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的信件

一、Letters from America（论文文献综述）

丁见民^[1]（2021）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美医疗信息的跨大西洋交流》文中认为18世纪以来,随着航运业的发展,跨洋邮政快速扩张,各种医疗技术,典型者如天花接种和牛痘接种,都实现了跨大西洋传播,从英国传播到北美大陆。欧洲医生和北美留学生则构成医疗知识跨大西洋交流的特殊载体,他们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不断跨越大西洋,将英国的医疗技术和知识推广到北美。不仅如此,北美的医疗技术和知识,尽管数量较少,但也实现了跨大西洋的反向交流。其结果是,英美跨大西洋医疗信息交流,推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英美医学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医学公共领域"。这种跨大西洋医疗信息的交流对于北美大陆尤为重要,奠定了美国早期历史上医疗体系的基础。

朱美姝^[2]（2021）在《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文中提出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自认为赢得“冷战”,从此可以独霸世界,然而,也就是不到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阔步前进,美国反而陷入了政治分裂和经济混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恰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两年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亲身体会到美国式民主制度日薄西山,以土地开拓为原动力的美式经济走向尽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时刻,我们研究美国当年的西部边疆开拓个案,就会发现美国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机和动力,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国开疆拓土的资源枯竭,移民动力消退,最终会导致以个人主义和利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失去生产方式的支撑。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问题对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域外经验。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十分有幸搜集到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家族的档案、日记和信件,通过对现今依然居住在俄勒冈大学所在地——尤金的里奇菲尔德家族后人的访谈,我发现这个家族史非常典型记录了从踏上这片新土地到美国独立、从西进运动到世界大战、从战后美国的崛起到今天的三个主要历史过程,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三支祖先,因为不同的原因踏上这片大陆,后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俄勒冈。真正的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史,正是在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中,逐渐产生了历史的必然性。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观摩这场巨大的历史盛宴,而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保留并留传下来每一个时代主要家族成员的个体经历,通过采访、收集、记录这些个体经历,我们向中国读者展示出美国西部移民前后直到今天,这个移民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他的后代,又站在另一个起点,视父辈建造的世界为反抗的对象。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第一章主要介绍我的田野对象,通过对俄勒冈尤金地区的了解,就能更准确地了解里奇菲尔德本人以及他的故事,了解这个家族在美国西部移民历史中的典型意义和特殊位置。第二章主要依照历史先后顺序,记录并探讨了里奇菲尔德家族最早移民美国的先祖,提出他们原来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对来到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展示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美国后,白人在开拓殖民地,掠夺印地安人土地方面的历史细节,这些田野材料再现了美国社会制度建立初始阶段土地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关系。第四章展示了里奇菲尔德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具体活动,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里奇菲尔德的先辈决定“西进”。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西部的具体过程,记录了当事人的后代如何看待父辈们历尽艰辛,逐步获得土地并赢得社会地位的过程。第七章是在通过以上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深入研究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意义和问题,而这主要是通过对里奇菲尔德本人进行访谈研究来完成的。笔者经过连续两年对里奇菲尔德本人的访谈和连续三年对其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从这个家族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敬畏的观众。如果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植根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那么每一代人的青春期矛盾既相似又不同,历史运动是每一代人的集体创造。对于失去自己土地、仪式和传统起源的移民国家来说,回溯家庭的历史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1840年以后,有陆陆续续的东部和中部移民迁往俄勒冈州,他们起先是骑马和马车,然后通了铁路、水运。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里奇菲尔德的先辈们,这也是美国疆域一步一步西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俄勒冈对于美国来说是西部边疆,具有外来文明和土着文明交界的边疆特征,西进过程也是美国人真正形成的过程,在对土地的掠夺中,诞生了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笔者观察美国西部边疆开拓史的主要视角是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土地的不正义性,到为了独立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土地的正义性;大到争夺土地的战争,小到土地的投机与兼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土地发展的历史。土地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当最后一块边疆被占据以后,土地开拓之路关闭了,国内的矛盾不能再依靠新的土地来转移。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民主派和共和派前所未有的分歧,国内的宗教矛盾、移民矛盾、贫富差距、性别矛盾一并爆发,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美国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美国移民开拓土地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的边界。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土地买卖开始的,他们跳过了旧大陆将土地和民族、土地和文化联系起来的阶段。因此,美国土地的问题深深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新教思想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美国土地价值观和企业家文化,认为土地真正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买卖并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商品。土地成为投机的目标。当然,积累财富的道路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一块富饶的大陆。但是,随着西部边疆开拓时代的结束,西部再也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对自由土地的无止境追求导致资本和领土扩张,对自由经济的无止境追求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顾盼^[3]（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邹美华^[4]（2021）在《理雅各致夫人信札汉译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翻译材料是1866-1867年及1870-1872年间,近代英国着名汉学家理雅各写给其夫人的信件。这些书信主要记录了他对待传教、翻译、婚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此次翻译实践可以更加全面、详实地了解理雅各的生活状况、性格特征及为人处世之道。且由于国内以其书信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鲜有耳闻,因此本研究可以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还有助于普通大众更好地了解更多来华传教士的故事,人们在谈到传教士时,大多熟悉的是利玛窦、马礼逊等,对理雅各却知之甚少。本文主要研究如何针对翻译中遇到的不同问题,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去解决,以熟悉并掌握书信文本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同时,又能兼顾原文书信的写作风格及作者流露的真情实感,在达意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情。具体需要研究的翻译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从词汇上看,原文涉及了菜名、苏格兰语、《圣经》中具有特定意象的词、赋予历史内涵的词等文化负载词。从引文上看,引用了诗歌、名作佳句等语句,如约翰.多恩的颂歌、司各特小说《修墓老人》、《圣经》等。从风格上看,书信兼具口语化和书信体的特点。通过本次翻译实践,以期掌握书信文本的特点、写作风格、写信人语气与心境及可运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等,提升翻译水平与能力,同时希望对其他译者在相关题材的翻译活动中能够给出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侯奔奔^[5]（2021）在《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文中认为1973年,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的贺友直为完成小说《江畔朝阳》连环画的创作任务,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体验生活,创作出了在其艺术生涯中较为特殊的连环画作品。通过对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揭示出贺友直在北大荒时期的活动和创作的真实情况,以及连环画《江畔朝阳》特殊的“三结合”创作形式,并为人们呈现一套不同于发行版本的未面世连环画手稿。通过对有关人员的采访调研与个案研究等方式对连环画《江畔朝阳》和贺友直写给侯国良、吕敬人、刘宇廉、韩书力信件等手稿内容的考证分析,展现出贺友直“画故事”的连环画创作特点和其连环画创作理念,即“画什么、怎么画”。在贺友直看来,“画什么”就是指从事绘画人员要审视自己,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了解自己最适合画什么,以此为基础寻找创作题材;“怎么画”是你根据所选题材的表现内容、基调和你要表达的东西选择最适合的艺术语言。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几乎贯穿了贺友直的创作人生,他所坚守的连环画道路是在自我审视后做出的自觉选择。对贺友直未面世的日记与手稿的考证和分析分为三个部分:1.考证论述贺友直日记内容:通过对贺友直日记的考证梳理,阐述1973年他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和创作情况以及“三结合”的特殊创作形式。2.贺友直绘画手稿作品分析:包括为创作连环画《江畔朝阳》而画的手稿和未曾面世的国画作品,在这些手稿中充分展现了贺友直“画故事”的创作特点,并利用中国画的写意性使自己在严谨的连环画创作中始终保有对艺术创作的敏锐力。3.考证分析贺友直文字手稿的具体内容:涵盖贺友直在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任教期间的部分讲义,对连环画创作的感悟与思考的文章,以及贺友直与侯国良、韩书力、吕敬人和刘宇廉的重要书信。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与分析,向人们披露了贺友直大量未面世的原始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贺友直在北大荒创作期间史料研究的不足,也从史实考证的深入性和个案陈述的详实性补充了以往对贺友直艺术理念及艺术思想研究的缺失。贺有直的这些日记和手稿也成为其在连环画繁盛与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对连环画创作的思考及坚守的史料佐证,传达出他在连环画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精神与品格。

丁斯甘^[6]（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认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李珍珍^[7]（2020）在《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互联网对公共生活的渗透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各地方政府为公众开通了多种在线平台,公众可以登录这些平台对政府提出投诉、建议、咨询和求助。2016年以来,“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成为国家对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在这项“上网令”之后,各地方政府部门迅速建立和完善在线诉求平台的工作机制,平台答复率明显提高,引发了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繁荣的现象。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规模在2015年不足15万件,而在2020年仅上半年度就超过30万件;青岛市政府信箱来信规模在2015年约为4万件,而在2019年超过9万件。公众线上诉求是政民互动的突出表现形式,可用来理解当代国家—社会关系。已有文献对公众诉求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阶段,本项研究旨在探究当前公众线上诉求模式及其解释因素。公众线上诉求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研究该现象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发生规模、渠道使用、公开留言以及对政府回应的评价。发生规模指地区公众线上诉求总量;渠道使用指公众进入诉求平台所用的渠道;公开留言指公众在平台上选择将自身诉求内容对其他网民可见;回应评价指公众对政府答复其诉求的满意度评价。这些维度涉及到政治信任、国家信息收集、个体信息披露以及政治支持,是解读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角度。为了解释这四个维度,本项研究从政治、技术和议题三个方面探究理论线索。政治因素指政府和官员的意愿、动机和工作能力;技术因素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议题因素指公众诉求的具体客观内容。三种因素作用于四个维度,构成公众线上诉求的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议题逻辑。为检验公众线上诉求的四个维度与三种逻辑,本项研究收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和青岛市政府信箱的线上诉求痕迹大数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百度检索指数、政府热线评估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结构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如下。（1）地级市的公众线上诉求规模受到政治、技术和议题因素三重影响:在政治因素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感知越高,地级市线上诉求规模越大;在技术因素上,互联网扩散和规模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是互联网扩散和回应性感知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在议题因素上,地方环境污染程度越高,环境保护议题越突出,因此线上诉求发生规模越大。（2）渠道使用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手机硬件和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逐渐转向使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使用甚至超过了对PC互联网渠道的使用;此外,由于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是仅以手机为上网设备的网民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依赖性更高。（3）公开留言受到议题因素的影响:议题类型、议题领域、议题抱怨对象的公共性越强,留言就越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类型上,建议和投诉比咨询和求助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类型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领域上,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城市管理等领域比人事管理、计划生育、劳动保证等领域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领域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抱怨对象上,政府机构比单个政府官员的受众范围更广,因此抱怨对象为政府机构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4）回应评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回应速度越快,公众越有可能满意;政府回应模式出现行动时,公众更有可能满意。公众线上诉求具备制度内参与和互联网络参与的双重特征,国家设置线上诉求平台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种参与形式在理论脉络上衔接着四个核心内容:公众输入制度建设、网络国家能力、国家信息收集以及回应型政治。本项研究的意义是拓展了这四个核心讨论。第一,有助于把握我国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制度逻辑。国家常常通过成立制度以促进稳定,我国线上诉求平台就是面向广泛公众的意见输入制度。第二,有助于理解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与信息技术演进的关系。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最初被视为“解放技术”,但是互联网也能被国家利用用来发动“有序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稳定,因此互联网络也可能是“巩固技术”。国家日益有能力控制、使用互联网络,发展出强大的网络国家能力,基于互联网络的有序参与就是国家实施网络国家能力的日常政治过程。第三,有助于了解我国国家信息收集的条件和过程。国家治理需要收集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公众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输送的反馈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信息来源,常被用于政策制定、监督下级政府、评估社情民意。第四,有助于深刻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的历史转型。抗争性政治表明,公众需求若无法通过制度内途径得到满足,势必以抗争的形式爆发,化解抗争性政治困境的方法是向回应型政治转型。本项研究结合了政府回应性来考察公众线上诉求,顺应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型政治的转型趋势,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技术和议题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将公众诉求放置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研究,填补了该主题研究分散、缺乏分析框架的不足;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助力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建设、为打造回应性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创新性地结合多源数据进行分析,全面把握我国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的特点、趋势与影响因素,为今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

吕春月^[8]（2020）在《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邮政检查制度起源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日本也于一战期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邮政检查。及至九一八事变,为统一东北舆论及阻断“不利”信息传播,日本关东军便如法炮制在东北各沦陷区实施邮政检查制度,并由关东宪兵队具体执行。关东宪兵队根据形势不断强化检查的力度、加大检查的范围,对东北在住所有人实施侵犯通信秘密的邮政检查活动,“有效”防止了伪满洲国实态的传播、日本侵略野心的传播,并在关东军的“消极”防谍、“积极”防谍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极大地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在东北生活的其他国人的苦难。

刘子怡^[9]（2021）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对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显赫地位。1919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其小说观和小说作品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在现代文学时期,作为小说批评家,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强调与探索影响着国内作家对待小说这一体裁的态度和小说创作实践;作为小说家,他的四部小说——《四次会面》（Four Meetings,1877）、《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螺丝扭》（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诗人的信件》（The Aspern Paper,1888）得到译介,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价值选择和对詹姆斯的价值定位。这一时期国内对詹姆斯小说观的接受始终围绕着“小说是艺术”的观念展开。前20年人们更注重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艺术,后10年则转向他的心理分析艺术。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詹姆斯的“人物观”经由张毅汉引介,其“人物中心”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先行”的创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茅盾等作家的创作。40年代,詹姆斯有关小说中心理分析的观点成为新的关注点。卞之琳、萧乾等学者为引介詹姆斯心理小说作了较大的贡献,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描绘的重视影响着汪曾祺等文人的创作。不过,詹姆斯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的探索都源自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自20年代到40年代在黄仲苏、老舍、邵洵美等作家的文章中不断被提起,改变着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知。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是《四次会面》。这部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偏好——“国际题材”的、人物刻画突出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黛西·米勒》的翻译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上一章所讨论的对詹姆斯小说创作观的接受相吻合。《四次会面》由陈西滢首次翻译到中国,是译者对短篇小说“经济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随后蹇先艾和傅东华各自完成了新的译本,这两次翻译均出于编写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但这也说明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当时还是被普遍承认的。30年代的“翻译年”迎来了詹姆斯前期小说代表作《黛西·米勒》的两次翻译。林疑今和范存忠应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分别于1934年与1935年翻译出这部小说,但在20年代和40年代,这部小说却显得不受重视。20年代,于化龙、赵景深、郑振铎在介绍这部小说时都对小说名进行意译（例如:《雏菊磨者》）,这说明他们对该小说并不了解;而40年代萧乾又称《黛西·米勒》是詹姆斯极不重要的小说。这反映了国内对詹姆斯的态度变化:20年代,詹姆斯连同美国文学整体都未引起国内的重视,到了30年代,詹姆斯前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国际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40年代,人们认为心理小说才能代表詹姆斯的文学成就,因而减少了对他前期作品的关注。《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在40年代的译介进一步证明了,国内对詹姆斯的关注已逐渐转向其心理分析小说。但是,作为詹姆斯中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时具备他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后期小说的心理分析萌芽,这使得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折中之举。萧乾等人虽然积极引介了詹姆斯心理小说,却认为它们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这和卞之琳在《螺丝扭》、《诗人的信件》的序言中将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异途同归。译介者想要绍介詹姆斯文学成就最高的心理小说,但纯心理小说无法适应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很好地融合了现实与心理分析的因素,因此得到了译介。

李宁^[10]（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二、Letters from America（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Letters from America（论文提纲范文）

（1）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美医疗信息的跨大西洋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理雅各致夫人信札汉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5）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7）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四、Letters from America（论文参考文献）

• [1]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英美医疗信息的跨大西洋交流[J]. 丁见民.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1(10)
• [2]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D].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0)
• [3]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理雅各致夫人信札汉译报告[D]. 邹美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D]. 侯奔奔.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6]《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7]公众线上诉求模式与影响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研究[D]. 李珍珍. 山东大学, 2020(06)
• [8]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D]. 吕春月. 吉林大学, 2020(03)
• [9]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D]. 刘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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