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指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郑丽颖[2](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邴波[3](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卢耀勤[4](2020)在《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新疆地区企业的现状调查,乌鲁木齐企业职工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获得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的分布与职业卫生现状,研究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建立职业病预测模型,开发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及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最终提出乌鲁木齐职业卫生工作对策,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参考。方法:(1)采用普查方法,对新疆地区企业现状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乌鲁木齐地区的企业分布与职业卫生现状;(2)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涉及重点职业病职业人群,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使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对目标人群进行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调查;(3)利用倾向性评分、多因素分析及关联规则大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及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4)利用大数据挖掘算法,建立、筛选、验证职业病预测模型;(5)结合GIS地理信息技术,开发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利用大数据挖掘算法,开发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6)通过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卫生现状了解,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健康检查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分析,结合乌鲁木齐重点职业病报告、职业病人工伤保险情况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数据分析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提出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防控工作对策。结果:(1)对全疆12902个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疆14地级行政区与1个直辖县级市;(2)对乌鲁木齐的3619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乌鲁木齐七区一县;(3)对乌鲁木齐厂矿企业的34457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高血压检出率15.32%;血常规中异常率最高的为血红蛋白,异常率为25.99%;尿常规中异常率最高的为尿蛋白,异常率为8.93%;肝功能谷丙转氨酶异常率为17.04%;接触矽尘作业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33.82%;接触煤(矽尘)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13.06%;接触石棉尘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6.30%;接触化学性有害因素苯工人中性粒细胞异常率为2.85%;接触噪声的工人听力异常率为4.86%;接触布鲁菌属工人布鲁氏菌阳性率为20.30%;(4)共计发放问卷7500份,回收问卷7315份,回收率为97.5%,对问卷有效性进行排查后,最终确认有效问卷7118份,有效率为97.3%;(5)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发生率为44.21%,不同职业紧张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石棉尘、苯、噪声、性别、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龄、每周工作天、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有统计学意义(P<0.05);(6)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倦怠发生率为86.53%,不同职业倦怠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噪声、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职称、工作班、月收入、每周工作天、职业紧张、精神心理健康有统计学意义(P<0.05);(7)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为37.08%。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不同精神心理健康问题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石棉尘、苯、婚姻、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班、年龄、工龄、月收入、每周工作天、每天工作小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有统计学意义(P<0.05);(8)在对职业紧张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16,最小置信度0.65,挖掘出14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每天工作>7小时、有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容易产生职业紧张,有1388条,置信度为65.3%,提升度为1.477;在对职业倦怠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29,最小置信度0.95挖掘出10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职业紧张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有2749条,置信度为90.7%,提升度为1.049;在对精神心理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2,最小置信度0.43挖掘出10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未婚,签订了劳动合同、有职业倦怠的容易产生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有1957条,置信度为43.1%,提升度为1.162。(9)结合灰色模型与机器学习模型算法,建立了五个混合算法模型进行职业病预测,混合模型的结果为:GM-KNN(MAPE:26.89%,RMSE:9155.53),GM-SVM(kernel=linear,MAPE:29.16%,RMSE:8587.02),GM-SVM(kernel=polynomial,MAPE:4.45%,RMSE:1573.30),GM-SVM(kernel=radial,MAPE:14.10%,RMSE:4693.51),GM-SVM(kernel=sigmoid,MAPE:10.79%,RMSE:3422.28),GM-RF(MAPE:6.99%,RMSE:2090.13),GM-GBM(MAPE:8.45%,RMSE:2661.27),GM-ANN(MAPE:3.49%,RMSE:1076.60)。通过对模型的预测效果与精度进行验证后得出,GM-ANN模型的预测效果最佳,实现了模型MAPE和RMSE最低。(10)2019年报告确诊职业病病人26例,主要以为接触粉尘、噪声和布鲁氏菌为主。患者以男性居多,占76.92%;(11)成功开发了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与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并获得了国家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结论:(1)新疆企业行业类型主要以B采矿业、C制造业为主,劳动者总人数的2.5%患有职业病,劳动者总人数的32.9%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的7.7%人群患有职业病;乌鲁木齐是新疆企业数、劳动者总人数、职业病累计人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总人数最多的地区;(2)乌鲁木齐企业主要以B采矿业、C制造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F批发和零售业、T国际组织为主,劳动者总人数的2.8%患有职业病,劳动者总人数的26.1%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的10.6%人群患有职业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与米东区是乌鲁木齐企业数、劳动者总人数、职业病累计人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总人数最多的区域;(3)对乌鲁木齐地区企业34457人进行了健康体检,一般健康检查中发现,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高血压、血常规及尿常规异常检出者多集中在6069岁年龄段男性;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主要涉及的职业危害因素为煤(矽)尘、矽尘、石棉尘、苯、噪声;行业不同易感人群和职业危害因素也不同,制造业、采矿业等应加强对煤(矽)尘、矽尘、石棉尘、苯职业危害因素防护,建筑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应分别加强对噪声与布鲁氏菌病的防护;(4)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石棉尘、苯、噪声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的风险,男性、文化程度越高、昼夜轮班、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与职业紧张成正相关;(5)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和噪声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倦怠的风险,文化程度低、未签订劳动合同、低职称、轮班工作、低收入、高劳动强度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职业倦怠,职业紧张、精神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成正相关;(6)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石棉尘、苯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学历、低职称、轮班、高工龄、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精神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成正相关;(7)倾向性评分与关联规则可以作为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分析研究的一种有效研究方法,通过对比验证,倾向性评分可用于消除问卷调查类研究中存在的偏倚,关联规则可以有效挖掘出研究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8)GM-ANN模型的预测效果最佳,可用于职业病的预测研究;(9)乌鲁木齐职业病患病率高于新疆平均水平,职业病主要以职业性尘肺和传染病为主;乌鲁木齐职业病网络直报情况良好,但还有改进的空间,但职业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及时率较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0)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实现了职业卫生调查数据实时、动态、可交互式可视化功能,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实现了在线职业病建模预测功能,平台可以辅助职业卫生管理与决策工作。(11)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工作对策建议有第一,统筹整合管理机构,架设顶层设计框架;第二,建立联防联控网络,落实管理体系建设;第三,完善规章制度标准,健全工作法制体系;第四,创新工作思路思维,尝试学科交叉融合;第五,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优化专业技能队伍;第六,引入前沿科学技术,助力职业卫生防控。
张凌霄[5](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指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荆姣姣[6](2019)在《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聚合与延伸”中聚合意指在国家力量作用下具有集散性特质的社会集体在向固定的地理空间内投入情感、需求、欲望、群体认同等后,由物质实体向维系和凝聚群体归属感的文化空间转变的过程。延伸则是此类社会集体受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为突破固定的国家地理空间对边境社会及人群在社会物质和文化现象上产生的规制,所采取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性的行为,并不断向外界延伸的过程。本文研究对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塔山牧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边境,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北与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相连,东南与奇台县五马场乡相邻,牧场境内有乌拉斯台口岸和北塔山煤矿,且多条公路通往青河和奇台县,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开放的以畜牧业为主的边境团场。以访谈、问卷调查及个人口述等方法对北塔山牧场基本社会面相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此类边境社会的聚合与延伸体现在建立与发展、人口特质、生计方式、学校教育、社会关系、族群认同等方面,其社会面相在不同时期受国家边界的规制不断聚合,而其内部族性的规制也在聚合的过程中日益彰显,族群自身需求以及全球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因素又推动其向外界世界延伸。得出结论:聚合与延伸,正是处于边境社会这一地理空间下,诸如北塔山牧场此类介于传统性村落和体制内单位之间双重社会集体的边境社会现状与特质。
焦梦娟[7](2019)在《《新疆图志·艺文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疆图志·艺文志》为清代新疆官修地方志书目之首创,其内容汇集了自魏晋至清末有关新疆的历代文献典籍79部,各书下列卷帙、作者、内容简介和评价。它从文献学的角度再现了新疆地方历史文化状貌,是一部价值较高的清代新疆方志艺文志。研究以《新疆图志·艺文志》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学和目录学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辅之以考据学、比较分析法、文献计量学等相关方法,从《新疆图志·艺文志》的书目编撰和文献梳理的角度,对《新疆图志·艺文志》的体例、着录、收录版本、提要等有待分析和说明的问题进行研究。整体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简要概述成书背景、作者介绍、版本情况及编撰体例,让读者从整体层面认识和了解《新疆图志·艺文志》;其次分别从序言和文献着录两个方面对《新疆图志·艺文志》进行全面的史实描述和价值判断。通过对《新疆图志》的编撰体例、序言和着录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立体的总结分析,有助于从整体层面把握新疆地方文献发展的概貌,有助于从研究中窥探《新疆图志·艺文志》的学术价值,挖掘出书目所承载的文化风貌;再次从《新疆图志·艺文志》的价值入手,探究《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书目的研究现状、目录价值、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最后补充说明《新疆图志·艺文志》编撰的局限性。在研究过程中,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的文献典籍,并对涉及书目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状况加以说明,揭示其研究状况与趋势,以求较为全面地反映清末新疆地方文献面貌,客观地评价《新疆图志·艺文志》的着录得失,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谢玮[8](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汤浩[9](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旨趣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史料概述 |
第一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动机研究 |
第一节 从塔什干到喀什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的“学者”身份 |
第三节 俄国学术组织的指令 |
一、时代背景 |
二、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科学院联系的建立 |
三、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合作”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协助 |
五、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委员会的联系 |
小结 |
第二章 彼得罗夫斯基的新疆考察活动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及其周边古迹的考察 |
一、彼得罗夫斯基对三仙洞石窟的考察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古城的定义及“鸽子窝”废墟的考察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察 |
四、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库车、库尔勒收获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一、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和莎车发现的古币及研究 |
二、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的发现 |
三、彼得罗夫斯基在库尔勒等地的发现 |
四、小结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币及文物 |
二、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AI写作本 |
小结 |
第三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探险队的协助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协助 |
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地理考察和军事探察双重特性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地理考察的协助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政治探察的情报协助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协助 |
一、探险目的 |
二、探险经费来源 |
三、非法入境 |
四、彼得罗夫斯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五、结语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及评价 |
一、格罗姆切夫斯基——英俄大角逐的重要参与者 |
二、格罗姆切夫斯基访问坎巨提的过程及结果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三次亚洲考察的评价 |
小结 |
第四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欧洲探险家的协助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和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死因的追查 |
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考察 |
二、各国政府和探险家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调查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追查 |
四、彼得罗夫斯基为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树碑 |
五、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协助及评价 |
一、与彼得罗夫斯基的初次见面 |
二、1894-1902 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的多次协助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评价 |
四、小结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坦因的协助 |
小结 |
第五章 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学者关于新疆考察的讨论 |
第一节 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指导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曾交往的建立——新疆古AI写作本和文物流失的开始 |
二、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周边考察的指导 |
三、罗曾与彼得罗夫斯基里应外合应对英俄考古竞争 |
四、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与奥登堡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一、奥登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佛学研究集大成者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寄给奥登堡的新疆收集品及二人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三、关于库车考察方案的探讨 |
四、关于俄国委员会新疆考察方案的探讨 |
五、结语 |
第三节 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一、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二、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语文献的研究 |
三、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代手稿的语言鉴定 |
四、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佛教手稿的确定及研究 |
五、未完待续工作 |
小结 |
第六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俄考古之争 |
第一节 英俄在新疆的考古之争——以彼得罗夫斯基书信为中心 |
一、国家为支撑的考古竞争 |
二、保尔获得库车梵文写本——英俄古文书竞争的催化剂 |
三、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的古文书收集 |
四、英俄对中国新疆古文书的研究 |
五、影响 |
六、小结 |
第二节 伊斯拉姆·阿訇伪造“未知文字”古文书再考 |
一、伪造古文书的出现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三、斯坦因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四、结论 |
小结 |
第七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特点、影响及其手稿收集品的价值和意义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新疆考察活动的特点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影响 |
一、打开了欧洲探险家新疆研究的大门 |
二、开启了俄国探险家新疆探险的新纪元 |
三、掀起了俄国外交官员收集新疆古文书的热潮 |
四、造成了我国珍贵文书文物的大量外流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的价值 |
一、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教手稿 |
二、其他未知语言古代手稿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中文参考文献 |
外文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3)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 |
第一节 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 |
一、国家整体形象 |
二、新疆局部形象 |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一、电影塑造国家形象 |
二、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内涵 |
三、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第二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
第一节 新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奠基(1949—1966) |
一、奠基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奠基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二节 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拓展(1977—1999) |
一、拓展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拓展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三节 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繁荣(2000年以来) |
一、繁荣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繁荣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三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空间表达 |
第一节 “空间”概述 |
第二节 地理空间中的领土与边界 |
一、领土认同 |
二、地理形象 |
三、国防意识 |
第三节 地理景观中的城市与乡村 |
一、地理景观 |
二、城市与乡村 |
三、城市、乡村空间中的新疆与新疆的城市、乡村空间 |
第四节 生态空间中的绿洲与草原 |
一、生态空间、生态人类学与新疆生态空间 |
二、绿洲生态空间 |
三、草原生态空间 |
第四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性别表达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被突出”与“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
二、“被压抑”与“被潜藏”的男性形象 |
第二节 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寻找女人 |
二、寻找男子汉 |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
二、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导演表达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导演形象 |
一、作为国家形象启蒙者与维护者的汉族导演形象 |
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与探索者的少数民族导演形象 |
三、文化互动 |
第二节 不同民族导演共同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叙事 |
一、家国情怀 |
二、家国同构叙事 |
第六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民俗表达 |
第一节 民俗与电影 |
一、民俗 |
二、影视民俗 |
三、影视民俗与国家形象 |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一、物质民俗文化 |
二、社会民俗文化 |
三、精神民俗文化 |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一体化表达 |
一、挖掘影视和谐文化因素 |
二、建构中华共有文化记忆 |
第七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第一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困境 |
一、内容创新不足 |
二、传播渠道障碍 |
三、“走出去”路途曲折 |
第二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一、书写真实新疆故事 |
二、传播和谐中国形象 |
结语 |
附录: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部分 新疆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卫生现状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内容与方法 |
1.3 质量控制 |
1.4 统计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4 小结 |
第二部分 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健康状况调查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内容与方法 |
1.3 质量控制 |
1.4 统计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4 小结 |
第三部分 基于数据挖掘的职业病预测研究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内容与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4 小结 |
第四部分 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工作对策研究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内容与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4 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一 |
参考文献 |
综述二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个人简历 |
导师评阅表 |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注释、转写格式说明 |
清朝皇帝、年号及在位时间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二) 学术回顾 |
(三) 研究主题 |
(四) 文献介绍 |
第一章 清帝国早期的“国语”、“国书” |
(一) “国语”、“国书”的创制与发展 |
(二) 清代“国语”、王朝政治与帝国治理 |
(三) 比较视野下清帝国前期的语言统治策略 |
小结 |
第二章 帝国晚期的统治与“国语”、“国书” |
(一) “清语骑射,我朝根本” |
(二) “国语”、“国书”与帝国统治 |
(三) “国语”、“国书”的兴亡与帝国命运 |
小结 |
第三章 帝国晚期的中外交往与“国语”、“国书” |
(一) 清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国语”、“国书”简介 |
(二) 理藩院与礼部的传统交涉国 |
(三) 海洋领域国家 |
小结 |
第四章 两种“国语”的嬗变与帝国记忆的重构 |
(一) 新“国语”与切音字运动 |
(二) “国语”与“国粹” |
(三)断裂的“国语 |
小结 |
结语: 语言、权力与现代转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研究概况 |
一、选题缘由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四、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一)已有的边界研究 |
(二)边境地区研究 |
(三)社会变迁相关研究 |
(四)哈萨克牧区已有研究 |
(五)移民相关研究 |
(六)边境团场已有研究 |
(七)对北塔山牧场和北塔山地区的已有研究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七、调查及研究过程 |
第一章 研究对象概况 |
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对象概况 |
二、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气候特征 |
(二)土地状况 |
(三)水资源概况 |
(四)草原和草场利用情况 |
(五)自然与人文资源 |
(六)主要自然灾害 |
第二章 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与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一、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 |
(一)清朝中期至1946年 |
(二)1947年“北塔山事件” |
(三)1949-1964年 |
二、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一)从交通要塞上重要的中转站到边境军事防线 |
(二)北塔山牧场成立背景 |
(三)从合作社到国营牧场再到边境团场: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三、北塔山地区的边境管理与北塔山牧场的机构设置 |
(一)国家与地方共同助力下的边境管理 |
(二)眺望远方:从碉堡山到六层白塔 |
第三章 流动与固化:北塔山牧场的人口特质 |
一、人口基本情况 |
二、建场初期的人口来源及基本情况:1950—1959年 |
三、人口结构急剧变化:1960—1979年 |
四、人口趋于稳定:1980年至今 |
第四章 边境的规制与反规制:北塔山牧场的生计方式 |
一、农业 |
二、畜牧业 |
三、其他生计方式 |
(一)边境催生:护边员 |
(二)交通助力:商铺 |
(三)易地搬迁:大区域下的新生计 |
四、人口结构与生计方式的交叉分析 |
(一)家庭牲畜情况 |
(二)人口结构与生计状况分析 |
第五章 外引与内唤:北塔山牧场中的学校教育 |
一、“马背小学”到牧场小学 |
二、支边青年到特岗教师 |
三、生源结构变化分析 |
第六章 重塑与延续:北塔山牧场的社会关系及变化 |
一、族群交往 |
(一)族际交往 |
(二)族群内部交往 |
二、“冬宰”里的社会关系 |
(一)“冬宰”: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传统习俗 |
(二)北塔山牧场三连“冬宰”现状 |
(三)“冬宰”里的社会关系分析 |
第七章 记忆与身份:北塔山牧场哈萨克人的认同 |
一、兵地认同 |
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认同与选择 |
三、他者的眼光 |
四、从个人经历和故事看北塔山人认同 |
结语 聚合与延伸:双重社会集体的未来之路 |
附录一 2017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冬宰情况问卷调查表 |
附录二 2018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问卷调查表 |
访谈问题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7)《新疆图志·艺文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清代新疆地方志与《艺文志》 |
1.2.1 清代新疆地方志概况 |
1.2.2 清代新疆方志《艺文志》概况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2 《新疆图志·艺文志》成书概述 |
2.1 成书背景 |
2.1.1 清末“新政” |
2.1.2 新疆地方文献的积累 |
2.1.3 清末新疆知识分子的聚集 |
2.2 作者 |
2.2.1 王树枏:主持《新疆图志·艺文志》的编修 |
2.2.2 袁大化:为《新疆图志·艺文志》写序 |
2.2.3 华承谟:编修《新疆图志·艺文志》 |
2.3 版本研究 |
2.3.1 图志本 |
2.3.2 单行本 |
2.3.3 通志局本与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艺文志》的比较 |
3 《新疆图志·艺文志》编撰研究 |
3.1 序言研究 |
3.1.1 《新疆图志·艺文志》总序 |
3.1.2 《新疆图志·艺文志》袁大化后序 |
3.2 编纂目的 |
3.2.1 保存文献 |
3.2.2 反映新疆文化概貌 |
3.2.3 为国家修史准备资料 |
3.3 编纂原则 |
3.3.1 收书侧重近世人着作 |
3.3.2 着录提要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4 《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研究 |
4.1 《新疆图志·艺文志》的着录范围 |
4.1.1 时间范围 |
4.1.2 典籍范围 |
4.2 《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文献情况 |
4.2.1 着录文献数量 |
4.2.2 着录文献分析 |
4.3 《新疆图志·艺文志》的着录内容 |
4.3.1 地方方志 |
4.3.2 行记着作 |
4.3.3 历史纪实 |
4.3.4 诗文集 |
5 《新疆图志·艺文志》的价值与局限性 |
5.1 《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书目的研究现状 |
5.1.1 年代分布趋势的统计分析 |
5.1.2 论文分布情况分析 |
5.1.3 作者分布情况分析比较 |
5.2 意义与价值 |
5.2.1 目录价值 |
5.2.2 文献价值 |
5.2.3 史料价值 |
5.2.4 文化价值 |
5.3 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新疆地方志中艺文记载情况 |
附录2 :《新疆图志·艺文志》着录书籍的研究结果统计表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一、课题的来源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六、小结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本章小结 |
结论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4]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D]. 卢耀勤. 新疆医科大学, 2020(07)
-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6]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D]. 荆姣姣.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6)
- [7]《新疆图志·艺文志》研究[D]. 焦梦娟.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