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产品责任的性质及其立法（论文文献综述）
郑冉[1]（2021）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及其完善研究》文中认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通过取回其在市场流通中具有缺陷问题的汽车产品,并对缺陷进行处理保证产品安全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之上,生产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相关的程序,及时向国家主管机关报告其汽车产品的缺陷问题、产生根源及处理方式等,并备案召回计划,在召回申请通过之后,立即发布公告对缺陷汽车产品进行召回改造,达到消除危害风险的目的。它具有主动性、预防性、广泛性、效益性、公益性特征,有利于提升汽车生产者的产品质量意识,保障消费者权益与整体安全,营造公平公正的汽车市场秩序。在法理层面,汽车产品生产者的召回义务源于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生产者作为汽车产品危险源的开创者,不仅要确保汽车产品符合安全性的基本要求,还需在汽车产品具有缺陷问题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干预。在西方国家的学理与实践中,从产品的不合理危险角度出发,将判断汽车产品缺陷的标准归纳为消费者预期说、风险利益衡量说、消费者预期说与风险利益衡量混合说、标准逃逸说四种。我国立法判断汽车产品缺陷的标准是安全技术与不合理危险两类标准,但是,由于立法内容的笼统与配套实施制度的缺失,不合理危险标准的具体适用规则不够明晰,导致立法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有鉴于此,亟待研究及完善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规制现状,包括立法现状、司法现状以及行业实践现状。通过考察,发现既有规则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政府监管机制存在缺失,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立法体系难以与其他法律实现有效沟通衔接;第二,现有汽车产品缺陷认定体系在适用上存在不足,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确立专业权威地位;第三,召回实践活动存在消费者缺位现象,消费者缺乏有效途经参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第四,缺陷汽车产品配套机制不够完善,召回信息收集与发布渠道不足,召回保险机制尚未建立,难以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随后,本文对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立法、执法体系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经验与启示:需结合本国实际构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立法及监管模式;需具备先进且完备的汽车产品市场准入安全标准及检测机构;消费者需通过多种途经参与召回活动实现有效监督;通过完善配套机制促使生产者主动召回。最后,本文针对现有制度的不足提出了若干建议对策:第一,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立法规制体系,包括:实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专门性、基本性国家立法,以便合理配置主管机关的权责、完善法定责任的承担方式。第二,构建合理的缺陷汽车产品认定标准及适用规则,包括:提高安全技术标准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完善不合理危险标准的适用规则、以及强化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第三,强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包括增设消费者启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活动的请求权机制及增设消费者的参与监督机制。第四,完善配套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涉及汽车产品缺陷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通过构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保险机制,保障消费安全。
彭钰栋[2]（2021）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现代公司企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为股东利益赚取利润的同时,是否应当兼顾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也逐渐进入了法学领域中,在我国突出表现为2005年《公司法》第5条中加入了“社会责任”,这一修订被视作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诞生,并引起了商法学界的积极讨论。但自那之后,由于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识的不足,以及《公司法》第5条概括性质的规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质的突破。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总则编的“营利法人”中通过第86条,再次规定了“社会责任”的内容,这一条可兹看作对于《公司法》第5条的延续和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下,使得第86条具有了商法原则的地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具有法律原则的性质,于现有立法模式之下,无论是对条款自身性质的认识与解释,还是对于法条适用方法的探究都大有裨益。首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条文的概括性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足,在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之外还需要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探讨和补充,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可用民事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价值补充,尤其是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其次,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在其适用上可以借鉴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裁判功能以及评价功能进行展开,其中指导功能强调第86条对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有关利益相关者保护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裁判功能则是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时候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规则化适用,以弥补对于利益相关者保护不足的法律漏洞;评价功能则是在个案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通过比例原则进行衡量的过程。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通过发挥其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进入司法实践中,但这一过程可能赋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之下,可以利用“标准”与“法律”的特殊关系,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上,发挥标准制定主体的灵活性与内容丰富性等特点,在企业声明适用某一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构成对《民法典》第86条的原则补充,一方面指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贯彻于日常经营之中,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审判中利用原则进行规则创制或者进行原则之间的衡量提供规范性依据。最终通过这一法律化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成果融入到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之中。
傅晶[3]（2020）在《论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对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做出重大调整,尤其是适用范围从原有规定的产品责任扩大至产品责任、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三个特定领域,而相应新增的法条在立法审议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知识产权或环境污染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是否要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作为主观要件。对于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重大过失的问题,向来观点纷多,借民法典颁布之时机,就该问题进行厘清和讨论,或可有助于惩罚性赔偿在理论层面上的完善解释,以及期待有利于将来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论文由引言及四个章节组成。引言部分概述了近年来惩罚性赔偿的研究趋势,并总结了对于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重大过失的现有观点分歧,包括赞同、反对、折衷乃至完全否定该问题等不同意见。进而指出,在我国现有法律条文中对惩罚性赔偿的不同表述也可能影响到对主观要件的实质性认定。因此,确有必要对于重大过失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所涉及的主观要件构成进行对比。虽然惩罚性赔偿起源于英国,但英国对其适用范围限制较为严苛,也缺少非常明确的一般构成条件。美国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除了故意与重大过失之外,更常见其他众多不同的描述如恶意、莽撞、漠不关心、鲁莽、轻率、邪恶等等,由此在主观要件上有着比我国更加细致的划分。鉴于大陆法系在历史上对惩罚性赔偿一度持拒绝的态度,欧洲各国及日本尚没有明确的立法,其主观要件更加难以得到充分讨论和统一认识。我国台湾地区则无论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也无论过失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均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只是在赔偿数额上有所区别。我国大陆法律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在不同条文中的主观要件有欺诈、明知、故意、恶意等不同表述,重大过失并没有在此中明确出现,但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二章重在厘清惩罚性赔偿、重大过失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以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从历史渊源上看,惩罚性赔偿或许源自古代法及宗教法中的多倍赔偿,但两者间又不能简单等同。对于近现代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而言,其起源带有行政赔偿的色彩,并在早期与精神损害赔偿交织并举,后来才各自发展为独立的两种赔偿类型。对于不当得利理论在侵权法中融入所产生的剥夺性赔偿,也与惩罚性赔偿有着类似之处。另一方面,对重大过失的概念介绍从过错学说的全貌讲起,展现过错的主观、客观、主客观相结合的不同学说观点,以及对于故意、过失、重大过失以及常常一并谈及的恶意、明知的各种解释,从中可见对主观要件认定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第三章旨在辨析对于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认识不一的原因。例如,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不一致,英美法系与我国法律体系理论上的不对应,历史发展中法律标准的变化等等,并在最后讨论细分领域之间的主观要件差异。通过上述辨析可以看出,论证方式和论证过程对得到恰当结论的重要性,以及应当考虑不同领域之间存在主观要件差异的合理性。第四章回归到我国《民法典》修改历程及相关立法当中。本章认为,尽管未有文字指明,但我国现有惩罚性赔偿法律规定当中存在重大过失的适用情形,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产品责任等特定领域中,将重大过失包括在主观要件之内,才能真正实现惩罚性赔偿吓阻、预防和惩罚恶性行为的功能,切实保护公众利益。但是由于重大过失的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不宜在法条规定中直接加入重大过失的表述,而可以尝试对特定领域中重大过失的行为进行类型化,以类型化描述体现于立法之中。综上,本论文对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重大过失的情形进行专门研究,以期对惩罚性赔偿的准确适用有所裨益。
张广杰[4]（2020）在《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国际私法国别研究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成果。以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提出,介绍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私法或冲突法方面的情况,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有所借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国别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评述。这些成果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发现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少有亚洲国家的国际私法研究。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中日之间既是近邻,又是贸易伙伴,我们在经济、科技、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随着中日两国民商事往来越来越频繁,双方的民商事纠纷也在不断增加。为此,了解、熟悉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理念、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日本擅长吸收他国长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在法律领域全面继受了德国法、法国法和意大利法。二战后日本在宪法等多个部门法领域又继受了美国法。近代以来,日本法大量继受了欧美各国的法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法律体系。1日本国际私法立法所走过的路可以印证日本法的这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这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国别研究易陷入翻译和介绍之嫌,之前的研究大受欢迎是因为我们亟需了解域外法,从无到有地构建我国的国际私法体系。2010年我国颁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后,国别研究不再是热门选题。但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来看,国别研究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尤其是比较的视角和方法论的运用。本文选择《日本国际私法研究》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日本古代曾大规模地继受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近代又全面继受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使日本法在结构上或形式上完全切断了与传统法律制度的联系,这种“切断”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国际私法在继受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时如何做到移植与本土相结合;其二,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较早,在历次修订中日本国际私法理论与学说的大讨论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先行与实践检验是日本国际私法学界具有的开放理念,并把这些理论细化到条文的修订上;其三,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处在立法模式选择、现行法条修订的讨论中。2019年12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学会建议稿）编纂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将出现重大调整,国际私法的立法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予以积极的回应。……国际私法学界应提前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提出兼具科学性与现代化的法典建议稿。”我国民法学界和国际私法学界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各抒己见,有时又互不干涉,缺少法理上的论证和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日本的修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的国别研究,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第一,把学说思想与法律修订融为一体,探究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日本自古以来擅长吸收他国长处,尤其在法律领域,从学习中国法、法国法、意大利法到德国法,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文化,这些域外法的学习和借鉴都体现在每次法条修订上。本文第一章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史的基本面相和发展脉络,为以后各章的叙述作了铺垫,也为法律修订奠定了法理上的依据。系统梳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研究纸上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1858年日本与欧美五国签订通商条约后,迫切需要制定与欧美国家匹配的法律制度,开始研究万国公法和国际私法。《法例》的制定与日本历史上的“民法典论争”有关,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博瓦索纳德、橞积陈重、福原镣二郎、平冈定太郎等法学家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法学家的法律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来探究日本国际私法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二,把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贯穿于论文主线,从外观上的形,到内容上的意,深入分析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过程。通常论文中的“比较”,往往是专辟一章,或者是纵向看沿革,或者是横向看域外,与其他章节其他内容的融合度较差,呈水油隔离;本文的“比较”,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力求真正“比”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本文的比较立足于纵向沿革的历史背景,横向法条新旧对比,细化从形到意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第三,把日本法的修法经验提升到立法理念、法律思维和立法技巧层面,挑选了从《法例》到《通则法》中变化比较大的修订内容,归纳、提炼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经验,即渐进式修法,法理上论证、比较法视野、移植与本土结合等成功经验,并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若干修改建议。本论文除导言外共分六章,计17万字。论文首先从历史维度来研究日本的国际私法。以日本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叙述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过程,勾勒出法律移植与本土结合的过程;其次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日本国际私法从《法例》到《通则法》的修订过程,无论从语言表述上还是具体规则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日本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移植与本土国情的融合,在立法理念上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一章从历史维度切入,全面、细致考察了日本国际私法理论对国际私法立法的贡献。日本明治民法主要模仿德国民法典,当时日本法律体制正从法国法转向德国法,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正是产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的一些理论都有明显的德国法思想。本章通过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及成熟、完善阶段的分析,大致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由《法例》到《通则法》的演变过程,展示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法律的修订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三、四、五各章分别从变化比较大的领域来讨论日本国际私法的修订背景、理论讨论和具体内容。第二章着重讨论自然人民事能力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变化,梳理出《法例》中自然人能力相关规定的不足与缺憾,比较和分析了《通则法》修订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弱者原则）,《通则法》在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方面,将交易保护条款的冲突规范双边化,这样更能体现内外国法律平等适用,更符合国际私法的基本理念;第二,《通则法》在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法律适用方面,没有将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原因与效力分开,均适用日本法。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内国交易,进而确保权利保护的有效性;第三,在失踪宣告法律适用方面,将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分开,这一修订符合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四,在监护制度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为了及时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和保护被监护人居所地的社会利益,除了原则上适用被监护人本国法之外,还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日本法,即“法院地法”。此外,这部分内容也考虑到监护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条约的最新发展,法律条文的规定力求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第三章对“法律行为”领域的法律适用进行新法与旧法的对比分析,指出《通则法》在“法律行为”法律适用方面既保留了《法例》的一些传统规则,体现了日本的国情,同时又顺应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则法》没有一味考虑当事人意思来确定准据法,增加了客观连结点,采用特征性给付理论推定最密切联系点。如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行为,推定不动产所在地法为与该法律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样既强调了法律行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兼顾到法律选择的灵活性;第二,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不再囿于行为方式适用属地法原则。如法律行为方式与两个国家有联系时,符合其中一国法律规定即为有效的规定,这也符合“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第三,为了更好地保护弱者,《通则法》对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设置了强制性规定,还增加设置了各种保护弱者方面的规定。这些条款的修订与发达国家以及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日本《通则法》在债权立法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表面上看,这次《通则法》的制定在侵权方面做了很多修订。数量上,比《法例》多了6条规定;内容上,由单一适用原因事实发生地法改为以适用结果发生地法律为原则、适用加害行为地法为例外,增加了两类特殊案件,即产品责任和名誉侵权的法律适用,增加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通过连结点的软化以及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增加侵权冲突规范的灵活性,这使日本国际私法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的总体变化,通过比较《法例》与修订后的《通则法》,从相关案例中分析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方面兼顾国情与世情,突出了本土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婚姻方面,适用条件比较严格,即对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必须重叠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这是因为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双方当事人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政策选择等。与之相反,考虑到婚姻方式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法律条款的设计尽可能使婚姻成立,所以在形式要件（即婚姻方式）方面,《通则法》规定了选择性连结点。其次,在婚姻的效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等关系中尊重两性平等原则。特别在夫妻财产制、离婚和亲子间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了阶梯式连结点,充分体现了两性平等理念。最后,在涉外遗嘱继承方面,虽说学界提出很多不同观点,审议会上也进行了详细讨论,但《通则法》仍然维持了《法例》的相关规定,加上日本未批准1988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死者遗产继承准据法公约》,这些都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本土化特征,并不一味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而是从本国国情、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谨慎地、适度地修改法律,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但在遗嘱方式的有效性方面,日本将196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主要内容并入国内立法《遗嘱处分方式的准据法》,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在修法过程中既考虑到国际接轨因素,也注重本国国情。有选择地继受西方的立法经验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成熟的印证。第六章的重点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历史维度和比较法视角来研究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发展,笔者试图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一些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验,为我国现阶段正在热议的国际私法立法模式、《法律适用法》的修订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议。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关系,即趋同论与特色论、国际化与本土化、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灵活性与稳定性等相互关系;理顺这些关系要落实在具体条文的修订上,如应该在立法上抛弃以国籍或住所为标准的本国法主义,将“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的标准;进一步厘清强制性规范的概念,细化直接适用的领域,并为域外强制性规范特别是第三国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留下空间;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条件,限缩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上的自由裁量权,降低法官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本国法的可能性。由《法例》到《通则法》,无论是法律名称、法律体例、语言表述,还是立法内容,都体现了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进程。1《通则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得了很大进步:第一,在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上,为了其灵活性和可预测性得到更好的平衡,从而放弃了僵化的客观连结点“行为地”,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理论。而且又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对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了特别规定,符合国际私法立法发展总趋势。第二,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冲突规范中。第三,在侵权领域,优化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客观连结点,从而在价值取向方面,既追求保护受害人的客观效果,又考虑了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第四,实现了婚姻法、亲子法方面的两性平等,并将“阶梯式连结”（日语表达为“段阶的连结”）应用于婚姻效力、夫妻财产制以及离婚等领域,更合理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2第五,实现准据法确定的简易化以及身份关系成立的简易化,对分割适用主义进行部分修改,采用了选择性连结点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律关系的成立,还可以保护当事人利益。第六,顺应国际私法统一化趋势,将经常居所地、处理夫妻间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以及保护弱者原则等国际公约中的重要概念与内容引入《通则法》。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不断推进,选择适合国情的立法完善方式,充分体现了其法律制度自身的合理化。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经历了漫长的修法过程,其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也在日臻完善,走向成熟。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提供很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吴昊[5]（2020）在《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司章程于形式上作为从公司设立、经营管理到解散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文件,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自治规范,却与实际中之功能相去甚远、名不符实,于法律适用的态度上模棱两可、争议不断。究其原因,表面上体现为自治章程与公司法规范之间的适用选择冲突,实际上在于如何寻求股东利益之平衡。针对股东利益平衡的规则设计作为我国《公司法》之应有之义,于理论上并无争议,然而纵观其法律制度设计,其多侧重于股东保护的“外围”制度,而很少直接深入到公司“内核”,尽管条文里也考虑到“股东利益之平衡”,但相应条款规定都较为笼统、零散,在实践中如何适用也是分歧不断。因为,当我们探讨股东利益平衡之时,还需要更为重要的条款与机制来推动“平衡”的实现,充分考虑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的角色定位,考虑公司运行效率与经营自主性,考虑非控股股东的道德风险与利益博弈,还要考虑法律干预与意思自治的平衡界线问题。因此,对于公司章程中防御条款的设置及其效力的发挥与重视,并且在《公司法》规范中予以体现并形成互补融合,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章节展开探讨:第一章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理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我国属于全新的制度概念,因此需要从基本内涵、创制基础、基本功能进行阐释,同时还需要借助类型化的方法明确其体系结构。首先是内涵方面,笔者通过词译与词源的探究对公司章程刚性条款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做出区分,将后者确定为调整前者的引致条款。明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是在公司自治下,将公司章程某些特定的条款的修改或撤销的难度增加的公司章程条款。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同时具有特别决议的必要性、调整的严格性、内容的复杂性、目的的保护性等特征。其次是探明创制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一方面肯定了公司章程的契约性与公司法的赋权性,另一方面论证了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以及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正当性。再次,阐述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功能,包括限制资本多数决滥用、强化公司章程自治、平衡主体利益、降低代理成本等基本功能。最后,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化,将其区分为公司决议实体权利事项与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两大类别,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类别的边界与子类别,确定后文展开论述的框架。第二章为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所谓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是指针对公司决议实体性事项所作出的章程防御性条款,而公司决议实体性事项是指一项公司决议通过时所涉及的股东权利,解决的是权利的有无与“多少”的问题。本章主要就三个主要类型,即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和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进行理论背景梳理、现行法检视与比较法考察、规范适用的司法实践与市场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以股东会的召集事由为标准将其进一步分为首次股东会会议、定期股东会会议和临时股东会会议三个子类别。就首次股东会会议而言,允许设置首次股东会议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来调整个别或部分发起人的召集权;同时可以赋予其他股东首次股东会议召集权。就定期股东会会议而言,设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时不应完全剥夺股东的召集权,但可以调整行使召集权的持股比例与持股期限要求,另外,对召集权行使的前置程序设置则应持谨慎态度,亦即区分具体情况而定。就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而言,设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时不应剥夺股东的召集权,但可以调整行使召集权的持股比例、持股期限和前置程序的要求。其次是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经研究发现,不能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将股东提案权的性质由少数股东权改变为单独股东权;允许公司章程就股东提案权主体资格的要求进行自治性规定;允许公司章程就提案排除规则与提案行权程序进行设置。最后是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从法释义学的角度对我国现行法进行剖析,将其分为表决权的归属、表决权的排除、表决权的配置和表决权的二次配置四个部分展开讨论。就表决权的归属部分,应否定公司章程条款对公司内部成员表决权归属的调整,同时否定公司外部关系对表决权归属的调整。就表决权的排除部分,缺乏正当事由时不能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对股东表决权进行剥夺;股东能够享有放弃其表决权的权利,但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可以对其权利放弃作出限制;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对于表决权排除的原因事项进行修正性补充,但应遵循符合有益于公司整体利益的提升或公司整体利益减损的防止,以及规避股东个人利益的不当减少,且如果需要减损股东利益亦应当符合正义要求的标准。表决权的配置部分。应当在部分行业领域开放差异性表决权结构的设置限制,在此基础上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就特别股的比例安排、转让限制做出调整;限定表决权配置架构设计的适用时间为首次公开招股前;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限定特殊表决权的适用范围。表决权的二次配置方面,允许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就被授权主体的资格、授权期限以及二次配置下的表决权行使形式进行调整。第三章为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所谓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即针对公司决议的形成相关的程序性规则作出调整的公司章程条款。本章主要就三个主要类型,即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和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进行理论背景梳理、现行法检视与比较法考察、规范适用的司法实践与市场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与定足数要求型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应允许公司设置防御性条款对表决事项的通过比例进行提高,以及对特别决议事项的适用范围扩张。对于后者,应允许公司设置防御性条款对定足数作出要求,在设置前还应当明确计算基数以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所占全体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为标准进行的章程条款设计;明确定足数的设计应考虑决议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因素;明确定足数确定时间为会议开始时。其次是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笔者将其又区分为拆分表决型、类别表决机制型、特定股东同意型三个子类别。拆分表决型方面,允许设置相应内容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但同时应将拆分表决的适用限定为出于“便利”需求的满足而持有他人股份的主体,并满足相应的设置期间、通知形式等程序性要求。类别表决机制型方面,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相应的类别表决条款,参照普通股东会议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公司章程应就会议决议通过机制、决议通过条件、决议事项进行细化规定。特定股东同意型方面,笔者对设置此内容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持肯定态度,但是其主体范围、行权期限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最后为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其中又包括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与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就前者,应允许通过设置公司章程条款对召集通知方式以及召集通知期间进行调整;就后者则存在数项设置限制,包括其适用主体仅为非公众公司,设置书面决议规则的公司章程条款不应突破一致同意规则,应当明确列举采取一致决的公司决议事项。第四章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运用的检视与回应。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从调整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出发直到影响公司整体利益,主要涉及到了股东以及公司两个层面。因此本章将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制度代入这两个层面,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进行制度检验,考察是否能解决原有问题,是否会产生新的问题,以及新的问题如何克服。在公司层面,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舒缓当下公司制度初衷背离问题,缓和代理成本问题以及缓解公司治理的模板化问题。然而在此层面依然存在回归公司制度初衷效用的局限性,会产生新的代理问题以及公司治理模板化的引导需求问题。在公司股东层面,首先在公司制度方面,能够协调公司决策逻辑与股东利益保护的冲突、提升股东权利意识改善权利弱化现实。但依然存在股东利益保护的矫正过度的危险以及股东积极行权有限性的问题。其次在规范适用方面,能够完善股东保护路径、提高股东权益侵害成本,但缺少相应的一般规定及其配套规则进行引导。最后在市场实践方面,顺应了股东积极主义与网络时代股东民主的崛起现实,弥合了股东积极主义制度与本土股东利益保护制度嫁接的罅隙。但当下公司法规范对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定未臻细致,部分领域缺少明确的公司内部治理空间以及具体的规范指引,制度的直接适用存在障碍。对于以上问题本章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第一个方面,应当建构股东受信义务制度,笔者在本节从其必要性、理论支撑、规范支撑以及制度内容的角度进行阐释。第二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规则完善建议,包括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规则范式的选择、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一般规则以及公司法中对应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规则的具体条文完善。
王子琪[6]（2020）在《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人工智能在替代人类从事简单性、重复性以及危险性工作方面存在广泛的应用价值。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代表,一方面孕育着机遇,自动驾驶技术意味着道路交通行驶更加安全、快速、便捷,在缓解交通压力、增加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方面也将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也裹挟着风险。技术的有限性和智能系统的不可控性意味着交通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甚至发生交通事故时危害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重。由此引发一系列交通事故侵权难题,原有归责原则能否继续适用,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交通事故侵权主体如何厘清,都需要在现有规则之下继续讨论。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是责任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由于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化水平不断增强,自动驾驶汽车逐步具备了智能学习和自主决策等特性,在交通事故的主体问题上,一方面按照既有规则驾驶人已不能承担全部责任,自动驾驶系统的介入,驾驶人角色正在弱化。被弱化的一部分责任应该分担给哪个主体值得思考。产品责任判断也针对技术特性陷入困难,无法保证被侵权人行使权利,现有规则无法弥补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制度空缺。另一方面,国内外也在积极探索新的责任保护路径,欧盟的电子法人赋予自动驾驶系统法律地位,德国的严格责任和责任保险制度,美国的差别化责任和社会基金,国内的道路测试规范和自动驾驶汽车质量标准,都成为我国完善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的有效参考。面对新技术发展的浪潮,我国法律也必须未雨绸缪,尤其是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将为法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提供示范和样本。立足于现实的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应该在国家治理、个人权益、法律进步和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点,为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承担提供制度参考。首先要根据现有的交通事故认定规则并确立黑匣子技术支持和生产厂商技术密码可追溯制度,确定风险来源、判定事故发生时处于何种运行模式。其次分级明确需要人为参与的驾驶行为和非需要人为参与的驾驶行为的主要义务,找到不同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可能主体,确立以受害者保护为中心和以救济预防为目标的相结合的模式。最后引入责任保险和社会基金分担风险,在现有单一的主体分担模式上,形成制造方、系统设计者、使用人等多主体相互配合的损害赔偿保障模式。修正现有的交通事故责任规则,在填补受害人损害,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动行业发展之间探寻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的可行性路径。
姚玲[7]（2020）在《航空器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产品都不能保证没有缺陷,即使是采取了严格工业生产制造水平的产品,航空产品同样如此。在产品责任诉讼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是首先要认定的问题,这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础。而与一般产品相比,航空产品的特殊性在于从其设计、制造、使用、维修直至退役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受到严格的适航标准的管控,适航标准是衡量航空产品安全的指标。航空产品是否符合适航标准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产品责任诉讼中,能否将适航标准作为判断航空产品缺陷的依据则是一个法律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影响航空产品责任中消费者利益保护与航空产业发展间的价值平衡。我国产品责任法有关缺陷的定义采取了主客观双重标准,适航标准虽然形式上不属于判定航空产品缺陷认定的客观标准,但在实际上发挥着客观标准的作用。美国是航空运输和航空工业大国,并在产品责任的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与航空产品有关的司法判例。从美国的航空产品责任诉讼来看,在航空产品责任认定中也依赖适航标准来判定缺陷。因为适航标准主要规定在《联邦航空规章》（FAR）中,在诉讼中制造商们为了免于支付巨额的经济赔偿,逐渐利用联邦法优先于州法适用来进行抗辩,只要证明航空产品符合适航标准就应当认为其不存在缺陷。法院对该抗辩的认可或拒绝决定着适航标准能否作为航空产品缺陷认定的唯一标准。有些法院认为在航空安全领域联邦法优先于州法适用,那么联邦层面的适航标准理应优先于各州产品责任法规定的缺陷认定标准,成为航空产品缺陷认定的唯一标准。有些法院认为产品责任诉讼长期由各州自行管辖,联邦法并不优先于州法适用,州法可以对航空产品的安全性进行更严格的规定,因此适航标准不应当作为航空产品缺陷认定的唯一标准。对于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目前并没有绝对的定论,但总的趋势是认为适航标准仍在航空产品缺陷判定中发挥着作用,但不作为判定航空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最终依据。围绕着适航标准在产品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美国法院形成了丰富的判例法,相关的裁判思路、论证逻辑对于我们理解适航标标准的作用、构建我国航空产品责任理论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对于航空产品缺陷的判定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46条,根据美国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责任认定中的有关启示,应当发挥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缺陷判定中客观标准的作用,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翟甜甜[8]（2019）在《二元规制模式下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研究 ——以美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危害巨大的环境问题,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了可持续发展。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腾飞,成就了“中国奇迹”的同时,环境问题的危害也进入集中爆发期。从理论上讲,环境侵害行为可能导致两类损害:一是环境私益损害,即对私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二是环境公益损害,即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从民事责任角度,两类损害分别对应着环境侵权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环境法律制度相对先进的美国及受其影响的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两种责任均采取了由侵权法和环境专门法二元规制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规则。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相对完善,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仍然存在规制模式不明及具体规则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其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效用。故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处理两类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关系以选择恰当的规制模式,以及如何进一步改进具体的责任规则以为环境公、私益损害提供有效的救济。本研究正是基于该理论和实践难题,在考察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制趋势的基础上,以美国先进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制度为研究中心,阐述美国针对私益损害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以及《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CERCLA）针对生态环境本身损害而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以为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制模式和具体规则的完善提供借鉴。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阐释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双重性及法律规制的二元化趋势。首先,在对“环境侵权”、“生态环境损害”和“环境侵害”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双重性的结论。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可分为传统的环境侵权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两者在责任构成、救济主体、请求权主体、具体责任内容以及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又存在相互联系或类似之处。其次,探究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制的二元化趋势。美国对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经历了从侵权法到环境成文法的发展历程,目前对于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也呈现出侵权法与CERCLA等环境专门法二元规制的状态。CERCLA对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指令》在欧盟境内建立起了共同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框架,并通过国内法的转化使各成员国在侵权法之外建立起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此外,有关环境损害的国际条约也出现了将规制对象从私益损害扩大至生态环境损害或专门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趋势。前者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后者如《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洲条约马德里议定书》和《关于赔偿责任与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这些法律发展无不印证了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双重性及其法律规制的二元化趋势。第二章至第五章集中研究美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制度,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第二章研究的便是针对私益损害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包括环境侵权诉因理论、责任的抗辩事由以及责任方式和责任范围。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抽象独立的侵权责任制度,其侵权法是各种诉因的集合。常用于环境侵权案件中的诉因包括妨害、侵入、过失和异常危险活动严格责任。环境侵权案件的被告经常主张的普通法抗辩事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被告的行为,二是原告的行为,三是介入原因与取代原因。此外,当原告主张禁止令等衡平法上的责任方式时,被告还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抗辩事由。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禁止令和损害赔偿。禁止令往往需要法院运用“均衡衡平”原则作出决定,与之相比,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更加普遍。包括补偿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和象征性损害赔偿。基于环境侵权致害的特殊性,出现了污名损害、亚细胞损害、未来损害风险以及医疗监测费用等新型补偿性损害赔偿类型。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制裁和威慑环境侵害行为的功能,为保证公平正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及其数额的确定往往受到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限制。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围绕CERCLA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展开研究。其中,第三章在介绍CERCLA立法背景和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包括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责任主体间的连带责任以及抗辩事由。CERCLA以身份定责,四类潜在责任人包括受污染财产当前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处置危险物质期间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安排危险物质处置或处理的人、选择处置或处理场所的运输人。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责任的构成无需考虑主观过错。并且,责任人之间以承担连带责任为一般原则,除非被告能够证明责任的可分性。责任的法定抗辩事由包括不可抗力、战争行为和第三方责任。此外,被告还可以无辜土地所有者、预期的善意购买者、相邻土地所有者进行抗辩,或者主张微量责任免除。第四章和第五章研究CERCLA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针对生态环境损害,CERCLA主要确立了两方面的民事责任机制,一是清除污染的反应行动及反应费用的承担机制,二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机制。第四章旨在探讨反应行动及反应费用的承担机制。反应行动可分为短期的污染清除行动以及长期的环境补救行动。联邦政府可以超级基金作为资金来源,通过联邦环保署或与联邦签订合作协议的州或印第安部落自行采取反应行动,也可以命令潜在责任人采取反应行动。政府采取的反应行动必须遵守《国家应急计划》的程序性要求和标准,而且环境补救行动必须是针对《国家首要工作清单》中的污染场地。联邦环保署还可以通过获得法院的禁止令或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责任人对污染场地进行清理。政府和其它任何人在采取符合《国家应急计划》要求的反应行动后可以提起收回反应费用诉讼。在诉讼期间或之后,作为被告的潜在责任人可以向其它潜在责任人提起追偿之诉,法院依据其认为恰当的衡平因素在责任人之间分配反应费用。第五章研究CERCLA规定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责任构成、赔偿权利人、赔偿标准和范围以及责任抗辩事由。当处于其管理和控制之下的自然资源遭受损害时,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印第安部落基于公共信托理论有权以自然资源信托受托人的身份向造成损害的潜在责任人提起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基本标准经历了由普通法中的“就低规则”到以修复或替换受损的自然资源所需费用为最低标准的发展。目前,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基础性修复费用、补偿性修复费用以及合理的损害评估费用。其中,基础性修复费用是指修复或替换受损的自然资源以使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所需的费用;补偿性修复费用是指从自然资源受损到修复完成期间自然资源服务功能的损失。司法实践还进一步细化了可获得赔偿的自然资源服务功能损失,兼具使用性和非使用性价值损失。除第二章规定的普遍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之外,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中,还存在联邦排放许可和禁止双重赔偿规则等免除或限制赔偿责任的情形。第六章本着比较法研究的应有之义,在考察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制度的经验,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制模式和具体规则。目前,总体而言,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已日臻成熟,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却处于立法缺失的尴尬境地,在责任构成、责任承担以及追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待完善之处。为解决目前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建设不足的问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在《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指引下进行了绿色化尝试,试图将生态环境损害纳人侵权责任体系,学界也提出了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侵权责任体系的构造路径,但均存在突破民法绿色化必要限度之嫌,难以实现其初衷。民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与环境法的社会利益本位将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引向二元规制的模式。基于这一思路,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坚持侵害私益责任法的属性,在完善有关原因行为、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及数人侵权责任承担等规则之外,借鉴美国环境侵权的有益规则,适当扩大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范围并合理设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就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而言,目前最佳的立法模式是制定集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于一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法》。在未来立法中可以借鉴CERCLA有关规定,完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具体规则。此外,建立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也是CERCLA为我们提供的另一有益经验。
马荣[9]（2019）在《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产品自身损害,又称产品自损、产品自伤,是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关系到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在我国学术界就产品自身损害的救济问题,形成了不同学说和观点,各个学说各有其利弊。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更是依据不同的法律条文规定作出了不同的裁判,因此有必要明确对产品自身损害进行救济的途径。产品自身损害是指产品具有缺陷对买受人所造成的损害,该损害不仅包括产品自身毁损灭失的风险,也包括对买受人造成的其他损害,对产品自身损害予以赔偿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在域外法体系中,英、美、德、法这些国家对产品自身损害问题拒绝适用产品责任提供救济,适用一般的过失责任或者设立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制度从而适用合同责任。我国民商法学界对适用侵权责任亦或是违约责任有着不同的理由和观点,本文认为应该适用违约责任救济产品自身损害问题。本文共采用四章内容对我国产品自身损害救济途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论证。第一部分主要对产品自身损害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学界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及评析。国内目前对产品自身损害进行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的把重点放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损害”是否包括“自损”上,而忽视了引发产品自身损害的原因,在解决争议问题之前对产品自身损害进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前提。在对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之上分别对侵权法救济途径、合同法救济途径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途径进行分析总结;我认为,宜将“产品缺陷”定位为一种足以对他人人身安全、其他财产造成损害的不合理危险,进而将“产品自身损害”界定为产品因本身存在足以对他人人身安全、其他财产造成损害的缺陷,而导致的产品自身的毁损、灭失。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我国目前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之规定表述为“侵害他人财产”,《侵权责任法》第41条之规定表述为“造成他人损害”并未对财产及损害的范围予以明示,该规定过于笼统,按照立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解释会引起《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规定之间的冲突;对实践中相关案例的总结探知我国目前在产品自身损害救济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方式及法律依据,通过对案例及法院裁判依据的整理,可以看出在实践中我国对产品自身损害这一类型案件的解决方式尚存在许多不足。第三部分通过英、美、德、法等主要国家对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的考察,总结出这些国家对待产品自身损害问题上的态度具有相似性:拒绝适用产品责任提供救济,通过发展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或者将“可预见性规则”作为调节因素进而适用过失责任,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第四部分建议完善我国现行的制度对产品自身损害进行救济:其一是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进行解释,其适用范围不应扩大,应保持其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一致性。在仅有产品自身损害或者出现附随损害时,产品自身损害均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仅有产品自身损害时,适用合同法规范责令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其二是对我国《合同法》第112条进行解释,加害给付的情形下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可以获得《合同法》上的救济。在人身损害、其他财产损害与产品自身损害并存时,销售者的责任构成加害给付与产品责任之竞合,向销售者主张加害给付可以获得全部赔偿,而受害者以产品责任为请求权基础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赔偿,损害不能获得全部填补,请求权聚合的主张虽然使损害得到全部弥补,但在诉讼上不够经济、效率;其三,由于合同具有相对性,为了方便连续交易中直接买受人或间接买受人向生产者索赔,建议借鉴美国的“利益第三人担保”制度赋予其直接求偿权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艾秋禾[10]（2019）在《产品责任中产品缺陷认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产品责任这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形态中,产品缺陷的概念构建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如何具体认定产品缺陷,《侵权责任法》并未作出任何的提示和说明,此时必须援引《产品质量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将产品具有不合理危险或违反法定强制标准作为认定产品缺陷的双重标准。基于对该条的适用,实务中出现裁判者过分依赖鉴定,不对具体的缺陷类型作出充分认定,导致受害人利益保护不周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前述问题,在于双重认定标准具有局限性,正确的解决路径应该是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的方法,将法定强制规范的违反纳入不合理危险的判断之中,并进一步寻求不合理危险内涵的明确。从比较法理论来看,在产品不合理危险的判断上演化出了消费者期待标准、风险效用标准、两分法标准等,一系列标准发展的背后经历了从偏向保护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到侧重保护生产者、销售者再到兼顾二者利益平衡思想的转变。域外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实务认定产品缺陷提供了启示。我国相关立法例虽未区分产品缺陷的类型,但理论上产品缺陷大致被细分为四种,其一为制造缺陷,其二为设计缺陷,其三为警示缺陷,其四为跟踪观察缺陷。对产品缺陷的认定应该在借鉴比较法的同时,结合我国实务裁判的经验,进行类型化的分析研究。第一,针对产品制造缺陷中不合理危险的确定,首先可以适用违反既定设计标准规则,即产品违反了自身的设计标准或达不到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同类产品的行业标准,直接被判定产品有缺陷。其次,在产品毁损灭失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产品故障原则,通过间接证据推定缺陷的存在。最后,在产品不存在既定标准时,可以考虑适用消费者期待标准,即考察产品是否符合一般消费者对安全性的期待。认定制造缺陷可以考量产品的自身设计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标示的具体用途、受害人的实际使用方式、产品被使用的时间等要素。第二,在认定产品设计缺陷时,除了适用消费者期待标准之外,可以考虑利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即采用风险效用标准,对重新设计、改进产品所投入的成本和能够产生的效益进行量化比较,进而确定在该类产品中能否提出更为合理的替代设计方案。认定设计缺陷可以考虑同类产品的功用、所附带的警示标识的内容、出售的价格高低、可预见的安全性等要素。第三,产品警示缺陷的认定实质上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生产者、销售者违反了法定警示义务,没有警示或警示不足导致他人损害。在具体的认定上可以适用消费者期待标准,斟酌产品警示的时间、产品警示的位置和方式、警示的对象、警示的内容和必要性、警示的充分性等要素。第四,产品跟踪观察缺陷是实务中存在的数量最少的缺陷类型,对其进行认定时可以适用综合判断标准,考量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产品造成损害可能性的大小、科技的发展水平、采取补救措施的能力及成本等要素。此外,产品缺陷的认定是建立在生产者、销售者、受害者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础之上的。实务中关于判定产品缺陷的若干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应由受害人证明产品缺陷的存在以及自己对产品之正常使用,有的法院认为应由生产者、销售者证明产品缺陷不存在以及受害人不当使用产品造成损害,还有的法院在产品缺陷无法查明时,直接适用公平原则作出判决。对此,可以借助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以及比较法解释,得出应由受害人证明产品缺陷之存在,由生产者、销售者证明受害人对产品之不当使用的结论;产品缺陷无法查明时,不应适用公平原则,仅应在受害人证明产品缺陷时适用初步举证责任规则,尽量避免产品缺陷真伪不明的情形。
二、试论产品责任的性质及其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产品责任的性质及其立法（论文提纲范文）
（1）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及其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结构 |
| 2.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内涵 |
| 2.1.1 汽车产品缺陷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 |
| 2.1.3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概念及其内涵 |
| 2.1.3.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类型 |
| 2.1.3.2 产品缺陷与主动召回/强制召回的关系 |
| 2.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
| 2.2.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特征 |
| 2.2.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功能 |
| 2.2.3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与其他概念的区别 |
| 2.2.3.1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与其他产品召回 |
| 2.2.3.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与汽车产品保修 |
| 2.2.3.3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与产品强制收回 |
| 2.3 生产者召回义务的法理来源 |
| 2.4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基本原则 |
| 2.4.1 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
| 2.4.2 社会公平原则 |
| 第3章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现状及其不足 |
| 3.1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现状 |
| 3.1.1 中央层面的立法梳理 |
| 3.1.2 地方层面的立法梳理 |
| 3.2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规范实践 |
| 3.2.1 基于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
| 3.2.2 基于行业实践的实证分析 |
| 3.3 我国现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规制困境 |
| 3.3.1 现有政府监管机制存在缺失 |
| 3.3.2 汽车产品缺陷认定标准及规则适用不足 |
| 3.3.3 召回实践活动存在消费者缺位现象 |
| 3.3.4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配套机制不完善 |
| 第4章 国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规制及经验借鉴 |
| 4.1 美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1.1 法律依据及政府权责 |
| 4.1.2 具体规则内容 |
| 4.2 日本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2.1 法律依据及政府权责 |
| 4.2.2 具体规则内容 |
| 4.3 欧洲国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3.1 法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3.2 德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3.3 英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
| 4.4 国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经验借鉴 |
| 4.4.1 结合本国实际构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立法及监管模式 |
| 4.4.2 具备严格的汽车产品安全标准及专业的认证机构 |
| 4.4.3 消费者多途径参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
| 4.4.4 完备的配套机制促使生产者以主动召回替代强制召回 |
| 第5章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策 |
| 5.1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立法体系 |
| 5.1.1 尽早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立法模式 |
| 5.1.2 立法对行政监管职责的配置合理化 |
| 5.1.3 实现法定责任承担方式的多样化 |
| 5.2 构建合理的缺陷汽车产品认定标准及适用规则 |
| 5.2.1 提高安全技术标准的科学性与及时性 |
| 5.2.2 完善不合理危险标准的适用规则 |
| 5.2.3 强化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
| 5.3 强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
| 5.3.1 增设消费者启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请求权机制 |
| 5.3.2 增设消费者的参与监督机制 |
| 5.4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配套治理机制 |
| 5.4.1 健全涉及汽车产品缺陷的信息披露机制 |
| 5.4.2 建立健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保险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三、法律化路径说明 |
| (一)道德的法律化 |
| (二)本文法律化路径思考 |
| 第一章 法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沿革 |
| (一)中世纪后期西欧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萌芽 |
| (二)1900-1950: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阶段 |
| (三)20 世纪50-6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 |
| (四)197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时期 |
| (五)1980-1990 年代:补充性理论的蓬勃发展 |
| (六)21 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 |
| 二、我国法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 |
| (一)法律概念之争与法律条文解释之辩 |
|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的多元视角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困境 |
|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判例概况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在判决中的运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困境 |
|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概念的再认识 |
| (一)何为“责任” |
| (二)法学中有关“责任”的探讨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是何种“责任” |
| 第二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理论探讨 |
| 一、《民法典》第86 条立法沿革 |
| (一)早期立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
| (二)2005 年《公司法》第5条中的“社会责任” |
| (三)《民法典》第86 条的出台 |
| (四)《民法典》第86 条文义解释 |
| 二、《民法典》第86 条的法律原则性质研究 |
| (一)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性质之争 |
| (二)法律规范理论:规则与原则的区分 |
| (三)《民法典》第86 条法律性质:法律原则 |
| 三、作为法律原则的《民法典》第86 条解释 |
| (一)体系因素解释:民商合一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 |
| (二)目的因素解释: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补充 |
| 第三章 《民法典》第86 条的司法适用 |
| 一、指导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 |
| (二)劳工保护 |
| (三)消费者保护 |
| (四)环境保护 |
| (五)案例分析 |
| 二、裁判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裁判功能——用于法律漏洞补充 |
| (二)法律漏洞认定 |
| (三)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 |
| (四)案例分析 |
| 三、评价功能 |
| (一)法律原则的评价功能——价值衡量的依据 |
| (二)怎样进行衡量——比例原则 |
| (三)案例分析:北京世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刘富君劳动争议案 |
| 第四章 对《民法典》第86 条的补充——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依据 |
| 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
| (一)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 |
| (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 |
| 二、标准:作为法律的补充 |
| (一)什么是标准 |
| (二)标准与法律的关系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第86 条的补充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 |
| (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 |
| (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补充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3）论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比较法视野下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构成 |
| 一、英美法系国家中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中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 |
| (一)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及日本 |
| (二)我国台湾地区 |
| (三)我国大陆 |
| 第二章 惩罚性赔偿、重大过失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厘清 |
| 一、惩罚性赔偿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厘清 |
| (一)早期的惩罚性赔偿与行政赔偿、精神损失赔偿相交织 |
| (二)惩罚性赔偿与多倍赔偿的历史渊源 |
| (三)惩罚性赔偿与晚近出现的剥夺性赔偿 |
| 二、重大过失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厘清 |
| (一)不同过错学说下的过失概念厘清 |
| (二)重大过失与故意、恶意、明知的厘清 |
| 第三章 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争议辨析 |
| 一、基本概念的理解差异导致争议 |
| (一)对惩罚性赔偿的不同理解 |
| (二)对重大过失的不同理解 |
| 二、法律移植背后的理论不协调 |
| (一)英国法律的“过错”难以为我国提供有力借鉴 |
| (二)美国侵权法的过错类型与我国并不对应 |
| 三、静态观察难以展现法律适用的动态发展 |
| 四、不同领域适用标准可能不一致 |
| 第四章 《民法典》中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解释空间 |
| 一、惩罚性赔偿法条中主观要件的文义分析 |
| (一)明知包含重大过失的情形 |
| (二)从法条的构成要件解读故意与重大过失 |
| 二、从逻辑与体系论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合理性 |
| (一)产品缺陷中的重大过失 |
| (二)对缺陷产品召回的赔偿逻辑 |
| (三)关于食品安全的惩罚性赔偿体系 |
| 三、从立法目的论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必要性 |
| (一)生态环境的惩罚性赔偿立法目的 |
| (二)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立法目的 |
| 四、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时应关注的问题 |
| (一)重大过失侵权与故意侵权的辨析 |
| (二)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时应审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日本国际私法的学术研究 |
| 一、国际私法研究的兴起 |
| 二、国际私法研究的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演进 |
| 一、《法例》施行前 |
| 二、《法例》正式施行 |
| 三、由《法例》到《通则法》走向成熟的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自然人民事能力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
|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 |
|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
| 第二节 禁治产宣告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 |
| 一、禁治产宣告的管辖权 |
| 二、禁治产宣告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宣告失踪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 |
| 一、宣告失踪的管辖权 |
|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适用 |
| 第四节 监护制度法律适用争议 |
| 一、《法例》中监护制度的第一次修订 |
| 二、《通则法》中监护制度的第二次修订 |
| 三、世界各国监护制度法律适用之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律行为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成立及效力的法律适用 |
| 一、日本国际私法中“法律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
| 二、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行为”的准据法 |
| 三、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行为”的准据法 |
| 四、准据法的事后变更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形式的法律适用 |
| 一、法律行为成立的准据法 |
| 二、不同法域当事人间的法律行为的行为地 |
| 三、物权行为形式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消费者合同和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
| 一、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 |
| 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定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定之债立法的现代化体现 |
| 一、《法例》中法定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通则法》关于法定之债法律适用的改革 |
| 第二节 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 |
| 一、原则性规则 |
| 二、例外条款 |
| 三、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 |
| 第三节 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
| 一、侵权行为地法规定的精细化 |
| 二、侵权行为的类型化 |
| 三、引进灵活的例外条款和当事人意思自治 |
| 四、双重可诉原则的保留(关于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一、婚姻成立的法律适用 |
| 二、婚姻效力与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 |
| 三、离婚的法律适用 |
| 第二节 涉外亲子关系与一般亲属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一、涉外亲子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二、其他亲属关系和亲属关系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一、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 |
| 二、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国际化 |
| 一、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影响 |
| 二、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争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本土化 |
| 一、理论先导,实践检验 |
| 二、立足国情、继承传统 |
| 第三节 《通则法》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注重本国国情——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 |
| 二、追求正义结果——兼顾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
| 三、注重灵活有度——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研究发展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含义 |
| (三)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性质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内涵 |
| 一、“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含义 |
| (一)“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词译 |
| (二)“entrenched provisons of articles”的词源沿革与立法表达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与特征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厘清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特征 |
| 第二节 创制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基础 |
| 一、公司章程的契约性 |
| 二、公司法的赋权性 |
| 三、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一)从价值层面考察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二)从规范层面考察公司自我创设章程条款的法律空间 |
| 四、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制度基础 |
| (一)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效力来源 |
| (二)对公司章程事项调整的界分:限制的界定 |
| 第三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功能 |
| 一、限制资本多数决的滥用 |
| 二、强化公司章程自治 |
| 三、平衡公司不同成员间利益 |
| 四、降低权益保护的代理成本 |
| 第四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化 |
| 一、类型化标准:公司决议的影响因素 |
| 二、公司决议实体权利事项 |
| (一)实体权利事项的内涵 |
| (二)我国现行法与比较法上对实体权利事项的规定及其类型化 |
| (三)对股东实体权利限制的两种方式 |
| (四)股东实体权利限制的藩篱:股东固有权探析 |
| 三、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 |
| (一)程序性事项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我国现行法以及比较法上对公司决议程序性事项的规定及其类型化 |
| 第二章 实体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第一节 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类型分析基础 |
| (一)召集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定义 |
| (二)股东会召集权的制度本质 |
| (三)股东会召集权的类型化 |
| 二、首次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究 |
| (一)我国现行法基础与比较法分析 |
| (二)基于司法实践的现行法规则适用检视 |
| (三)关于首次股东会召集权的调整与防御性条款设计 |
| 三、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究 |
| (一)“定期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析 |
| (二)临时股东会召集权调整探析 |
| 第二节 提案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提案权的现行法基础与制度本质 |
| 二、股东提案权的比较法考察 |
| (一)主体资格要求 |
| (二)提案内容要求 |
| (三)提案权相关程序性规定 |
| (四)提案权审查规则 |
| (五)提案权的救济 |
| 三、实践中的股东提案权检视 |
| (一)我国股东提案权规则的再检视 |
| (二)我国股东提案权的行使异化现象 |
| (三)股东提案权困境出路探讨 |
| 四、关于提案权的调整与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一)能否通过意思自治完全取消持股比例的要求 |
| (二)能否调整提案权主体资格的要求 |
| (三)提案排除规则与提案行权程序的设置 |
| 第三节 表决权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表决权的类型分析基础 |
| (一)表决权的定义 |
| (二)现行法考察及其制度构成 |
| 二、表决权的归属 |
| (一)公司内部成员的表决权归属 |
| (二)公司外部关系对表决权归属的影响 |
| (三)对表决权归属主体调整的否定 |
| 三、表决权的排除 |
| (一)表决权排除的定义与分类 |
| (二)我国表决权排除的现行法检视 |
| (三)表决权排除的比较法考察 |
| (四)基于表决权排除机制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四、表决权的配置 |
| (一)表决权配置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表决权配置的法律表达、渊源与比较 |
| (三)对“同股不同权”股权配置结构的学术争鸣 |
| (四)我国建构多种表决权配置的规范、实践及借鉴基础 |
| (五)基于表决权配置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五、表决权的二次配置 |
| (一)表决权二次配置的基础 |
| (二)表决权二次配置的立法规则检视 |
| (三)表决权二次配置的市场实践考察 |
| (四)基于表决权二次配置的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第三章 程序性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第一节 决议通过比例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 |
| (一)决议通过比例提高型防御性条款的概念与类型 |
| (二)决议通过比例提高的理论分析 |
| (三)特别决议事项扩增的规范探析 |
| (四)扩张特别决议事项的边界探索与防御性条款设计可能 |
| 二、定足数要求型 |
| (一)定足数要求型防御性条款的概念 |
| (二)股东会决议定足数的规范基础 |
| (三)股东会决议定足数的比较法考察 |
| (四)定足数要求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可能 |
| 第二节 表决机制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拆分表决型 |
| (一)表决权拆分行使的涵义 |
| (二)表决权拆分行使的学术争议与利弊分析 |
| (三)表决权拆分行使的规则基础与实践表现 |
| (四)表决权拆分行使的比较法考察 |
| (五)拆分表决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二、类别表决机制型 |
| (一)类别表决机制型防御性条款的理论基础 |
| (二)我国现行规范与市场实践基础 |
| (三)比较法上的考察 |
| (四)类别表决机制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三、特定股东同意型 |
| (一)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的理论基础 |
| (二)现行规则基础 |
| (三)我国实践表现 |
| (四)域外考察 |
| (五)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第三节 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条款的研讨基础 |
| (二)召集程序的规则基础、调整内容选择与比较法考察 |
| (三)召集调整的实践检视 |
| (四)股东会议通知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设计 |
| 二、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 |
| (一)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条款的基础 |
| (二)现行法规范基础与司法实践 |
| (三)比较法考察 |
| (四)股东会议议事方式调整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 |
| 第四章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运用的检视与回应 |
| 第一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基于公司层面的检视 |
| 一、公司制度初衷的背离与回归 |
| (一)背离公司制度初衷的现状 |
| (二)公司制度初衷的回归 |
| (三)回归公司制度初衷效用的局限 |
| 二、代理成本问题的缓和 |
| (一)居高不下的代理成本现状 |
| (二)传统代理成本的降低 |
| (三)新的代理成本问题 |
| 三、公司治理模板化问题的出路 |
| (一)实践中公司治理的模板化现状 |
| (二)公司治理模板化问题的缓解 |
| (三)问题缓解的引导需要 |
| 第二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基于公司股东层面的检视 |
| 一、以公司制度为视角的检视 |
| (一)公司决策逻辑与股东利益保护 |
| (二)股东权利意识与股东利益保护 |
| 二、以法规范适用为视角的检视 |
| (一)股东权益保护的法规范适用现状 |
| (二)提高中小股东权益侵害成本 |
| (三)股东利益保护的规则完善要求 |
| 三、股东积极主义趋势下的市场实践检视 |
| (一)股东积极主义趋势下的市场实践现状 |
| (二)股东积极主义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 |
| (三)市场实践中股东利益保护罅隙的出路验证:公司章程条款强化 |
| 第三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制度层面的回应:股东受信义务建构 |
| 一、股东受信义务的建构必要 |
| 二、传统理论对股东受信义务的否定 |
| 三、股东受信义务的内涵及其支撑基础 |
| (一)股东受信义务的内涵 |
| (二)股东受信义务的理论支撑 |
| (三)股东受信义务的规范支撑 |
| (四)注意义务的不可或缺性 |
| 四、股东受信义务的条文完善建议 |
| 第四节 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在规范与实践层面的回应:规则完善建议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规则范式选择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公司法规则完善 |
| (一)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一般规则 |
| (二)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具体规则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的理论分析 |
| (一)自动驾驶汽车的基本分析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构成要件 |
| (三)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界分的理论依据 |
| 二、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界分的法律现状及自动驾驶汽车的适用困境 |
| (一)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界分的法律现状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适用现行法律界分的障碍 |
| 三、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的域外经验 |
| (一)德国的严格责任与侵权主体界分 |
| (二)美国的监管规范与侵权主体厘清 |
| (三)英国、日本的强制责任保险与侵权主体保障 |
| 四、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的法律完善 |
| (一)价值取向——受害人保护和技术发展的平衡 |
| (二)认定标准——二元认定之补充 |
| (三)法律区分——分级化多元主体 |
| (四)风险分散——主体的社会化延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航空器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适航标准与我国产品责任制度构成中的“缺陷”认定 |
| 第一节 民用航空器适航标准 |
| 一、概念与起源 |
| 二、适航标准的作用 |
| 第二节 我国产品责任构成中的缺陷认定标准 |
| 一、法律规定 |
| 二、主观标准 |
| 三、客观标准 |
| 第三节 我国航空产品责任中的缺陷认定 |
| 一、法律适用 |
| 二、主观标准证明困难 |
| 三、客观标准的争议 |
| 第二章 美国航空产品责任法律实践中适航标准的作用 |
| 第一节 美国航空产品责任 |
| 一、航空产品责任的构成 |
| 二、航空产品责任的抗辩 |
| 第二节 适航标准作为联邦法抗辩 |
| 一、法院判例 |
| 二、学者观点 |
| 第三节 适航标准作为判断缺陷的标准之一 |
| 一、法院判例 |
| 二、学者观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航空产品责任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发挥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缺陷认定中的作用 |
| 一、适航标准的优势 |
| 二、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中采用适航标准 |
| 第二节 不宜将适航标准作为航空产品缺陷认定的唯一标准 |
| 一、从产品责任的价值 |
| 二、从消费者保护的目的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制度,明确适航标准的作用 |
| 一、将适航标准逐步纳入国家标准的范畴 |
| 二、明确缺陷认定的主、客观标准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二元规制模式下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研究 ——以美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国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双重性与法律规制的二元化 |
| 第一节 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双重性 |
| 一、环境侵害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二、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双重性 |
| 第二节 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制的二元化趋势 |
| 一、美国 |
| 二、欧盟及其成员国 |
| 三、国际条约 |
| 第二章 美国侵权法上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侵权诉因理论 |
| 一、妨害 |
| 二、侵入 |
| 三、过失 |
| 四、异常危险活动严格责任 |
| 第二节 美国侵权法上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抗辩事由 |
| 一、被告的行为 |
| 二、原告的行为 |
| 三、介入原因与取代原因 |
| 四、衡平法上的抗辩 |
| 第三节 美国侵权法上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承担方式与责任范围 |
| 一、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 |
| 二、环境侵权的补偿性损害赔偿范围 |
| 三、环境侵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之适用 |
| 第三章 CERCLA环境侵害民事责任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CERCLA立法背景与适用范围 |
| 一、CERCLA立法背景 |
| 二、CERCLA适用范围 |
| 第二节 责任主体与归责原则 |
| 一、责任主体 |
| 二、归责原则 |
| 第三节 责任主体间的连带责任 |
| 一、连带责任标准的确立 |
| 二、责任可分性之争 |
| 第四节 责任的抗辩事由 |
| 一、不可抗力、战争行为和第三方责任 |
| 二、无辜土地所有者、预期的善意购买者和相邻土地所有者 |
| 三、微量的责任 |
| 第四章 CERCLA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反应行动与反应费用的承担 |
| 第一节 CERCLA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反应行动 |
| 一、反应行动分类 |
| 二、政府采取的反应行动 |
| 三、政府命令的反应行动 |
| 第二节 CERCLA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反应费用的承担 |
| 一、超级基金垫付机制 |
| 二、垫付的反应费用的收回 |
| 三、责任主体间反应费用的追偿 |
| 第五章 CERCLA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损害责任的构成与赔偿权利人 |
| 一、自然资源损害责任的构成 |
| 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权利人及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基本标准与赔偿范围 |
| —、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基本标准 |
| 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 |
| 第三节 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或限制 |
| 一、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的免除 |
| 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 |
| 第六章 关于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现状及不足 |
| 一、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的日臻成熟 |
| 二、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立法的不足 |
| 三、民法绿色化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绿色化尝试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责任构造之反思 |
| 一、环境要素资产化路径 |
| 二、生态环境法律主体说 |
| 三、环境权私法化路径 |
| 四、损害拟制说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制二元化之证成——基于民法与环境法本位的思考 |
| 一、民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 |
| 二、环境法的社会利益本位 |
| 三、民法与环境法在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法律规制上的分工 |
| 第四节 我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以美国为参考 |
| 一、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建议 |
| 二、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性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创新性 |
| 第一章 产品自身损害概述 |
| 一、产品自身损害概念的界定 |
| 二、产品自身损害的救济途径及评析 |
| (一)侵权法救济途径及评析 |
| (二)合同法救济途径及评析 |
|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救济途径及评析 |
| 三、产品自身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公平正义社会理念 |
| 第二章 我国现有立法与司法在产品自身损害救济上的不足 |
| 一、我国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一)法律条文规定中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明确 |
| (二)法条之间存在冲突 |
| 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同种类案件定性存在分歧 |
| (二)针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法律依据混乱 |
| 第三章 域外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的考察及启示 |
| 一、英美法系产品自身损害的救济制度 |
| (一)美国的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 |
| (二)英国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 |
| 二、大陆法系产品自身损害的救济制度 |
| (一)德国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 |
| (二)法国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 |
| 三、域外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严格责任中的拒绝保护 |
| (二)有条件的过失侵权保护 |
| (三)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
| 第四章 我国产品自身损害现行制度之完善 |
| 一、通过立法解释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及解决法条间冲突问题 |
| (一)明确《侵权责任法》第41 条之适用范围 |
| (二)重新解释《合同法》中相关规定 |
| 二、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设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产品责任中产品缺陷认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产品缺陷认定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两种认定模式的发现 |
| 一、抽象认定模式 |
| 二、具体认定模式 |
| 第二节 实务模式疏漏的检讨 |
| 一、过分依赖鉴定 |
| 二、认定要素不明 |
| 三、标准解释不足 |
| 第二章 产品缺陷认定的规范考察 |
| 第一节 现行法中认定标准的辨析 |
| 一、双重认定标准的阐释及反思 |
| 二、解释论下单一标准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单一标准内涵的发展与选择 |
| 一、认定标准之理论争议与流变 |
| 二、标准变迁的真相：价值衡量 |
| 第三章 产品缺陷认定的内容建构 |
| 第一节 缺陷类型的分歧与统一 |
| 一、缺陷分类之争论 |
| 二、缺陷种类的确立 |
| 第二节 缺陷认定标准的具体展开 |
| 一、制造缺陷的认定标准 |
| 二、设计缺陷的认定标准 |
| 三、警示缺陷的认定标准 |
| 四、跟踪观察缺陷的认定标准 |
| 第三节 缺陷认定要素的实践考量 |
| 一、制造缺陷的考量要素 |
| 二、设计缺陷的考量要素 |
| 三、警示缺陷的考量要素 |
| 四、跟踪观察缺陷的考量要素 |
| 第四章 产品缺陷认定下证明责任的分配 |
| 第一节 缺陷认定中证明责任舛误的澄清 |
| 一、产品缺陷之存在是权利产生要件 |
| 二、产品之不当使用是权利妨碍要件 |
| 三、缺陷证明适用初步举证责任规则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缺陷的证明 |
| 一、制造缺陷的证明 |
| 二、设计缺陷的证明 |
| 三、警示缺陷的证明 |
| 四、跟踪观察缺陷的证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试论产品责任的性质及其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及其完善研究[D]. 郑冉.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2]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D]. 彭钰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3]论重大过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D]. 傅晶.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3)
- [4]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D]. 张广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研究[D]. 吴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主体研究[D]. 王子琪. 西南大学, 2020(01)
- [7]航空器适航标准在航空产品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研究[D]. 姚玲.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8]二元规制模式下的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研究 ——以美国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为中心[D]. 翟甜甜. 山东大学, 2019(02)
- [9]产品自身损害救济制度研究[D]. 马荣.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9)
- [10]产品责任中产品缺陷认定问题研究[D]. 艾秋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