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1,000年前生物大绝灭的原因——“天地生人”系列讲座(十)（论文文献综述）
姜剑[1]（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王岩[2]（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唐禄俊[3]（2020）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文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上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下至具体的药方器具。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展开了研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有以下几个要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探索,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典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第一章梳理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四字的内涵。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概括起来,“仁”的内涵是天道为仁、医为仁术、慈悯万物、医不嗜利,“和”是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调和疾病,“精”是医术之根,“诚”是医品之本。准确把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意涵是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第一步。第二章讨论了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有密切关系的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中医的理想人格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塑造的。古代医家的从医动机是多样的、复合的,可归纳为:口实之需、追名逐利、举业而医、传承家学、疗养君亲、保身逸志、格物致知、修德济世。古代中医的行医境界有三个等级,分别是理想之境、中上之境、不足之境。综合来看,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可谓“大医”“良医”“上医”,典型人物可推孙思邈。第三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探讨。第一节以问卷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公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情况。3732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大众最认可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表述是“仁和精诚”,其次为“阴阳中和”和“医道自然”;大众最认可的三个中医药文化符号是依次是太极图、针灸铜人像、杏林;大众最喜欢三个中医药品牌符号依次为同仁堂、云南白药、九芝堂;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平均分是59.72分;虽然人们对中医药了解水平自我评分不高,但是对中医药的未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对中医药未来的信心评分的平均分是76.96分。第二节分析了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人物。“国医大师精神”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最新诠释,此精神不仅是国医大师群体的个性精神,更是中医药行业的精神。以《人民日报》“走近国医大师”系列为基础,使用人格心理学研究以词汇学为基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国医大师精神为涵盖了大家与我、人与我、我的三层次结构,最终提炼“国医大师精神”为仁爱承新、和善谦诚、严研静廉。中医药技术可有高下之别,精神却可人人秉持、代代承传。因此,弘扬“国医大师精神”对于中医药人塑造中医的完美人格,促进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增加文化自信,改善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是关于中医医院的医院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全国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重要实践地。为了解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在全国中医医院的践行现状,本文以网络调查的方式查询了 477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的门户网站,结果发现有54家医院将“仁、和、精、诚”四字直接作为院训或医院精神或医院价值观等,至少直接使用“仁、和、精、诚”一字的中医院比例达到了 82.22%。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点思考:完善门户网站,突出医院精神文化;全方位把握“仁、和、精、诚”四个维度,精准定位;结合地域名医及其文化,打造区域特色。第四节是关于医院文化建设个案调查的思考。在中国传统视域中,“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家庭不仅是全体家庭成员的情感所系,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单位。现今中国,儒家“家”文化的实践地由传统家庭转向了组织文化,作用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以医院文化为例,儒家“家”文化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新时代医院文化,打造中国特色的医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讨论。此部分主要分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践行的外部的政策和文化环境,提出了树立信仰,抑扬结合,众人拾柴,互利双赢、全媒体呈现的建议。总之,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融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以人为承载,以时代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鹄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张健旺[4]（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指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康兆庆[5]（2016）在《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持续发展的局面骤然停滞。研究经费无着,研究设备不足,生活物质短缺成为制约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学术界的诸多困境,国民政府以“奖励”学术成果的方式鼓励开展研究,但该政策制定之日起,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则采取消极策略,在抗战时期制定“维持资助事业最低限度原则”,对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贡献有限。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采用积极主动的策略,借鉴德国学术救济委员会的办法,以人为中心,实施科研资助制度,从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方面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再度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新学术增长点的出现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做出一定贡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管理和分配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1931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业务,存在了28年。1931-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国民政府的建设与教育有过相当贡献。尤其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为实现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科研资助,在边远省份的大学设立大学讲座教授,以提高边远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协助科学工作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延续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设立科学研究助理,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为中国的科研发展储备人才；组织科学考察团,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探险精神,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为开发西南、西北边疆提供科学依据；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集合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最有影响的机构,在中国地理学、测量学、海洋学人才培养、训练及学术方向、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创办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蚕桑研究的高级科研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蚕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对于西南地区蚕桑改良及平衡政府国际收支起到重要作用；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开展地方性研究,推广科学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处处以适合国家需要为前提的资助原则；二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爱国热情；三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及组织运行机制：四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的科学观念及学术思想的影响；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尽管董事会以适应国家需要为前提,但在科研资助中并不盲从于政府政策,而是坚持基金运行的独立性和科学发展规律,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一直存在。然而,由于抗战中后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基金运行出现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最终导致科学协助制度无疾而终,甚为遗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科研资助制度,其特点有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个人研究与联合研究并举,严格评审与注重监督并行,服务国家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也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引导学术研究转型,提倡学术研究新方向,树立学术研究新风气等方面。
张帆[6]（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提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郭军[7]（2010）在《新灾变论科学思想的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坚持不懈地对其生存的世界进行着无尽的探索,天地生万事万物始终为人们所关注。近代之后,地学领域围绕地质演化和生物发展的灾变与均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地质灾变论和均变进化论相继占据地学研究的统治地位,这为地学理论的进步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地学事实不断被揭示,地质均变进化的科学证明逐渐受到了实践科学证伪的挑战,面对日益丰富的地学灾变现实证据,以“天外横祸”假说为起点,以外星体撞击理论为主导的新灾变论科学思想日渐兴起。通过对新灾变论科学思想的渊源、兴起、发展、繁荣与当代转型一系列历程的深入研究,强化了人们的地学理论思维,更进一步展现了地学科学“假说—真理”进化模型去伪逼真的经典发展之路。新的世纪,以地学理论的新革命为代表,人类科学技术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地球发展变化的无序开放大系统研究逐渐引出了地球复杂性科学的新探索。在实践证明与科学证伪的共同推动下,以新灾变论科学思想为主导的天地生大系统研究不断构建起开放复杂的地学思维演化体系,它开启了科学进步的别样思维与创新方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新的创新动力之源。
郑韬凯[8]（2009）在《从洞穴到聚落 ——中国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探讨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以居住环境（包括居址内外空间）为研究范围，认为居住环境对人类的进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类型学学者认为石器的制作模式是定义史前文明阶段的重要依据一样，本文认为居住模式也和石器范式一样，都是进化的工具。研究方法上以考古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主导，以环境、规划、和建筑学为角度和框架。旧石器时代以类型学、埋藏学为主，新石器时代以空间聚落学为主。并借用人类学、民族学等其它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来进行分析、归纳和研究。研究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旧石器时代，洞穴居址起到核心家庭的作用。研究表明，它对人类人口繁衍、体质进化、语言和艺术的产生有关键性的作用。大量遗迹证明先民有一定的“择址观”，它综合的体现在先民对气候、地理、资源（动植物群）的理解和控制力上。这一时期穴内也有了一定的功能分区，随着“火”的介入，室内核心空间也相继产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穴内空间模式。2、中石器时代时间较短但却是石器时代的革命性阶段，洞穴居址仍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核心。在冰川气候消退的大环境背景下，在火和弓箭、细石器工具以及在有效的居住模式帮助下，人类已经具备了控制更大空间和资源的能力。人类开始走出洞穴，向更广阔的台地、平原、山岗进发。旷野居址在这个时期广泛存在，它让先民去实验农作物和尝试制陶，从而迎来新石器时代的飞跃。3、在新石器时代，建造技术有了高度发展，木骨泥墙和干栏式房屋建筑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中国古代建筑的几种基本结构模式和建造方法已经确立。室内分区与装饰更为精细，居址模式已成为文化的标志。洞穴生活已成为往事，先民住进相对舒适健康的聚落居址。公共广场、祭坛以及大房子的出现为礼仪活动提供了舞台，它和生活居址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环境体系，并且这样的文化模式在不同地区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城邦模式已经出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将进入国家阶段。
徐钦琦[9]（2007）在《科学需要东方的智慧——“天地生人”系列讲座（34）》文中提出
金身佳[10]（2006）在《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是指在中国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有关宅经和葬书的这部分文书，它弥补了中国风水术发展史及其史料链中的一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曾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深度广度上尚显不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力求全面深刻地解读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的内容。全文分为十章，第一章是序言，概述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的范畴、研究价值、研究状况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文献分类定名，尤其是分出一个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阴阳宅杂抄类，让读者更清醒的认识“杂抄类”的特性。第三章解读阴阳宅相宅术，包括阴阳宅的辰南戌北斜分一界之图，阴阳宅的刑祸福德方，天道运行与阴阳宅修造吉日的关系、太岁与修造忌日的关系等，剖析当时流行的阴阳宅经的一整套相宅手法。第四章对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宅经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五姓宅、五姓阴阳宅派及其占断手法作全面深入的探讨，对五姓与五音的关系予以追本溯源，弄清来龙去脉；将原来的法藏、英藏图版文献中的五姓宅图一一转绘出来，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对五姓宅图的名称、意义、绘图视图原则、干支八卦标示方位及图中神煞等作全面的分析。第五章全面地研究八宅经，对八宅派从八宅经到《八宅明镜》的流变作一梳理，使读者对八宅派及其占断手法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第六章比较系统地解读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有关修造的诸神煞（如天道、土公、太岁等），解析敦煌写本宅经P．2964中的黄黑道十二神，解读写本宅经P．3594中的九方色图。第七章对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形法相宅、相墓归类总结，并联系汉代的图宅术和明代的《阳宅十书》中的宅外形，对传统的形法相地术做一个梳理，期望对传统的形法相地术及其流变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第八章利用传世的《地理新书》和《大汉原陵秘葬经》解读六甲八卦冢，认为其名称与六十甲子和八卦有关，其墓穴要刚好放在满、成、定、开与麒麟、凤凰、章光、玉堂四吉神所在的位置上，这正是百姓所能用的人分四穴。第九章全面揭示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房屋修造风俗与丧葬风俗史料。第十章深入剖析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哲理思想，揭示其中追求人类理想环境的深刻哲理与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智慧，揭示人们通过象天法地的住宅建筑以通天通神、求得天助天佑的趋吉心理。
二、11,000年前生物大绝灭的原因——“天地生人”系列讲座(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1,000年前生物大绝灭的原因——“天地生人”系列讲座(十)（论文提纲范文）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来华经历 |
| 第一节 传教背景 |
| 第二节 简要生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桃胡与民俗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故事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符号 |
| 第三节 民俗记录 |
| 第四节 传播策略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中国印象 |
| 第一节 近看华中 |
| 第二节 概观中国 |
| 第三节 对话中国经典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同报》与西学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刊 |
| 第二节 广学会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高葆真与《大同报》 |
| 第四节 面对变革,他们的声音 |
| 第五节 同时期本土报刊《大公报》 |
| 第六节 《大同报》历史地位 |
| 小结 |
| 第五章 译述活动和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欧化篇》 |
| 第二节 《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 |
| 第三节 《泰西奇效医术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 |
| 1.1 医心“仁” |
| 1.1.1 天道为仁 |
| 1.1.2 医为仁术 |
| 1.1.3 慈悯万物 |
| 1.1.4 医不嗜利 |
| 1.2 医道“和” |
| 1.2.1 人天和合 |
| 1.2.2 人际和谐 |
| 1.2.3 形神合一 |
| 1.2.4 调和疾病 |
| 1.3 医术“精” |
| 1.4 医品“诚” |
| 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 |
| 2.1 习医动机 |
| 2.1.1 口实之需 |
| 2.1.2 追名逐利 |
| 2.1.3 举余而医 |
| 2.1.4 传承家学 |
| 2.1.5 疗养君亲 |
| 2.1.6 保身逸志 |
| 2.1.7 格物致知 |
| 2.1.8 修德济世 |
| 2.2 行医境界 |
| 2.2.1 理想之境 |
| 2.2.2 中上之境 |
| 2.2.3 不足之境 |
| 2.3 “大医”理想人格 |
| 2.3.1 特色辨析 |
| 2.3.2 现代启示 |
| 3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 |
| 3.1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 |
| 3.1.1 对象与方法 |
| 3.1.2 结果分析 |
| 3.1.3 讨论 |
| 3.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典范 |
| 3.2.1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出 |
| 3.2.2 “国医大师精神”的提炼 |
| 3.2.3“国医大师精神”评析 |
| 3.2.4 “国医大师精神”的当代价值 |
| 3.3 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调查 |
| 3.3.1 对象与方法 |
| 3.3.2 结果分析 |
| 3.3.3 讨论 |
| 3.3.4 问题与思考 |
| 3.4 儒家“家”文化视角下的医院文化建设反思 |
| 3.4.1 传统儒家“家”本观念 |
| 3.4.2 新儒家“家”文化 |
| 3.4.3 和谐医院文化建设 |
| 3.4.4 医院“家”文化建设实例 |
| 4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 |
| 4.1 环境分析 |
| 4.1.1 政策环境 |
| 4.1.2 文化环境 |
| 4.2 策略分析 |
| 4.2.1 树立信仰 |
| 4.2.2 抑扬结合 |
| 4.2.3 众人拾柴 |
| 4.2.4 互利双赢 |
| 4.2.5 全媒体呈现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4）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推证“读书种子”名义 |
| 第一节 “廉耻之道”与“有耻之士” |
| 第二节 “躬行君子”与“读书君子” |
| 第三节 “六艺之学”与“读书种子” |
| 第四节 “士之典范”与“读书种子” |
| 第五节 “古今仁圣”与“读书种子” |
| 第六节 “习气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七节 “知识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一章 “劲节不同群”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
| 第一节 “优美门风”与“自立其志” |
| 第二节 “善学君子”与“六艺之学” |
| 第三节 “不寻俗好”与“独契前贤” |
| 第四节 “勇于自治”与“修身为本” |
| 第五节 “纷纭野鸟”与“圣学真凤” |
| 第二章 “狷介独行”的“读书种子”宋濂 |
| 第一节 “文章知己”与“文章种子” |
| 第二节 “逢缘遇境”与“一变至道” |
| 第三节 “素狷之士”与“狷者一狂” |
| 第三章 “独行违俗”的“读书种子”王阳明 |
| 第一节 “遭遇患难”与“返之六经” |
| 第二节 “媚世乡愿”与“乡愿意思” |
| 第三节 “素狂之士”与“素刚之士” |
| 第四节 “有道学问”与“圣贤血脉” |
| 第五节 “忠信之道”与“良知之学” |
| 第四章 “宏览博物”的“读书种子”方以智 |
| 第一节 “世家子弟”与“故家旧味” |
| 第二节 “读书之士”与“博学君子” |
| 第三节 “娟而狂者”与“旷达之士” |
| 第四节 “破家之子”与“异类中行” |
| 第五节 “孝悌之道”与“天地孝子” |
| 第五章 “行己有耻”的“读书种子”顾炎武 |
| 第一节 “读书世家”与“奇质嘉种” |
| 第二节 “诗文种子”与“学问种子” |
| 第三节 “立人大节”与“行己有耻” |
| 第四节 “博学于文”与“临文主敬” |
| 第五节 “典型未往”与“树式后辈” |
| 第六章 “不随众狂”的“读书种子”王夫之 |
| 第一节 “弘道之人”与“豪杰之士” |
| 第二节 “正学醇儒”与“读书种子” |
| 第三节 “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 |
| 第四节 “观其所恒”与“依然故旧” |
| 第五节 “天地元气”与“圣贤学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及框架 |
| 第一章 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一节 战争对科学研究的破坏 |
| 第二节 中国科研资助的调适 |
| 第二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决策机构 |
| 一、董事会议 |
| 二、教育委员会 |
| 第二节 执行机构 |
| 一、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委员会 |
| 二、学科分组委员会 |
| 第三节 合作机构 |
| 第三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经费来源及运用 |
| 一、中英庚款的“退还” |
| 二、息金的运用原则与标准 |
| 三、庚款收支与运用 |
| 第二节 资助学科范围 |
| 一、资助学科的统计分析 |
| 二、“人文科学”资助范围的界定与讨论 |
| 第三节 评审程序 |
| 一、评审办法的确定与运用 |
| 二、评审标准的确定 |
| 三、监督考核机制 |
| 第四节 人情关系对评审的影响 |
| 第四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科研人员的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大学讲座教授 |
| 一、讲座设置的统计分析 |
| 二、讲座待遇的统计分析 |
| 三、讲座设置的影响 |
| 第二节 科学工作人员 |
| 一、申请者的资格与条件 |
| 二、科学工作人员的群体分析 |
| 三、资助科学工作人员的成效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助理 |
| 一、科学研究助理的推荐 |
| 二、科学研究助理的统计分析 |
| 三、科学研究助理设置的成效 |
| 第五章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与学术增长 |
| 第一节 科研资助与边疆研究 |
| 一、科学考察团与边疆研究 |
| 二、甘肃科学教育馆与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变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机构的创建 |
| 一、中国地理研究所 |
| 二、中国蚕桑研究所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灾变论科学思想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提出问题及概念引入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现状 |
| 0.2.2 国内现状 |
| 0.3 文章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0.4 文章研究方法及意义 |
| 0.5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时期灾均变理论在争辩中不断发展 |
| 1.1 历史上早期的灾难与绝灭说 |
| 1.1.1 布丰的长期渐变—短期突变思想 |
| 1.1.2 灾均变学说的思想先河——考量地学认知水平的水火之争 |
| 1.2 灾变思想的肇始——居维叶与《论地球表面革命》 |
| 1.2.1 从比较解剖学走向灾变论 |
| 1.2.2 地表革命多次突然发生 |
| 1.3 剥去灾变宗教外衣——均变进化论走向辉煌 |
| 1.3.1 莱伊尔:"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 |
| 1.3.2 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 第二章 均变进化论发展中的难题与解惑 |
| 2.1 遍寻不见"失落的链环" |
| 2.1.1 从"自然界无跃进"到"地质记录的不完全" |
| 2.1.2 地学技术进步与"地质记录不完全"的证伪 |
| 2.2 生物突然大规模绝灭与出现的地质史证据 |
| 2.2.1 背景绝灭与集群绝灭的地质事实考证 |
| 2.2.2 均变论的新难题:生物物种大爆发之惑 |
| 第三章 新灾变论的兴起推动地学科学新的跨越 |
| 3.1 新灾变论思想在解答大量地质实践困惑中兴起 |
| 3.1.1 "天外横祸"假说引起的理论新思考 |
| 3.1.2 新灾变论的辉煌:伯克利考察队与外星体撞击理论 |
| 3.2 灾变新理论推动地学相关学说的诞生与发展 |
| 3.2.1 间断平衡:渐变是突变的背景,突变是进化的主流 |
| 3.2.2 从"自然界线"到"界线层型"再到"事件界线" |
| 3.3 新灾变论引出地球大系统复杂性科学的新探索 |
| 3.3.1 地学灾变观的新思考 |
| 3.3.2 地球发展变化的无序开放大系统 |
| 第四章 地学理论革命开启科学进步的别样思维与创新方法 |
| 4.1 灾变思想去伪逼真演化历程折射地学科学发展的经典思维路径 |
| 4.1.1 现实基础上的地学灾变新假说是真理诞生的前提 |
| 4.1.2 实践证明与科学证伪共同推动地学思维不断前进 |
| 4.2 地学理论"假说-真理"进化模型是科学进步的重要阶梯与创新方法 |
| 4.2.1 新灾变地学理论发展呈现假说林立追求真理的进化模型 |
| 4.2.2 开放复杂的地学思维演化体系带给科学进步新的创新之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从洞穴到聚落 ——中国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相关概念的阐述 |
| 1-1-1 石器时代——世界与中国 |
| 1-1-2 中国——独特的地理区域 |
| 1-1-3 长期性居址——对居住环境研究的意义 |
| 1-1-4 范式化的家居——房屋是进化的工具 |
| 1-1-5 居住观念——在创造之前的概念 |
| 1-2 研究方法 |
| 1-3 选题意义 |
| 第二章 石器时代的环境背景与居址概述 |
| 2-1 石器时代的地理因素概述 |
| 2-1-1 第一事件——青藏高原的隆升 |
| 2-1-2 第二事件——长江与黄河的形成 |
| 2-2 石器时代的气候因素概述 |
| 2-2-1 旧石器时代——冰期的交替 |
| 2-2-2 中石器时代——最后的冰川 |
| 2-2-3 新石器时代——渐次的温暖 |
| 2-3 石器时代的文化相貌概述 |
| 2-3-1 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时代 |
| 2-3-2 中石器时代文化——细石器、复合工具和原始耕作 |
| 2-3-3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 |
| 2-4 我国石器时代的居址分布 |
| 2-4-1 努力地迁徙——旧石器遗址的分布 |
| 2-4-2 丰富的文化类型——新石器遗址的分布 |
| 2-4-3 多中心的起源——新石器遗址的"文化区系" |
| 第三章 走出洞穴——漫长又伟大的征程 |
| 3-1 洞穴——"核心的家" |
| 3-1-1 洞穴对人类进化的贡献 |
| 3-1-2 最早的家——巫山龙骨坡200万年前的洞穴 |
| 3-1-3 "北京人"之家——北京周口店洞穴 |
| 3-2 "洞穴—旷野"模式 |
| 3-2-1 龙牙洞——洛南盆地的居址模式 |
| 3-2-2 阎家岗——季节性的旷野模式 |
| 3-2-3 旷野居址的增加——对资源的控制力的增长 |
| 3-3 走出洞穴 |
| 3-3-1 "火"——从借用到控制 |
| 3-3-2 等待陶器——中石器时代的"试验" |
| 3-3-3 分区——模式化的家居空间的产生 |
| 第四章 聚落生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 |
| 4-1 "聚落"研究 |
| 4-1-1 空间模式——聚落研究框架 |
| 4-1-2 聚落形态——不同地形的不同策略 |
| 4-1-3 从自组织到成熟——"聚落"的三个发展阶段 |
| 4-1-4 风土——聚落的多样性和典型性 |
| 4-2 聚落中的建筑成就 |
| 4-2-1 版筑——从环濠到城郭 |
| 4-2-2 木骨泥墙——在华北流行的式样 |
| 4-2-3 干栏——在华南流行的式样 |
| 4-2-4 井干——井壁中的发现 |
| 4-3 聚落中的公共空间 |
| 4-3-1 大广场——充满凝聚力的场所 |
| 4-3-2 大房子——早期宫殿建筑的营建 |
| 4-4 聚落中温暖的家 |
| 4-4-1 火塘(灶炕)——室内的核心空间 |
| 4-4-2 陶器——家中重要的生活器具 |
| 4-4-3 生产工具——室内的陈设物 |
| 4-4-4 室内窑穴——居室中的储藏空间 |
| 4-4-5 居住面——卫生健康的起居 |
| 4-4-6 装饰——房屋就像是个大陶器 |
| 第五章 居住观念——择吉处而营之 |
| 5-1 石器时代的"风水" |
| 5-1-1 选穴——旧石器时代的选址的策略 |
| 5-1-2 择址——新石器时代的"环境观" |
| 5-2 聚落中的"规划"意识 |
| 5-3 "方圆"与"四象"观念 |
| 5-4 "中轴"观念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10）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中文) |
| 内容提要(英文) |
| 第一章 序言 |
| 一、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的范畴及其价值 |
| 二、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分类定名说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已有的分类及其缺陷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分类原则及其简表 |
| 第三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分类定名细说 |
| 一、五姓阴阳宅经 |
| 二、八宅经 |
| 三、一般宅经 |
| 四、护宅神历卷 |
| 五、葬书葬事类 |
| 六、山岗地脉类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阴阳宅 |
| 第一节 阴阳宅概念 |
| 一、敦煌写本宅经中有趣的阴阳宅现象 |
| 二、五姓阴阳宅之阴阳界定 |
| 三、阴阳宅之阴阳界定 |
| 第二节 阴阳宅的辰南戌北斜分一条为界 |
| 第三节 刑德祸福方吉凶 |
| 第四节 阴阳宅修造宜忌日与天道、天德、月德及太岁 |
| 一、阴阳宅的修造吉日与天道天德月德 |
| 二、阴阳宅修造忌日与太岁 |
| 第四章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宅 |
| 第一节 五姓相宅源流 |
| 一、五音与五姓原始 |
| 二、五姓相宅原始:汉代的图宅术 |
| 三、五姓相宅的盛衰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宅图 |
| 一、宅图名称及其意义 |
| 二、上南下北的绘图视图原则 |
| 三、干支四维标方位法 |
| 四、八卦表方位 |
| 五、建除与十二神的固定相配以占吉凶 |
| 六、五姓人宅图建宅修舍十二月和十二方修造吉凶 |
| 第三节 五姓相宅术中的五姓作舍法 |
| 第四节 五姓宅中的五姓移徙和养畜宜忌 |
| 一、五姓移徙吉凶方 |
| 二、移徙的其他问题 |
| 三、五姓养畜宜忌 |
| 第五节 五姓相宅之五姓 |
| 第六节 五姓宅的建筑小品 |
| 一、五姓门法 |
| 二、五姓开井法 |
| 三、五姓灶法 |
| 四、五姓厕法 |
| 五、五姓碓硙法 |
| 六、五姓栏枥法 |
| 七、五姓楼台、场地法 |
| 八、五姓安佛囊地法 |
| 九、五姓门井灶综论 |
| 第五章 敦煌写本八宅经和八宅派源流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八宅经及其内容 |
| 一、敦煌写本八宅经简介 |
| 二、八种命宫与灾祸年份 |
| 三、八宫之人作宅吉凶宜忌 |
| 四、《八宅经》的作宅法 |
| 第二节 八宅派源流 |
| 一、八宅派源流 |
| 二、八宅派相宅的特点 |
| 第六章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修造诸神煞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修造诸神煞 |
| 一、吉神 |
| 二、凶神、凶煞 |
| 三、佛教四大天王 |
| 四、六壬十二天将与十二月将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宅经P.2964的"四邻造作"与黄黑道十二神 |
| 第三节 敦煌写本宅经P.3594中的九方色图 |
| 第七章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形法相宅相地 |
| 第一节 形法相宅溯源——秦汉时期的形法相宅相地 |
| 一、形法相地相宅名义 |
| 二、形法相地相宅的理论来源 |
| 三、形法相地相宅书与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形法相宅相地 |
| 一、宅舍基地土色轻重吉凶 |
| 二、宅舍形状之吉凶 |
| 三、宅外地形高低之吉凶 |
| 四、宅外水泽吉凶 |
| 五、宅外山岗形势吉凶 |
| 六、宅外道路吉凶 |
| 七、宅舍四象之吉凶 |
| 八、宅气吉凶 |
| 九、宅舍周围动植物之吉凶 |
| 十、不可居之地 |
| 第三节 敦煌写本葬书P.4930中的六对八将 |
| 第八章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六甲八卦冢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六甲八卦冢 |
| 一、六甲冢 |
| 二、八卦冢 |
| 三、人分四穴 |
| 四、六甲八卦冢与五姓墓穴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葬书六甲八卦冢中的麒麟、凤凰、章光、玉堂 |
| 第九章 敦煌建宅卜葬风俗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敦煌建宅修舍风俗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葬书中的古代敦煌丧葬风俗 |
| 第十章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阴阳五行及大地有机说 |
| 一、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阴阳和谐理论 |
| 二、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与五行生克的理论 |
| 三、敦煌写本宅经中的大地有机说 |
| 第二节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与天人合一及天人和谐 |
| 一、敦煌写本宅经葬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 |
| 二、相宅卜葬术的形成与天人合一 |
| 三、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保护智慧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建筑象天法地与通天 |
|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象天法地 |
| 二、象天法地的思想渊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11,000年前生物大绝灭的原因——“天地生人”系列讲座(十)（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2]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D]. 唐禄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4]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5]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D]. 康兆庆. 山东大学, 2016(10)
- [6]《<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新灾变论科学思想的哲学研究[D]. 郭军. 长安大学, 2010(03)
- [8]从洞穴到聚落 ——中国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研究[D]. 郑韬凯. 中央美术学院, 2009(11)
- [9]科学需要东方的智慧——“天地生人”系列讲座（34）[J]. 徐钦琦. 化石, 2007(02)
- [10]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D]. 金身佳. 兰州大学, 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