,而最初一批与外企合作的汽车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多是白手起家。汽车市场经过了多年的激烈角逐,最先获得外企合作机会的国企在市场上的表现却不如后起之秀的民企;同时,在国家正式大力倡导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历史节点之时,最先响应与做出实际回应的依旧是民企,如今,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上,民企占有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中,汽车企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却在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显着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市场竞争局面。根据已有研究,注意力对于企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否能从注意力视角切入,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呢?由此,本研究聚焦对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解释与研究:（1）不同组织身份的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注意力的分布是怎样的?（2）市场与政策对企业注意力配置的影响是什么?（3）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双案例分析方法,选取一汽与吉利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以企业注意力为切入点,探究制度逻辑对于企业注意力的影响机理;对于企业外部情境以市场因素与国家因素为主,深入剖析汽车产业的市场逻辑与政策逻辑演变过程,同时总结提炼企业各自的发展逻辑,进而探究以市场逻辑和政策逻辑为代表的外部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之间的联结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1）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关注与企业利润直接相关的业务板块以及与企业利润非直接相关的非业务板块因素,民企与国企在注意力的聚焦方面有着本质差别,国企因为其特殊的组织身份对非业务板块的注意力配置要重于民企（2）市场因素反映出的市场逻辑以及国家政策因素反映出的政策逻辑对于企业注意力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国企的注意力配置呈现注意力稀释的特征而民企呈现注意力聚合的特征（3）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呈现显着相关关系,民企国企由于自身发展资源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企业发展逻辑,在以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为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境中,导致了企业发展逻辑不同的走向,同时通过矩阵关系图更够更好的反映出市场逻辑政策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之间的联结关系。以一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呈现出从中高端品牌向中低端品牌渗透的发展路径,以吉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则呈现出从低端品牌向中高端品牌延伸的发展路径。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瞿淦[5]（2020）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文中指出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杠杆。按照国际经验,产业升级动力结构源自国内与国际环境变动的双重驱动。无论是边际产业论,还是产品生命周期假说,都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产业升级的战略机遇期所产生的驱动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产业升级方面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描述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母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研究或囿于对产业升级概念内涵理解的差异、或囿于理论关注的层面的不同,大多未能对国际直接投资助推产业升级的特殊性作出准确概括,同时对这种产业升级助推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传导过程也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在对产业升级作出“改进型”与“结构型”归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证据,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基本假说。对外直接投资回馈国内产业升级的“反哺效应”,其本质是导入国际市场机制而非政府政策参数推进产业升级,从而将产业升级置于世界市场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和定位。基于这一假说,本文对“反哺效应”展开了分层解构。通过选取不同行业代表性厂商,刻画其在效率改进或产业链升级的具体路径。相关的案例分析不仅总结了我国厂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升级的运作经验,而且深入揭示了产品升级-企业升级-产业链升级的产业升级的微观和中观基础。并且,本文通过采集相关的面板数据,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定计量经济模型,从宏观视角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加以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反哺效应”的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路径差异,而且厂商的空间分布和行业选择的异质性,对效应的强弱程度亦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案例研究和计量检验,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本质特征及其作用机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建议认为,跨国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主体,是“反哺效应”能否生成的关键战略支点。“反哺主体企业化”要求我国大力培育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体系,这是国内产业升级耦合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而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必要前提,是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国际市场需求导向,高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助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反哺机制市场化”政策建议的实质,是要求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时注重合理性和稳健性。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企业化的“反哺主体”和市场化的“反哺机制”,其特点集中在反哺路径的国际化。“反哺路径国际化”对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制定产业升级政策。综上所述,“反哺效应”假说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回路”中,产业升级并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产品”。放大“反哺效应”既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国内产业升级开创了更广阔的国际经济空间。
李春玲[6]（2017）在《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的分析视角》文中认为产业结构的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广告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以积极的发展姿态与迅猛的增长速度站到了经济领域的前沿。广告产业结构的相关论题研究由来已久,但不成系统,成果欠丰。产业结构主要是指产业构成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结”方式,这种“联结”方式既包含“量”的关系也包含“质”的关系,产业结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几个部门或企业的简单组合,而是要揭示这种种组合背后所能产生的经济效应。实际上产业结构效应也是判断产业结构优劣与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正是立足于这一核心问题,基于结构效应视角展开对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研究。本研究对于产业结构效应的观照选择从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切入,每一个阶段的广告产业结构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构效应而作用于产业的发展,揭示这种一一对应背后的逻辑与影响因素,阐明产业结构作用机理,可以做为未来中国广告产业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虽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实质要以广告产业发展史为依托,从庞杂的广告产业发展史料中提炼有效的产业结构演进信息,这是本研究的开端。本研究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是什么?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怎么样?什么因素影响着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本研究最终要达成的目标在于为智能化时代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决策引导。历年文献资料对于广告产业结构内涵都缺乏明确的界定,本研究以产业经济学为参考,结合广告产业的实际对“广告产业结构”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进而对“广告产业结构效应”这一概念也作了定性的描述,这是本研究展开的基础。本研究主要的理论工具是产业结构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根据广告产业发展过程中传播环境与特点的变化,将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大众传播时代与数字传播时代。为便于讨论分析,将数字传播时代又进行二次细分,分别为数字传播1.0时代和数字传播2.0时代,在这三个时间段里,本研究主要按照“产业要素构成—产业结构状态—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效应”的分析思路对整个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对结构效应进行剖析。基于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本研究发现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由封闭向开放、由二元向多元的逻辑;遵循了由竞争-竞合-协同共生的逻辑;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实现构成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逻辑;分工演进成为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伴生逻辑。在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结构的关联效应、成长效应表现比较突出,开放效应在后两个阶段作用凸显,仅有弹性效应稍显弱势。产业经济学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其主要因素包括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环境因素、国际贸易因素、国际投资因素、政策和市场因素等,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同样复杂多样,本研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选择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因素转化为主要影响因子,并衡量每个因子对其具体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结合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选取人力资源供给、金融资本供给、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共7个指标作为主成分分析的变量,通过推演得出在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中,有着突出影响作用的因素是市场,在现阶段正在发生重要作用的因素是技术。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一直伴随着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个历程,而技术对于产业结构的颠覆性作用在数字与智能时代得以凸显。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个延续的、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数字传播时代的深度发展是智能化时代,智能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广告产业结构将会发生变迁,广告公司的职能被进一步分解和替代,广告媒体的价值会逐渐衰竭,广告产业的核心业态将发生改变。面临这样一个未来,怎样把握住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产业结构的效应如何进一步去提升?本研究认为,基于市场轨道,应以市场需求为起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性作用;基于技术轨道,广告产业经营主体要重视技术创新,抢占高端价值元,实现广告经营向“技术—智能”型转型;基于政府管理轨道,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支持产业创新,为广告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骆革新[7]（2019）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自2011年之后,我国爆发大面积的产能过剩,传统的总量刺激措施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对于我国来说,结构调整对内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对外主要是贸易结构调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调整时,首先要从理论上理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还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寻找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规律,这样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调整政策。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单独研究贸易结构或产业结构,这样很难把握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规律,也难以找到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源。基于此,本文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发展历程及相互作用规律。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时间序列和基于结构效应的计量方法来实证检验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希望能找到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相互作用的规律,为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综述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基础,从产业结构的视角考察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在坚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反作用的认识基础上,从需求、供给和发展战略等角度分析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第二,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演进路径相吻合。但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严重不协调,二元结构明显,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在大多数时期是错位的。第三,制造业是一国产业发展的根本,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分析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表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中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上,占最大出口份额的机电产品仅具有微弱的国际竞争优势,中、高端制造业基本上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这说明我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第四,利用计量工具就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表明,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着。内需（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需和FDI的作用,这说明内需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暗示过分强调利用比较优势可能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未来的政策走向应提升内需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地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农业）与对外贸易的联系不紧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会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但会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与第二产业的升级不存在统计上的显着关系。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表明:进口结构变化和出口结构变化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产业结构变动不是贸易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五,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从理论和历史分析得出过分遵循比较优势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和贸易结构失衡的根源的结论。贸易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主体结构失衡、贸易利益分配结构失衡和贸易客体结构失衡,而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全面过剩。第六,提出我国不宜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升级,首先应放弃过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行有选择性的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国内市场资源,扩大内需,以竞争优势取代比较优势,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贸易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
毕燕茹[8]（2010）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文中认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通过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不仅拓展了一国产业活动的地域空间,而且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特点。一国产业结构演进日益受到国际分工和他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深刻影响,国家间产业结构演进形成客观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演进趋势。在经济区域化主流发展态势下,产业结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国际区域化特征。随着国家间产业结构互动程度的深入,国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最终形成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演进,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中国是开放的大国,中国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在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背景下,应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立场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立足中国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的视角,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地缘经济战略联系在一起,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范围。在实践中表现为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向的东盟、亚太经济组织等,西向的上海合作组织。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大框架下进行的,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如地理相邻,经济结构强烈的互补,双方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等,但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尚未展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产品结构失衡问题,即中国长期向中亚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从中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这种贸易失衡已经引起中亚国家心理失衡；二是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新疆的综合竞争力并不占优势,尤其是产业竞争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证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将带动产业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区域内产业重新整合,各国（地区）都必将以不同方式和比较优势参与这一进程,谁掌握了产业整合的先机,谁就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显然中国应该力争掌握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产业整合的主导权。本文正是基于产业结构演进国际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进行研究,通过加强双边的产业联系,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产业合作定义、合作机制、内容进行了界定。产业合作是三次产业的全面合作,产业合作需借助贸易、投资、金融等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本文主体内容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通过对中亚国家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具有梯度差异和强烈互补性,具备开展产业合作的动力和物质基础；第二,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的研究分析,得出各种机制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贸易合作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目前最主要的产业合作形式；第三从三次产业层次,梳理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产业合作的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中国与中亚国家三次产业合作都已经起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合作的深度、合作领域亟待拓展。最后本文在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实践和互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目前深化产业合作思路：宏观上要畅通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即贸易自由化、投资扩大化；中观上梳理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以拓宽双边产业合作的领域；微观上提出企业参与产业合作的思路。在分析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特点基础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推进路径：以哈萨克斯坦为产业合作突破口,将中国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落脚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筑中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国家的产业转移雁行模式。最终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使中国的专业化生产在中亚国家区域内若干层次上展开,形成良性互动中的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利共赢。
王建军[9]（2008）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钢铁产业超常规发展,粗钢产量1996年突破1亿吨大关之后,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2007年已经达到4.9亿吨,占世界钢铁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由于钢铁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没有根本转变,投资过度、低水平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过低、布局分散化等问题突出,导致资源能源消耗高及环境污染严重,成为国家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主要产业之一。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战略管理、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优势,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钢铁产业运行的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国际比较、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等,从产业视角对我国钢铁产业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发展和产业整合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目的是为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为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调整提供借鉴,为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也进一步拓展产业整合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全文把钢铁产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作为基础条件,把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作为目标,从钢铁产业组织整合、产业链整合和产业空间整合三个纬度进行深入探讨,并就市场和政府在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转变产业发展方式钢铁产业整合市场与政府科学定位的逻辑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为8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主要是对立题的依据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进行简要的阐述。第2章产业整合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现有的产业整合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主要包括斯密、马克思等早期经典理论对产业整合的相关论述,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近年西方学者对产业整合实证研究的结论以及我国对产业整合的理论研究成果。第3章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简要回顾了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探讨了钢铁产业随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在概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总体状况、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之后,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对钢铁产业的资源支撑能力、环境约束进行了重点分析,特别对铁矿石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和近年钢铁出口热进行了冷静的、深入的思考。第4章转变发展方式与钢铁产业整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和深化。对我国钢铁产业粗放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6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产业整合是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特别就产业整合对促进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第5章钢铁产业组织整合。对我国钢铁产业组织现状进行了评述,特别指出我国钢铁产业的逆集中化趋势和规模不经济的特征。总结了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历程和动因以及对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启示,指出我国钢铁产业要想在世界钢铁市场中发挥与产能规模相匹配的作用,就必须加强产业整合,实现向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的转变。论证了我国钢铁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及产业整合的“难题”,提出了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6大驱动力和概括归纳出5大钢铁产业整合模式。并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对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进行透视。第6章钢铁产业链整合。对上游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是中国钢铁产业的“两大软肋”。本章提出了钢铁产业的前后向整合,构筑协调发展的钢铁产业链的思路,对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整合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整体设计。通过对钢铁企业案例分析,实证了产业链整合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第7章钢铁产业的空间整合。在综述产业布局理论的同时,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产业布局理论创新。在总结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钢铁产业空间整合的思路:按照“内陆压缩存量,沿海转移增量”的原则,依托现有优势企业,结合兼并、搬迁,综合考虑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交通运输、市场需求、环境容量和利用国外资源等条件,逐步提高产能的空间集中和资源的区位优化配置。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特别是跨区域整合进展相对缓慢,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直接关系,本章对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第8章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市场与政府。市场机制在钢铁产业整合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本章基于资源约束和钢铁产业的负外部性,论证了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资本市场为钢铁企业市场化整合提供便捷、高效和低成本的创新手段,政策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创造环境条件。并以宝钢整合八一钢铁的案例实证分析了市场与政府在跨区域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分工。本文提出了以下有创新性的观点:1.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把资源环境约束作为全文的基础条件,深入探讨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典型代表——钢铁产业整合及其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已有文献主要把产业整合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行为,从企业战略角度分析产业整合,而本文把产业整合集中应用于产业层面,在合理吸收战略管理理论精粹并在对现有产业整合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产业视角对产业整合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钢铁产业整合包括产业组织整合、产业链整合和产业空间整合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此展开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产业整合理论的内容。2.对产业集中度、产业整合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分析了我国钢铁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的特征,指出钢铁产业集中化和分散化趋势并存,但分散化趋势占主导地位,导致产业集中度明显下降。论证了产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产业整合的活跃度和难易度间的关系,提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面临产业快速成长过程中的“难题”: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化的加速,钢铁产业国内需求快速增长,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缺少动力与压力,“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则在正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钢铁产业中还没有发挥出实质性作用,产业整合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出于提升钢铁产业运行效率的需要,特别是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要求加强钢铁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强调产业整合在产业成长期的市场环境下的艰巨性,由此推导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不仅需要市场自身的整合力量,还需要政府推动的结论。3.提出了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模型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钢铁产业整合驱动力主要是市场需求约束下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钢铁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和市场控制力的内在动力,行业不景气时期往往是并购等产业整合活动的活跃期。我国钢铁产业的运行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也存在着差异。在我国钢铁产业正处于成长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钢铁产业整合驱动力不仅来自于市场需求约束下的生存竞争和企业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更多地来自于资源约束、节能减排、外资并购压力、产能过剩、集中度过低、产业政策等综合因素。4.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条件下,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应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是较合适的整合模式。基于资源约束和钢铁产业的负外部性,论证了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指出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整合的市场环境不成熟,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来实现诸如钢铁产业这样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整合和调整,周期过长,并伴随着资源的持续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必要的。并以宝钢整合八一钢为例探讨了市场和政府在钢铁产业整合的定位和分工,提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尤其是跨区域产业整合应综合利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合力,充分兼顾各方利益,采用“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模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5.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对循环经济产业链与普通产业链进行了比较,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围绕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而构建,而普通产业链则是围绕产业间供需关系建立起来的;普通产业链通常是线性的、单向的供需链,循环经济产业链则是非线性的,可能会以“环”、“链”、“网”等形态表现出来;循环经济产业链上各环节、各节点企业间的依存程度更高;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相对更长。并就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整合进行了设计,基本思路是:通过产业链整合,进一步拓展钢铁生产流程的功能,使其不仅具有钢铁产品制造功能,而且具有能源转换、大宗废弃物处理及为相关行业提供原料等功能,仿照自然界生态过程中的物质循环方式来规划生产体系,发展产品深加工,延伸产品链,扩展物质的循环利用领域,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大中小循环。6.系统地论证了产业整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产业整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产业整合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本文详细论证了产业整合是转变钢铁产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产业整合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矛盾,节能减排;有利于有限资源的集中有效使用,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钢铁产业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产业运行的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减少资源的浪费。在论证过程中,还提出一些明确的观点,如我国钢铁产业的现状与其说是产能过剩,不如说是技术水平低下、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过剩,产能过剩或许可以通过未来不断增长的钢铁市场需求来消化,而解决“企业过剩”的最好办法是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还提出通过产业整合,造就产业领袖企业,由产业领袖企业主导产业秩序、平抑市场波动、推动产业升级的主张。7.论证了我国钢铁产业应主要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模式,并从资源环境视角对近年来钢铁出口热进行了“冷”思考。我国钢材出口从2003年到2006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0%以上,2007年出口钢铁已占钢铁总产量的10%以上。因此,社会上就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观点:国内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解决,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应有“国际化视野”;我国钢铁生产成本低,价格优势明显,钢铁产业已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全球化分工角度,我国应走出口导向型钢铁产业发展道路,成为世界钢铁“制造中心”。本文对以上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我国保持适度的出口总量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调整国内供需平衡关系。但钢铁产品的大量出口存在着“内忧外患”: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客观上存在着受国际钢铁市场剧烈波动冲击的风险,一旦出口明显受阻,将引发国内市场的连锁反应,这是“外患”。更重要的是“内忧”。钢铁产品的大量出口,相当于输出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出口了洁净的环境,留下污染,增加了能源和环境的压力,代价很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同时指出,我国钢铁生产成本低、不少钢铁产品出口价格具有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资源能源成本扭曲、环保成本外部化和劳动工资受到挤压等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承受能力等因素,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定位应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钢铁进出口的主要目的在于品种调剂。由于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的局限,本文对产业整合的理论分析还不够透彻;缺乏计量模型的支持;还不能完整提出对策建议和具体措施。这些问题有待以后研究予以完善和补充。
尹永纯[10]（200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三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二、一个合资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合资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新外商投资法下合资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外商投资法下合资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要点 |
| 一.权力机关由董事会变更为股东会 |
| 二.董事的产生与董事会的组成 |
| 三.监事制度的设立 |
| 合资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面临的挑战 |
| 一.合资合同和章程的修订 |
| 二.表决权分配 |
| 三.争议解决 |
| 对策建议 |
| 一.把握谈判时机尽早启动章程修订 |
| 二.关注有关商事登记制度的变化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制度逻辑相关研究 |
| 2.1.1 制度逻辑概念及内涵 |
| 2.1.2 国家因素与制度逻辑 |
| 2.1.3 市场因素与制度逻辑 |
| 2.2 企业注意力相关研究 |
| 2.2.1 注意力概念及内涵 |
| 2.2.2 注意力的聚焦 |
| 2.2.3 注意力的情境化 |
| 2.2.4 注意力的结构性配置 |
| 2.3 企业发展逻辑相关研究 |
| 3 汽车企业注意力分布与配置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案例选择 |
| 3.1.2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描述 |
| 3.2.1 一汽集团案例描述 |
| 3.2.2 吉利集团案例描述 |
| 3.3 企业注意力分布 |
| 3.3.1 一汽注意力分布 |
| 3.3.2 吉利注意力分布 |
| 3.4 汽车企业注意力分析 |
| 3.4.1 一汽注意力分析 |
| 3.4.2 吉利注意力分析 |
| 3.5 汽车企业注意力配置特征 |
| 4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汽车产业政府逻辑 |
| 4.3 汽车产业市场逻辑 |
| 4.4 汽车企业发展逻辑 |
| 4.4.1 一汽发展逻辑 |
| 4.4.2 吉利发展逻辑 |
| 4.5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联结关系 |
| 4.5.1 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 |
| 4.5.2 制度逻辑与国企发展逻辑 |
| 4.5.3 制度逻辑与民企发展逻辑 |
| 4.6 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矩阵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贡献 |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产业升级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理论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与发展 |
| 2.1.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成果 |
| 2.2.2 国内研究成果 |
| 2.3 现有理论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增速快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跟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
| 3.1.3 中国已步入净资本净输出阶段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特征 |
| 3.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3.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 |
| 3.2.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 |
| 3.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选择 |
| 3.3 中国产业升级的特征和演化分析 |
| 3.3.1 中国产业升级基本特征 |
| 3.3.2 中美产业升级水平对比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分析 |
| 4.1 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 |
| 4.1.1 资源供给 |
| 4.1.2 市场需求 |
| 4.1.3 技术创新 |
| 4.1.4 战略资产 |
| 4.2 反哺效应假说 |
| 4.2.1 反哺效应的定义 |
| 4.2.2 反哺效应的特征 |
| 4.2.3 反哺效应的内涵 |
| 4.2.4 反哺效应微观理论模型 |
| 4.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资源供给反哺机制 |
| 4.3.2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扩张反哺机制 |
| 4.3.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帕累托改进机制 |
| 4.3.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战略导向反哺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跨案例分析 |
| 5.1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2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3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4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第6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说和变量选择 |
| 6.1.1 理论假设 |
| 6.1.2 变量设置 |
| 6.2 样本选择和模型介绍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模型介绍 |
| 6.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整体视角 |
| 6.3.2 基于年份视角 |
| 6.3.3 基于区域视角 |
| 6.4 平稳性检验 |
| 6.4.1 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
| 6.4.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
| 6.5 整体实证分析 |
| 6.5.1 静态面板结果 |
| 6.5.2 动态面板结果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母国空间异质性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6.1 东部地区 |
| 6.6.2 中部地区 |
| 6.6.3 西部地区 |
| 6.6.4 小结 |
| 6.7 东道国投资区位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7.1 平稳性检验 |
| 6.7.2 协整检验 |
| 6.7.3 回归分析 |
| 6.8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8.1 灰色关联度方法 |
| 6.8.2 数据选取 |
| 6.8.3 计算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有显着的反哺效应 |
| 7.1.2 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反哺效应不均衡 |
| 7.1.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区位选择有差异 |
| 7.1.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 |
| 7.2 产业升级反哺效应放大的政策建议 |
| 7.2.1 反哺主体企业化 |
| 7.2.2 反哺路径国际化 |
| 7.2.3 反哺机制市场化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主持和参与课题 |
| 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6）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目标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产业结构研究 |
| 1.2.2 国内外广告产业结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资源 |
| 2.1 相关概念辨析与阐释 |
| 2.1.1 产业与广告产业 |
| 2.1.2 产业结构与广告产业结构 |
| 2.1.3 产业结构演进 |
| 2.1.4 产业结构效应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产业结构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广告产业结构效应与广告产业发展 |
| 3.1 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发展 |
| 3.1.1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 |
| 3.1.2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因素 |
| 3.2 广告产业结构与广告产业发展 |
| 3.2.1 广告产业结构与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3.2.2 广告产业发展中的结构因素 |
| 3.3 广告产业结构效应的本质与分析框架 |
| 3.3.1 广告产业结构效应的本质 |
| 3.3.2 广告产业结构效应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封闭与二元: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 |
| 4.1 大众传播与中国广告产业发展 |
| 4.1.1 大众传播时代分期及特点 |
| 4.1.2 大众传播时代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概况 |
| 4.2 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构成 |
| 4.3 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状态 |
| 4.3.1 广告产业结构各构成要素基于“量”的联结 |
| 4.3.2 广告产业结构各构成要素基于“质”的联结 |
| 4.4 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 4.4.1 失调与失衡:广告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的弱化 |
| 4.4.2 自适应与职能复位:广告产业结构弹性效应初显 |
| 4.4.3 新旧更迭:广告产业结构成长效应显着 |
| 4.4.4 封闭与固化:广告产业结构开放效应缺失 |
| 4.5 本章小结 |
| 5 开放与多元:数字传播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 |
| 5.1 数字传播与中国广告产业发展 |
| 5.1.1 数字传播时代分期及特点 |
| 5.1.2 数字传播发展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影响 |
| 5.2 竞争与合作:数字传播1.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 |
| 5.2.1 数字传播1.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构成 |
| 5.2.2 数字传播1.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状态 |
| 5.2.3 数字传播1.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 |
| 5.3 协同与共生:数字传播2.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 |
| 5.3.1 大数据与中国广告产业发展 |
| 5.3.2 数字传播2.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构成 |
| 5.3.3 数字传播2.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状态 |
| 5.3.4 数字传播2.0时代的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逻辑与影响因素 |
| 6.1 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逻辑 |
| 6.1.1 广告产业结构演进遵循了由封闭-开放、由二元-多元的逻辑 |
| 6.1.2 广告产业结构演进遵循了由竞争—竞合—协同共生的逻辑 |
| 6.1.3 结构效应最大化实现构成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逻辑 |
| 6.1.4 分工演进成为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伴生逻辑 |
| 6.2 市场与技术: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影响因素 |
| 6.2.1 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构建 |
| 6.2.2 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构效应最大化:智能化时代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提升路径 |
| 7.1 智能化与中国广告产业发展 |
| 7.1.1 智能化时代对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影响 |
| 7.1.2 智能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变迁 |
| 7.2 智能化与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最大化 |
| 7.2.1 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内涵 |
| 7.2.2 提升广告产业结构效应的本质是追求广告产业结构的升级 |
| 7.2.3 智能化时代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效应最大化的路径选择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2.1 研究的不足 |
| 8.2.2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访谈提纲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2 对外贸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及其评析 |
| 2.2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 2.3 新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 2.4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演变及其政策含义 |
| 2.5 小结 |
| 3 产业结构理论及其与贸易结构的互动机制 |
| 3.1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3.2 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 |
| 3.3 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联动的机理 |
| 4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1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
| 4.2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演变 |
| 4.3 我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4 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制造业为例 |
| 5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 |
| 5.1 改革开放前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2 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3 20世纪90年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5.4 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 6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1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2 贸易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 |
| 6.3 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 7.1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 7.2 我国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
| 8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
| 8.1 阻碍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制约因素 |
| 8.2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的原则 |
| 8.3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贸易战略及其政策选择 |
| 8.4 调整国内市场政策 |
| 8.5 以竞争优势为基准的产业结构调整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要素禀赋互补性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产业结构互补性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具有良好外部条件 |
| 四、本文研究思路、方法、内容及创新和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研究创新和难点 |
| (四) 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国际区域产业合作 |
| 二、国际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动机制 |
| (一) 国际贸易 |
| (二) 国际投资 |
| (三) 国际金融 |
| 三、国际产业合作相关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及互补性分析 |
| 第一节 中亚五国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二、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三、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塔吉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四、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五、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土库曼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六、中亚五国独立后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互补性分析 |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梯度差距 |
| (一) 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产出结构比较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变动对比分析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互补性分析 |
| 三、小结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一:贸易合作 |
|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整体贸易情况 |
| 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情况 |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 |
| (二)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 |
| (三)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贸易 |
| (四)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 |
| (五)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
| (一) 贸易结合度分析 |
| (二) 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
| (三) 贸易互补性分析 |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二:投资合作 |
| 一、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特点 |
| (一) 外资来源国 |
| (二) 投资领域 |
|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状况 |
| (一) 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
| (二) 中国在中亚的间接投资 |
| (三) 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三:金融合作 |
| 一、中亚国家金融业发展概况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 |
| (一)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多边合作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双边合作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特点 |
| 四、小结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实践与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一产业合作 |
| 一、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 (一) 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 (二) 中亚五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概述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棉花贸易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技术与项目合作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二产业合作 |
| 一、中亚国家独立初与中国第二产业的合作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 |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二)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三)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三产业合作 |
| 一、我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 |
| (一) 中亚各国电信业发展概况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现状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评价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合作 |
| (一) 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发展概况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机制建设 |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水平评价 |
| (五)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前景 |
| 三、小结 第五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因素分析 |
| 一、大国对中亚市场争夺 |
| 二、中亚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环境 |
| (一) 中亚国家经济实力 |
| (二) 中亚国家经济环境 |
| 三、中亚国家复杂心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 一、中国与中亚产业合作推进路径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突破点——哈萨克斯坦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战略承接地—中国新疆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 (一) 完善产业合作互动机制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 |
| (三) 企业参与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竞争力分析 |
| (一)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相似性 |
| (二) 中国新疆工业产品出口能力分析 |
| (三)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产业竞争力比较 |
| 四、构筑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雁行模式 |
| (一) 雁行模式的实现前提 |
| (二) 雁行模式的构筑方式 后记 参考文献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致谢 |
（9）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
| 1.2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及逻辑分析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2 存在的不足 |
| 2. 产业整合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整合涵义和分类的不同观点 |
| 2.1.1 产业整合的涵义 |
| 2.1.2 产业整合的分类和内容 |
| 2.2 经典理论关于产业整合的论述 |
| 2.2.1 斯密、马克思等关于产业整合的相关论述 |
| 2.2.2 现代企业理论对产业整合的分析 |
| 2.3 西方学者对产业整合的实证研究 |
| 2.4 我国对产业整合问题的研究 |
| 2.4.1 我国产业整合的现实研究 |
| 2.4.2 产业整合理论研究框架 |
| 3. 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
| 3.1 工业化与钢铁产业的发展 |
| 3.1.1 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判断 |
| 3.1.3 工业化与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 |
| 3.2 钢铁产业的资源约束日益突出 |
| 3.2.1 我国工业化的资源约束总体状况 |
| 3.2.2 钢铁产业的资源支撑能力 |
| 3.2.3 从铁矿石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看资源约束 |
| 3.3 能源消耗与环境约束强化 |
| 3.3.1 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 |
| 3.3.2 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约束 |
| 3.4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出口热的“冷”思考 |
| 3.4.1 我国钢铁进出口的现状 |
| 3.4.2 钢铁出口热的“内忧外患” |
| 4. 转变发展方式与钢铁产业整合 |
| 4.1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特征 |
| 4.1.1 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 |
| 4.2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4.2.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
| 4.2.2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 |
| 4.3 产业整合是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
| 4.3.1 我国钢铁产业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 |
| 4.3.2 产业整合是钢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
| 4.4 产业整合与钢铁产业的技术创新 |
| 4.4.1 我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现状 |
| 4.4.2 世界钢铁产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趋势 |
| 4.4.3 产业整合能有力地推动钢铁产业的技术创新 |
| 5. 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1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现状 |
| 5.1.1 钢铁产业集中度：逆集中化趋势 |
| 5.1.2 规模经济性 |
| 5.1.3 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
| 5.1.4 进入/退出壁垒 |
| 5.1.5 价格行为 |
| 5.2 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历程及其启示 |
| 5.2.1 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历程 |
| 5.2.2 世界钢铁产业整合的动因 |
| 5.2.3 产业整合：世界钢铁巨人米塔尔集团的成长之路 |
| 5.2.4 世界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启示 |
| 5.3 处于成长期中的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3.1 我国钢铁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
| 5.3.2 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分析 |
| 5.3.3 产业成长期中的钢铁产业整合难题 |
| 5.4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的驱动力和模式 |
| 5.4.1 我国钢铁产业整合的驱动力 |
| 5.4.2 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模式 |
| 5.5 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看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5.5.1 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规则 |
| 5.5.2 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局中人分析 |
| 5.5.3 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结局 |
| 5.5.4 从国际铁矿石价格博弈结局透视我国钢铁产业组织整合 |
| 6. 钢铁产业链整合 |
| 6.1 产业链整合及其模式 |
| 6.1.1 产业链的实质 |
| 6.1.2 产业链整合及其模式 |
| 6.2 钢铁产业链及其“瓶颈” |
| 6.2.1 钢铁产业链 |
| 6.2.2 我国钢铁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
| 6.3 产业链整合：构筑协调发展的钢铁产业链 |
| 6.3.1 钢铁产业链整合的类型 |
| 6.3.2 钢铁产业的后向整合 |
| 6.3.3 钢铁产业的前向整合 |
| 6.4 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 |
| 6.4.1 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 |
| 6.4.2 循环经济是我国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 6.4.3 循环经济产业链与普通产业链的区别 |
| 6.4.4 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产业链整合思路 |
| 6.5 产业链整合：提升钢铁企业的竞争优势 |
| 6.5.1 产业链整合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分析 |
| 6.5.2 提升钢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
| 6.5.3 整合产业链提升竞争优势的案例分析：为宝钢为例 |
| 7. 钢铁产业的空间整合 |
| 7.1 产业布局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下的创新 |
| 7.1.1 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 |
| 7.1.2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
| 7.1.3 科学发展观下的产业布局 |
| 7.2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7.2.1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的演变 |
| 7.2.2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我国钢铁产业空间整合的思路 |
| 7.3.1 大钢铁生产基地向临海聚集，特别是新建企业要临海布局 |
| 7.3.2 区域内整合，形成全国六大钢铁基地 |
| 7.3.3 跨区域整合，形成以五大钢铁集团为主体的产业格局 |
| 7.4 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7.4.1 地方政府行为与钢铁产业发展 |
| 7.4.2 地方政府的双重代理角色及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的博弈 |
| 7.4.3 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域整合的最大障碍：地方保护 |
| 7.4.4 利益协调：破解跨区域整合的障碍 |
| 8. 钢铁产业整合中的市场与政府 |
| 8.1 政府与市场在产业整合中的定位和作用 |
| 8.1.1 市场机制在钢铁产业整合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 |
| 8.1.2 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 |
| 8.1.3 对西方国家政府在产业整合中作用的考察 |
| 8.1.4 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方式 |
| 8.2 资本市场：钢铁产业市场化整合的重要平台 |
| 8.2.1 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
| 8.2.2 股权分置改革为市场化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
| 8.2.3 资本市场为钢铁产业市场化整合提供了重要平台 |
| 8.3 政策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提供环境条件 |
| 8.3.1 地方钢铁产业过度投资导致产业分散化 |
| 8.3.2 宏观调控为钢铁产业整合创造了有利环境 |
| 8.3.3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增加了产业整合的压力 |
| 8.3.4 钢铁产业政策为钢铁产业整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
| 8.4 跨区域产业整合的案例实证分析：宝钢整合八一钢铁 |
| 8.4.1 宝钢整合八钢的过程 |
| 8.4.2 “多赢”局面形成 |
| 8.4.3 宝钢整合八钢模式：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利用外资问题研究述评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1930—1970年代)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思想 |
| 二、列宁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论述及利用外资思想 |
| 三、苏联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基本历程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轨迹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 |
| 三、从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评价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走入误区的原因 |
| 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评价 |
| 第二章 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1978—1985)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酝酿与启动 |
| 一、利用外资重新启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利用外资的酝酿过程 |
| 第二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出台 |
| 一、一系列利用外资重大举措的出台 |
| 二、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 |
| 三、利用外资问题上的争论与“租界风波” |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与特点 |
| 一、利用外资的成效 |
| 二、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消极影响 |
| 三、利用外资的几个重要特点 |
| 第三章 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1991)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 |
| 一、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背景 |
| 二、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 |
| 三、“第二次投资热潮”的形成 |
|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曲折发展 |
| 一、治理整顿对利用外资的影响 |
| 二、“六·四事件”的消极影响 |
| 三、“洋浦风波”——围绕是开放还是“卖国”的争论 |
| 四、利用外资走出阴影 |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 一、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效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1992—1996)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迷雾 |
| 二、利用外资新的发展态势 |
| 三、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第二节 外资政策的实施与国民待遇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一、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利用外资领域 |
| 二、出台新的产业政策，加强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 |
| 三、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及特区外资政策的调整 |
| 四、逐步实行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体制 |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 一、利用外资的成效 |
| 二、外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加入WTO前后利用外资的稳步发展(1997—2005)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政策继续完善的背景 |
| 一、围绕利用外资问题的争论 |
| 二、国际国内利用外资环境变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影响 |
| 三、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转变 |
| 第二节 加入WTO前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 一、实施多元化引资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资 |
| 二、继续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 |
|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领域，积极鼓励外商来华投资 |
| 四、完善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加大中西部引资力度 |
| 五、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 |
| 第三节 加入WTO后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 一、加入WTO后中国继续完善利用外资政策的背景 |
| 二、利用外资政策需要实行的战略转变 |
| 三、利用外资政策的继续完善 |
| 四、利用外资战略的重大转变——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四节 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
| 一、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效 |
|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第六章 利用外资政策的演进路径及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演进路径 |
| 一、利用外资在空间上的演进 |
| 二、利用外资在方式上的演进 |
| 三、利用外资在战略目标上的演进 |
| 四、利用外资政策体系的演进 |
| 第二节 利用外资的动因分析 |
| 一、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需要 |
| 二、利用外资在国际分工方面的比较优势 |
| 三、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 |
| 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符合比较优势的外资政策 |
| 第三节 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 |
| 一、解放思想，大胆实验，勇于创新，不断进行政策上的调整和完善 |
| 二、坚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适度举借外债 |
| 三、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
| 四、从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到主动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 |
| 五、坚持政策导向性，利用外资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服务 |
| 第七章 利用外资的影响、问题及思考 |
|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积极影响 |
| 一、缓解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经济的发展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
| 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四、促进了中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
| 五、扩大了就业、缓解了就业压力 |
| 六、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加深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 |
| 第二节 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
| 一、地方政府在引资中恶性竞争，利用外资效益低下 |
| 二、优惠政策的滥用，使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不公平 |
| 三、“市场换技术”政策存在的严重问题 |
| 四、外资企业逃税和利润成本转移使中方蒙受损失 |
| 五、跨国公司投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
| 六、利用外资增加了中国经济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 |
| 七、外资立法体系不完善 |
| 第三节 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思考 |
| 一、政府转换角色，引资的主体由政府转为企业 |
| 二、内外资政策从差别政策、倾斜政策转向统一的环境政策 |
| 三、转变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
| 四、强化外资政策地区导向，加大中西部引资力度 |
| 五、在利用外资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一个合资公司组织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外商投资法下合资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J]. 江涛. 中国外资, 2021(1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基于注意力视角的汽车产业制度逻辑与企业发展逻辑关系研究[D]. 刘婕.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D]. 瞿淦. 苏州大学, 2020(06)
- [6]中国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的分析视角[D]. 李春玲. 武汉大学, 2017(02)
- [7]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D]. 骆革新. 厦门大学, 2019(07)
- [8]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D]. 毕燕茹. 新疆大学, 2010(11)
- [9]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钢铁产业整合研究[D]. 王建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