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技术革命呼唤知识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徐侠侠[2]（2020）在《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对人才强国战略进行新部署,特别是就围绕创新人才做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创新人才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无论是在外出考察期间还是在有关会议等重要场合,坚持创新理念,围绕人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创新发展之路,关键靠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是当今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创新人才重要讲话,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创新人才发展体系,系统回答了创新人才为何重要、需要何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工作如何开展以及如何依靠创新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本文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为指导,对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进行理论与实践剖析。全文主要从以下五方面阐释:从理论之本、理论之基、理论之根及理论之鉴四方面结合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回答了论述“来自哪里”的问题。一是梳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创新人才思想;二是凝练马克思主义创新人才思想中国化成果;三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精华;四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创新人才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从实践基础、时代之需、现实诉求及发展历程四方面入手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回答了论述“因何产生”的问题。一是阐述十八大以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环境及创新成果;二是明确综合国力竞争、“中国梦”的实现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需要创新人才的客观现实;三是审视我国创新人才建设面临国际争夺激烈、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以及创新人才流失严重的现实诉求;四是回顾习近平在延安插队时期、地方任职时期以及担任总书记后对创新人才的认识、实践探索及理论完善与工作部署的发展历程。从创新人才价值论、选用论、党管人才原则论、制度论以及环境保障论出发概括了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主要回答了论述“有何内容”的问题。一是分析关于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述阐明创新人才何以重要,涵括了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资源、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基础以及创新人才是综合国力竞争聚焦点的内容;二是分析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论述阐明创新人才何以为用,涵括了创新人才选拔观、培育观、使用观以及引进观的内容;三是分析关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重要论述阐明创新人才何以凝聚,涵括了坚定党管人才历史自觉、明确党管人才基本内容以及坚持党管人才根本途径的内容;四是分析关于推进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论述阐明创新人才何以保障,涵括了破除创新人才体制机制障碍、为创新人才出彩出力提供服务以及建立创新人才竞相成长激励机制的内容;五是分析关于营造良好创新人才生态环境的重要论述阐明创新人才何以汇聚,涵括了营造创新人才社会生态环境、工作生态环境、成长成才生态环境以及生活生态环境的内容。从归纳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哲学思维与理论品格,回答论述是“运用何种思维方式并具有何种特征”的问题。一是凝练具有哲学意蕴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开放思维以及民本思维;二是总结出强烈的时代性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统一、鲜明的问题导向性与明确的目标实践性相统一、坚定不移的党性与践行宗旨的人民性相统一、丰富的思想性与语言的平实性相统一、不忘根本的继承性与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相统一、自力更生的民族性与敞开大门的世界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以及世界维度回答了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有何贡献”的问题。一是体现传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理论宝库、科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才成果以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新境界的理论价值;二是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指引、为人才强国战略提供行动纲领以及为创新人才托举“中国梦”提供实践路径的实践价值;三是体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贡献中国与世界共同创新发展的人才智慧以及注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创新动力的世界价值。
赵龙[3]（2020）在《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变,让信息时代成为了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这其中诸多研究成果对于信息时代的概念界定是不清晰的,经常与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数字时代等概念混为一谈。由于数字、信息、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自身的前沿性、互通性和实用性,使得人们更重视此类理论研究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忽视了概念所处的理论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各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时代界定的方式莫衷一是。我们的时代何以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如何构建时代精神?在哲学研究的范畴内,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畴内,对时代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的常识性、时间性划分。马克思说:“区分各种经济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本文以此为主线,在第一章确认了信息时代的概念内涵,即以信息为劳动资料去生产,以信息的内在逻辑为核心展开生产实践行为。并区别于社会学、传播学等,在哲学的理论体系内分析了信息时代的特征,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时空观的重塑”,从“理性与权威的演变”到“人的信息化”,为随后的研究划清了明确的理论疆域。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的另一个理论痛点在于对存在方式的理解。存在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通常的研究路径是将存在方式具体化为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世界图景等的总和。这种理解方法看似兼容并包,但其内部概念板块之间却经常缺乏内在的逻辑互通。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曾做出过特定的阐释: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信息时代脱胎于工业时代、市场经济,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的重构。故本文对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意欲沿着马克思提供的路径继续延展,以考察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何以确立,那种对物的依赖与工业时代有何异同。本文为此项研究找到了两个可供实操的抓手:信息时代人的实践方式变革和社会关系变革。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本文第二章紧扣劳动资料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这一主题,考察信息作为新的劳动资料如何引领了人的实践方式变革,进而推动了劳动力发展。第三章则以“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为线索,考察了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制度变革和文明形态的变革。本文在第二章与第三章类比了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并完成其对工业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塑过程,同时指出信息技术革命突破了以往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发展范式,突破了现实与虚拟、思维与存在的边界,在虚拟的空间中延续和构建社会秩序与规则,为构建社会交往形式与社会制度提供消解现实权威控制的多元性,提供了超越技术控制与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在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不仅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生产实践,更延伸至虚拟网络、数字化、符号化空间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构建与网络化社会交往形式。信息技术的虚拟化和符号化以弱化现实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方式,提供了更加自由化、更低进入门槛、更多虚拟掩护的社会交往与表达机制,形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的新型社会交往形式,使个人具有多重身份和虚拟现实交互的特点。这种变革让人的主体性难以自处,无法看清这是人的自我解放还是自我异化。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中虚拟化、符号化对虚拟网络空间自身的秩序构建,对现实社会发展带来了问题和挑战。包括非理性冲动对网络环境与现实社会规则的冲击与弱化,工具理性与符号异化在网络空间中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控制,资本逻辑对于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双重控制。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断,信息技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第四章探讨了信息技术与人的物质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制度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深度融合,并指出: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和继承者,信息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一种让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的状态。这种独立性首先摆脱了对维系其生存的必须物质资料的依赖,转而将这种依赖表现为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精神、伦理等特殊物的依赖。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从工业时代的主客体、主体间依赖,转变为人对主客体、主体间的中介的依赖。这个中介既是信息技术所承载的虚拟物,也是虚拟网络本身。本文进而讨论了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其中需要我们反思人类的主体性存在的形式与本质、价值与意义。在信息时代,要从人类文明的大尺度去考察被重塑的人的存在方式,进而去接纳和引领这种变革。这其中包括:反思在技术理性的裹挟中保持人的价值理性,应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大众心理和非理性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反思新媒介对于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恐惧、跳出工业文明同一性控制的希望和可能性。对于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反思,要求我们从人在历史中的主客体性双重维度思考生产技术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文明形态发展的变革性影响;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中,看待技术理性与异化逻辑对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从而让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让人类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明形态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主线。
刘倩[4]（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蒋丹[5]（2020）在《“互联网＋科普”系统演进与模式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以“排山倒海”之势重构了科普信息传播渠道、机制和格局,从而为科普事业插上了信息化翅膀。当前,科普信息化工作呈现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渠道途径多样化、功能高级化等新特征,逐渐从“政府主导”向“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模式演化,但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概念和本质界定、形态转变和功能创新、模式构建等角度对“互联网+科普”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阐述了实施“互联网+科普”战略的目标、内容和路径。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互联网不但带来了发展模式、行业规范和受众需求的根本性变革,而且深度改造了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实施“互联网+”战略,旨在推动生产、消费、社会等领域全面信息化,以构筑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互联网+科普”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互联网基础平台、机制与要素,通过对科普理论、技术、制度和组织的全面革新,打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型产品、服务和机制,从而塑造崭新的科普生态体系。由此,科普“互联网+”化实质上是一场从量态到质性的全方位、根本性变革,并呈现开放、大规模、生态化、运行模式颠覆、以人为本等特征。当前,学界对科普功能多样化有了明确认识,可概括为三个趋势:从“表象科学”向“实践科学”演进,从小众化的“真理探索”向事关人类生存、民族兴衰等目标的“国家行为”过渡,从纯粹的“学院科学”向世俗的“生活科学”这一更大场域扩展。由此,当代科普应体现为科学共同体内部交流、面向公众的科技传播、科学对话和政策协商等多种形态,涵盖普及科技知识、增进公众理解科学、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培育科学和创新文化、服务科技创新战略等多元化功能。总之,任何只包含某种单一目标的理论或模型都无法适应当代社会需求,必须构建符合“互联网+”时代特征的“社会化大科普”。与传统科普相比较,“社会化大科普”具有四大特征,即“大目标”、“大主体”、“大协作”和“大影响”。“互联网+科普”功能创新必然要求科普形态的转型升级,而技术革新和公民社会建设为之注入了强大动力。一方面,技术融合、功能升级、传播形态聚合、组织合并与产业融合等媒介变革极大扩展了传播的时空界限,信息传播速度、频度、密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生存已成为当代社会主流和前景生活模式,“互联网+”引发生活方式、学习理念、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革新,“信息化”科普形态呼之欲出。根据系统论观点,科普传播体系是一个基于特定社会准则的统一的有机整体,而非各种要素、模块和线索的简单叠加。进入“互联网+”时代,为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科技社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复杂态势,应在借鉴国外模式的基础上有效整合科普理念、技术、形态、功能等多要素,构建一个能够概括和解释当代实践的科普“整合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整合了一阶和二阶科学传播,以达到“四科”（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要求,还通过三阶传播实现“两能力”（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提升目标,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内在统一高度有序等特征。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应全面创新科普理念、策略和服务模式,借助信息技术和手段大幅快速提升我国“互联网+科普”服务能力,促进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两个一百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劲动力。首先,“互联网+科普”整合模式构建应采取“开放”、“合作”与“创新”三大原则,使新思维、新技术、新平台成为转型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其次,实施“互联网+科普”战略,应推动从技术、理念到行为的全方位变革,包括五个方面:互联思维、统筹协同、开放分享、需求导向以及优势互补。再次,以科普信息化为核心,全面提升“互联网+科普”服务能力:一是聚焦有效需求丰富科普内容,打造科普服务云平台;二是创新科普表达和传播形式,打造“互联网+科普”传播体系;三是通过集成创新推动信息化与传统科普深度融合;四是运用多元化手段拓宽科普传播渠道,强化科普内容精准推送服务;五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新科普管理与运营模式。综上所述,实施“互联网+科普”战略,就是要借力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技术创新,围绕改革重点和难点,强化资源、平台、技术、机制等要素的互通共融,构建“泛在、多元、集约、精准、交互”的科普服务新模式。换言之,唯有放眼未来与时俱进,充分挖掘和释放公众和组织的智慧和潜力,才能实现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之翼的和谐共振。
桑雷[6]（2020）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为应对信息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挑战,教育领域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着新的思考,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目标引领教育改革,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基本共识。从本质上讲,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是关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情境中去,不同背景、不同类型乃至不同学段的学生核心素养是不同的。研究聚焦职业核心素养,把核心素养放到职业发展变化的情境中进行理解,通过职业发展变化中人才素养关注点的变化,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发展变化对职业人才素养的要求,直接与职业环境和岗位能力相对接,关涉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岗位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性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指向于个体进入工作岗位,胜任岗位工作、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必需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集合。其核心特质在于其是一般职业素养的精髓和灵魂,具备联结或活化其它素养的意义化能力。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建构,必须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背景下做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基于模型构建与各种教育学理论的基本对应关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学理基础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职业成长规律理论、与结构相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要求相关的人职匹配理论。同时,结合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和学段特点,以及高职学生的个体成长特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模型构建需要综合考虑价值维度、结构维度和层次维度三个维度,在价值维度上体现出适应未来职业发展与人的终身学习需要,在结构维度上体现出强调个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层次维度上体现出符合高职教育文化和学段发展特点。基于此,研究综合考虑企业人才需求和高职学生职业发展需要,着手构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采用“整合型”的构建思路,借助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按照人与自我、人与工具、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编制调查问卷,对江苏省8所高职院校的紧密型合作企业实施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11个,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要素28项。据此,构建起“同心辐射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其中,核心价值观为内核,职业品格与修养、生活与生涯素养、学习与创新素养、信息与技术素养四个层面为中间层,与之相对应的二十八项要素为外围层。通过对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重观念轻设计”目标割裂的问题、“重传授轻应用”理实脱节的问题、“重教育轻融入”协同不足的问题。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归因于理念的束缚、制度的羁绊和条件的约束。针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高职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特征,以及素养的结构与特点,提出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基本设想和可行路径。反映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为素养培养提供了必要性基础,需要进一步明确培养主体的职责和功能,加强整合和互动,共同构建起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支持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的培养体系优化和管理机制革新则提供了可行性策略。其中,培养体系的优化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路径和方法,具体包括四项措施,即培养目标“嵌”素养,优化目标体系;课程教学“练”素养,优化内容体系;实践活动“攒”素养,优化服务体系;质量监控“验”素养,优化评价体系。管理机制的革新是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效培养的条件和保障,为此需要完善四项机制,即“柔性化”的组织管理机制、“系统化”的课程管理机制、“双师型”的教师管理机制和“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机制。
姚科敏[7]（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君博[8]（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大学生自我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自我发展是人生存发展的天然需要,是人对于自身思考,对人本质探索,对存在价值和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古今中外,不论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沉思还是中国哲学对内在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人类从来没有停止对自我的审视和对自我发展的探寻。如果说西方哲学关于个体自我主体性的理性沉思使自我发展高扬起主体性旗帜,中国传统哲学人生境界观则侧重从个体内在的心性体悟来感受自身精神生命成长。西方当代心理学普遍把自我发展看作阶段性的内在结构联系,注重对不同阶段的自我发展特征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出个体的自我发展必须基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自我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统一,为研究大学生自我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当代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在现实的辅导员工作中,我们发现部分大学生因自我认识的偏差和对自我处境的迷失带来人生规划混乱和现实处境迷茫,进而导致理想信念缺失、人生意义匮乏、自律意识缺乏,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缺失,产生自我迷失、人格缺位、发展动力的丧失和发展进程的停滞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本论文针对辅导员日常工作中面对的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通过对自我发展理论的历史文化维度和现代理论维度的梳理,详细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关系,在对学生群体的调研和对辅导员访谈的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导致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应以促进学生成为整全的人为目标,从理想信念、知识能力、健全人格、人生境界四个维度来激励、唤醒和引导大学生自我发展。本文由绪论、自我发展理论梳理、实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内在关联、引导学生自我发展实施路径五部分共计八章组成。绪论。本章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西方心理学关于自我发展的研究理路和国内关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论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进行交叉研究的思路,以此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构建大学生自我发展培养体系,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模式。第一章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研究的理论借鉴和知识基础。本章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对于自我发展的方法论指导以及自我发展的历史文化维度和现代理论维度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为研究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知识基础。第二章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基本理论。本章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性质、作用、指向、核心要素、范畴等方面阐述了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内涵;从微观时空境域和宏观时代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自我发展的背景;从文化性与历史性、个体性和社会性、主动性和受动性、持续性和阶段性、政治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角度分析了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章对大学生自我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问卷》调研数据和部分辅导员的访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当前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大学生主体原因和在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外部原因进行了分析。调研结论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和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本章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指出引导大学生自我发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自我发展提供重要保证,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支撑。探讨了全人教育原则、和谐发展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原则、生活世界原则、持续改进和产出导向原则等基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分析指出理想信念、知识能力、健全人格和人生境界是构成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五章以理想信念树立为先导统领大学生自我发展方向。本章提出大学生应正确把握和理解自我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通过自我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践行者。高校应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确保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政治方向,增强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文化底蕴,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分类指导,丰富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平台支撑,进一步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第六章以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筑牢大学生自我发展根基。本章主要探讨了大学生自我发展与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关系,指出扎实的知识基础、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优秀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核心基础,从四个维度、十六个能力点对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分析,从十个层面对企业所看重的毕业生优秀综合素质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树立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模式,创新教学形式,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以此实现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为大学生自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七章以健全人格塑造为主线引领大学生自我发展目标。本章提出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指向健全人格的塑造,并从人格的生理要素、心理要素、社会要素、道德要素和审美要素五个层面,指出生理要素是健全人格的基础,心理要素是健全人格的保障,社会要素是健全人格的核心,道德要素是健全人格的指向,审美要素是健全人格的提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大学生健全人格塑造的五维体系,并对相关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第八章以人生境界培育为牵引提升大学生自我发展格局。本章指出高校可以从培养学生的天地胸怀、战略眼光、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入手,涵育并提升大学生的人生境界,促使大学生个体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统一,自我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相统一,自我描述与精神超越相统一,使大学生以对至真、至善、至美人生境界的追求和向往为牵引,充分扩展大学生自我发展格局,从而更好地支撑和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本论文的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激励、唤醒和引导大学生自我发展相结合,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想信念树立、知识能力培养、健全人格塑造、人生境界培育等方面开展工作,引导学生自觉走上自我发展之路,建构起学生成长发展的意义世界,使学生真正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杜庆昊[9]（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张金艳[10]（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二、新技术革命呼唤知识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技术革命呼唤知识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创新之处 |
| 1.6 本文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人才 |
| 1.6.2 人才资本 |
| 1.6.3 人力资本 |
| 1.6.4 创新 |
| 1.6.5 创新人才 |
| 2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新人才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 |
| 2.1.2 列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专家”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创新人才思想中国化成果 |
| 2.2.1 毛泽东“向科学进军,建设知识技术人才队伍”的创新人才思想 |
| 2.2.2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造就科学技术队伍”的创新人才理论 |
| 2.2.3 江泽民“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关键在人才”的创新人才思想 |
| 2.2.4 胡锦涛“以人为本,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人才观 |
| 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的精华汲取 |
| 2.3.1 儒家“为政在人,尚贤使能”的人才思想 |
| 2.3.2 墨家“尚贤为政,为贤是求”的人才思想 |
| 2.3.3 法家“以功取人,量能授官”的人才思想 |
| 2.4 西方发达国家创新人才思想的有益借鉴 |
| 2.4.1 人力资本理论 |
| 2.4.2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4.3 颠覆性创新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 |
| 3.1 我国创新人才建设的实践基础 |
| 3.1.1 十八大以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
| 3.1.2 十八大以来创新人才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
| 3.1.3 十八大以来创新人才助力我国创新发展成果丰硕 |
| 3.2 我国创新人才建设的时代之需 |
| 3.2.1 综合国力竞争实质是创新人才竞争 |
| 3.2.2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创新人才 |
| 3.2.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靠创新人才 |
| 3.3 我国创新人才建设的现实诉求 |
| 3.3.1 国际创新人才争夺激烈 |
| 3.3.2 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 |
| 3.3.3 创新人才流失严重 |
| 3.4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形成的发展历程 |
| 3.4.1 延安插队时期对创新人才的初步认识 |
| 3.4.2 地方任职时期对创新人才工作的重视与实践运用 |
| 3.4.3 担任总书记后对创新人才理论的完善与工作部署 |
| 3.5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 |
| 4.1 创新人才何以重要——关于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述 |
| 4.1.1 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资源 |
| 4.1.2 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基础 |
| 4.1.3 创新人才是综合国力竞争聚焦点 |
| 4.2 创新人才何以为用——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论述 |
| 4.2.1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的创新人才选拔观 |
| 4.2.2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创新人才培育观 |
| 4.2.3 “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的创新人才使用观 |
| 4.2.4 “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的创新人才引进观 |
| 4.3 创新人才何以凝聚——关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重要论述 |
| 4.3.1 坚定党管人才历史自觉 |
| 4.3.2 明确党管人才基本内容 |
| 4.3.3 坚持党管人才根本途径 |
| 4.4 创新人才何以保障——关于推进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论述 |
| 4.4.1 遵循客观规律,破除创新人才体制机制障碍 |
| 4.4.2 转变政府职能,为创新人才出彩出力提供服务 |
| 4.4.3 开展科学评价,建立创新人才竞相成长激励机制 |
| 4.5 创新人才何以汇聚——关于营造良好创新人才生态环境的重要论述 |
| 4.5.1 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创新人才社会生态环境 |
| 4.5.2 营造风清气正、保障权益的创新人才工作生态环境 |
| 4.5.3 营造重视教育、协同创新的创新人才成长成才生态环境 |
| 4.5.4 营造后顾无忧、充满温度的创新人才生活生态环境 |
| 4.6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哲学思维与理论品格 |
| 5.1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哲学思维 |
| 5.1.1 立意深远、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 |
| 5.1.2 抓住本质、把握规律的辩证思维 |
| 5.1.3 敢于突破、不断开拓的创新思维 |
| 5.1.4 统筹兼顾、层次分明的系统思维 |
| 5.1.5 思维开阔、视野宏大的开放思维 |
| 5.1.6 不忘初心、爱民为民的民本思维 |
| 5.2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理论品格 |
| 5.2.1 强烈的时代性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统一 |
| 5.2.2 鲜明的问题导向性与明确的目标实践性相统一 |
| 5.2.3 坚定不移的党性与践行宗旨的人民性相统一 |
| 5.2.4 丰富的思想性与语言的平实性相统一 |
| 5.2.5 不忘根本的继承性与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相统一 |
| 5.2.6 自力更生的民族性与敞开大门的世界性相统一 |
| 5.3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6.1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 6.1.1 传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理论宝库 |
| 6.1.2 科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才成果 |
| 6.1.3 开辟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新境界 |
| 6.2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指引 |
| 6.2.2 为人才强国战略提供行动纲领 |
| 6.2.3 为创新人才托举“中国梦”提供实践路径 |
| 6.3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的世界价值 |
| 6.3.1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 |
| 6.3.2 贡献中国与世界共同创新发展的人才智慧 |
| 6.3.3 注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创新动力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信息技术何以确立新时代:用什么劳动资料去生产 |
| 第一节 何谓信息时代 |
| 一、信息时代的概念批判 |
| 二、从“用信息生产”到“为信息生产” |
| 三、为信息时代画像:数字、互联网、知识经济、后工业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特征 |
| 一、全面互联:自由人的联合体何以可能? |
| 二、时空观重塑:信息技术与主体的互动 |
| 三、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重构:理性与非理性、权威与消解权威 |
| 四、可能的文明新形态:超越技术工具理性的幻想与恐惧 |
| 第二章 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信息时代实践方式的发展与变革 |
| 第一节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技术、实践与存在方式的变革 |
| 一、工业时代如何塑造人的存在方式: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 二、历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视野比较 |
| 三、生产实践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 |
| 第二节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实践活动的新样态 |
| 一、信息技术对实践主客体、主体间关系的重塑 |
| 二、信息技术赋予实践活动的观念变革 |
| 第三章 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的演进与创新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主体认知与交往的新形式 |
| 一、技术革命与新的时间空间存在属性:自由与创造的可能性 |
| 二、信息技术的网络空间的新的存在方式:虚拟媒介的认知与交往 |
| 三、网络空间与新媒介技术对主体观念与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演进与社会制度变革 |
| 一、技术工具理性与社会机制的相互制约:技术决定论与阶级意识 |
| 二、人的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主体维度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维度的生产力辨析 |
|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的交互影响:主体意识与社会发展 |
| 第三节 现代性视域中信息时代社会关系背后的技术异化 |
| 一、技术理性与社会异化现象: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异化反思 |
| 二、异化形式的演变:从资本控制到科技控制 |
|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文化的符号控制:从数字逻辑到资本逻辑 |
| 第四章 信息文明确立人的存在方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
| 第一节 信息技术的理性反思与信息文明的确立 |
| 一、信息技术媒介与网络空间对主体性的重塑 |
| 二、技术理性控制与社会文化的同一性 |
| 三、信息时代与现代性裹挟下的异化控制 |
| 第二节 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与新的文化样态 |
| 一、信息文明确立的人的存在方式 |
| 二、信息文明重塑人的文化样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精神遗产? |
| 二、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逻辑框架 |
| 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单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点与研究方法分析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 |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忧患意识 |
| 一、垄断资本主义、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
| 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遗憾 |
|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
|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源起 |
| 一、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二、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 |
| 三、重建“理性”与“革命”的辩证原理 |
| 第三节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初探 |
|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
| 二、“新”工人阶级的壮大 |
| 三、从暴力革命的外部冲突到心理能量的内部压抑 |
| 第二章 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 |
| 第一节 消费社会 |
| 一、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成就 |
| 二、消费的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到力比多释放的函数 |
| 三、消费异化的本质:“虚假需求”对真实需求的替代 |
| 第二节 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 |
| 一、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二、作为高度垄断资本特殊运行模式的跨国公司 |
| 三、技术资本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新模式 |
| 一、高度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剩余” |
| 二、马尔库塞对巴罗“剩余意识”范畴的解析 |
| 三、剩余意识的动力学机制 |
| 第三章 政治形式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嬗变: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的政治新形式 |
| 一、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消费意识形态 |
| 二、新“极权主义”: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 |
| 三、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剩余意识的政治潜能 |
| 第二节 革命概念的新内涵 |
| 一、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 |
| 二、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革命概念的扬弃和新“革命”概念 |
| 三、“乌托邦的终结” |
| 第三节 新“革命主体”与自治 |
| 一、“无产阶级的物化” |
| 二、“大拒绝”的革命之路 |
| 三、新“革命主体”的提出 |
| 第四章 物质的充裕与精神的匮乏 |
| 第一节 “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 |
|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
| 二、“富裕社会的不满者” |
| 三、“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 |
| 第二节 “爱欲与文明” |
| 一、压抑性的俗化趋势及其心理学基础 |
| 二、“新感性” |
| 三、追求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 |
| 第三节 审美救赎 |
| 一、当代艺术状况及其与艺术本质的背离 |
| 二、艺术的政治实践功能 |
| 三、作为未来社会新构想的审美之维 |
| 第五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
| 第一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含中译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互联网＋科普”系统演进与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一)国内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概述 |
| (三)“互联网+科普”理论研究趋势分析 |
| 三、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内涵界定 |
| (二)“互联网+”与“+互联网” |
| (三)“互联网+科普”内涵界定 |
| 第一章 信息技术创新与网络科普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网络科普事业兴起与发展(1994-2015) |
| 一、互联网革命与科普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网络科普体系形成与发展(1994-2009年) |
| 三、移动网络科普体系构建(2010-2016年) |
| 四、我国网络科普发展存在的差距 |
| 第二节 “互联网+”行动计划及其对科普的影响 |
| 一、“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的背景 |
| 二、“互联网+”的内在机理 |
| 三、“互联网+”与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
| 四、“互联网+”与科普发展模式转变 |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科普需求演变 |
| 一、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与科普传播需求 |
|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 三、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与科普需求转换 |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科普系统演变 |
|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科普目标转变 |
| 一、确立“互联网+”时代科普目标的原则 |
| 二、“互联网+科普”构建目标:社会化大科普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科普形态转变 |
| 一、“互联网+科普”形态:“信息化”科普 |
| 二、“互联网+科普”形态演进的社会动因 |
| 三、“互联网+科普”形态的维度、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科普功能演变 |
| 一、科普与传播的关系演变与启示 |
| 二、科学传播机制变迁与反思 |
| 第三章 “互联网+科普”模式创新与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互联网+科普”理念重塑 |
| 一、“互联网+科普”理念构建的社会背景 |
| 二、“互联网+科普”理念构建的实践基础 |
| 三、“互联网+科普”理念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互联网+科普”系统转换与机制构建 |
| 一、科普传播模式的基本分类 |
| 二、科普传播的结构与模型 |
| 三、科普“整合模式”及其多重任务 |
| 四、科普“整合模式”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的构建与检验--以“果壳网”为例 |
| 一、传播内容:有趣与争议并存 |
| 二、被限制的流行:对“果壳网”传播机制的分析 |
| 第四章 “互联网+科普”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互联网+科普”战略目标设定 |
| 一、“互联网+科普”战略目标的确立 |
| 二、“互联网+科普”目标构成 |
| 三、“互联网+科普”战略的实施路径 |
| 第二节 “互联网+科普”资源开发与利用 |
| 一、科普资源的内涵、外延及特征 |
| 二、“互联网+科普”资源平台建设的目标 |
| 三、“互联网+科普”资源平台的技术进路 |
| 四、“互联网+科普”资源平台功能和服务创新 |
| 第三节 “互联网+科普”科普传播机制构建 |
| 一、“互联网+”时代科普媒介转型的目标与原则 |
| 二、“互联网+”时代科普媒介转型策略 |
| 三、“互联网+”时代科普传播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互联网+科普”管理机制创新 |
| 一、科普政策概念与体系构成 |
| 二、技术进步、组织变革与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
| 三、“互联网+”与科普管理机制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进展 |
| 一、关于职业素养的内涵及培养研究 |
| 二、关于核心素养的内涵及结构研究 |
| 三、关于素质模型的理论及方法研究 |
| 四、关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及评价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内容 |
| 三、研究的方法 |
|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核心素养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系探讨 |
| 第一节 职业发展变化中的素养考察 |
| 一、农业社会与操作技能 |
| 二、工业社会与职业能力 |
| 三、信息社会与核心素养 |
| 第二节 职业发展变化中人才素养的教育考察 |
| 一、职业人才素养教育的演进与发展 |
| 二、职业人才素养教育中的价值坚守 |
| 第三节 职业与教育互动中的职业核心素养及其价值 |
| 一、基于职业人才培养的职业核心素养理解 |
| 二、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高职教育价值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学理基础 |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内容与职业成长规律理论 |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结构与多元智能理论 |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要求与人职匹配理论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维度考量 |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价值维度 |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结构维度 |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层次维度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的模式选择 |
| 一、国外典型的核心素养模型 |
| 二、我国典型的核心素养模型 |
| 三、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可行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构建及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流程 |
| 一、模型构建的思路与方法 |
| 二、问卷的编制与调查实施 |
|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结构特征 |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特征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模型的要素描述 |
| 一、职业品格与修养:要素及其表现 |
| 二、生活与生涯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 三、学习与创新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 四、信息与技术素养:要素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的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分析 |
| 一、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情况调查 |
|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情况调查 |
| 第二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
| 一、重观念轻设计,素养培养存在目标割裂的问题 |
| 二、重传授轻应用,素养培养存在理实脱节的问题 |
| 三、重教育轻融入,素养培养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 |
| 第三节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问题诊断 |
| 一、理念的束缚:校企合作中冷热不均的“壁炉现象” |
| 二、制度的羁绊:组织管理中各行其是的“梗阻现象” |
| 三、条件的制约:资源配置中强弱分明的“失衡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优化及保障 |
| 第一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主体协同 |
| 一、多主体结合:明确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主体责任 |
| 二、多要素互动:加强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资源整合 |
| 第二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体系优化 |
| 一、培养目标“嵌”素养,优化目标体系 |
| 二、课程教学“练”素养,优化内容体系 |
| 三、实践活动“攒”素养,优化服务体系 |
| 四、质量监控“验”素养,优化评价体系 |
| 第三节 指向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机制革新 |
| 一、“柔性化”组织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活力 |
| 二、“系统化”课程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动力 |
| 三、“双师型”教师管理机制与素养培养能力 |
| 四、“深层次”校企合作机制与素养培养合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的结论及观点 |
| 二、研究的创新、反思及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大学生自我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自我发展的研究 |
| 二、国内对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研究的理论借鉴和知识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我发展的方法论指导 |
| 一、从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出发把握自我发展的起因 |
| 二、从人的实践性出发把握自我发展的途径 |
| 三、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出发把握自我发展的内涵 |
| 四、从成为“高尚的人”出发把握自我发展的精神追求 |
| 五、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发把握自我发展的目标 |
| 第二节 自我发展的历史文化维度考察 |
| 一、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及自我发展观演变 |
| 二、以境界提升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自我发展思想 |
| 第三节 自我发展的现代理论维度考察 |
| 一、现代心理学关于自我发展的代表理论 |
| 二、现代心理学关于自我发展的基本共识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概念界说 |
| 一、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内涵 |
| 二、相关概念界分 |
| 第二节 大学生自我发展的背景分析 |
| 一、大学生自我发展所处的微观时空境域 |
| 二、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时代背景演变 |
| 三、融入祖国、人民之“大我”的大学生自我发展 |
| 第三节 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文化性和历史性 |
| 二、个体性和社会性 |
| 三、主动性与受动性 |
| 四、持续性与阶段性 |
| 五、政治性与价值性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从调查数据看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问题 |
| 一、自我发展的认知和定位不足 |
| 二、自我发展的自主性有待加强 |
| 三、自我发展的价值导向不清晰 |
| 四、获得外部支持的主动性欠缺 |
| 五、自我发展能力亟待提升完善 |
| 第二节 从辅导员访谈看当代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问题 |
| 一、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
| 二、自我同一性危机 |
| 三、自我发展内生动力欠缺 |
| 第三节 大学生自我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内部原因 |
| 二、外部原因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关系 |
| 一、引导大学生自我发展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提升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大学生自我发展夯实根基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引导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基本遵循 |
| 一、借鉴全人教育理念 |
| 二、注重学生和谐发展 |
| 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
| 四、立足日常生活世界 |
| 五、持续改进和产出导向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核心体系 |
|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 |
| 二、完善的知识能力素质 |
| 三、健全的人格素养 |
| 四、崇高的人生境界 |
| 第五章 以理想信念树立为先导统领大学生自我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三个维度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二、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 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第二节 用理想信念教育确保大学生自我发展方向 |
| 一、教育学生正确把握自我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 |
| 二、教育学生正确把握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
| 三、教育学生树立“四个正确认识”投身伟大中国梦的现实实践 |
| 第三节 以理想信念树立为先导的大学生自我发展路径 |
| 一、加强理论学习筑牢理想信念教育根基,明确自我发展政治方向 |
| 二、坚定文化育人丰富理想信念教育内涵,增强自我发展文化底蕴 |
| 三、开展分层教育提升理想信念教育实效,促进自我发展分类指导 |
| 四、注重阵地建设拓展理想信念教育手段,丰富自我发展平台支撑 |
| 第六章 以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筑牢大学生自我发展根基 |
| 第一节 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内涵 |
| 一、知识的基础作用 |
| 二、能力的外在表现 |
| 三、素质的整体关切 |
| 第二节 大学生自我发展对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 |
| 一、扎实的知识储备 |
| 二、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 |
| 三、高素质优秀人才 |
| 第三节 以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的大学生自我发展路径 |
| 一、树立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 |
| 二、借鉴新型教育理念的先进性 |
| 三、提升课堂知识传授的实效性 |
| 四、提升学生自我教育的自觉性 |
| 第七章 以健全人格塑造为主线引领大学生自我发展目标 |
| 第一节 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
| 一、人格的内涵 |
| 二、开展大学生人格教育的意义 |
| 第二节 以健全人格塑造为主线的人格教育内涵 |
| 一、生理要素是健全人格的基础 |
| 二、心理要素是健全人格的保障 |
| 三、社会要素是健全人格的核心 |
| 四、道德要素是健全人格的指向 |
| 五、审美要素是健全人格的升华 |
| 第三节 以健全人格塑造为主线的大学生自我发展路径 |
| 一、注重和引导大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
| 二、关注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
| 三、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充分的社会化 |
| 四、加强和提升大学生道德品质水平 |
| 五、指引和呼唤大学生美好生活向往 |
| 第八章 以人生境界培育为牵引提升大学生自我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人生境界的内涵 |
| 一、人生境界体现了个体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统一 |
| 二、人生境界体现了个体自我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 |
| 三、人生境界体现了个体理想自我描述与精神超越的统一 |
| 第二节 人生境界对于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作用 |
| 一、追求至真的人生境界能够支撑大学生在求真道路上孜孜不倦 |
| 二、向往至善的人生境界能够引导大学生在向善意志上砥砺前行 |
| 三、渴求至美的人生境界能够激发大学生在万物共生中圆融自如 |
| 第三节 以人生境界培育为牵引的大学生自我发展路径 |
| 一、涵养自我发展的天地胸怀 |
| 二、培育自我发展的战略眼光 |
| 三、厚植自我发展的家国情怀 |
| 四、激励自我发展的时代精神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新技术革命呼唤知识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重要论述研究[D]. 徐侠侠.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D]. 赵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5]“互联网＋科普”系统演进与模式构建研究[D]. 蒋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6]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D]. 桑雷.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8]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大学生自我发展研究[D]. 张君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