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农业告别流浪

一、2004中国农业告别徘徊（论文文献综述）

林雪儿^[1]（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宇杰^[3]（2020）在《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饥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甚至导致王朝的兴替和政权的更迭。探究饥荒的原因和如何避免饥荒悲剧重演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饥荒的发生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样的天灾和人祸导致了饥荒?我们如何才能最终告别饥荒?本文将通过对农业生产与分配、饥荒概念的辨析、饥荒类型的划分、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告别饥荒的对策等内容的研究来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饥荒的土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理论探究和史料分析,本文首先对马尔萨斯、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对我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饥荒类型的划分提供逻辑的起点和分析的起点。其次,依据农业生产与分配、两极世界理论把饥荒划分为传统农业时期的饥荒、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以及现代农业时期的饥荒,并从实证或案例的角度对上述三个类型的饥荒分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再者,对现代社会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概括,提出应急和形成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拨开附加在饥荒概念上的重重迷雾,影响饥荒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或地区以及个人粮食的极度短缺,至于饥饿乃至死亡,则是粮食极度短缺的影响和严重后果。（2）饥荒实质是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危机,这种危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粮食供应的短缺以及微观上个人或家庭的粮食极度短缺。（3）对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等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分配不公带来的极端贫困使下层人民很容易陷入饥荒;战争或武装冲突严重破坏农业的生产与分配,制造难民,使民众陷入缺粮的境地。（4）二战后,自然灾害、极端贫困、战争或武装冲突等因素对饥荒的影响或者在下降或者在削弱,随着科技的进步,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超过人口的增长,今后更多要考虑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应对饥荒既要考虑早期预警、平抑粮价、赈济灾民等应急措施,也要考虑形成确保粮食安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惩治饥荒制造者等长效机制,使人类彻底告别饥荒。

加芬芬^[4]（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提出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王松磊^[5]（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田野^[6]（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梁云清^[7]（2019）在《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在漫长的时间内发展、成熟,进而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业文明。农业作为古人安身立命之本,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得到了先民极大的关注。从上古时期的农业神话到《诗经》中的农事诗,我们都能感受到先民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对农业、土地以及血缘宗族的关注与重视,作为与农业、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思乡怀人诗,更是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诗人离家时总是通过思乡怀人诗来表达对于故土家园、对于家中亲人的思念。除此之外,农业文明也影响着思乡怀人诗抒情模式、意象运用等艺术表现方式。长期农业生产生活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诗人们感物而动,自然万物都是能够触发诗人情感的契机;“冬窟夏庐”的农业生活方式以及农业祭祀活动也影响着秋冬怀归、日暮思亲等抒情模式的形成;思乡怀人诗所运用的意象也大多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品味先秦两汉时期的思乡怀人诗,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农业文明的深刻烙印。

侯善帅^[8]（2019）在《集体化时期农业经营形式变革与农民经济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新中国农业经营形式变迁史,土地改革后,形成了农户家庭个体经营;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而后经过调整,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经营形式;改革开放后,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前,国家正在进行“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改革实践。农业经营形式与农民收入、农业经营效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在“农业经营形式——农民经济行为”框架下,从农民视角系统考察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经营形式的变革。首先,本文回顾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历史轨迹,试图厘清农业经营形式变迁遵循的逻辑。其次,分析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不难发现“贫困和低效率”一直是该时期的主旋律,这也是集体化时期农民推动农业经营形式变革的根本原因。再次,阐述了在集体化时期,农民采取“抵抗”行为,如“怠工”、“瞒产私分”、“偷粮”等以不易察觉的经济行为逐渐侵蚀集体经济,使该时期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民收入低下,最终导致人民公社体制走向解体。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农民用自留地来弥补集体经营形式的缺陷,而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成为了家庭承包经营形式的雏形。研究表明,农民是农业经营形式变革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农民经济行为是推动农业经营形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不过,仅仅依靠农民的经济行为来推动农业经营形式变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地方政府乃至国家高层的默许乃至支持。因此,在当前农业经营形式变革中,国家需要了解农民的需求,尊重农民的意愿,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利益,进而塑造国家和农民的正向互动模式。最后,应注重向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

郭志炜^[9]（2019）在《集体化前期农民的农业收入及其分配研究（1950-1957） ——以山东省东平县刘所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开始在农村推行全面集体化,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合作社。农民的收入是否增加,不仅是一个生产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在集体化前期,农村的农业收入是否有增加?生产条件改善如何?农业收入分配的政策有哪些?这些政策在基层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何变化?本文利用山东省东平县刘所村的村庄档案,对农村的收入和分配问题做一个微观的研究。刘所村与华北地区的其他农村一样,在中共建国前农民之间就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东平县利用40年代末战争支前、抗洪修堤造成的后方劳动力短缺,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刘所村的农业合作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只是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这并不会带来农业收入的大幅增加。因为对农业收入影响更大的还在于生产力方面,而这一时期刘所村除了水利有所改善,其他肥料、种子、农药等与以前相比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通过研究发现1950—1957年刘所村的农业产量在25万斤至32万斤之间波动,这种波动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刘所村村民的农业收入主要受三个分配政策——农业税、统购统销、集体提留——的影响。农业税政策最初带有浓厚的根据地色彩,计算复杂,1951年以后改为有免征额的比例税制,简便易行。农业税在刘所村的实行与政策基本一致,这从侧面反映了 50年代政策的贯彻较好,没有在基层变样走形。从农业税率来看,农民的负担变化不大,但是农业税总额在农业产量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8%上升至15%左右。这是因为当时的农业税是以常年产量为基础,而评定的常年产量经过多次调整而增加了,农业税也随着增加了。统购统销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开始遭到了农民各种各样的“抵制”,粮食“三定”之后才渐趋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制度调节了高收入,补贴了低收入,不同农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缩小。合作社“土劳分益”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施时常常被打破,因为农民的“借支”和“超支”,加重了合作社的负担,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按需分配”。集体化前期刘所村内部的贫富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但是高收入者都很少。农业收入除了受阶级成分的影响外,还与家庭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有关。

袁芳,辛逸^[10]（2018）在《人民公社研究四十年》文中研究指明近四十年的人民公社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二十年,以交代公社历史脉络、总结政策得失为旨归;二是新世纪至今,人民公社研究发生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的转向。本文尝试梳理四十年公社研究的主要成果,说明公社研究由宏观向微观的变化趋势;着重归纳和介绍21世纪以来人民公社研究的新特点:研究视角下沉、研究方法多元化和史料来源的多元化;对当前公社研究中多受诟病的生搬西方概念、个案研究"碎片化"等问题进行反思。

二、2004中国农业告别徘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中国农业告别徘徊（论文提纲范文）

（1）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3）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5）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集体化时期农业经营形式变革与农民经济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集体化前期农民的农业收入及其分配研究（1950-1957） ——以山东省东平县刘所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人民公社研究四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4中国农业告别徘徊（论文参考文献）

• [1]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D]. 刘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5]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6]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D]. 梁云清. 青岛大学, 2019(02)
• [8]集体化时期农业经营形式变革与农民经济行为研究[D]. 侯善帅.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9]集体化前期农民的农业收入及其分配研究（1950-1957） ——以山东省东平县刘所村为例[D]. 郭志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人民公社研究四十年[J]. 袁芳,辛逸.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8(01)

标签：农业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村庄规划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农业集体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