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之道（一）我写《学习之道》的原因

一、我的治学之道(一) 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论文文献综述）

刘伯东^[1]（2021）在《朱震象数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是中国易学发展的一座高峰,诞生了众多的易学家和易学着作,可以说宋代是研究易学史不可忽略的一个时代。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宋代不仅仅继承了魏晋隋唐的义理易学,源自于汉代的象数易学更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图书易学的发展。纵观宋代的象数易学发展有一个较为关键性的时间就是两宋交替的时期。北宋时期虽然诞生了像邵雍这样的象数易学大家,但是以胡瑗、王安石、二程、苏轼等为代表的义理易学家把握着易学发展的主流。宋高宗建立了偏安的南宋政权之后,易学发展开始出现了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的融合。南宋初年的易学家朱震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传统的象数易学又一次得到了发展契机,他的着作《汉上易传》对汉代以来直到朱熹更是确定了义理易学也要兼采象数之说,易学发展展现了全新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南宋初年象数易学以及代表性易学家朱震的概况。第一章,阐述了朱震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象数易学思想形成的源流;同时对其着作《汉上易传》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进行探究。第二章,本章主要对朱震的象数易学思想进行探讨,通过对朱震易学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卦变思想为主,结合前人以及与其同时代易学家思想的比较,对朱震的象数易学思想进行研究。第三章,阐述朱震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本章主要以朱震对二程、张载等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朱震富有浓厚易学特色的思想进行介绍。第四章,本章在论证朱震的易学史地位的同时兼论南宋象数易学发展的趋势以及对南宋以后象数易学发展逐渐走向没落的原因进行探索。对朱震和南宋初年象数易学的研究既是对宋代思想史的一种很好补充,又是对易学史本身的深入探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徐艳兰^[2]（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任永亮^[3]（2020）在《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却倍受争议。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将陈寅恪的历史观界定为文化史观既与陈寅恪的生平所历相合,又符合陈寅恪着述所彰显的基本立场。为了对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进行正本清源,本文运用社会史、哲学史、学术史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陈寅恪的着述与他的家世遗风、近代遭遇、留学经历的对应式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历史基础和思想资源。除“绪论”和“结论”,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重点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为了避免概念的混用和逻辑的混乱,本章首先对“历史”、“历史观”、“文化”和“文化史观”等相关术语进行了诠释和界定。其次,为了整体把握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基础,对陈寅恪的生平状况和史学地位进行了相关的探究。最后,论文以陈寅恪的着述为基石,通过分析、批判学界对陈寅恪史观的论辩,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第二章,主要通过义门陈氏和义宁陈氏的家风传承、晚清危局中义宁父子的遭遇,探究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家世因素与国难因素。从义门陈氏到义宁陈氏,这个家族养成了以孝治家、勤奋重学、德化乡里、兼济天下的家风,这对陈寅恪重视家族文化传承、强调道德人性塑造、突出纲常礼仪作用的观念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其次,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义宁父子的担当精神,使陈寅恪较早地意识到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迫切性。而义宁父子在近代国难中倡导的崇文重教、重视传统以及借鉴西学基础上的渐进改良主张,也深深地影响了陈寅恪。第三章,重点通过陈寅恪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陈寅恪与日本学界的关系来发掘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当西方学界占据东方学和汉学研究鳌头的时候,日本以文明开化观念、中世变革论等形成了与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抗衡,陈寅恪试图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文化寻求一席之地。我们无法直接推测陈寅恪的“中体西用”论是否受到日本“和魂汉才”论或“和魂洋才”论的影响,但国人“群驱东邻受国史”的刺激以及他本人的留日经历对其追求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化民族主义的理念明显起了推动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哈佛大学的精英文化传统、兰曼的新古典主义文献学思想、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功。陈寅恪初游欧洲大陆时,其所经历的两件事对他的文化史观的发轫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就读苏黎世大学时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二是就读巴黎大学时有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思考。第二次去欧美留学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文化传统深深刻在了青年陈寅恪的心中。陈寅恪当时所修课程主要分两类:古典语言学和欧美历史学。兰曼是陈寅恪在哈佛时期最主要的导师。他强调对古典精神的发掘以及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会通的视角看待历史和语言的演变,这些无疑都对陈寅恪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特别发现了维拉莫维兹的《古典学的历史》对于陈寅恪和兰曼的意义。另一位对陈寅恪影响较大的哈佛导师是白璧德。陈寅恪的一生,其治学与处世均遵循一种白璧德式的平衡与人文原则。同时,陈寅恪推崇小乘佛教的主张明显受到白璧德的影响。第五章,从德国的历史与文化、柏林大学的理念、陈寅恪就读柏林大学时期的专业与导师三个方面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陈寅恪先后两次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加上选修过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使得他在历史观方面深受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德国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以及史学思潮等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影响。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洪堡的“语言是民族精神的显现”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柏林大学哲学和语言学的立场。吕德斯的古典语言学的历史化导向研究,是洪堡语言哲学的发展。在导师吕德斯等人的指导下,陈寅恪重点攻读以梵语为中心的东方语言学,取得了显着成绩。陈寅恪反对神秘主义、追求科学实证、坚守独立精神、强调人文道德的精神品质明显留有吕德斯的印记。总之,本文通过以上研究,不仅澄清了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历史基础与思想资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内涵。这一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赵莹洁^[4]（2020）在《胡适高校教师观研究》文中指出

陈尚君^[5]（2021）在《一丘一壑皆文章——我经历的唐代文学研究学风变化》文中认为本文是陈尚君先生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开设讲座的记录。陈尚君先生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着,着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贞石诠唐》等。在中华书局新修订版的《二十四史》中,陈尚君负责《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史书的修订。其治学文史贯通,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作为名家讲坛,陈尚君先生通过自己四十年的研究经历,展现唐代文学研究学风的变化。

张璐澜^[6]（2020）在《场域视角下的虞淳熙与明季佛耶初争》文中研究说明佛教与天主教之论战乃晚明中西宗教对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率先发出辟佛之论。佛教方面则经历了从被动守势到主动进攻的过程,与天主教展开了这场持续了三十余年的论战。回溯佛耶相争之初,佛教方面首先站出来正面应对天主教批佛之衅的是身在杭州的佛教居士虞淳熙,其与利玛窦之间的论辩往来亦是佛耶论争初期的主要形式。本文以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虞淳熙辨天主教之事,运用场域、资本和惯习三大核心概念,考察其在佛教氛围浓厚的杭州宗教文化场域中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以此揭示其辨天护佛之举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首先,虞淳熙辨天之因由与社会情势息息相关,彼时佛门正在丛林危机与复兴曙光中沉浮,而天主教将排佛合儒与上层路线作为进入中国宗教场域的重要手段,书籍之流通与利玛窦在士林的影响让虞淳熙所在的杭州宗教文化场域也感受到了天主教的渗透与威胁,而虞淳熙之所以起而辨耶,亦与其“居士龙象”之象征资本相契合。其次,通过对虞淳熙辨天之作的分析,可以发现辨天的角度选择、行文措辞与策略变化皆受其在宗教文化场域内所获资本的影响与制约:夷夏之辨与杀生之辨两大辨天角度中,承载了其融汇儒佛和戒杀放生的文化资本;劝诫求同中亦不乏讽喻之言的辨天措辞,体现了其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下圆融贯通的思维习惯以及儒家夷夏观长期陶染下彼夷我夏的心理定势,二者皆属于其在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从宽言调和到正面论辩再到试图借力于云栖祩宏而未果的策略变化,以及在此阶段虞氏孤军作战未能使佛门合力这一结果,则是受其社会资本中僧俗师友皆缄口之制约。最后,虞淳熙辨天之举对晚明宗教“大场域”下佛耶论争这一“子场域”的构建以及佛门在该场域内部的发展态势与特点皆有所影响,如佛门转守为攻之变化、杭州逐渐成为佛耶论争主战场、居士在辟天行动中中流砥柱之地位以及以儒辨天之策成为佛门辟耶之惯习,皆可追溯至虞淳熙之辨。由是,虞淳熙之辨天,既受其原本宗教文化场域之观照,又反作用于佛耶论争场域的建构,为明季佛耶交涉中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蔡露^[7]（2020）在《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翻译家的存在是隐而不显的,他们常常隐没在文本背后,转述、传达着原作的意旨,构架起中外舞蹈交流的桥梁。朱立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翻译家,他的舞蹈译文,译笔忠实、语言通达,在延长原作生命之余,一并丰富了中国本土的舞论学说。本文拟在中外舞蹈交流背景下,运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历史学、舞蹈学、翻译文化史、传播学等角度分析、考察朱立人的翻译实践和舞论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梳理他与中外舞蹈交流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结合近代文艺翻译的现代转型,回顾文艺翻译与舞蹈交流之间的历史渊源,继而引出中国专业舞蹈翻译的缘起。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初,肩负着社会主义先进文艺建设的使命,而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在舞蹈教学、编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成为北京舞蹈学校于当时学习和取鉴的主要对象。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来华、中苏舞蹈交流日益频繁,舞蹈翻译人才为该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第二章,根据朱立人不同时期的舞蹈翻译实践,探究中苏舞蹈交流是如何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冷暖而发生变化。朱立人的译舞生涯,共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选材侧重——他前期的舞蹈译文主要集中在舞蹈应用理论之上,后期则对舞蹈基础理论有所偏重,而他在不同时期的译本选择,既与微观的舞校发展需求相适应,也与宏观的时代、文化、社会背景相关联。第三章,通过分析朱立人的舞蹈译文,揭示其每个独立译文文本生成的显性和隐性机制。朱立人的舞蹈译文,从译本的选择、到原文意义的阐释,直至最后的输出,都是基于主客观多重因素的考量,其背后更有译者的应用指向。朱立人每篇舞蹈译文的生成,都是独一无二的,既体现着他个人的匠心独运,同时也深刻贴合着特定时代与舞蹈学科发展的需要。第四章,回顾朱立人一生的舞蹈治学成果,对他的舞蹈译文与着述,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在舞蹈翻译成果方面,他的舞蹈译文虽对中国舞蹈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因时代和历史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选材范围和完整性方面略有不足。在舞蹈史论研究方面,由他编撰完成的《西方芭蕾史纲》一书,为中国学者积极探索西方舞蹈史论研究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朱立人一生译笔不辍,勤奋着书,无论是他前期对舞蹈应用理论的译介,还是后期对舞蹈基础理论的偏重,其最终目的,都是想要推动中苏-俄两国舞蹈文化间的交流。而他在不同时期的选材侧重,则既展现了他身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中国舞蹈学科建设的孜孜以求,也反映出他作为舞蹈翻译家,毕生为中外舞蹈交流做出的不懈努力。

雷月荣^[8]（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研究说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向天一^[9]（2020）在《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文中提出莫言小说是一种“有声”语言艺术。这种“有声”既呈现在小说的外在形态上,一方面莫言用文学的叙述腔调进行音乐形式的创作与小说音乐性的书写,另一方面莫言用音乐的戏曲腔调进行小说音乐性书写的借鉴与摹仿;同时,也体现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中,莫言将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和理解折射到小说结构的曲式呈现。就此,本论文以莫言部分具备音乐性特质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莫言的个人音乐观为研究依据,以中国传统音乐和戏曲音乐为主要理论背景,试图透过跨艺术的视角从“小传统”——民间传统音乐元素、传统戏曲音乐语言到“大传统”——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对莫言小说与音乐之间发生的微妙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对音乐与情感进行深层剖析。莫言是一位“用耳朵阅读”的小说家,音乐自然成为莫言生活与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亦是笔者介入莫言小说中音乐领域研究的动机所在。“自然声响”是莫言用文学腔书写的第一种音乐形式。笔者先对莫言熟知的故乡高密自然声响进行外围梳理,认识到故乡的部分自然声响作为一种传统音乐形式对莫言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而后进入到具体的小说文本研究之中,揭示出四种主要自然声响——“洪水声”、“马声”、“植物（高粱）声”与“蛙声”在文本中具备的外在音乐“表情”性特质,诠释出莫言如何用文学的叙述腔调（语言）对自然声响进行二次创作与音乐书写。为了凸显莫言音乐书写的独特性与独创性,笔者通过反复的文本细读,对这四种自然声响进行音乐性特质的深入发掘,初探到自然声响在文本中呈现出“标题音乐”与“自然乐声”（语言诗化）的特殊表现力,极大地增添了、丰富了音乐性呈现的文本效果。“插曲”是莫言用文学腔书写的第二种音乐形式。“插曲”介入莫言小说的方式类似于配置在电影或话剧艺术中的音乐歌曲,它是作为叙述内容与手段共同出现在小说之中,构成对文本外在音乐性特质的基本呈现。莫言对于传统歌曲有一套独特的音乐书写方式,他在小说叙事中——论文以《黑沙滩》、《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以及《檀香刑》四部小说为主,惯用两种“插曲”排列组合方式——“单曲循环”、“多曲杂烩”,和一种“戏曲化”的传统唱段演事手段进行对歌曲契合文学创作的二次音乐书写。“插曲”不仅仅是莫言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一,更是作为一种隐喻手段影响小说叙事过程的表达。“戏曲腔”是莫言运用的一类特殊传统音乐手段及其小说中音乐性特质呈现的特殊内容。笔者通过莫言的两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为代表进行戏曲“拖腔”的具体研究。“拖腔”属戏曲腔的一类表现范畴,“拖腔”介入文本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单一型与组合型,目的有二:既是为歌者情感的需要作出延伸,以放大歌者情感特征之表现,揭示歌者难以言表的情感内蕴;同时,也是指向“拖腔”为唱段本身营造出对包蕴其间重要主题事件的重申与展示。“唱腔”属戏曲腔的另一类表现范畴,笔者主要是从小说语言层面体现出来的节奏与韵律之“戏曲化音乐性”特质进行细读考察。戏曲唱腔形式繁多,在莫言小说中主要以念白中的贯口、哭头与叫头三种音乐形式共同制造出人物的“言”外之音。在小说《蛙》与《红高粱家族》中,念白作为一种“无腔调”的贯口表现,戏曲的腔调隐匿在言语表达之间,言语的韵律隐匿在人物话语状态及其情感节奏叙述之间;在小说《檀香刑》中,念白作为一种“有腔调”的贯口表现,言语的韵律隐匿在戏曲的腔调之间,人物话语状态及其情感节奏充斥着浓浓的戏曲腔味,呈现出一股众声喧哗的“有声”语言氛围;在小说《檀香刑》中,“哭头”除了对人物情绪起到渲染的目的,更是为小说叙事作出准备,它对人物情感变化的因素进行推动,对人物情感制造的行为方式进行演绎,对人物情感衍生的主题进行暗喻。“叫头”和“哭头”一样在叙事过程中不止充当着戏曲开场白的作用,它们还具备着“唱、念、做、打”的舞台效果,让整部小说的叙事形成一定的戏曲化风格。“曲式”是笔者介入莫言小说内在结构进行的一类文本音乐性特质探讨,主要透过莫言作为一位小说家持有的音乐观去理解其小说文体结构中存在着的对部分中国传统音乐基本曲式的借鉴与摹仿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不是以“曲”谈“文”,而是以“文”论“曲”,在反复潜心“文本细读”的前提下,结合莫言个人的音乐（创作）观进行互文性曲式诠释与分析。其中,小说《红高粱家族》和《蛙》便契合莫言对“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创作观,明显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无再现单三部曲式的痕迹;小说《民间音乐》和《春夜雨霏霏》便契合莫言“牛羊歌手”与“触摸人的灵魂”的音乐创作观,有中国传统音乐叠奏曲式的痕迹,另这两部小说内在结构的叙事方式也契合了叠奏曲式的基本特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与《天堂蒜薹之歌》便契合莫言“勾勾弯弯不断头”的音乐创作观,有中国传统音乐循环曲式的痕迹,另在循环曲式中,笔者加入了音乐“复调”内容与“复二部曲式”内容作为延伸进循环曲式在文本中主题递进的情感把握与结构扩充。此外,笔者还结合大型传统音乐套曲曲式进行综合性论述,从小说《丰乳肥臀》的重要主题表现中流露出中国传统音乐套曲曲式渗入叙事过程的深刻内蕴,以及对传统音乐发展的基本手法:“溯型”进行曲式微观层面的论述。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作出如下结论:莫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将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学创作进行有机交融最为深刻且“大踏步撤退”得最远的一位小说家。难怪莫言的挚友大江健三郎会由衷感慨到莫言作品中释放出的强烈音乐“能量”。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言虽不是第一人,但无疑是最佳人。

于洪芹^[10]（2020）在《“圆形批评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圆形批评论”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之一,是文艺理论家王先霈先生于1992年首先提出来的。作为一种立足于传统的文论,其认识的渊源和基础来自于传统的“圆文化”与“圆哲学”。同时,“圆形批评论”主张超越中西方文论的局限,提倡保持独立与开放的文学批评心态,追求一种批评上的“圆形”之境。圆形批评论建构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哲学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论圆”及含“圆”意的哲学之言、儒释道三家相关的哲学思想为圆形批评论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话语支撑及理论基点,使得其能达到本体论的高度。其次是文化上,古今中外涉圆、论圆、重圆的文化很多,大多表现出一种“尚圆”倾向与追求“圆美”的意识。古典文学中小说、诗歌、戏曲等诸多文本都追求一种“圆”结构与“圆美”意识,析出而论之,恰与圆形批评论之“圆形”契合,故在文类上对其进行广泛的溯源。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以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的时空观,体现出鲜明的圆形运动特征与尚圆意识,故可作为圆形批评理论的旁证。最后是探究文学批评渊源,主要为传统文论中的含圆之论的批评方式,体现为诗话、词话、曲话、评点,以及文论着作中散见的各类“圆论”,其中以《文心雕龙》为论述重点,这不仅包括中国的文学批评,亦包含一些西方传统文学批评观点的梳理。从哲学、文化、文学批评这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圆形之论来进行观照,以期对圆形批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多维视阈的固本溯源。理论的特征与特色往往是理论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其差异标识性与生长点。圆形批评的理论特征主要包括思维特征、审美特征及方法特征。辩证式的思维与螺旋型思维是圆形批评的主要思维方式,体现为一种整体的、综合的以及超越性的思维特征;文学的审美意识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圆形批评关注美感,坚持以美感为中心的批评指向,从文学的审美意识出发,在批评中以读者审美的唤起为其批评指向。因此,圆形批评十分注意研究美感的可分享性与可传递性,以期文学批评能够在关注文本的同时也接近读者,使得文学批评的可读性能大幅增强。方法上圆形批评充分关注阐释的多元性,坚持以文学阐释的丰富性为旨归的批评方法。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阐释传统,发轫于解释《圣经》的西方阐释学以及对古代儒家经典进行训诂解经的传统,在对文学文本的深入认识上,形成了丰富的阐释资源和理论方法。圆形批评继承中西方的阐释传统,注重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层次的分析,其以语义、寓意、复调、增殖等层次递进的分析,使得阐释能够既有开放性亦不乏深刻性。相较于其他的文学理论,圆形批评还强调一种循环,即从“语义的循环”到“阐释的循环”,并倡导一种觑巧通变的“圆通”阐释准则,让文学阐释可以在“周流不虚、变动不居”的阐释动态中,通过不断“通观圆览”的循环阐释方法以期能达到“圆照之象”的境界。当然,“圆形批评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对其操作性不足的批评也一直不乏其声,王先霈先生曾以“观念大于方法”的观点对其质疑声进行回应,这并不能对质疑者产生有效的说服力。为弥补该理论操作性不足之缺漏,故试图在王先霈“圆形批评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建构。无论是对“圆形”范畴和概念的总结和归纳,还是圆形批评论分析作品的实践经验都可以视为对“圆形批评论”的发展。总之,圆形批评论作为立足于传统,诞生于本土,以超越中西方文论局限为追求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其无论是对文学批评形态的发展还是对批评理论的建构,都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我的治学之道(一) 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的治学之道(一) 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论文提纲范文）

（1）朱震象数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论文提纲范文）

（5）一丘一壑皆文章——我经历的唐代文学研究学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6）场域视角下的虞淳熙与明季佛耶初争（论文提纲范文）

（7）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圆形批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的治学之道(一) 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论文参考文献）

• [1]朱震象数易学研究[D]. 刘伯东. 河北大学, 2021(02)
• [2]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3]家世国难与留学经历 ——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D]. 任永亮. 西北大学, 2020
• [4]胡适高校教师观研究[D]. 赵莹洁.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一丘一壑皆文章——我经历的唐代文学研究学风变化[J]. 陈尚君. 中文学术前沿, 2021(01)
• [6]场域视角下的虞淳熙与明季佛耶初争[D]. 张璐澜. 浙江大学, 2020(02)
• [7]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D]. 蔡露.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0)
• [8]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D]. 向天一.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圆形批评论”研究[D]. 于洪芹.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标签：吕祖谦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红高粱家族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