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江治刚,庞晨晨[1]（2021）在《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社会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翻译实践社会属性的日益彰显,社会学理论为认识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路径。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尤为人们所关注。该理论的实践、场域、资本、惯习等核心概念为深入考察严复译述《天演论》这一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新视角。研究发现,译者行为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结构为译者行为体的具体实践提供客观的制约性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动离不开译者行为体实施的翻译实践活动。
王庆[2]（2019）在《翻译中“信”与“达”的辨正与平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严复提出了翻译中的"信、达、雅"标准,可是对三者的解释并不清晰。在后人看来,"信"与"达"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做到"信"与"达"的平衡需要踟蹰斟酌一番。
付艳艳[3]（2020）在《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考:“功用”主义的翻译观与变译策略》文中研究说明提起"信达雅",学界一贯认为"信"是指"忠实于原文","达"是"通顺、畅达","雅"是"高雅、文雅"。基于对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的重新解读,得出结论:"信达雅"的真实内涵并非学界所认为的那样,严复"达旨"的翻译实践是在其"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不存在所谓的严复没有按照"信达雅"翻译标准进行实践的说法,所以"信达雅"与"达旨术"并不矛盾,二者是完美的统一体。不过,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与"达旨"的翻译实践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且这种"功用"价值在其他价值之上。
耿良凤[4]（2020）在《在中西的交汇点:严复翻译思想与实践再诠释》文中研究指明
王英娜[5]（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提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陈金杜[6]（2020）在《严复书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严复是近代有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也是近代中国的译界泰斗和国学大师,在清末民初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由于近些年艺术市场蓬勃发展,严复书法真迹及诗文手稿出版于世,其书家与诗人的身份也慢慢为人们所熟识。严复虽不以书家名世,但其书法不入俗格,出入于汉晋之间,带有唐宋之韵,自有高韵体势,其行草隽逸端庄,遒丽清和,洒脱散淡,古雅蕴藉,显示了一代书家追求自信而含蓄的传统帖学书风。观严复生平临帖、译着、信札、家书及手稿等传世墨迹,可以发现他在书法方面用功极深,主要以颜真卿、苏轼书法为骨架,结体外拓,以王羲之、孙过庭书法为血脉,笔调流利自然,集各家之长灌输养分,一贯地神澄气定,从容渊雅,自成一派气象。严复书法坚守帖学书风,单凭其所临的法帖并不能完整的梳理其整条学书脉络,需进一步比较分析其作品及相关资料才能得出较为完整的书学脉络体系;除此之外,严复身处“尊碑抑帖”的清末民初时期,碑学深入人心,作为一位坚守帖学的继承者,严复也受到了碑学的洗礼,这一点在严复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书法可以透露出书家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严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大学者,对于其相关碑帖论述及书学观也是文章的一部分,细品严复的书作,可以从容的体会其“推陈出新”的意态与思想境界。严复书法在取法上融汇六朝唐宋元明清诸家的体格风韵,集各家之长,碑帖兼修。严复思想文化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保留着近代传统文人的气质,其书学观是长期严格的自修锤炼中养成的,传承和发展了书法作为一种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特点,他坚持以古为徒,追求清代书家“尚朴”书风,表达“绎新籀古”“集古出新”的思想境界,并且对后世的书法教育及书法创作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孙吉娟[7]（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指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陶磊[8]（2020）在《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及其翻译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严复认为,18、19世纪的西方新知识和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典籍中的某些观点相符,所以西学可以用来"识古",西学的输入因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繁荣。这一立场在严复各时期的言论——包括公开论着和往来书信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受此观念影响,严复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书写译文,以便更好地表达与汉以前思想相通的西学知识。他相信西方的"艰大名义"一定能在中国古书里找到意义相当的词来对应,所以有意识地检索故籍,甄选译词;又接受吴汝纶的建议,给《天演论》中的每一篇都增补了典雅考究的词语作为标题,接续先秦以来的"诸子旧例"。他甚至把中国古人的言论和典故"植入"译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带有传统痕迹的西学译本。更进一步看,严复的译介活动——乃至全部的学术活动皆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即打破"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隔阂,探寻人类文化发展的"公例"。
刘晓[9]（2020）在《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演论》作为一部中国近现代的科学阐述书籍,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文献研究意义。而作为《天演论》的作者,严复无疑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但是这部书在当时却饱受争议。因为其宣讲的物竞天择理念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因此《天演论》的出世和发行对晚清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当时已经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严复为了编撰《天演论》经历了种种困难。他认真研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达尔文与斯宾塞之间不同的进化理论和观点,并采用特有的翻译技巧将其补充进自己书中。在此之上,他还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例如佛学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相互揉杂贯通,编进了《天演论》之中,因此此书委实是一部涉及了多方面思想流派的着作。《天演论》的成书是严复对中西文化思想予以融会贯通的成果,而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将赫胥黎原书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佛学、儒学和道家思想进行会通,以期达到易为国人接受和思想传播的目的。首先,对于在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庞大信仰基础的佛教,严复对其系统内的经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借鉴了佛家翻译经文的方法就中西方对佛教理念的不同看法也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严复将自己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也就是儒家思想也掺杂其中,从而形成了佛、西学、儒三种思想的融会贯通。儒家书籍《易经》中的变易思想与严复的物竞天择理念有着相似之处,而儒家大师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和西方的“与天争胜”思想亦有相通之处,同时他也分析和阐述了自己对性的理解与儒家的不同和相同的地方。最后,严复研究了道家的自然观念和西方的进化理论,并且进行了融会。应该认识到,严复利用中国的本土文化对西方着作进行翻译,并在《天演论》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达”“雅”翻译方式,继而撰成了当时国人更容易理解的学术着作,从而对晚清时的政府、社会和人民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严复在翻译时所用的融会贯通之法,实际上也是中西方文化更深层次贯通交汇的一种体现,也正是由于严复的大胆创新是国人们得以了解西方的繁荣景象,严复《天演论》的完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到的天演哲学观,不论从历史价值还是现代价值上讲,都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系统的翻译理论和研究依然被广为流传。
闫亮亮[10]（2020）在《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严复,位居“译才并世”之首。严复八大名译,为晚清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译作。不言而喻,严复名译研究一直是思想史、历史学和翻译学的研究热点,涌现了一大批以严复名译的思想内容及翻译特色为核心的代表成果,然而仍缺乏从学术史的深度探讨严复选译这些名译的过程。事实上,严复所译穆勒、甄克思、孟德斯鸠和耶方斯的五部作品并非是由他首次翻译。在此之前,马君武、傅兰雅、窝尔什、张相文和艾约瑟就先于严复翻译并出版这些译作。由于译作的文化记忆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语境下进行的建构,那么,在晚清翻译语境下,严复是如何建构不同名译的文化记忆的?在此基础上,严复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确定了拟研究的严复名译范围,即选取《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群学肄言》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这一阶段（1895-1903年）不仅是严复与晚清士人探讨译介和译作翻译问题的最为集中时期,而且也是晚清翻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从西学翻译转向经东学转译的过渡时期,所以这四部名译的文化记忆集中体现了严复翻译的实用性学理特征。其次,由于严复选译名译的过程是文化记忆的过程,而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正是人类记忆的过程和意义,因此,他们提出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以及“卡农”等的概念可以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为了深入地研究严复名译,本文在这些文化记忆和翻译记忆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文化记忆的概念体系,即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翻译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所在的翻译语境,在翻译活动中选择、传承并逐步建构与源语文本具有类似主题的认知系统的过程。因此,它源自翻译活动并协调其中的文化记忆,且进一步分为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功能文化记忆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参照一定的价值规范对原作及其相关内容进行选择,进而有选择性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且指明目的语文化发展方向的认知过程。历史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群体在已有相关主题（文本）的基础上传承并建构的认知系统。当下文化记忆是指译者和译者群体参考历史传统并结合一定时代需求而建构的认知系统。交互文化记忆则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在译介活动中围绕建构目的语文化的某种设想,有针对性地借鉴相关文本对选译原作及源语文化的参考价值,以便建构这种设想的认知过程。由于这些视角针对严复选译名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因此,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描写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然后,本文将文化记忆理论（主要是历史维度）应用于《天演论》的分析,基于第一手史料重新挖掘了“信达雅”的成因及内涵,这是因为《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达雅”文化记忆的起点和依归。研究发现,“信达雅”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首先在《天演论》手稿的“译例”中提出“求达”观,接着在吴汝纶的“赞助”和吕增祥的“署检”下进一步提出“信”“雅”观,最后在总结“述”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凝练成了“信达雅”观。因此,“信达雅”的提出非严复一己之功,亦非严复一蹴而就,而是以严复为中心,严、吴、吕等多方互动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多人智慧的结晶。质言之,“信达雅”内涵的演变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达”经历了从彰显作者本意到强调译者意图的过程;“信”经历了从“宗”到“诚”的过程,建构了译文内容和文体上的“令人相信”的内涵;“雅”经历了从“雅驯”到“文”的过程,涵盖了从译名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讨论;同时“信达雅”也是晚清译者集体诉求的结晶。因此,严复“信达雅”的内涵是严复、吴汝纶等多方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由于《天演论》的文化记忆不仅通过“信达雅”保存,而且影响严复其他名译的文化记忆建构。基于此,本文从功能文化记忆的角度对严复选译《原富》的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他在翻译《国计学》时就已探索了计学学理;其次他在吸收晚清“富国”类西方经济学译作集体想象斯密原作为“富国之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功能文化记忆;然后这一文化记忆与以吴汝纶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集体功利记忆在《原富》的选译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这体现在该译书名的厘定、译文内容的传达方式以及目标读者的确定;最后,这一文化记忆选择性建构了斯密计学的学科体系。因此,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保留不仅改变了《原富》的最终面貌,而且彰显了该译的“达用”和“匡谬”价值。从交互文化记忆的视角分析严复选译《群学肄言》的过程,研究发现“群学”学理的启蒙译介、“群学”翻译的学理诉求、以及“群学”及“群学”研究学理的当下固定,这三个阶段正是该文化记忆对“群学”内涵进行渐进式构建的过程,从而使得该内涵由最初的“大人之学”提升到专业的“群学”学理和科学的“群学”研究。因此,交互文化记忆不仅深刻影响《群学肄言》的“群学”内涵,而且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就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文化记忆而言,从历史文化记忆来看,晚清士人对自由的初步认知极大地激发了严复对饱含自由思想的作品的选译;从当下文化记忆来看,《群己权界论》在对自由思想的译介上,与当时已有的《自由论略》和《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译作既有连续性又有超越性。因此,晚清翻译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对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具有直接的现实影响,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在对四部严复名译进行系统的个案分析之后,本文还分别从晚清翻译语境、晚清译者、严复翻译过程和严复名译这四个要素对严复翻译本质的文化记忆属性进行了探讨。首先,晚清翻译语境作为严复翻译的文化记忆场域,严复名译与其他人的译介之间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延展和承载,这种互动过程既提升了其他译作的思想内容层次,又丰富了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内涵。其次,通过分析晚清译者钟天纬、梁启超和严复对西书汉译类型的不同反思和总结,发现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存在被动文化记忆、主动文化记忆和创造性文化记忆等不同层次的文化记忆,这直接影响译者开展不同深度与广度的翻译活动。严复作为创造性文化记忆的传承者,系统地推动翻译活动的开展。再次,严复翻译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即文化记忆与翻译诉求之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由翻译文化记忆协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记忆,并通过翻译实现文化记忆的主题想象、选择和构建。最后,严复名译是对文化记忆的当下固定,这体现在原作译名固定的文化记忆、译作诠释的文化记忆以及译作系统生成的文化记忆。总之,通过对严复翻译的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记忆研究,不仅阐明了严复翻译的本质是新旧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旅行,而且彰显了严复名译的独特的文化记忆价值。
二、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翻译研究走进社会学的新时代 |
| 二、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下的翻译研究 |
| （一）场域与翻译场域 |
| （二）惯习与译者惯习 |
| （三）资本与译者资本 |
| （四）场域、惯习、资本与实践 |
| 三、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下的严译《天演论》 |
| （一）从场域对译者的影响看译者行为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 |
| 1．场域对译者行为体的双向影响 |
| 2．场域中译者行为体的主动性：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选取 |
| （二）从译者对场域的塑造看译者行为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结果 |
| 四、结语 |
（3）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考:“功用”主义的翻译观与变译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信达雅”的来源 |
| 二、“信达雅”的内涵 |
| (一)信:于读者之“诚”与“忠实” |
| (二)达:内容之达旨 |
| (三)雅:“务其是”之渊雅 |
| 三、“功用”翻译观的缘起:“信达雅”与“变译策略”的统一 |
| 四、结语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严复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来源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
| 四、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严复生平及“尊碑抑帖”的社会背景 |
| 1.1 严复生平传略 |
| 1.2 交友经历 |
| 1.3 清末民初金石学兴盛 |
| 1.4 清末民初传统帖学的传承 |
| 第二章 书风特点及墨迹文献分析 |
| 2.1 集古出新:取各家体态风韵 |
| 2.2 碑帖兼修:渊雅隽永显筋骨 |
| 2.3 布局合理:形式多样出新意 |
| 2.4 精微严谨:文献墨迹见功夫 |
| 第三章 相关学书论述 |
| 3.1 收藏《麓山寺碑》拓本及拓本题跋 |
| 3.2 分析严复《读书札记论书》 |
| 3.3 落款及家书信札分析 |
| 3.4 《救亡决论》与评点《古文辞类纂》相关论述 |
| 第四章 严复书法的影响 |
| 4.1 对书法教育的贡献及意义 |
| 4.2 对后世书法创作的启发与引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严复临帖表 |
| 附录2 严复生平译着书表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8）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及其翻译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得识古之用”的西学 |
| 二、 “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 |
| 三、“类异观同,道通为一”:翻译,作为探索人类文化“公例”的尝试 |
（9）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1.严复思想研究现状的综述 |
| 2.严复生平和着作流传 |
| 3.严复翻译研究 |
| 4.严复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 |
| 5.严复哲学思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一、严复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的形成背景 |
| (一)严复行述概说 |
| (二)时代的呼唤 |
| (三)《天演论》的问世 |
| 二、严译《天演论》中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的体现 |
| (一)严复在佛家思想上与西方文化会通 |
| 1.佛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会通的体现 |
| 2.《天演论》中严复与赫胥黎对佛教中“涅盘”的认识 |
| (二)严复在儒家思想与西学文化会通 |
| 1.《天演论》中《易》学思想的体现 |
| 2.荀子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三)严复在道家思想与西学文化会通 |
| 1.老庄思想在《天演论》中的关联和效用 |
| 2.老子哲学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3.庄子自然哲学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 |
| 三、严复在《天演论》中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意义 |
| (一)严复“自强保种”民族观念的社会价值 |
| (二)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历史意义 |
| 2.严复翻译《天演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布局 |
| 第二章 严复名译研究现状及文化记忆理论评介 |
| 2.1 严复名译研究 |
| 2.1.1 严复名译的思想研究 |
| 2.1.2 严复名译的历史研究 |
| 2.1.3 严复名译的翻译学研究 |
| 2.2 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
| 2.2.1 文化记忆理论 |
| 2.2.2 文化记忆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
| 第三章 《天演论》:“信达雅”作为文化记忆的起点与依归 |
| 3.1 严复“信达雅”成因钩沉 |
| 3.1.1 “求达”:严译《天演论》之初衷 |
| 3.1.2 “信”与“雅”:吴汝纶“赞助”之功 |
| 3.1.3 “信达雅”:从“学”到“述”的理论升华 |
| 3.2 严复“信达雅”的历史阐释 |
| 3.2.1 “达”:从作者意图到译者意图的演绎 |
| 3.2.2 “信”:对原文之“宗”与译文之“诚”的融合 |
| 3.2.3 “雅”:从译名“雅驯”到“文”以行远的升华 |
| 3.2.4 “信达雅”:晚清译者集体诉求的结晶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原富》的选译: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保留 |
| 4.1 国计学:严复探索计学学理的尝试 |
| 4.2 “富国之源”:晚清西方经济学译作的集体想象 |
| 4.3 《原富》:严复功能文化记忆与集体功利记忆之间的平衡 |
| 4.4 斯密计学: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建构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群学肄言》的选译:交互文化记忆的渐进式构建 |
| 5.1 “群学”思想的启蒙译介 |
| 5.2 “群学”翻译的学理诉求 |
| 5.3 “群学”及“群学”研究学理的当下固定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群己权界论》的选译:历史文化记忆与当下文化记忆的融合 |
| 6.1 影响严复选译的历史文化记忆 |
| 6.2 影响严复翻译的当下文化记忆 |
| 6.3 《群己权界论》:现实的文化记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严复翻译:新旧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旅行 |
| 7.1 晚清翻译语境: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场域 |
| 7.1.1 译作之间文化记忆的存续 |
| 7.1.2 译作传承的文化记忆 |
| 7.1.3 后续译作延展的文化记忆 |
| 7.1.4 译作承载的文化记忆 |
| 7.2 晚清译者:文化记忆的传承者 |
| 7.2.1 被动文化记忆:相对客观的文化思考 |
| 7.2.2 主动文化记忆:超越一定客观限制的文化思考 |
| 7.2.3 创造性文化记忆:跨越式思考翻译的时空价值 |
| 7.3 严复翻译: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 |
| 7.3.1 文化记忆与翻译诉求: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
| 7.3.2 翻译文化记忆:协调文化记忆 |
| 7.3.3 翻译: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 |
| 7.4 严复名译:文化记忆的当下固定 |
| 7.4.1 原作译名固定的文化记忆 |
| 7.4.2 译作诠释的文化记忆 |
| 7.4.3 译作系统生成的文化记忆 |
| 7.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获得的奖励 |
| 附录 B:严复八大名译及其相关译作史实钩沉 |
| 致谢 |
四、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社会学考察[J]. 江治刚,庞晨晨.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翻译中“信”与“达”的辨正与平衡[J]. 王庆. 外语论丛, 2019(01)
- [3]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考:“功用”主义的翻译观与变译策略[J]. 付艳艳.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4]在中西的交汇点:严复翻译思想与实践再诠释[D]. 耿良凤.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6]严复书法研究[D]. 陈金杜. 上海大学, 2020(03)
- [7]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8]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及其翻译实践[J]. 陶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9]严复《天演论》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D]. 刘晓.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D]. 闫亮亮. 湖南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