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当前思考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现时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沈倬丞^[1]（2021）在《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水平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根本举措,并引领着我国当前基础教学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高中俄语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肩负着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历史使命,俄语课程不仅要帮助学生获得走向世界的语言基本技能,还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这一途径去了解外部世界,理解多元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成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和开阔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2018年1月,我国颁布了新版《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提出“高中俄语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充分发挥俄语课程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核心思想。三年多来,《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框架下的“核心素养培养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已建立或还需要哪些完善机制”等问题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也成为当前我国俄语教育界的研究热点和核心论题之一。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学习离不开对于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它承载着从目的语文化视角整合文学、地理、历史、文化等跨学科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异域文化,进而发挥认识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俄语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能理解文化多元性,具有开放包容意识以及“和而不同”价值观的人才,更需要培养能在跨文化交际中传播中华文化的公民。为此,高中俄语学科依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核心素养框架下提出“文化意识”要素,将其与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共同整合成学科核心素养。这也对教育工作者正确认识文化意识培养的内涵和重要性,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并开发适配新理念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人的全面发展观”为指导,以高中俄语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为切入点,在维果茨基教育与发展的“文化历史观”引领下,依据《高中俄语课程标准》,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全球素养框架》构建文化意识培养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并依据该观测体系编制调查问卷和课堂观察量表,据此对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状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化的培养建议,力求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为俄语学科文化教学和核心素养培养提供有益参考。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陈述研究方法,设计研究基本步骤和整体框架,确立了基础研究、实证研究以及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三个部分,共七章内容。基础研究包括文献综述、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文献综述主要阐述中外学界在核心素养及培养、文化意识概念及内容方面的研究。梳理外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和研究成果,提出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研究的状况和趋势,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概念界定着重探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本文研究的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在文化意识范畴内梳理文化、意识和文化意识概念,辨析与之内涵相近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概念,为后续研究统一概念基础;理论依据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为基本理论,将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作为文化意识培养总体依据,从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言语活动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相关理论作为具体教学建议提出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由第四、五、六章构成,它承接论文基础研究并为结论构建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主要剖析《高中俄语课程标准》中对文化意识的内容描述、核心素养水平划分和学业质量水平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整合成具体化、结构化内容体系,借鉴《PISA全球素养框架》相关内容确定60个具体观测点,作为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依据;第五、六章依据所构建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对我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所高中40节俄语课程进行课堂观察,获取当前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状况的一手资料,借助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结论,为论文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剖析文化意识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的原因,提出研究结论。依据研究结论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既有综合性又有针对性,既有宏观方向性又有微观可操作性的培养建议。

邓娟^[2]（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文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交往和发展,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都发生在一定语境之中,离开了一定的话语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变得无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的依据,而且会推动或阻碍话语主体之间的有效交往,还会促进或阻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语境建设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境构建力,而且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定语言规则的引导下,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以语言为工具来描述、宣传、灌输、交往、解释、说服、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达到话语主体双方认知域上共识的言语结果和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语场域以及在该言语场域中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系统内外环境因素的总和。外语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之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的总和,主要由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两个方面构成,社会语境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构成因素是指该话语系统内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时间、话语空间、话语媒介等因素。内外语境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外语境决定和制约着内语境,而内语境则精准体现着外语境,二者共同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基于一定内外语境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话语接受者的接受,才能内化和外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内涵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阶级性、动态性、建构性、生活性和人本性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必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其话语形式的塑型、话语生命力的彰显以及话语的准确理解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沟通话语和交流情感的场所,而且阻碍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理论基础上的,探寻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采颉相关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纷繁复杂,对其展开分类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语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充分发挥和实现其语境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依据语境因素性质不同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和精神语境。物质语境具有客观性、影响广泛和可创造性,而精神语境具有客观性、时空维度的开放性、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的指引性以及影响的长期性等特点。根据语境因素是否具有主体性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和客体语境,主体语境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客观语境具有动态性等特点。依据时空维度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和现时语境,积淀语境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潜隐性,而现时语境具有即时性、构建性等特点。依据语境的状态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形语境,显性语境具有可变性和开放性、直接性和显着性,而隐形语境具有差异性和稳固性、非直接性等特点。依据语境存在方式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现实语境具有真实性、场景性和人文性,而虚拟语境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这些不同类型语境因素的特点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是指其话语语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外部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以及以一定方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外化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性、推动话语发展、提升话语权、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对话语受众进行思想品德塑造等主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过程由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实施功能的投入以及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话语主体在通过功能实现效果来查找问题和分析原因,结合新情况,提出新的功能目标,确立新的功能价值取向、实施新的投入,从而获得新的功能实现效果。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历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历史时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外语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基础,对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有重大意义。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第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建设,满足话语受众的合法利益;第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第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媒介语境建设,话语媒介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指完善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内各组成因素,彰显话语语境因素的整体合力,从而使得整个语境系统的功效得到最大发挥的过程和结果,其话语语境优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有效交往和健康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应对多元复杂话语空间挤压、应对话语媒介语境的挑战以及应对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在政治性与开放性、人文性与价值性、生活性与科学性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话语受众语境、话语时空语境、话语媒介语境及副语言等内语境因素以及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等外语境因素,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合力,促进话语的和谐交往和良性发展。

王君^[3]（2021）在《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文中提出需要是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动力,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人类多样化需要中的一种,是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动力。人在社会上以多种形态存在,包括个体存在、群体存在和类存在。其中,个体存在是人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单位。不同于群体或者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延续和发展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依赖和要求,具有生活性与政治性相伴生、自发性与自觉性相交织、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表里、多样性与统一性相调和等特征,并以基础需要与高级需要、现实需要与未来需要、显性需要与隐性需要、主导需要与从属需要、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等多种形态存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维度多向、方向多元和层次多阶的复杂体系,其产生有着重要的现实根源。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人”的追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人”的和谐;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人自身之间的矛盾,追求“信仰人”的境界。从维度上来看,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包括了为自身目的而产生的自向性需要、为他人目的而产生的他向性需要和为交往目的而产生的交互性需要;从方向上来看,包括了思想性需要、心理性需要、政治性需要、道德性需要和法治性需要等;从层次上来看,则包括了认知性需要、情感性需要、价值观需要、能力性需要、意志性需要和信仰性需要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多维、综合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体系。这一需要体系的理论建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实、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需要体系是一种理论的应然状态,在实然状态中,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不一定完全遵循这一理论模型。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存在三种基本的实然状态——“客观存在的需要”“事实产生的需要”和“意识自觉的需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需要”,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不一定现在就产生,但是终究会产生;作为一种“事实产生的需要”,它是已经现实产生了的;作为一种“意识自觉的需要”,它是个体意识到的需要,可以是对“客观存在的需要”的意识,也可以是对“事实产生的需要”的意识,或者兼有之。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实现了三者有机统一的需要,而“意识自觉”又是其中的关键。观照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客观存在”且“事实产生”了的,但是尚未实现“意识自觉”。这里的“意识自觉”既包括了对这种需要的认知,同时也更强调对这种需要的认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现实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是基于这一情况而提出的,即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整体上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具体表现为需要意识有待增强、需要层次有待提升、需要内容有待丰富、需要满足有待主动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我国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关,也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现实情况有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主张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来寻求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现实路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是包括需要意识、内容、层次和满足等多方面的系统优化,既要满足现有需要,更要引导高层次需要、纠正虚假需要和激励自主需要。在优化过程中,要注意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方向性与渐进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现时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着重从实现主体性自觉,凝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合力、加强内涵性建设,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需要属性、关注过程性发展,善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媒介、统筹系统性建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发生场域等四个方面来探讨优化的具体路径,以期改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现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方华^[4]（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刘明皞^[5]（2020）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思潮,广义上看,民粹主义思潮包含着极端的平民思想,将抽象的“人民”意见作为政治制度与政治运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推崇普通人表决式的直接民主方式,刻意贬低或反对精英阶层在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是主张绝对公平化的一种政治策略。狭义上看,民粹主义思潮因其本身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左翼和右翼的偏离特性,反映出了不同的特点,严重的拜民性、非理性、无序性是其核心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过民粹思潮主义的破坏性,认为旧时的民粹主义思潮没能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现时的民粹主义思潮对国内外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并与国际框架下普遍认同的合作共赢理念相抵触。当前,“全媒体”时代条件下,民粹主义思潮借助自媒体,利用“平民议题”被广泛传播,迫切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和正确应对。客观来看,民粹主义思潮常常能够聚焦底层群体,重视从平民的视角去发现和解析问题,对于收集民意、关注基层、为诉求无门的群体提供发声机会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性作用。但更多时候,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更热衷于制造对立、诉诸非理性暴力、渲染片段事实等,导致族群分裂,引发社会冲突。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下,它可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无论怎样,民粹主义思潮总会宛如物理学界中的“暗物质”般,附着于“平民群体”,关切于“底层”、“民众”,假托于“公平”、“正义”,而长期的存在并经常性爆发和流行。其有别于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又极易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相结合,始终是一股不确定性力量。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相关论述,结合民粹主义思潮的当代表现,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分析民粹主义思潮产生发展的社会“土壤”、应对之策和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原因。以期为理性认识和治理民粹主义思潮提供某种借鉴。文章除第一章绪论外,另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二章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展示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代表人物及相关组织的思想是如何最终演化成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思潮。二是充分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19世纪20年代以后产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理论,系统把握了马克思对民粹主义代表性人物评述的观点实质,分析以发展性观点对待俄国村社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等论据,探究其异化思想、流氓无产阶级思想对民粹主义思潮的观照与回应;全面梳理了恩格斯对待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态度呈现三阶段变化的逻辑关系;客观呈现了列宁对俄国民粹派商品经济领域“乌托邦”观点的批判和对俄国民粹主义者“主观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探寻民粹主义思潮的内在本质。第三章尝试通过递进的方式展开研究。首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系统探究了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驱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评判,从革命语境出发,于李大钊“两阶段认知”、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瞿秋白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论断及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三个不同”理论中展示国内马克思主义先驱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立场。其次,辩证分析了治理语境下民粹主义思潮的现代嬗变,通过对民粹主义思潮历史含蕴争鸣的探究,进而展现了治理语境下,国内学界对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多方融合比较、政治动员特点研究与对核心内涵现代呈现的理性认知。第四章从现实出发,于政治、经济、文化、政治、心理五个方面分析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相关学说观点作为理论支撑,充分思考民粹主义思潮在国内、外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异同,科学把握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多方原因及原因背后的规律。第五章则基于矛盾主要方面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思考,重点聚焦了现时民粹主义思潮的危害,从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的二重领域还原了现时民粹主义思潮对现实社会产生的三方面破坏性结果。同时,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态度客观辨析了民粹主义思潮对不同领域、于不同地域所带去的危害。第六章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重点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五个方面,阐释了预防和应对民粹主义思潮的中国经验。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下新思想、新成果的展示,将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应用于对民粹主义思潮的预防和应对过程,向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结语部分,总结了当下民粹主义思潮的新形态、新动向,系统指出马克思主义学科对该问题分析的科学意义,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经验对预防和应对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价值,为未来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苏胜毅^[6]（2019）在《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哲学是思想所把握到的时代。现时中国人所生活的年代,正在发生空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歌猛进。全球化浪潮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信息革命和媒介技术使文化传播日趋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扩张和霸权建构。文化的强势输出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认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全球化与民族性矛盾凸显。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民族认同的实质就是文化认同,而哲学无疑是文化认同的核心。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一方面不仅大大突破了现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同时也对我们原有的解释范式提出挑战,迫切要求我们依据中国道路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因为其经济上的地位而在文化上得到相应体现,中国并未体现出文化上的竞争力,相反还受到发达国家的文化压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依据和提升文化自信力的双重历史使命,而后一方面的使命无疑是最根本的,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愈发需要精神方面的指引。因此,把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一章概括出来,进行富有成效的探讨,不断发展和建构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迫切而重要。哲学是以民族性为其根本存在方式的,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早在它诞生之初就以改变世界为其哲学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民族性的哲学,它在参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日益与各民族国家的解放与建设结合起来,受民族思维方式、语言、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性。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深刻变化的时代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提炼民族精神,深化民族认同,追求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内容。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使之符合这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成为当前中华民族发展的深层呼唤。中国人引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近百年的中国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学术积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已经取得长足进展,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有了大量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有何哲学意蕴,需要在学术上去参与建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也经过多种形式的解读,有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入手的,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入手的,也有从时代这个内容入手的。而无论何种解读都离不开中华民族这个主体,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求得民族振兴的价值目标,无不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着独特的民族性特点。因此,建构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多种形式的结合,而最基本的一个无疑是能否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出民族的价值理想。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从哲学是有民族性的这一理论视域作一番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从哲学民族性的概念及其规定性、哲学史的民族性问题探讨、哲学民族性表现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哲学民族性的基本属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而得出民族性是哲学的本质属性,由此推出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具有民族性的;其次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的概念、生成及特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得以通过民族性而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展现的过程也就是其世界性传播的重要载体,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性过程中具有与民族思维相结合、探寻民族解放与建设道路的实践属性、彰显民族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主体性特色、构筑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意蕴的特征,以期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的一个基本理论视域;然后以民族性的理论视域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在中国的早期进程及后来的发展表现,为后面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建构提供一个总的思路;最后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背景出发,探究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从而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内容,就是建构中华民族求得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具有时代性内容的哲学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建构。

毛道生^[7]（2019）在《教师的生命理解研究》文中认为在现实学校教育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生生命意义被遮蔽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师对学生生命理解的工具化、狭窄化、断裂化等偏失,以至于教育背离了生命价值。立足于教师,将理解的对象提升至生命,以理解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向生命,探究教师对生命的理解的实然与应然,并探寻通达教师生命理解理想样态的实践途径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引下,按照“本体——事实——规范——改进”的逻辑框架,从教师生命理解的意涵解析,教育吁求,现实审视,理想之境、通达之途等方面对教师的生命理解展开研究。研究首先在理论上对教师生命理解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本体性的探究,在学理上解析教师的生命理解的意涵。研究从知性的理解、实践的理解和存在论理解三个层级对理解进行了学术梳理,进而将理解之于生命,对生命理解的结构和过程进行阐析。研究认为,生命性是教育的根本特性,教育的过程既是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教师自我生命表达的过程,教育的本质即在于以生命引导生命的成长。教师的生命理解主要地是以学生生命为中心的生命理解。教师的生命理解为着教育的实践,生成于教育实践,深化于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教师生命理解的根基。在对教师生命理解的本体意涵解析的基础上,研究者以问题的眼光对现实教育实践中的教师生命理解状况进行考察。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研究认为,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存在着教师生命理解的工具化、狭窄化和断裂化等生命理解偏失的问题。这种生命理解的偏失与现时代的物欲侵蚀和学校功利化控制取向直接相关,同时也受制于教师的教育实践样态,受到教师自身的生命理解的自觉意识和理解能力的影响。研究在规范性立场上,阐析了教师生命理解的应然之境。研究基于普遍的教育价值,对教师生命理解构设理想蓝图,由此回答教师的生命理解应该是什么。在教师生命理解的理想之境中,教师以教育事业来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高度认同教师的身份,以教育的目的为自我生命的目的,在教育实践中持以坚定的生命立场。在此,教师对生命的理解不是工具化的,而是视生命价值为最高价值,充分理解生命的尊贵性。教师不再片面地以某特定方面的生命表现来狭隘地理解学生的生命,而是立足于学生完整的生命范畴,充分考虑学生生命的关联性。教师也不再孤立地审视当下的生命状态,而是将生命理解在时间中展开,既要关照学生生命的过往,又要充分关照学生生命的未来可能。在理想之境中,教师需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开始前,对已有的生命理解进行自觉的澄明,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理解,并在实践之后,通过自觉的反思深化对生命的理解。也就是说,教师的教育实践的过程就是教师自觉的生命理解过程。教师的生命理解与教师的教育实践在过程上融合。教师生命理解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教师生命理解的水平。因此,在理论上对教师生命理解的理想之境的构设并不是研究的目的的最终达成,而是要进一步地将理想之境的规范性教师生命理解付诸于教育的实践,开辟提升教师生命理解水平的通达之途。本研究认为,提升教师的生命理解,从外部条件来讲,应当在理念、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着力构建致力于生命幸福的校园治理。从教师自身的因素来看,应当着力于提升教师生理解的自觉意识,并注重培育教师的生命理解力。外部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师自身的自觉努力,是提升教师生命理解水平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教师的生命理解与教育实践之间相互促进,教师的教育实践将更具生命化的特征,教师逐步形成了基于生命立场的反思性教育实践。

武潇斐^[8]（2019）在《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复兴、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勃兴以来,列宁政治哲学虽然未曾被忽视、被遗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陷入了中国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大领域的研究凹地。更为遗憾的是,在现有为数不多的列宁政治哲学研究当中,对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以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成果尚未出现。基于此,本文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文本与现实有机统一、局部与整体交叉统一的方法,对其生成前提、范式转向、核心概念、重要命题、整体特点、历史评价等内容进行了考察与探讨。具体分为三大部分、五大章节: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从现实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前提与思想前提。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以往的政治哲学”以“解释世界”为主题与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开启了“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转向,列宁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政治哲学新转向。简言之,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存在明显的实践转向。这一实践转向表明,政治哲学家可依据其研究目的、与权力的关涉程度、对现实的影响效用等要素,划分为“思想型政治哲学家”与“实践型政治哲学家”,或称“学术型政治哲学家”与“政治型政治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属于“实践型”、“政治型”的政治哲学家,其政治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且是具有开创性的实践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主要从概念与命题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整体特点。从“核心概念”来说,大致可划分为四类:一是基础性概念,主要包括“政治”与“哲学”,前者表征为“超越‘政权’的大政治观”,后者表征为“富于‘战斗’的唯物主义”;二是主体性概念,主要包括“国家”与“政党”,前者表征为“无产阶级的新型‘利维坦’”,后者表征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三是动力性概念,主要包括“利益”与“改革”,前者表征为“回归具体个人的原始驱动力”,后者表征为“融入日常生活的综合驱动力”;四是策略性概念,主要包括“联盟”与“妥协”,前者表征为“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团结策略”,后者表征为“以辨别敌友为前提的隐忍策略”。就“重要命题”而言,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劳动群众是力量之源”、“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第二类涉及经济建设,主要包括“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与动因”、“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最靠得住的事业”;第三类涉及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改造小农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专家”、“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可以说,“核心概念”与“重要命题”共同说明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考察这些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从整体上说存在四大特点:一是现实性与生活性兼具;二是时代性与世界性并存;三是行动性与探索性同在;四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携。第三部分是第五章,主要从传播与影响的角度,考察了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评价。这一章按照“学脉”与“血脉”两大线索可以细分为“理论方位”、“现实影响”与“当代启示”三个小节。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方位”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产生根源来说,它所回答的正是贯穿政治哲学史的根本问题;从致思路向来说,它所开辟的是独具特色的现实路向与实践路向;从主要内容来说,它所开创的是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形态,既是“俄苏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态,又是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形态。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影响”突出表现在对20世纪中国的道路引领与政策选择上。具体而言:它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对改革开放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启示”可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领袖型政治哲学家的生成学启示。这启示我们,政治哲学思想从存在方式来说,可彰显于“做”、可蕴含于“国务文献”;从影响方式来说,可寄托于“言辞”、可凭赖于“激情”;从生效方式来说,可借助于“伟人”、可问诊于“需要”。其二,开拓型政治哲学家的改革学启示。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改革需要坚守政治方向并服从政治要求,需要维护劳动价值并保障劳动群众,需要重视资本力量并规范资本运作,需要匹配现实基础并改进现实世界。其三,实干型政治哲学家的方法论启示。这启示我们,阶级分析法、时代分析法、现实辩证法对于认识世界形势、判断自身处境、制定正确战略、推进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能亦无意提出一个关于政治哲学乃至列宁政治哲学的整全概念,也不希求对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做出毫无遗漏的全面总结与毫无争议的平淡概括,仅欲就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几个具有现实性、启发性甚至趣味性的问题,以核心概念为提领、以重要命题为支撑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期构划与呈现列宁后期政治哲学的思想图景,以期深化与丰富对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列宁政治哲学的理解认识。总而言之,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作为生长在俄国大地上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体内容的智慧结晶,尽管在枝繁叶茂的过程中被嫁接、被折断,但其花果仍然可以通过思想探索与理论反思而永久地存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乃至政治哲学这片沃土之上。

秦志龙^[9]（2019）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问题是关乎阶级、政党、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量之多寡、质之高低不仅直接影响社会舆论走向、未来发展方向,而且深刻影响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乃至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特别是建立新中国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重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一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壮大至今的壮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争取、确立、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风云历史。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既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平静下来,面对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明争暗夺依然激烈,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诸神纷争、思潮林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利用互联网等各种手段方式对我国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国际舆论格局仍处于“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状况。从国内思想意识文化领域来看,当前,我国改革全面深化、开放扩大升级,处于深度社会转型之中,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呈现蔓延之势,道德失范、价值观混乱、信仰迷失等现象还大量存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断受到新的挑战;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借助新媒体广为传播,极力歪曲误读误导改革开放,否定党史军史国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竭力同我们争夺阵地和人心,抢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为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思考,选择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为题展开探讨。概而言之,文章总体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进行,除第一章绪论外,分五章具体展开论述,比较深入地从本体维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了概念分析,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比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比较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和原则遵循,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分析。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理路,首先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涉及的基础性概念——话语、话语权、意识形态,然后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涉及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把握意识与语言、意识形态与话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着重从本体维度而非主体维度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一种话语权利或话语权力,更是基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内容和形式而生成的话语权威,包括理论层面的解释力说服力、价值层面的感召力引领力、话语层面的吸引力影响力。并进一步区别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管理权、学术话语权的异同,解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从本体维度来看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它是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从主体维度来看,它是话语资格、话语能力和话语效果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主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阶级社会里思想统治的一般规律、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思想观点,它们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直接理论依据。同时,梳理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思想,包括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它们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思想借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既从全球化纵深发展、市场化深入推进和信息化急速发展三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时代挑战,也从经济巨大发展、网络广泛普及、腐败有效治理三个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多重机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和原则遵循。主要从政党、国家、民族三个层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从政党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有效巩固和长期执政能力的继续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总体安全;从民族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该遵循主导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党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辩证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辩证统一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主要从五个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向:理论向度,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说服力;价值观向度,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引领力;话语向度,要在优化话语生产、丰富话语内涵的同时改进话语表达、改善话语传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和传播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他者向度,要加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追踪研究和理论批判,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和引领力;主体向度,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结构、提升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素质,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厚实的主体保障。

陈方芳^[10]（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的“法宝”和“利器”。而近年来,传统的“十八般武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已经难以发挥其应有“功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越发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者也是用尽浑身解数,但教育效果却总是难如人意。对此,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项“时代难题”,激起学界各路“大军”竞相去探索。随着“生态化”理念从生态学中发掘出并成功运用于指导许多学科的发展,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者也开始将其“嫁接”过来,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其哲学高度的系统性、整体性理念对于破解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以是”论域上的解读。具言之,认真辨析了“生态”与“环境”的区别与联系;解读了何为“生态化理念”和“生态化”;阐明了社会生态的内涵及其三大要素（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逻辑关系;界说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内涵,突显了其整体性、人本性、动态性、竞争性、开放性、生活性、平衡性等表征,还论证了其“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内在逻辑。反思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为何能”论域上的思考。首先,从理论、实践、方法三个层面的适切性来讲清楚生态化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契合;其次,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对于“内生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外生态”——营造良好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价值意蕴;再次,探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需要坚持的六大规律,即“立德树人律”“主体需求律”“叠加增值律”“资源配置律”“环境育人律”“顺应超越律”等;最后,从理论、应然、现实三个维度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的可行性。支撑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有何理”论域上的阐析。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理论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念是理论指导。再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是理论溯源。最后,西方关于生态学的哲学思考是理论镜鉴。现实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以困”论域上的审视。首先从整体上审视和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态势,然后通过实证调研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不协调的表征与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主要包括主体的主体性亟需彰显、客体的自觉性有待提升、目标的统摄性尚且不够、内容的营养性需要充实、方法的艺术性尚需着力、情境的涵润性仍要拓展等几个方面。最后还对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不平衡的表现与渊薮进行了阐析,主要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下仍显复杂严峻的经济生态、“不断净化”中仍有“污染”的政治生态、多元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化生态这几个方面。实践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如何做”论域上的探赜。在生态化理念指引下,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链条的最优化建设与完善,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整体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建设,需要从建设主体性与主导性有机统一的主体生态;需求性与自觉性有机统一的客体生态;统摄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的目标生态;科学性与契合性有机统一的内容生态;适宜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的方法生态;可控性与涵容性有机统一的情境生态等几个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建设,需要从建好经济生态,营造出富足祥和的物质生活氛围;建好政治生态,营造出山清水秀的政府执政氛围;建好文化生态,营造出健康向上的道德精神氛围等几个方面着力,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生态。保障论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进行了“何能续”论域上的建构。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成一元主导的价值引领机制;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伟力,形成传承创新的动力推进机制;大力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伦理机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规,形成显隐互补的制度保障机制。着眼于从“有方向”“有力量”“有底蕴”“有保障”这“四有”来巩固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生态化方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现时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现时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教师的生命理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现时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D]. 沈倬丞.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D]. 邓娟. 湖北大学, 2021(01)
• [3]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D]. 王君. 兰州大学, 2021(12)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刘明皞. 湖北大学, 2020(02)
• [6]马克思立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及其当代建构[D]. 苏胜毅.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4)
• [7]教师的生命理解研究[D]. 毛道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列宁后期政治哲学思想引论[D]. 武潇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D]. 秦志龙.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D]. 陈方芳. 湖南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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