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富天地2003年第1期要目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程河清[1]（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陈婷[2]（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刘勇[3]（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王振锋[4]（2020）在《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井喷之势。王安忆等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依然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传承并发扬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作家也不断涌入文坛,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文学成就,成为上海文坛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家虽然来自于不同的代际群体,彼此的命运遭际也各不相同,但在创作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叙述热情。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质有着密切的关联,诸如人工化的城市景观,深厚的商业主义传统,举国无双的国际化水平,新旧交融、东西杂糅的现代时尚世界,精明务实的市民文化心理等等,使得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呈现出与其他地域作家迥乎不同的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而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它是以传统、习俗、经验、血缘、情感等日常伦理作为最主要的调节系统。因此,本文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核心目标,立足于上海都市文化特质,分别从情爱交往、家庭关系、职场准则、生命情状四个方面,对新世纪上海小说的创作进行整体性关照,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日常生活书写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及其对于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意义。本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分别从感伤浮华的物化爱情、物我交融的“小资”情爱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情爱书写的表现形态和精神内涵。第二章立足于家庭关系,主要从女尊男卑的夫妻伦理、互惠互利的代际准则和虚荣刻薄的亲戚关系三个层面,剖析了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精刮与促狭的家庭关系面貌。第三章从上海人精明开拓的职业精神和理性务实的职场交往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职场生活准则。第四章则回到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层面,重点分析了上海人附庸风雅的生活情致、精明实惠的生存之道和孤芳自赏的生命体验,由此总结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的上海人自足与光鲜的生命情态。在前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进一步提炼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特质和艺术风格,通过对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的阴柔婉约的文本气息、温软轻柔的上海方言、“小资”式的日常生活情调,以及开放与自恋相交织的文化心理的分析,阐明“魔都”上海日常生活书写所呈现出的女性化审美特质。结语部分指出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日常生活书写的重要价值,即它作为一种城市文学的范本,所展现出来的由“城”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转变的美学特质,为我们审视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内在变迁以及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样本。
李魏巍[5]（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周颜玲[6]（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杨莎莎[7]（2019）在《论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1978-1984）》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初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既沿袭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某些传统,又展现出新时期初启蒙语境下的一些基本特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互相缠绕,显露出这一小说类型在新时期初的生长状态,由此也奠定了它在军事题材文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本文主体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着力呈现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语境。这一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一方面源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的历史吁求,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多重现实力量的推动。各类有导向性的政策、讲话以及文学评奖等,在激励并引导着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对其可能的生长形态作出了预设与规限。政治诉求与文学变革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逻辑基点。第二章深入探讨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有关战争书写的特质。从革命理想与现实使命的关系处理、战争图景与军旅生活的交叉性书写、军队内部矛盾与战争伦理的触碰等三个维度,发掘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在战争书写方面的历史新质,确立其集“承袭与重构”于一身的创作基调。第三章重点剖析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立足于文本解读,阐析该时期军事题材小说对战斗英雄“崇高”形象所进行的适度解构,发掘小说在人性探索方面做出的努力尝试,并且分析文本对“战斗中的人”自我生存空间的开拓与描绘,最终呈现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人性”和“英雄性”交织缠绕的整体特质。第四章深度解析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解读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庄谐相融的叙事基调,发掘叙事视角“祛宏大化”的历史特征,分析作家在古典技巧与现代派手法之间相互切换的文本症候,进而展示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在叙事上的多元化格局。
蔡惠茹[8]（2019）在《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举家族是指直系五代内与同父兄弟中,至少考出一名进士及一名举人,或者至少考出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先后出现这样的科举家族共679个,它们的姓氏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98个姓氏,但陈、林、黄、郑、李、张、王、吴等8姓科举家族就占了总数的54.2%,这主要是由福建姓氏虽多但各自人口数量相差悬殊造成的。这些科举家族既广泛分布于福建八府一州的41个县份及6个卫,又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及各府、州的附郭县及大邑,这又主要是受地区科举实力差异的影响。得益于宋代深厚的科举文化积淀,福建早在洪武十七年就产生了首个科举家族,此后由于不同时段举人、进士总数及家族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数量呈现出前期最少、中期大幅增长、后期最多但增幅有所放缓的变化态势;而明代福建各府、州因其不同的开发轨迹,又导致其科举家族在时段分布上的不同特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不过,明代福建属于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总数2128人,仅占明代福建举人、进士总数的25.9%;而出自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就更少,仅1434人,只占全省举人、进士总数的17.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制度之下的明代福建总体上仍保持着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明代福建科举家族最长者绵延了九代,三代以上的科举家族也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但是,明代福建二代科举家族占比高达55.08%,且43.46%的二代及以上科举家族为断代中式,可见科举家族赓续之不易,这与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地区整体科举实力及家族自身竞争力息息相关。明代福建科举家族主要来自民籍和军籍,少数来自匠籍、官籍、盐籍和儒籍,在有户类记载的福建进士和科举家族中,民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57.7%和61.22%;军籍进士及科举家族各占其总数的30.33%和27.3%;可见,军籍科举家族总体上比民籍科举家族的产生更为困难。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官员中,任宰辅、七卿等中央高官者,大体上能辅弼君主决策、分理中央政务;任地方官者,总体上能兴利除弊、平乱安民;而无论京官、地方官,绝大多数敢于直言时政、绳愆纠谬,对明代政治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科举家族是影响福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也个别科举家族仗势横行乡里,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科举家族是当时的模范家族,对福建地方文教事业、地方事务及地方社会秩序主要起着积极的影响。必要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家风、深厚的家学,以及地方良好的教育条件,是科举家族形成与延续的主要原因,而优良家风的传承又在其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向俊丞[9]（2019）在《清代湖湘医者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湖湘医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历代医者对民间医方有吸收,丰富了湖湘医学的内涵,为清代湖湘医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清代医者推崇仲景学说,张仲景被奉为湖湘医学的鼻祖。受经济发展水平、药材丰富程度、民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清代湖湘医者数量远盛前代,史料可考者多达六百余人,其中长沙府人数最多,达二百多人,生员与“弃儒业医”者占有一定比例。从空间分布上看,以长沙、衡州、宝庆等府居多,巩固了长沙府医学中心地位;医学训练途径方面,自学、家学等途径出身者居多,推动了医者专业素养提升。医者来源多样是清代湖湘医学兴盛的又一体现,民间医者活跃于医疗市场,湖湘士人也涌入医者队伍。湖湘医者将传统中医典籍的理论与湖湘民间医方结合起来,推动了湖湘医学的理论创新。湖湘特殊的地域环境,湿热的气候导致疫病滋生,而疫情蔓延推动了医学理论的探讨与发展。同光时期,白喉盛行于湖湘地区。张绍修对郑梅涧的“养阴清肺”理论考辨,推动了白喉医理的创新,为白喉治疗做出贡献。医籍考据之风兴起,禁书政策的日渐松弛,咸同之后刻书中心的转移,湖湘医籍刻印事业日盛。时间分布上,湖湘医籍刊刻集中于同治以后;刊刻形式上,坊刻、私刻医籍刊刻数量多于官刻。《验方新编》广为刊刻,成为当时行医的重要参考书目。实践经历的多寡是衡量医技的重要尺度。安化医者黄德濂,结合为官期间的医学经验考察,撰成《温病条辨医方纂要》。湖湘世医家族在吸收民间医方的同时,对“士”身份保持认同。尽管尊阳郑氏族内不乏行医者,但从其家谱书写、社会活动看,尊阳郑氏成员有着对于进入士人群体的强烈渴望。郑氏族人试图在民间医疗的社会活动与“士”身份的建构之间寻求平衡,反映出清代湖湘民间医方对医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湖湘医者遵循因地制宜的用药原则、吸收民俗医疗方法、参与地方事务等因素推动了清代湖湘医学的发展。较之江南医学,湖湘医学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医者以乡土情结为纽带,其医学理论多立足于民间医方,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此外,清代湖湘医者投身防疫灭灾、医籍刊刻,为民国时期湖湘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丁雪梅[10]（2018）在《苏青的文学出版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青在上海沦陷时期创办了天地出版社,并负责发行了《天地》和《小天地》杂志,其中《天地》杂志的生存时间长、读者众多,天地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一版再版、销量不俗,这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是一个不俗的成就。通过探讨其两本刊物的性质、风格、创作者心态,并以此为依托来重现苏青及其他创作者的写作和生存实况,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沦陷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沦陷区文学的基本风貌。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描述了《天地》杂志的创刊背景和苏青的编辑运营理念,并结合具体的文章探讨该刊物的文章风格,在探讨《天地》刊物内容的同时,也以苏青为中心,对聚集在其身边的创作者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展现沦陷区不同创作群体的生存图景。第二章阐述了《小天地》的具体编辑、经营情况,并深入分析了该刊物的文章风格,并且以《小天地》为切入点来进一步发现编辑周班公的庞大人脉网,以此丰富上海沦陷区研究的历史资料。第三章对天地出版社的出版概况和出版刊物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梳理了文学出版对苏青上海生活的影响。结语部分则总结归纳了苏青这一文学出版活动的历史功绩和研究价值。
二、致富天地2003年第1期要目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致富天地2003年第1期要目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2）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 一、萧一山其人 |
| 二、《经世》的创办 |
| 三、《经世》的沿革 |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 一、《经世》的选题 |
| 二、稿件与栏目 |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 《经世》半月刊 |
| 《经世》战时特刊 |
| 《经世》季刊 |
| 《经世》月刊 |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 后记 |
（3）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何谓“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概况 |
| 第三节 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选题的意义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浪漫与绮靡的情爱书写 |
| 第一节 感伤而浮华的物化爱情 |
| 第二节 物我交融的“小资”情爱 |
| 第二章 精刮与促狭的家庭关系 |
| 第一节 女尊男卑的夫妻伦理 |
| 第二节 互利互惠的代际准则 |
| 第三节 虚荣刻薄的亲戚关系 |
| 第三章 精明与理性的职场纠葛 |
| 第一节 精明开拓的职业精神 |
| 第二节 理性务实的职场交往 |
| 第四章 自足与光鲜的生命情态 |
| 第一节 附庸风雅的生活情致 |
| 第二节 精明实惠的生存之道 |
| 第三节 孤芳自赏的生命体验 |
| 第五章 “她的城”:魔都上海的生活特质 |
| 第一节 海派话语中的女性特质 |
| 一 阴柔婉约的文本气息 |
| 二 温软轻柔的上海方言 |
| 三 “小资”式的日常生活情调 |
| 第二节 开放与自恋的伦理纠葛 |
| 结语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标本 |
| 第一节 从“城”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碎片中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世纪上海作家日常生活书写的小说要目 |
| 附录二 新世纪上海作家日常生活书写研究论文要目 |
| 附录三 硕士期间已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论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1978-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及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语境 |
| 第一节 创作资源的追溯与现实力量的推动 |
| 第二节 政策的“规限”与辐射 |
| 第二章 战争记忆的承袭与重构 |
| 第一节 革命理想与现实使命的融合 |
| 第二节 战争图景与军旅生活的交集 |
| 第三节 军队内部矛盾与战争伦理的书写 |
| 第三章 “人性”和“英雄性”的交织与缠绕 |
| 第一节 “崇高”英雄的适度解构 |
| 第二节 驳杂人性的呈现 |
| 第三节 “小我”生存空间的拓展 |
| 第四章 多元化的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庄”与“谐”的合唱 |
| 第二节 “祛宏大化”的叙事视角 |
| 第三节 古典技巧与现代派手法的交汇 |
| 结语: 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历史价值及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要目 |
| 致谢 |
（8）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五、本文“科举家族”的界定及相关说明 |
| 六、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七、本文依据的基本史籍 |
| 第一章 明代以前福建科举家族概况 |
| 第一节 唐五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滥觞及其背景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滥觞 |
| 二、福建科举家族产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宋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发展及原因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发展 |
| 二、福建科举家族发展的原因 |
| 第三节 元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凋零及原因 |
| 一、福建科举家族的凋零 |
| 二、福建科举家族凋零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姓氏、地域、时段分布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的姓氏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姓氏分布及其特点 |
| 二、姓氏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
| 二、地域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的时段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时段分布及其特点 |
| 二、时段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户类分布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规模 |
| 一、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总规模与不同量级 |
| 二、科举家族举人、进士规模的地域差异与时段变化 |
| 三、科举家族的举人、进士规模与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的代数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代数分布及其特点 |
| 二、代数分布特点的成因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的户类分布及其特点与成因 |
| 一、户类分布 |
| 二、户类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 |
| 三、户类的变动及其原因 |
| 第四章 福建科举家族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举人、进士的官至状况 |
| 一、科举家族举人、进士所至最高官品分布 |
| 二、科举家族举人、进士所任最高官职分布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之高级京官的影响 |
| 一、辅弼君主决策 |
| 二、分理中央政务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之地方官员的影响 |
| 一、兴利除弊 |
| 二、平乱安民 |
| 第四节 科举家族官员对时政的态度 |
| 一、直言时政 |
| 二、绳愆纠谬 |
| 第五章 科举家族对明代福建地方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文教事业 |
| 一、积极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
| 二、热心地方教育事业 |
| 第二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事务 |
| 一、积极投身公共设施的建设 |
| 二、身先士卒抗倭御贼 |
| 三、为民陈情赈灾济民 |
| 第三节 科举家族与福建地方社会秩序 |
| 一、对福建地方社会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二、对福建地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 |
| 第六章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兴衰的原因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延续 |
| 二、外来资助为少数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必要支撑 |
| 三、家境窘迫是科举家族断绝的重要原因 |
| 第二节 家风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良好家风的传承是科举家族兴盛的内在动力 |
| 二、母教对家风的特殊影响 |
| 第三节 家学对科举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一、明代科举分经考试和福建科举家族的治经情况 |
| 二、“一经传家”是科举家族成功的秘诀 |
| 第四节 影响科举家族兴衰的其他因素 |
| 一、地方教育水平 |
| 二、地方治安状况 |
| 结语 |
| 附录1 :明代福建举人、进士相关统计表 |
| 附录2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基本信息长编 |
| 附录3 :明代福建科举家族基本信息汇总简表 |
| 征引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清代湖湘医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湖湘医学之流变 |
| 一、清以前湖湘医学 |
| 二、清代湖湘医学 |
| 第二章 清代湖湘医者之盛 |
| 一、湖湘各府医者的分布 |
| 二、湖湘医者整体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湖湘疫病与医学理论 |
| 一、疫病医疗环境 |
| 二、湖湘白喉疫情 |
| 三、张绍修白喉医着与医学理论 |
| 第四章 清代湖湘医籍的刻印与藏书 |
| 一、清以前湖湘的刻书、藏书活动 |
| 二、清代湖湘医籍刊刻 |
| 三、湖湘医籍的传播:以《验方新编》的刊刻、流传为例 |
| 四、行医与出仕: 黄德濂的社会交往与医籍刊刻 |
| 第五章 尊阳郑氏与民间医疗 |
| 一、尊阳郑氏发展脉络 |
| 二、郑氏族人从医状况 |
| 三、郑氏家族的医疗、社会活动 |
| 结语 |
| 附录: 湖南医者统计详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苏青的文学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代背景 |
| (二)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出版界概况 |
| (三)苏青的主要文学出版活动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天地》：极具个性的文坛“奇葩” |
| (一)刊物的编辑与经营 |
| 1.创刊背景 |
| 2.精明的经营策略 |
| 3.高明的编辑技巧 |
| (二)刊物的内容和文章风格 |
| 1.无所不包的市民趣味 |
| 2.真切诚实的女性写作 |
| (三)刊物的作者群 |
| 1.汪伪文人的“大力相助” |
| 2.出版事业的“良师益友” |
| 3.源源投稿的作家群体 |
| 二、《小天地》：生不逢时的姊妹月刊 |
| (一)刊物的编辑与经营 |
| 1.创刊背景 |
| 2.互惠互助的发行方式 |
| 3.读者本位的编辑理念 |
| (二)刊物的内容和风格 |
| 1.《小天地》的文章内容 |
| 2.《小天地》的作品风格 |
| (三)编辑周班公 |
| 1.苏青与班公 |
| 2.班公的审美风格与人脉交往 |
| 三、天地出版社：苏青个人的出版舞台 |
| (一)天地出版社的发展概况 |
| (二)天地出版社的文学出版情况 |
| 1.文学期刊出版情况 |
| 2.文学书籍出版情况 |
| 3.关于上海天地出版社与重庆天地出版社的考证 |
| (三)文学出版对苏青上海生活的影响 |
| 1.衣食无缺却饱受争议 |
| 2.苏青的自怜自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天地》目录 |
| 附录2：《小天地》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致富天地2003年第1期要目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4]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D]. 王振锋.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5]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7]论新时期初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1978-1984）[D]. 杨莎莎.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8]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D]. 蔡惠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0)
- [9]清代湖湘医者研究[D]. 向俊丞.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苏青的文学出版活动研究[D]. 丁雪梅. 温州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