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

一、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论文文献综述）

吴丽^[1]（2021）在《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词体作为有宋一代的标志性文体,于北宋中后期大放异彩,并在宋初卑弱艳冶的词风上形成新的词学风貌,其形成过程必然受到社会环境、政治变革乃至文学思潮的渗透与影响。北宋中后期词能够形成新的词学风貌,与诗文革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诗文革新运动和北宋中后期词依托于共同的文化土壤,这为两者之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主题取向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有所拓展;此外,诗文革新运动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文学创作倾向,为北宋中后期词形成新的艺术特色引领风向。从此意义上讲,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在反映北宋文学书写内容和审美趣味方面互通,然目前学界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互动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文体在创作主题和艺术呈现层面的认知;另一方面对我们更好的梳理社会思潮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双向驱动作用有积极意义。本文以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的生成背景进行论述,包括“右文政策”与文人创作主体精神的勃发;“穷变则通”与儒学复兴运动思潮的兴起;政治变革与文体功能的转变与深化三个小节。第二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之间互动的创作主题取向进行分类,分别是针砭时弊、关注民生的现实指向;崇尚清旷、追求理趣的内在承载;言志抒情、情志一体的人生感怀三种类别。第三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艺术特色的形成进行揭示,包括“以诗为词”创作手法的确立与成熟;“以俗为雅”审美风格的交织与转化;“刚柔并济”创作风格的对立与统一三个部分。第四章对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的价值意义进行论述,分别为彰显了北宋中后期文人的精神风貌;呈现了北宋中后期词的审美风尚;推进了北宋中后期文体互动的进程。

马丰蕾^[2]（2021）在《白行简律赋研究》文中认为唐大历、贞元时期,律赋与进士科的联系紧密,其形式的要求原是为了取得评断的客观性,但在规矩越来越严密的情况下,其原本良善的立意逐渐被扭曲,甚至偏离了文学“言情”的根本,故元明两代直斥“唐无赋”。时至清代却又以为“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王芑孙更是将诗和赋共同视为唐代兴盛的文体,认为唐赋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扭转了以往“唐无赋”的看法。白行简为中唐律赋五大家之一,《全唐文》所载录其赋十八篇,皆为律赋作品。白行简的文学声望虽未及其兄白居易,但在文学上亦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历来关于白行简的研究却不多,关于其十八篇律赋之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笔者认为对白行简律赋创作进行全面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期望能通过对白行简律赋的研究,使后人正视白行简律赋的成就与地位,更期望能透过白氏律赋研究对唐代律赋研究起到积极地作用。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本文对白行简律赋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白行简生平简介及其律赋的创作背景。白行简一生两次与其兄白居易同起落,跌宕起伏的生平履历和不同生活阶段的生命际遇深刻影响着白行简的律赋创作。此外,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进士科与律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科考文化,白行简的律赋创作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大历、贞元之后,唐代律赋的逐渐步入成熟与鼎盛时代,时人对待律赋认识和态度在题材、语言和结构方面也对白行简的律赋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部分是对白行简律赋的艺术进行分析。白行简生活的中唐时期,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严格的规定,进士一科倚重诗、赋考查,重视歌功颂德和对经史的掌握。这就使得文人士子们的文学创作深受当时科场文化的影响,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学业、文学观与科举考试的要求联系起来。因此白行简律赋呈现出题材内容冠冕正大,语言雅正以及结构形式灵活多样的艺术特点。此外,白行简作为小说家,其小说的构建思维与笔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律赋创作,这也是白行简律赋最为独特的风貌。第三部分是与白行简交游诸人的律赋对白氏律赋创作的影响。白行简出生于文化望门,家族内部名家辈出,除自身以外,其家族先后还有白居易、白敏中等文学大家。此外,白行简兼有小说家、诗人、赋家等多重身份,故与时人交游甚密,与元稹、王起等文学大家、同僚,颇有交集。在长期的交游过程中,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通过对他们的律赋作品进行分析比较,总结出白行简的律赋创作不仅有同诸家风格相似之处,亦有其独立的风格特征。白行简律赋与李程、王起二人的律赋相比,三者有相似的散文化趋势,只不过白行简律赋的散体化倾向更加明显,但白行简律赋作品亦有二者博典雅正之赋风痕迹;与蒋防、元稹、白敏中相比较,四人的律赋作品皆有明显的小说笔法和散文气势;与其兄白居易并论,兄弟二人律赋之作有更多相似,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白行简兼具小说家身份,其律赋所体现的浓郁的小说笔法乃白居易之律赋鲜有。

田宓^[3]（2021）在《《香宋词》研究》文中认为《香宋词》是赵熙生前唯一付梓出版的单独的作品集。词集主要创作于1915年至1920年,当时正值民国初期。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社会民生,词人思想情感的变化在词作中都有所反映。本文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结合赵熙的生平、交游等对词集进行研究。本文简要考证了赵熙生平、交游,由此对赵熙生平遭际有了整体的认识,并梳理了《香宋词》的概况。在对赵熙与《香宋词》有了整体认识的基础上,继而探讨了《香宋词》的题材类型与思想内涵。《香宋词》的题材类型有记游写景词、寄赠酬唱词、记事抒怀词、题画咏物词、时序节令词等。记游写景词多具有情景交融、借古喻今的特点;寄赠酬唱词是赵熙用情至深、用心至细的词作;记事抒怀词的显着特点是写实性;题画咏物词中的托物言志之意尤为明显;时序节令词大多为有感而发,不流于单纯的风俗描绘。《香宋词》的思想内涵十分具有时代特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以及世事变迁带给赵熙的忧愁苦闷,表现了他的黍离战乱之痛、淡泊归隐之志、感时伤事之慨。进一步深究赵熙作词起因发现,其作词多源于对现实的记载,并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香宋词》中有明显的“尊体”意识。也正是由于《香宋词》对现实历史的记载、以“寄托”的手法表达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内心情感,以及赵熙自身的遗老身份影响促成了词作的“词史”笔法,赵熙是明显具有词史意识的,《香宋词》是足以被称为“词史”的。此外,《香宋词》还具有诗化的特点。《香宋词》从词作内容、创作手法、词体功能、风格上表现出向诗靠近的倾向。形成《香宋词》诗化的原因主要是清词诗化倾向的波及、赵熙词学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及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诗化带给《香宋词》的影响则是拓宽了《香宋词》的题材内容、提升了《香宋词》表现力与意境。

齐放^[4]（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指出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夏雨欣^[5]（2020）在《赋题法的展开 ——从齐梁到晚唐的拟古乐府诗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题法”是乐府诗重要的创作方式。这种主要由齐梁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开创的创作手法有着较为固定的写作模式,在齐梁至晚唐的拟古乐府诗创作中得到充分展开,成为了中古诗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现象。本文以朝代更迭为界点,分四章论述“赋题法”在齐梁至晚唐的拟古乐府诗创作中的曲折历程。第一章分析“赋题法”创作方式的出现与基本模式。曹魏、晋、宋用“拟篇法”创作方式改造古题、自创新义,逐渐从文学层面密切了诗题与歌辞的关系。齐梁文人以此为基础,朝着更加模式化的方向前进,创造了“赋咏古题,以尽题为宗旨”的“赋题法”创作方式,并大量运用在鼓吹、横吹以及相和曲辞中,形成了绮靡雕饰的乐府诗风格。第二章论述“赋题法”在陈、隋代的推进。其一,陈、隋部分文人塑造了更加意象化、程序化的“赋题法”写作模式,将直接点题的篇幅从首联扩大到前两联,甚至是首联和尾联,堆积大量典型意象,加重了写景与抒情的割裂程度;其二,“赋题法”与边塞乐府诗题结合,大量采用质实、阔大的意象,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齐梁模式的绮丽之风。第三章分析“赋题法”在初、盛唐的被肯定与被改造。初盛唐“以古为雅”的追求使乐府诗的“古题”得到了肯定,出现了大量赋咏“古题”的诗篇;但吴兢严厉批评“赋题法”造成的“断题取义”现象,主张回归乐府诗“本事”;李白沿着这个方向,创作“古义”与“新义”结合的古题乐府诗,从实践上改造了“赋题法”创作模式。第四章论述“赋题法”在中、晚唐的被否定与回归“齐梁风格”的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赋题法”遭到了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的多重否定;另一方面,存在于鼓吹、横吹以及相和歌辞中的大量“拟赋古题”现象又再次显示了“赋题法”的回归趋势。部分诗人甚至以艳情为题材,创作出纤巧绮靡、深微细腻的拟古乐府诗,最终回归了齐梁“赋题法”的绮靡风格。总之,“赋题法”是拟古乐府诗的重要创作方式。从齐梁到晚唐,“赋题法”经历了被肯定、否定与再被肯定的曲折历程,成为了中古诗歌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定坤^[6]（2020）在《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州承接苏轼密州与黄州两个时期,此时他的文学创作既有前期对政治的关怀,也开始展现出后期对人生的思考,具有比较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苏轼在徐州为官一年零十一个月,本是遭受冷遇而带有愤愤不平之气,却因洪灾、旱灾等带来的繁忙政务而不复消沉,文学作品中的感伤情绪也逐渐消融。用典是苏轼极力推崇又擅长的一种写作手法,他主张“以才学为师”,经常在诗文中运用典故来表达内心所思所想,既展示出过人的才学,又寄寓深远、增加了诗文内涵。而苏轼在徐州因为政务繁忙,又未曾因言获罪,此时他的作品中依然表现出对个人政治生涯的反思、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审视等独特的“徐州特色”,这些都可以从他的用典中管窥一二。首先受当时文化大繁荣的影响,宋代文学开始融入其它文化形式的元素,为诗文用典提供了丰富素材。苏轼阅读广泛,又重视借鉴前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因而他的眼界较之前代文人更加开阔,文学作品的典故来源更加丰富。同时由于徐州是苏轼取得重大政治成就的时期,苏轼此时的文学作品带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倾向,相较于他其它时期,他的文学作品在典源上更倾向于使用历史典故。其次苏轼在徐州时期诗、词、文的用典明显扩大了典面、丰富了用典手法。宋代之前并不主张用典,对于用典的手法也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到了北宋中叶,苏轼丰富了用典手法,他在文学创作中往往采用句群、足句、词组、词、字等形式组成典故,同时采用正用、反用、借用、暗用等手法灵活地使用典故,既准确的保留了诗歌原旨,又得以展示才力,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和说理性。与其他时期相比,徐州时期的词作在用典上虽然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但是由于样本较少,还不够具有代表性。而他的散文多为政论文,为了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苏轼多采取正用的手法用典,反而不如诗歌那样丰富。最后苏轼在徐州时期的文学活动具有相当独特的指向性。他组织了以黄楼集会为代表的文学活动,确立了自己的文坛领袖地位,展示了相当独特的创作心境。此时的苏轼仍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政治上得到了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并也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这样的心境在整个生涯中都属少见。从苏轼围绕黄楼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看,其创作心境既有对抗洪所遭受的苦难的无限追忆,又有对徐州百姓的关怀以及对后生晚辈的提携,还有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政所表达的不满。

陈斯柔^[7]（2020）在《宋代琴操诗研究》文中认为两宋琴操诗共五十六题八十一首,二十三位诗人参与创作。就诗歌数量和文人参与度来说,与宋前琴操诗相比数量较多,增长较为明显,琴操诗的生成机制和思想内蕴,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诸多“变格”。通过观察宋代琴操诗人写作情况,对八十一首琴操诗进行文本细读,发现在两宋的特殊背景下,琴操一体呈现具有时代特点的传承与新变,崇古与求新并行不悖。首先,基于两宋时期的社会内外部的发展情况,考察琴操诗人的不断拟写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依据统计和线索梳理,可以发现琴操诗人创作时期集中。仁宗朝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容,士人选择古琴操进行自我心绪的表达,处身劣境也始终保持高操气节;靖康之耻带来的沉痛伤害,使得宋室南渡始建新朝后,士大夫开始就如何成就国家进行深刻反思,琴操诗中“三代大治”呈现的明君盛世也是士人群体的普遍追求;南宋后期与金、辽之间的战争不断,士大夫们诚惶诚恐的心情借助琴操来消解,遂多有写作。琴操诗人大多具备士大夫身份,在宋代重文尚质的大背景下,他们才学横溢且具备良好的审美素养,在日常生活中喜爱有“君子”象征的古琴,并用来涵养情操。此外,琴操诗人交游、师承等人生经历,使得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对琴操创作有影响。特别是宋代士大夫群体怀有“与君同治”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他们向往追求并积极探索“孔颜之乐”,秉持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在内敛自省的价值导向下淬炼自我人格,以琴操诗践行立言不朽的人生事业。其次,文章致力于从文本细微之处着手,细读诗作,从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阐发叙述,期于客观清晰地展现宋代琴操诗的全貌。琴操诗主要抒写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君子志操,复兴儒道的执着信念,关心民瘼的道义责任,归隐悠游的超脱无奈等思想内蕴。琴操诗句用词讲究,存在大量的诗骚句式,承担着讲述文本背景且具有独到作用的题解小序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代圣人言以第一人称视角恰巧营造出忧伤怨嗟的氛围,使宋代琴操诗呈现典雅哀戚的艺术风貌。琴操诗自产生时起就与古琴乐器紧密相连,宋代琴操诗人懂琴音琴韵,他们弹琴写操,琴操诗中的古琴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着主客观不能统一的矛盾。琴德对应人格,古琴抽象出来的内涵象征作为更广泛更直接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宋代琴操诗,这也是琴操内容归处之所在。再次,宋代琴操诗是沿着古琴操的理路朝前发展的,但是在宋代时代环境和文学内在发展规律的双重作用下,又带有有宋一代的独特烙印。旧题本事的重叠书写是宋人崇古的一个方面,他们还进一步上溯诗骚传统,从中抽取精华融入写作。乐府文学自产生时起就有讽喻美刺的功用,宋人在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下,即事名篇方面对新乐府有所借鉴,进一步发扬了古乐府的美刺精神。宋人反古求新之精神较为强烈,面对新的社会发展情况他们穷思极虑,促进了琴操诗的新变。诗人独出机杼创制新题,致使琴操出现诗题的衍生和诗名转化现象,他们以才学和笔力给宋代琴操带来生机。此外,琴操诗在内涵和外延方面,不断被深化和扩展,在宋代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影响下,主题思想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特别是北宋时期新生的《醉翁操》,从演变发展到定型成熟,由诗到词体式骤变,思想内蕴亦随之发生较大变化。研究琴操诗在宋代的发展态势,观照两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士人心态对琴操诗创作的影响,勾勒宋代琴操诗的全貌,有利于全面了解宋代乐府文学。阐发宋代琴操诗人的道德修养的价值导向,挖掘琴操诗的文化价值,可以为时代文明进步提供营养,对当下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春霞^[8]（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龚苏^[9]（2019）在《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文中认为“诗缘事”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文学脉络之中,无论情事或景事,诗歌都无法都离开事而单独存在。近人闻一多就曾说,“诗的本质是纪事的”,事从空间意义上赋予抒情诗歌以厚重感和质实感,反之,诗歌对事在时间位面上的吸收和化用,亦扩展了诗歌的内部受容及表现功能。对杜甫“善陈时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杜诗叙事艺术的精髓和价值,亦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探讨其与“诗史”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时事化书写”为切入点,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结合的角度来以小见大地探究杜诗对时事空间的诗学增饰及改造。文章绪论部分先在研究源起上提出有待于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其次对“时事化书写”的相关概念进行归纳解释,并对“时事化书写”做出定义。最后对杜甫叙事和“诗史”艺术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第一章探讨杜甫时事化书写中的人物情态,共分两节。第一节聚焦杜甫的自传化书写方式,介绍杜甫是如何以平民、漂泊者乃至“朝官”思维在诗歌中呈现时事化书写特色。第二节则以类化的人物形象为轴,探究处于变动地理轨迹的杜甫对不同阶层人民的时事化书写,比如侧重于平民百姓的“三吏”、“三别”等诗,其时事化书写的特质在于通过代言体和对话体,不断转换自己的叙述视角,由此避免卷入对事件性质的对错判断,这一写作方式较早期的乐府作品既有继承又有新变。《饮中八仙歌》和《八哀诗》两组诗则是典型地反映了杜甫对当代精英阶层的一种持续性的时事关注,从中不仅体现了杜诗对于人物相关事迹的心灵化剪裁,亦折射了时代变迁下一类时事化书写行为前后风格的变化。第二章选取一些典型物象分析杜甫的时事化书写特色,探讨其如何通过回顾、哲思和托讽等多种时事化创作方式,使得旧有的物象空间得以更新,共分两节。第一节选取了典型的“病枯”植物物象来分析其时事化书写特色,指出其迂回顿挫的笔法在共时性的条件下对前代比兴传统的承继。第二节则选取杜甫给予持续性时事关注的芙蓉园为研究对象,探讨“芙蓉园”作为文学空间的诗学性质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折射杜甫功名理想的客观建筑空间,逐渐转变为想象的心灵空间,再到寄寓盛衰思维的历史空间。物象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上的时事化书写,展现了杜诗叙事的独特艺术价值。第三章着重分析杜甫时事化书写在“诗史”形成中的作用,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回顾时事化书写下的“陈时事”与“诗史”在诗学评价体系上的关系,指出诗史的核心在“陈什么”与“如何陈”;第二节则重点分析杜甫的时事关注和他史家褒贬思维的形成。在创作构思上,杜甫的时事化书写体现出古今重叠文学空间的特质,通过来回跳跃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诗思,杜甫试图引发古代事、当朝事与当前时事之间的共鸣,并由此确立一类历史道德评价标准,来评判当前时事之是非,并从侧面体现出杜甫对该类时事的褒贬态度;第三节则针对明清评论家对李白、杜甫“善陈时事”的争议进行分析,比较两种“诗史”特质,以进一步明确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在诗史形成中的意义所在。

张昊苏^[10]（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二、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论文提纲范文）

（1）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白行简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香宋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赋题法的展开 ——从齐梁到晚唐的拟古乐府诗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6）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琴操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代政治时事的诗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文革新运动与北宋中后期词互动关系研究[D]. 吴丽.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2]白行简律赋研究[D]. 马丰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香宋词》研究[D]. 田宓.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5]赋题法的展开 ——从齐梁到晚唐的拟古乐府诗创作[D]. 夏雨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D]. 宋定坤.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1)
• [7]宋代琴操诗研究[D]. 陈斯柔.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1)
• [8]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D]. 龚苏.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10]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标签：白行简论文;  诗歌论文;  苏轼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