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食”俱进共赴未来(论文文献综述)
王福军[1](2021)在《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是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它体现了黑龙江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政治品格、优秀的文化传承、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执着的价值追求,是一系列优秀精神的整体体现和智慧结晶。包括黑龙江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形成的东北抗联精神,在开发建设北大荒苦难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在大庆油田大会战艰难险阻的条件下创造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黑龙江革命、开发、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闯关东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马恒昌小组精神、马永顺精神、哈尔滨城市精神、抗疫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精神资源体系。这些精神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的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产物。当前,我国已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此,加强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总结和提炼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探索弘扬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路径和方法,对于构筑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价值,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一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课题研究的背景,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研究现状,阐述相关核心概念,概括相关研究内容,阐明课题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溯源进行梳理总结;第三章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了深刻阐释。在此基础上凝练和升华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第四章系统分析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精准把握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第五章通过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论述,强化黑龙江优秀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引领;第六章通过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分析,全面论证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原则,在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述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文章试图从新的内容、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对黑龙江优秀精神产生、发展和弘扬进行必要研究,目的是将黑龙江优秀精神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策略。将黑龙江优秀精神内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晋丽[2](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李永娜[3](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张建龙[4](2020)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2年播出的40集纳西族题材电视剧《木府风云》,在收视率、美誉度、认可度、口碑、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近几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的精品力作。作为一部“以成功的编、导、演、摄、录、播,填补了中国电视剧史纳西族的空白”的电视剧,《木府风云》主要讲述了明代云南纳西木氏土司在当地统治时期,木氏家族内部腥风血雨的争权夺势和权力更迭的恩怨情仇。该剧将民族团结和民族和谐的主题、纳西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云南丽江地域风光很好地融合在一个故事里,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金熊猫奖﹒国际长篇电视剧最佳影片奖等,而该剧的成功与它对纳西族民俗事象的运用与叙写是分不开的。运用叙事学、民俗学的有关理论对《木府风云》的民俗叙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木府风云》主要运用忠于生活与艺术加工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贯穿式与场景化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史诗化与戏剧化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对纳西族相应历史时期的建筑、服饰、生产商贸、饮食医药等物质民俗,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岁时节日等社会民俗以及民间信仰、道德观念等精神民俗进行了表现和叙写。《木府风云》中的民俗叙事具有艺术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但《木府风云》的民俗叙事也存在“叙之有误”“叙之有失”“叙之有过”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个别民俗与生活实际明显相违,剧中的部分民俗实属无中生有,独特民俗一笔带过,重要民俗未能呈现,对民俗的运用趋于滥化,对民俗的呈现趋于神化等。论文基于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木府风云》中所呈现出来的纳西族民俗事象,从叙事的角度来研究该剧中民俗叙事的方式、功能以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其民俗文化运用的成败得失和民俗叙事规律,可以丰富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研究,同时可以为今后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方法借鉴,有利于促进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创作质量的提升。
马超[5](2020)在《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文中认为“四个伟大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全面深刻的概括和总结。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延续传承的精神品质。历史上无论在哪一时期,哪个朝代,“四个伟大精神”都是中华民族所坚持和追求的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本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反应并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发展至今没有出现断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优秀传统文化是“四个伟大精神”的土壤。“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结晶。新时代弘扬“四个伟大精神”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论文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四个伟大精神”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四个伟大精神”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新时代弘扬“四个伟大精神”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统一关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四个伟大精神”基因要素,充分阐释了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这种蕴含在传统文化中伟大民族精神的基因要素,如“日新之谓盛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和为贵”以及“大同”等思想,千百年来一脉相承,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蓬勃发展的生命源泉。“四个伟大精神”生成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同时积极有力反作用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胡明珠[6](2020)在《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着作。本论文主要针对明代浙江地区文人文集的序跋进行整理与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观察明代浙江地区的文人世界。随着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序跋在文献解读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凸显。笔者首先从史传、方志、书目诗文总集、四库全书等资料中查找到明代从事文学活动的浙江文人,总计约3280多人。除戏曲、小说外,明代浙江籍文人尚有约260人有文集存世,大多收入于四库全书之中。在四库全书系列书籍中又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禁毁丛刊集部之中。由于文人本身多才多艺,在许多序跋中采用了行书或者是草书的书写形式,才疏学浅,恐有疏漏,本论文并未选取书法类的序跋,还有剔除了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序跋,从中挑选出最为重要的五十一人的诗文集,摘录其序跋,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本篇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为四章,文末余论一章。第一章主要讲述的就是对于出仕入仕有着不同看法的文人阶级形象。其中主要有三类型:一类为积极入世的文人形象,一类为疏离避世的文人形象,最后一类是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形象。第二章主要讨论序跋中展现的作序者的文学思想观念。第三章主要讲述文人之间自发形成的文人交际圈。最后一章主要讲述文集的版本流传之不易,文脉薪火相传的精神。在余论中主要针对序跋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色彩进行分析。序跋中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文人世界,有其友人对他深切的怀念,有弟子对于师长的孺慕之情,有家族兄弟之间的手足亲情,后辈对长辈的浓浓的景仰,甚至是跨越朝代的源远流长,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都在序跋中一一体现出来。虽然序跋的文字相对于全集而言,略显微薄,然而其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从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由文人凝聚起来的师门群体、友谊群体,阐述着他们对于文学,对于社会的理想抱负。在一些序跋中还有对于文本的校订,考据,流传,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脉搏的延续与跳动,感慨着文人们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本论文只是选取了明代浙江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及其群体进行展开的论述,在论文外的附录部分还有我所收集到的序跋原文整理,那里有着更为广阔而又浩瀚的文人世界,等着我们去一一探索和发现。……
叶善青[7](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王伟[8](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阮进山[9](2019)在《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针对越南北部的曹洞禅派展开全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大的方面,故分五章:第一章,概括介绍中国曹洞宗传到越南北部的法脉及其曹洞宗的主要思想。此章主要根据1734年印刻的《禅苑继灯录》,追溯中国曹洞宗传到越南曹洞禅派的脉络。继而详细介绍了洞山良阶禅师与一句智教禅师(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的开派祖师之师父)。从各位师徒们的对话语录中,显示他们的禅法思想。通过研究能肯定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的祖庭即在现今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景区的仁王护国寺。最后,本章还介绍了曹洞宗的主要思想,特别是“五位君臣”思想。“君”代表“本体”,“臣”代表“现象”,曹洞宗所提倡的修行方法,即达到“君臣合”,主张“兼中到”,即“本体与现象合一”。这是中国很独特的佛教哲学之一。第二章,主要介绍越南北部曹洞禅派始祖——水月通觉禅师(1637-1704)在中国留学的过程,及其在越南佛教史上的地位。禅师字水月,号通觉道南,越南黎朝高僧。俗名:邓甲,1637年出生。籍贯:安南国,山南道,先兴府,御天县,清潮社人(今越南国,太平省,兴河县,新礼社,清朝村)。幼时习儒学,18岁参加乡试第四场,登贡举。20岁在太平省泰瑞县瑞良社虎队村寺出家。28岁(1664年)到中国参学,经过北京又回湖州,拜一句智教禅师为师,30岁受比丘戒,并继承中国曹洞宗谱系法脉。经过三年修学(1664-1667),拿心印与曹洞宗传灯偈回越南。回国后的37年内,在海洋、河内等地的:下龙寺、琼林寺、洪福寺、安子山等地,极力弘传禅、律思想。在42位出家弟子中,选择了最优秀的弟子宗演为法嗣,并于1704年给传心印,之后示寂于圣光寺,荼毗后,弟子们於下龙寺与圣光寺内起石塔供养。第三章,主要介绍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的法脉流传。水月通觉禅师从中国得法回越南传播曹洞禅派,从1667年到2019年的352年间,曹洞禅派在越南一脉相承,从“通”到“良”字,历经越南四个朝代:后黎、西山、阮、社会主义。不管时代是战争还是和平,国家兴盛还是衰亡,佛法是发展还是沉默,曹洞禅派总是顺时而进,努力弘法。洪福寺以在大城市中心之优势,在曹洞禅派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洞门人把宗风传播到越南北部各省份如:河内、海洋、海防、河西、太平、南定等等,并逐渐传播到越南南方如胡志明市,甚至传到美国。2015年11月1日,越南曹洞僧团回中国湖州市凤凰山护国仁王寺寻找祖庭,正好当天在该寺举行剃度出家仪式。因为该祖庭法脉已经失传了,当得知一句智教祖师的28字传灯偈后,仁王护国寺住持——慈满法师立刻给两位刚剃发出家的弟子起名为:弥虚与弥尘——“弥”字是传灯偈第十七代。因此可知,曹洞法脉在越南像一条河,绵远流长,三百多年还不灭,而且它还返哺源头,回到中国。这正如同水月给宗演的偈:“水出端由洗世尘,尘清水复入原真。”。这点也是中越佛教交流的一个铁证。第四章,介绍了越南北部曹洞禅派修行的主要思想。经过352年的传播,曹洞门人不只接受中国曹洞宗的思想,还结合越南社会文化特点,发展出了丰富的本土化思想,其中最为明显就是:律思想、净土思想、禅宗思想。曹洞门人以戒律为终身修行,并确立出家身份的良师;以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为一生的最终目的;以接受曹洞禅派传灯偈确定师徒辈分位次;发挥佛性、般若、五位君臣等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以作为行持的规范。第五章,详细介绍了越南北部曹洞禅派与弘法利生事业。曹洞门人在修行过程中,禅师们中的德高望重者,担任过越南佛教最高的职位如:国师、僧统、僧纲、法主。现当代的社会主义时期,曹洞门人以僧人身份,亦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如担任国会代表、省人大代表等,最高地位也包括担任越南国会副主席。通过这些职位,发挥“奉道爱国”精神。曹洞门人不仅将佛法教义和曹洞禅宗思想应用在参政领域,还积极从事建造寺庙、印刻佛教经典、教化信徒等重要的弘法事业,让曹洞宗在越南佛教历史上凸显其独特的影响力。虽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作者希望,此论文能向中国介绍越南佛教的一个禅派,是中国佛教对外国的影响,能作为促进中越佛教交流的一个桥梁,同时也提供给越南读者了解北越曹洞禅派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提供给北越曹洞门人明了法脉传承与实修方法。
陈杰[10](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二、与“食”俱进共赴未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与“食”俱进共赴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的相关概念 |
1.4.1 优秀精神 |
1.4.2 中国精神 |
1.4.3 区域精神 |
1.4.4 黑龙江优秀精神 |
1.5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创新之处 |
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 |
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思想来源 |
2.1.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支撑 |
2.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引领 |
2.1.4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文化根基 |
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实践基础 |
2.2.1 救国图强的革命运动 |
2.2.2 开疆拓土的生产实践 |
2.2.3 艰苦卓绝的支援建设 |
2.2.4 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 |
2.3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科学内涵 |
3.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 |
3.1.1 东北抗联精神 |
3.1.2 北大荒精神 |
3.1.3 大庆精神 |
3.1.4 铁人精神 |
3.1.5 大兴安岭精神 |
3.1.6 闯关东精神 |
3.1.7 其它黑龙江优秀精神 |
3.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 |
3.2.1 忠贞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奋斗精神 |
3.2.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
3.2.3 尊重科学、讲究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
3.2.4 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
3.2.5 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
3.2.6 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
3.3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4.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 |
4.1.1 鲜明的地域性 |
4.1.2 广泛的包容性 |
4.1.3 艰苦的开拓性 |
4.1.4 奉献的无私性 |
4.1.5 优秀的传承性 |
4.1.6 先进的时代性 |
4.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主要功能 |
4.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凝聚功能 |
4.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激励功能 |
4.2.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整合功能 |
4.2.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育人功能 |
4.2.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导向功能 |
4.3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
5.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 |
5.1.1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5.1.2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 |
5.1.3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繁荣龙江文化的内在动力 |
5.1.4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促进龙江振兴的重要支撑 |
5.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价值 |
5.2.1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
5.2.2 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
5.2.3 当代人民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路标 |
5.2.4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使命担当 |
5.2.5 鼓舞人民建设新龙江的精神动力 |
5.3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
6.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6.1.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 |
6.1.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紧迫性 |
6.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原则 |
6.2.1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
6.2.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6.2.3 全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 |
6.3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 |
6.3.1 推进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与阐释 |
6.3.2 聚焦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塑造与实践 |
6.3.3 建立黑龙江优秀精神弘扬培育机制 |
6.3.4 纳入各层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件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述评 |
1.3 理论基础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4.1.1 匪患的危害 |
4.1.2 匪患的肃清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4.5.1 培养原则 |
4.5.2 培养途径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7.1 基本经验 |
7.2 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关键概念的界定 |
1.3 研究现状 |
1.3.1 有关《木府风云》的研究 |
1.3.2 有关民俗叙事的研究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的内容 |
2.1 物质民俗 |
2.1.1 建筑 |
2.1.2 服饰 |
2.1.3 生产商贸 |
2.1.4 饮食医药 |
2.2 社会民俗 |
2.2.1 社会组织 |
2.2.2 社会制度 |
2.2.3 岁时节日 |
2.3 精神民俗 |
2.3.1 民间信仰 |
2.3.2 道德观念 |
第三章 《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的方式 |
3.1 忠于生活与艺术加工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 |
3.1.1 基于现实生活再现民俗 |
3.1.2 通过艺术加工表现民俗 |
3.2 贯穿式与场景化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 |
3.2.1 贯穿式民俗叙事 |
3.2.2 场景化民俗叙事 |
3.3 史诗化与戏剧化相结合的民俗叙事方式 |
3.3.1 史诗化民俗叙事 |
3.3.2 戏剧化民俗叙事 |
第四章 《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的功能 |
4.1 艺术功能 |
4.1.1 推动剧情发展,深化影视主题 |
4.1.2 渲染故事氛围,烘托人物形象 |
4.1.3 丰富作品内容,增强画面效果 |
4.2 文化功能 |
4.2.1 有利于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
4.2.2 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 |
4.3 政治功能 |
4.3.1 宣传了爱国主义精神 |
4.3.2 传播了和谐社会理念 |
4.4 经济功能 |
第五章 《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的不足 |
5.1 民俗叙事“叙之有误” |
5.1.1 个别民俗与生活实际明显相违 |
5.1.2 剧中的部分民俗实属无中生有 |
5.2 民俗叙事“叙之有失” |
5.2.1 独特民俗一笔带过 |
5.2.2 重要民俗未能呈现 |
5.3 民俗叙事“叙之有过” |
5.3.1 对民俗的运用趋于滥化 |
5.3.2 对民俗的呈现趋于神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文化含义 |
一、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文化内涵 |
(一)伟大创造精神的文化内涵 |
(二)伟大奋斗精神的文化内涵 |
(三)伟大团结精神的文化内涵 |
(四)伟大梦想精神的文化内涵 |
二、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主要特点 |
(一)人民立场 |
(二)底蕴深厚 |
(三)贯通古今 |
三、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相互关系 |
(一)“四个伟大精神”相互联系 |
(二)“四个伟大精神”相互促进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
一、伟大创造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
(一)“日新之谓盛德”的精神传统 |
(二)“日新之谓盛德”的人才创新 |
(三)充满伟大创造精神的灿烂物质文明 |
二、伟大奋斗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
(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传统 |
(二)神话传说、寓言中体现的伟大奋斗精神 |
(三)盛世体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伟大奋斗精神 |
三、伟大团结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
(一)“以和为贵、团结奋斗”的精神传统 |
(二)“以和为贵,团结奋斗”的大一统国家 |
(三)儒、释、道和谐统一体现伟大团结精神 |
四、伟大梦想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 |
(一)“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伟大梦想 |
(二)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长期坚守的社会理想 |
(三)勇于追梦、持续奋斗的精神传统 |
第三章 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
一、“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
(一)“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理内容 |
(二)“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核心 |
(三)“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道德坚守的品质 |
(四)“四个伟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变灵魂 |
二、“四个伟大精神”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保障 |
(一)伟大创造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源泉 |
(二)伟大奋斗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不竭动力 |
(三)伟大团结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强大聚力 |
(四)伟大梦想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宝贵基因 |
三、“四个伟大精神”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骨骼系统 |
(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四个伟大精神”的架构 |
(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四个伟大精神”的挈领 |
第四章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四个伟大精神” |
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四个伟大精神” |
(一)优秀传统文化是“四个伟大精神”的土壤 |
(二)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培育“四个伟大精神” |
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践行“四个伟大精神” |
(一)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夯实“四个伟大精神”地基 |
(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四个伟大精神” |
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序跋中的文人群体 |
第一节 积极入世的文人 |
一 气昌而奇——刘基 |
二 质朴悲壮——张煌言 |
三 其他文人——侯一元、程正谊等 |
第二节 疏离避世的文人 |
一 奇傲纵诞——徐渭 |
二 闲适散淡——张岱 |
三 其他文人——何白、董说等 |
第三节 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群体 |
一 警敏绝伦——苏伯衡 |
二 自得于心——陶望龄 |
三 其他文人——赵志皋、范钦等 |
第二章 序跋所体现的思想内涵 |
第一节 文学观念 |
一 明道宗经——推崇经世致用 |
二 崇尚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
三 异军突起的理学——阳明心学 |
四 反对贵古贱今——独抒性灵 |
第二节 文人价值观——立德、立功、立言 |
第三章 序跋中的文人交游 |
第一节 同辈名士之间的交游 |
一 同门之谊,以宋濂与胡翰的交往为例 |
二 仕宦之谊以赵用贤与赵志皋的交游为例 |
三 其他 |
第二节 先辈后学之间的交游 |
一 亦师亦友以宋濂、刘基与苏伯衡的交游为例 |
二 同门之谊以苏伯衡与方孝孺的交游为例 |
三 同乡之谊以沈明臣与屠隆的交游为例 |
四 同族之谊以侯一元家族为例 |
第四章 序跋中所反映的诗文集的接受与传播情况 |
第一节 诗文集的辑佚 |
一 主观原因:诗人焚稿 |
二 诸多客观原因 |
第二节 诗文集刊刻情况 |
一 家族文集刊刻 |
二 门客友人出资刊刻 |
三 其他 |
余论 |
一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的特点 |
二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的文体形式 |
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结构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贫困 |
二、减贫 |
三、生态贫困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三、耦合度评价 |
四、数据验证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一、划分原则 |
二、划分依据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原因及意义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三、研究综述和文献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曹洞宗传到越南北部的法脉 |
第一节 中国曹洞宗法脉传承 |
一、从西天到东土传承世次 |
二、关于曹洞宗传承争议 |
三、洞山良阶与曹洞宗之传承 |
四、一句智教禅师考论 |
第二节 中国曹洞宗的主导思想 |
一、三路接人 |
二、三种渗漏 |
三、三种堕落 |
四、五位君臣 |
五、五位功勋 |
小结 |
第二章 越南北部洞禅派始祖——水月禅师(1637-1704)考论 |
第一节 水月禅师 |
一、平生考论 |
二、诗偈与法语 |
第二节 水月禅师——北越曹洞禅派始祖 |
一、特色禅宗思想 |
二、弟子继承法脉 |
三、祖庭香火兴旺 |
四、越南僧人继承中国曹洞禅宗 |
小结 |
第三章 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的法脉流传 |
第一节 河内市洪福寺曹洞传承 |
一、第二祖 宗演真融:妙计劝王,京都弘法 |
二、第三祖 慈山行一:临曹僧统,禅苑留芳 |
三、第四祖 性烛道周:师弟僧统,禅家荣显 |
四、第五祖 海奠密多:师徒僧统,道法荣昌 |
五、第六祖 宽翌普照:编写语录,永遗后世 |
六、第六代至第十五代住持:连灯续焰,继往开来 |
第二节 河内市三大寺院曹洞传承 |
一、河内市镇国寺:曹洞添支,西湖更美 |
二、河内市弘恩寺(广播寺):两代法主,曹洞增辉 |
三、河内市阐法派:曹洞宗风,阐扬净土 |
第三节 宁平省曹洞传承 |
一、宁平省壁峒寺:过去兴隆,今天失传 |
二、宁平省同得寺:曹洞禅派,日益重兴 |
第四节 南定省曹洞传承 |
一、南定省灵光寺(富宁寺):南定曹洞,最早祖庭 |
二、南定省圣恩寺:城南地区,曹洞呈祥 |
三、南定省古礼寺:曹洞门人,革命传统 |
小结 |
第四章 越南北部曹洞禅派修行的主要思想 |
第一节 禅思想 |
一、传心印问题 |
二、般若性空思想 |
三、佛性思想 |
第二节 戒律思想 |
一、《戒坛》研究体现曹洞门人戒律思想 |
二、宽翌禅师之戒律思想 |
三、道生光坜明达禅师的戒牒探讨 |
四、融合律净禅代表者:行邵德润禅师 |
第三节 净土思想 |
一、宽翌僧统之净土思想 |
二、性定心珠禅师之净土思想 |
三、觉道遵《解冤科》的净土思想 |
小结 |
第五章 越南北部曹洞禅派与弘法利生事业 |
第一节 曹洞门人与道俗地位 |
一、担任僧统、国师、法主之曹洞门人 |
二、担任人大代表之曹洞门人 |
第二节 曹洞门人与弘法职能 |
一、曹洞门人与建寺事业 |
二、曹洞门人与印经事业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水月禅师图与画像 |
附录2. 《继灯录》的图片 |
附录3. 性定心珠禅师《大弥陀经正文持念摘要演音》的喃字 |
附录4. 《曹洞宗南传祖师语录》之传灯偈 |
附录5. 《曹洞南传第一祖师语录》图片 |
附录6. 《曹洞南传第一祖师语录》 |
附录7. 宗演禅师之《华藏世界》序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成果 |
致谢 |
(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与“食”俱进共赴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D]. 王福军.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4]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木府风云》民俗叙事研究[D]. 张建龙.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5]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D]. 马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胡明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越南北部曹洞禅派研究[D]. 阮进山. 南京大学, 2019(01)
- [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