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平安到来 捉虫仍需努力（论文文献综述）
张桂瑞[1]（2021）在《胡缵宗诗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吴明怿[2]（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认为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杨化冰[3]（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陈刚[4]（2019）在《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文中研究说明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或称爱国增产运动、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等,说法较为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发生的。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峻形势、抗美援朝战争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同时在各行各业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这都不得不使中国共产党以“增产节约”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的困难局面。本论文所考察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年后的1951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在农村地区开展起来的生产运动为论述主体,并将其置于这一时期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组织起来”语境和抗美援朝运动下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之下进行考察。“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散与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式;爱国主义是运动中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农民逐渐形成起来的,中共在运动中以此为号召部分地实现了民众对中共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本论文试图摒弃传统中共党史研究宏大叙事的偏向,立足于重庆市涪陵区档案局馆藏档案、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和重庆版《新华日报》、《西南政报》、《川东报》等,以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将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人”作为考察和论述的中心,更多地关注运动中的“人”的活动。本论文主要考察和论述的内容有:首先,以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引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在考察延安大生产运动时,笔者选取运动的组织形式、劳模运动、普通民众和运动成效为论述要点,以此对应本论文的第二、三、四、五章,以期更多地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同时,以时间先后为序,详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来龙去脉,并引出本论文所考察的涪陵县开展这一运动的相关情况。其次,考察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相关组织力量,包括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青年团及妇女团体等。具体阐释运动相关领导机构的设置、方针政策的制定、农业技术的支持、抗灾救灾、协助宣传教育、带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妇女特殊困难和发动妇女参加互助组织等相关情况。并以涪陵县1952年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为主体,具体论述在制定的劳模评奖标准中的“变”与“不变”,劳模的发现与培养,劳模的表彰及劳模群体、个体的相关情况,以及当“丰产旗帜”树立起来后如何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宣传推广,以影响和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爱国增产。再次,对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的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考察,分析农民群众参与运动的心理动机、不愿参加运动的思想顾虑、纷繁复杂的其他思想倾向等多重心理动向,以及中共对农民的思想顾虑和错误心理倾向所采取的各种因应及应对措施。最后,考察运动的成效及历史经验与启示。总的说来,在“组织起来”和爱国主义双重语境下的农业爱国丰产运动,其功效与作用是第一位的,它有效地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也对农民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有效改造,使农民开始孕育出社会主义意识。但是,这一运动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谓之“双面效应”。当然,中共在运动中都一一予以了纠正,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敢于正视矛盾和善于解决矛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一运动的开展使中共取得在农业、农村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包括注重加强农村政治工作、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注重造就农村工作队伍和注重实施农业奖励政策等。毋庸置疑,这些经验的取得对现今农业、农村工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另有结语部分对涪陵县开展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全过程作总的梳理,并对运动中所展露出来的历史的延续性、运动的多维性和群众的可塑性等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陈娅飞[5]（2018）在《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乡村文化改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新国家建设理想、重建乡村社会的战略性举措。广大新区解放后,中共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开启新中国国家建设征程,开展了全国规模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运动中,作为宣传意识形态、改造乡村民众、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乡村文化的载体,农村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与其名称稍异的是,村剧团并非以演戏为唯一活动的单一乡村文化组织,而是融合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乡村文化大梁。此外,作为乡村群众业余文化的组织者、实施者,村剧团本身即为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下的产物,其建立后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监督、管理下运作,肩负清除旧思想旧文化、发展新思想新文化的重任,从而扮演着改造乡村文化的角色。然而,文化是独特的意义世界,这决定了文化改造的复杂性。在新旧社会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为在乡村社会积极培育新的主流价值文化做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国家通过宣传在短期内把主流文化价值理念传递到乡村底层并不难,但长期浸润在旧文化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不是能够轻易消化吸收呢?本文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考察对象,欲探究新中国国家建设理想视野下的国家文化政策设计在乡村社会实行的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在面对这种国家层面文化改造的时候又是如何反应的。围绕研究对象,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从整体上介绍了选题缘由、当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的来源、研究价值等,便于从宏观上把握选题背景。正文共五章。第一章为“建国前均县乡村文化生态”。主要梳理了改造前的均县乡村文化生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沿革和民间文化概况,是对本选题个案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同时也为后文作一背景铺垫。第二章为“建国后农村业余剧团之建立、发展与运作”。主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共乡村文化改造的组织性策略,以消解农村旧文化、发展农村新文艺为主要任务的农村剧团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和村剧团自身的组织运作机制。第三章为“农村业余剧团之领导管理体制”。主要论述作为由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有意识、有组织地动员指导而快速成立起来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国家又是如何领导管理农村业余剧团,使其在剧团工作方针范围内活动,扮演其被期待的角色,履行其被期待的职责。第四章为“乡村剧演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主要考察在乡村文化改造过程中,新中国自上而下推行的文化建设方案是如何在乡村得到落实的,在除旧布新的文化政策设计意图下,作为乡村新文化主要组织者、实施者,乡村剧团面对旧文化习惯与乡村新文艺是如何反应的,以及党和政府对乡村剧演偏向的整顿与规范。第五章为“农村业余剧团活动之社会效果”。根据村剧团在乡村文化实践中的效果,分析乡村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及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为结束语。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建国初中共乡村文化改造运动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强调了本文结论。文章认为,面对国家层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策略,乡村社会既“遵章而为”又“自带节奏”。在新文化重塑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会积极适应,但与此同时,其传统文化心理的惯性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张海[6]（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以废除旧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彻底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为目的的婚姻制度变革运动。湖南的婚姻法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湖南具有典型性。湖南自古为蛮夷之地,民风剽悍,民众思想较为保守,封建思想观念浓重;民国时期长期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共在湖南的政治影响力较为薄弱,各级党组织不健全,党员干部严重不足,群众没有像老解放区的群众那样受过长期的革命主义教育和影响,思想觉悟水平也低。这就决定了在湖南贯彻实施婚姻法,面临的困难比较大,新旧婚姻制度和观念冲突比较剧烈,因而具有典型性。第二,目前学术界对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研究十分薄弱。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缘起与意义、学术研究现状、文献资料说明、研究方法、创新点、重点和难点以及研究框架等。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省的婚姻状况。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的巨变,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开始受到震撼和冲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均对传统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婚姻制度的根基。从整体看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省存在着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资产阶级改良婚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三种婚姻制度中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占主导地位,在婚姻礼仪上存在着新式结婚和旧式结婚两种形式,同时还存在着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纳妾、入赘婚等婚姻陋习。第二章考察了新中国婚姻法制定的背景、经过和主要内容。婚姻法的制定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共同合力的结果,本章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婚姻立法实践与经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立法经验、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保障与现实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婚姻家庭问题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婚姻法制定的背景。从原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制度、离婚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婚姻法的主要内容,并依据这四个方面对新旧婚姻制度和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三章详细梳理了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和婚姻法运动的开展,开启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破旧立新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的改革明确了方向和目标。湖南省按照中央和中南局的部署,以宣传贯彻婚姻法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婚姻法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分为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婚姻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和经常贯彻婚姻法阶段,并对婚姻法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情况、民众的反应、取得的成绩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第四章对婚姻法运动与湖南省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进行了细致地探讨。湖南省经过婚姻法运动,婚姻家庭制度发生了变革,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出现了新人、新事、新气象。在婚姻关系上新型婚姻关系开始确立起来,表现在择偶观从门当户对发展到以爱情为基础,婚姻自主权由包办婚姻转变为自主婚姻,离婚与再嫁由从一而终发展到男女平等,妇女离婚尤其是寡妇再嫁为人们所接受。婚姻程序实现了由繁文缛节到简单节约的转变。在家庭关系上民主和睦新家庭关系开始形成,表现在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第五章简要评析了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经过婚姻法运动,湖南省实现了婚姻制度的破旧立新和移风易俗;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了妇女生产力,推动了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认同,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基层的控制。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运动的不平衡性与突击性和因婚姻死亡问题两个方面。本章着重分析了造成运动局限性的原因,与中心工作相冲突和各级政府对运动重视不够是造成运动开展的不平衡性和突击性的主要原因;而新旧婚姻制度和观念的剧烈冲突、区乡基层干部干涉婚姻自由、司法机关及司法干部的敷衍推诿、妇联组织不健全,妇女干部不关心妇女利益则是造成因婚姻死亡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朱振华[7]（2017）在《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扮玩"是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在年节期间举行的一种村落集体性社火表演活动。以扮玩为文本的艺术表演不仅承载了谋求族群认同、凝聚村落共同体的文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三德范人还充分运用礼俗智慧,以"扮玩"活动所体现的艺术传统和公共精神为纽带,在实现集体行动的自治机制里潜行着一套历久而弥新的民间自治传统。通过对三德范村的田野深描,本文进一步从国家政治、民间社会、民众生活互动的角度,揭示了它们之间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着的那种复杂而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作为社区单元,即使不考虑自然环境和人口、生活等主客观条件,单纯就所谓的乡村治理而言,三德范的"村治模式"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从1930年代末起至今,作为一个大自然村,三德范村的基层权力设置先后经历了 13次变化——从庄、区、乡、镇、村、革委会,到大队、管委会、办事处,最终到"经济联合社" "管理区"合署办公,共治"一庄四村"的政治格局。但是,无论国家政治如何风云变幻或社会、文化怎样转型,迭次的历史变迁却又都乱中有序,即都指向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介于"村""镇"之间的村落个性和独树一帜的基层权力设置。换言之,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下行的过程中,三德范村沿袭并潜藏着一套既接受国家威权的调度,又始终由生活主体调控村落政治的自治传统。田野调查发现,这种乡村秩序景观的生成绝非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某一方因"控制与反控制""治理与被治理"的二元对立而被动的对抗、碰撞、失控的产物。从长时段、大区域和民间社会"微政治"的视野观察,三德范村能够基本保持"变与不变"之间的微妙平衡,恰恰是由中国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村落传统、民众等多元主体、多重力量共同建构、反复磋商、多样合作的结果。本文认为,这种"礼（国家礼制）俗（民众生活）互动"的政治传统至今仍然在中国北方民间社会的整体运行中发挥着深层影响,而且是国家借助文化传统实现社会和日常生活统一的根本逻辑。从三德范村观察现代中国乡土社会,"国与家""官与民" "公与私"的边界并不清晰,既非疏离也非对抗关系。换言之,三德范村包括"扮玩"传承在内的乡村社会发展,既因应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落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村落民俗传统的神圣性基础和自治逻辑,这同样是国家意志、村落传统、民众生活实践等复杂因素碰撞、磋商、妥协的成果。简言之,本着上述田野发现,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前讨论乡土社会语境下的乡民艺术的表演文本、叙事体系、社会组织形态的论着较多,但本文从村落语境和田野调查出发,将乡民艺术上升为仪式、政治与权力的讨论,并从民间自治传统的角度进行阐发,这种学术理路及进路具有新意。二是以往的民间自治研究大多讨论国家制度安排或以功能性的民间社团实现某种文化调适的现象。本文则从日常生活叙事和节日生活叙事出发,进一步勾画出了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生活主体多元互动的逻辑和机制,这对惯常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模式无疑是有力的纠正和补充。三是"民间自治"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社会传统,当前越来越淹没在西方民主模式的假设和讨论之中。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学理分析,从乡民艺术的角度寻绎了中国民间自治传统的文化机理和现实意义,这在一定程度对当前陷入困境的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证意义上的借鉴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的主体结构如下: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理念与论文结构,重点梳理了本文所涉及的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鉴于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地方社会、村落传统的建构关系,而实现论文研究目标的主要方法是村落单元的田野调查。因此除了展示论文写作的立意和进路外,还说明、解释了写作者对研究方法的思索和田野经历。第一章"流变的村落生活":从村落进行时态的生活实践出发,以民族志范式深描三德范村的人文地理与民众生活叙事的场域。本章说明,无论是村落聚居形态还是乡土文化空间,村落都不是一个静态的、超稳定的系统。这是理解三德范的村落文化和传统,以及乡土特质、日常生活衍变的逻辑起点。同时,本章所描述的地理、水文、人口、交通、种植、商贸、劳作模式等各有关地方性知识,不仅构成了"扮玩"文本与民间自治传统生发的语境,而且与之形成了互文效应。第二章"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除了土地、河流、资源和物候搭建的生存环境,村落就是由多维的组织生活复合而成的共同体。如果说生态环境为村落内部的劳作模式、文化心态搭建了现实的基础,那么实现乡民集体行动的深层次结构则潜藏在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及其运作机制之中。本章通过对历史变迁中的村落内部几种组织形态的考察,"扮玩"叙事的组织传统与运行机制,理解并把握国家政治、村落、乡民等多元主体的建构过程。第三章"国家、村落与乡民艺术":本章试图分析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以来,在人地关系和基层组织设置普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对乡民艺术的复杂态度。通过解读扮玩叙事的历史脉络,抽绎国家在乡土社会的下渗逻辑,以及这种设置对乡民艺术的组织活动造成的影响。通过考察三德范村"扮玩"在短短二十余年间几个历史节点的事件遭遇,让我们以"活在当下"的姿态透视乡土生活变迁的同时,反思国家、村落、乡民互动机制的历史逻辑。第四章:"表演、仪式与村落自治":在传统意义上,扮玩具有促使村落凝聚为"共同体"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的建构机制是理解其公共机制的关键。本文认为,象征仪式"报官"是理解这种公共机制的主要窗口。本章以三德范村年节扮玩的表演文本及其表演场域的深描为立足点,集中对其象征仪式"报官"的组织机制和历史变迁进行考察。本章认为,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原本具有实际文化功能的象征性仪式"报官",在民间自治传统完成了现代转换以后,在礼俗互动的共同作用下才最终丧失了存在理由和意义。结语:我们从对这个鲁中村落乡民艺术与自治机制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治"并非一种远去的传统,而主要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村治逻辑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回答乡土中国的实践问题。三德范村的乡民艺术表演及其所交织的自治机制说明,民间自治传统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或随着社会变革而消失,反而以礼俗互动的姿态成为新时期建构国家和地方关系最可借用的传统资源。从民俗学本位出发,站在村落语境和区域生活整体的立足点上,将对民间自治传统的理解纳入到对村落社会及其运作机制的观察,不仅可以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提供广阔的视角,而且会更加贴近不断变革的中国农村,并有望为当前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王嘉悦[8]（2016）在《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文中指出灾难文学在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所述的灾难文学,是把灾难划定在自然变迁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一范围之内来进行研究的。究其本质来说,亦可以称为“灾害”文学。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模式的中华民族自古就与自然环境和条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变迁对中华大地上绵延生息的华夏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影响造成中国文学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叙事中就已经有了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书写。灾难文学来源于灾难历史和灾难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之中的灾难意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文化、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神话叙事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灾难意识——对自然灾难的战无不胜和对自然抗争失败的恐惧开始,到当代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出现,体现在灾难文学叙事中的灾难意识不断复杂的变化。本文将类同的灾难意识汇总以便更清晰的对灾难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灾难意识进行分类。首先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相抗争的成功与否产生了中华民族最初的灾难意识。这种灾难意识随着人类对自然世界越来越客观的认识,逐渐生成了人类面对自然灾难的无奈、恐惧和屈服。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针对自然灾难所进行的文学书写中所体现的灾难意识,也曾一度出现对人类可以战胜自然的乐观主义,以及极端的“人定胜天”情结的产生。同时,政治意识也促成灾难意识的变异,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人类对自然灾难的态度往往夹杂着对政治的倾向性意识。灾难意识的变异不只局限在政治范畴,随着人类对自然有了更客观的认识,现代化带给人类对城市化进程的恐慌、对生活压力的焦虑,也都被倾注在人类的灾难意识当中。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人类与自然之间达到了更为平等或平衡的状态。于是,在灾难意识中也渗入了生态意识的萌芽。每个灾难意识的确立,都意味着一个全新灾难叙事中心的产生。从远古时期,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神话书写,到先秦至两汉时期散文中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和诗化,充满人文色彩的灾难意识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的诗文之中。这种诗文较少围绕着对自然界的科学理解进行书写,而更多的是体现了对皇权的拥护和对农事的关心。明清小说出现以后,灾难文学写作的叙事中心更趋向于对自然灾难完整的描述。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灾难认识的科学性的增强和阶级意识的确立之后,灾难文学书写的叙事中心也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本文将这些叙事中心归结为三类:第一,以对自然灾难下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残酷现实社会的控诉为主要叙事中心。第二,以表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为主要叙事中心。第三,以歌颂革命根据地政府破除迷信、生产自救,积极带领当地群众防救自然灾难为主要叙事中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代灾难文学书写在“文革”前与“文革”后形成了两个反差较大的叙事中心:一个是在“文革”前,以拥护党的政策为主的叙事中心,这实则是对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灾难叙事中心的延续;另一个是在“文革”后,以唤起民族记忆和个人意识为主的灾难叙事中心。应该说,后者是对中国文学在灾难书写上的弥补。通过对灾难文学书写中所体现出的灾难意识及其叙事中心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对灾难文学审美维度的构建,也是明晰灾难文学中所应体现什么样的灾难意识、又该围绕什么样的叙事中心来展开等问题的最佳途径。本文认为灾难的文学化应具备四种审美特质:首先,灾难带给人类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恐惧,灾难意识正是产生这种恐惧之美中;其次,人与自然相对抗所产生了悲剧之美;再次,在悲剧产生之时,人在对抗自然之力所显示出的伟大创举又具有了崇高之美;最后,在灾难过后,人类对自己家园的重建又显示出了回乡之美。悲剧之美是这四者中的重中之重,并且在其它三重审美意识中也都会对悲剧意识有所体现。中国灾难文学在对悲剧意识的展现中与起源于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性悲剧是不同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灾难文学的书写对审美维度的构建应至少基于以下五个特点:1、要重视对悲剧意识的体现;2、要在灾难文学书写中树立起灾难意识;3、要重视生命,展现出对生命意识的关注;4、要勇敢面对自然灾难的残酷,要有直面意识;5、要体现出灾难文学抚慰人类灾后心灵的疗伤作用。任何未来对策和预判都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对灾难文学未来写作走向的预判也同样如此。但作为一种与人类和民族生活、生命休戚相关的当代文学叙事,又必须对中国当代灾难文学的走向做出基本的判断。本文认为灾难文学未来发展首先出现的应该就是生态意识的介入。生态文学与灾难文学将产生大面积的交集,这对灾难文学自身写作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补充,是符合人类世界对生态环境越来越关注的时代氛围的。之后对自然灾难进行书写也会有科幻色彩的介入,这是展示灾难文学所具备的生态意识最好的一种形式。此外,深度书写同样是灾难文学急需的书写形式。它要求当代灾难文学不能只停留在将民族记忆转化为人文记忆这一层面上,也不能停留在即时性情感的抒发和苦难与不幸的描述上。灾难文学的书写需要具有更丰富的审美维度,同时也应该向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做更多的延伸。灾难文学还可能揉入某种“新世纪福音”式的宗教哲思情怀,在拯救人类于“末日情结”之中进行安抚和疏导。灾难文学也要面对读图时代的冲击,在展现出文字与图像相抗衡的自身长处的同时,在形式上也会更加多样。
罗夏梓平[9]（2015）在《城市化背景下的乡镇庙会文化重塑研究 ——以昆明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庙会,作为民众集体的信仰仪式活动,相较私人化的信仰活动更具有开放性和规模性。因此,集体性的庙会活动更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国家开始挖掘和保护民俗文化传统,并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的特点,将其融入到现代化的建设中。然而,城市化的发展,不仅转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加速了庙会文化的重塑。本论文即以昆明市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庙会为例,对城市化背景下的乡镇庙会文化重塑进行研究。绪论部分回顾了学界对庙会文化的研究,并概述论文研究的缘起、研究的意义及运用的相关理论。另外,笔者将从民俗学的视角界定“文化重塑”的概念,并用于论文的叙述。第一章,笔者对“虫王节”庙会所在区域进行介绍,并对其文化历史状貌进行探究,由此分析“虫王节”的生成可能与撒梅人的农耕文明、独特的文化心理和道德心理有关。第二章,笔者对城市化语境下的“虫王节”庙会进行详细地民俗志记录,并从“俗”和“民”两个层面探究其文化的重塑。由此得出,城市化背景下的“虫王节”庙会形成了不同文化体系和社会层次之间的互构,其信仰功能呈现复合型和多功能型,文化形态则趋于多样性,而庙会所体现的伦理观念也弱化了。第三章,笔者从生态、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原因,并简要分析“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要素、特征及其规律。由此得出,当代社会语境下,“虫王节”庙会得以延续,既是其参与全国性文化体系建设的结果,又是其独特文化稳态性的表现。从特征与规律来看,信仰文化的发展是精神的隐形形态随着物质外显形态的转化而转化。因此,“虫王节”文化的重塑经历了心理预设—适应过程—重塑过程—情感认同四个阶段。第四章,由“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一些特点来看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语境下重塑的一些特征。论文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民俗文化的重塑因不同社会角色群体的参与,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意义,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民俗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构,不仅扩大了民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还使民俗文化参与对象也变得多样化了。然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民众参与民俗文化的时间节奏。民众的生产、生活不再遵循传统的农历时间,造成了自然节律与文化节律的变化。由此,民俗文化就在这新、旧时间体系中转变,并调适着自身新的文化时间节奏,从而促使民众的生活时间由“生活文化”时间向“文化生活”时间的转变。对于民俗文化传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也做了一些预测。传统的民俗文化是与现实空间紧密联系的,而网络空间的发展,可能为民俗文化与虚拟世界的重塑提供可行条件。
柯桢[10]（2015）在《探究小毛驴市民农园实践的新文化意义》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实践进行分析,探究农园实践的新文化意义。本文采用实地考察和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性成果,它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末开始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农园采取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试图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构建相互支持的良性关系。现有文献主要将小毛驴市民农园放在CSA模式下讨论它的功能和意义。本文从新文化实践的角度入手,揭示农园在文化生产方面的贡献,并分析其生产、生活实践对于创造新文化的意义。本文采用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文化”的界定,“文化”是指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实现其具体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的方法和形式。农园生产、生活实践对于新文化的构建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农园通过传统的农耕方式重新确立土地在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大地母亲”这一被资本运作所遮蔽的文化视角重新带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第二,基于土地的基础性作用,农园通过租地种菜以及庆祝传统农耕节日等方式使城市人重新回到土地上,认识自然和土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原来消费主义式的生活方式,重新挖掘土地承载的精神意涵。第三,农园生态农耕活动以及尝试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的努力成为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的土壤。参与农园工作与活动的人们部分地形成了相互支持,共同劳动的关系。第四,农园的体力劳动对劳动份额成员、志愿者、实习生、工作人员有不同的改造效果,在他们中形成了认同且尊重农业劳动的价值观。农园实践对新文化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有其局限性。首先,互相理解、支持的人际关系仅在农园活动的参与者中形成,而无法对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二,农园的工作人员、农民、实习生、志愿者及劳动份额成员虽然都认同且尊重农业劳动,但是他们无法通过对劳动的共同理解形成更深刻的集体意识。虽然农园的实践有其局限性,但它不懈的探索是对良性文化的有益尝试。
二、千年平安到来 捉虫仍需努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千年平安到来 捉虫仍需努力（论文提纲范文）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史料运用说明 |
| 六、论文思路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 |
| 一、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
| (二)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
| 二、冀鲁豫根据地环境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边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
| (二)旱灾害所造成的民力与粮食损失 |
| (三)蝗虫灾害对粮食的危害 |
| 三、敌人侵略活动对边区所造成的民力和粮食损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生产自救 |
| 一、积极救灾,克服灾荒 |
| (一)政府筹粮,实施急赈 |
| (二)向地主豪绅借粮 |
| (三)开展赎地运动 |
| (四)提供优惠的救灾借贷政策 |
| (五)开展灭蝗斗争 |
| 二、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建设活动 |
| (一)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劳动互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 (三)边区合作社发展对缓解粮食困境所发挥的作用 |
| (四)为扶持农业生产提供贷粮贷款 |
| (五)促进生产发展的其它措施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推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税负 |
| 一、冀鲁豫边区农民的受剥削情况 |
| (一)几种租佃形式与剥削情况 |
| (二)地主对承种人的超经济与高利贷剥削 |
|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
|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走向完善 |
| (三)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完善与推广 |
| (四)开展集体倒粮运动,保护减租减息成果 |
| (五)与地主豪绅的减租减息斗争 |
| (六)边区减租减息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
| 三、推行合理负担,采取累进征税制度 |
| (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
| (二)负担的计算方法 |
| (三)累进等级与累进率的制定 |
| (四)加强合理负担政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
| (五)土地调查评议工作 |
| (六)负担的减免 |
| (七)公粮征收的一般过程 |
| 四、开展清查黑地的斗争 |
| (一)抗战时期边区的黑瞒地情况 |
| (二)清查黑地的措施方法 |
| (三)查黑地斗争中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 |
| 五、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加强粮食管控,保证粮食安全 |
| 一、对粮食贸易采取统制政策 |
| (一)“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确立 |
| (二)通过“贸易统制”调节需用,保护边区粮食安全 |
| (三)采取粮食专卖政策 |
| (四)公营商店在边区粮食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 |
| 二、加强集市管理,保障粮食交易 |
| (一)冀鲁豫边区集市管理的背景 |
| (二)对中心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集市管理政策 |
| (三)建立集市交易所,开展粮食等特殊商品的交易 |
| (四)适时转移集市,保证粮食交易的安全 |
| 三、开展金融斗争,支持农业生产 |
| (一)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货币金融情况 |
| (二)抗战中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三)抗战后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四、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 |
| (一)加强粮食存储 |
| (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径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边区财粮制度,保障党政军民粮食供应 |
| 一、加强财粮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领导 |
| 二、建立健全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 |
| (一)采取统筹统支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制度 |
| (二)建立健全边区的财粮审计制度 |
| (三)完善根据地的财粮预决算制度 |
| (四)实行粮票制度 |
| (五)清理尾欠,掌握现粮 |
| 三、对各级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制度和标准 |
|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财粮供给 |
| (二)对各级群众团体的粮食供给 |
| (三)对军队和抗属的财粮供给 |
| 四、边区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情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4）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特色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历史的延续：从大生产运动到农业爱国丰产运动 |
| 一、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经验 |
| （一）互助组织的组建 |
| （二）劳模运动的开展 |
| （三）普通民众的参与 |
| （四）运动的成效与偏差 |
| 二、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演进历程 |
| （一）土改运动前后的农村形势 |
| （二）“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 |
| （三）爱国主义旗帜下的丰产运动 |
| 三、涪陵县从土改运动到农业丰产竞赛 |
| （一）土改运动与互助合作的兴起 |
| （二）爱国公约与爱国捐献的推进 |
| （三）增产节约与生产竞赛的高涨 |
| 小结 |
| 第二章 组织的力量：运动中的党、政府、青年团与妇联 |
| 一、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 |
| （一）设置领导机构 |
| （二）制定方针政策 |
| （三）提供技术支持 |
| （四）组织抗灾救灾 |
| 二、青年团的积极协助 |
| （一）带头增加生产 |
| （二）助力宣传教育 |
| 三、妇联的重要支持 |
| （一）发动参加互助合作 |
| （二）解决生产实际困难 |
| 小结 |
| 第三章 树立旗帜：农业丰产劳模评选运动及其前后 |
| 一、中央到地方农业丰产奖励政策的制定 |
| （一）农业部颁布奖励办法 |
| （二）西南区制定奖励标准 |
| （三）川东区发布丰产指示 |
| （四）涪陵县提出丰产要求 |
| 二、农业丰产劳模的生成与形塑 |
| （一）劳模的发现及典型化 |
| （二）劳模的教育及培养 |
| 三、农业丰产劳模的表彰与劳模群体 |
| （一）县一届劳模大会的召开 |
| （二）劳模的群体结构与特点 |
| （三）典型：徐树廷及其互助组 |
| 四、农业丰产劳模经验的总结及推广 |
| （一）由下至上的总结 |
| （二）以点带面的推广 |
| 小结 |
| 第四章 运动中的农民：动机、情感与态度 |
| 一、参与运动的情感动机 |
| （一）感恩共产党 |
| （二）向往美好生活 |
| （三）追求经济利益 |
| （四）从众、随大流 |
| 二、不愿参与运动的思想顾虑 |
| （一）政治压力 |
| （二）顾虑怀疑 |
| （三）自满麻痹 |
| 三、纷繁复杂的其他心理倾向 |
| （一）迷信保守 |
| （二）自卑依赖 |
| （三）依靠等待 |
| 小结 |
| 第五章 运动评析：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成效及经验 |
| 一、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功效与偏差 |
| （一）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功效 |
| （二）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偏差 |
| 二、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的历史经验 |
| （一）加强农村政治工作是重要前提 |
| （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重要目标 |
| （三）造就农村工作队伍是重要保证 |
| （四）实施农业奖励政策是重要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主持（研）课题及获奖情况 |
（5）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建国前均县乡村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社会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概况 |
| 一、民间艺术种类 |
| 二、民间演出特点 |
| 第二章 建国后农村业余剧团之建立、发展与运作 |
| 第一节 农村剧团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
| 一、“解放”：从政治翻身到文化翻身 |
| 二、破旧立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
| 三、准备：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
| 四、农村重点：“普及第一、生根开花”的文艺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农村业余剧团发展历程 |
| 一、剿匪反霸中初步萌芽 |
| 二、新区土改中重点建立 |
| 三、年节文艺活动中大量发展 |
| 第三节 农村业余剧团组织结构及其运作 |
| 一、剧团之组织结构 |
| 二、剧团之组织运作 |
| 第三章 农村业余剧团之领导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村剧团的领导与管理 |
| 一、文化馆、站 |
| 二、农村俱乐部 |
| 三、专业文工团队 |
| 四、群众艺术馆 |
| 第二节 把关演唱材料环节 |
| 一、供应演唱材料 |
| 二、引导农民创作 |
| 第三节 剧团干部培训与活动骨干训练 |
| 一、以会代训模式(会议) |
| 二、以演代训模式(会演) |
| 三、专门培训(文艺骨干训练班) |
| 第四章 乡村剧演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
| 第一节 “遵章而为”与“自带节奏”：高层文化设计与底层文化选择. |
| 一、主题思想之错落：倡导新戏与偏爱旧剧 |
| 二、性质定位之偏差：业余性之违背与职业化趋势 |
| 三、尴尬的结合：配合中心与滥编滥演 |
| 第二节 统一与规范：农村业余剧团之整顿 |
| 一、组织纯洁化：剧团队伍之清理整顿 |
| 二、业余性：剧团活动方针之反复强调 |
| 三、松紧并存：剧团表演之内容整肃 |
| 第五章 农村业余剧团活动之社会效果 |
| 第一节 “能文能舞的好手”：农村业余剧团之角色扮演 |
| 一、政治宣传队：村剧团与农村政治运动 |
| 二、生产互助队：村剧团与农业生产 |
| 三、文艺娱乐队：村剧团与农民休闲娱乐 |
| 四、文化学习队：村剧团与农民文化教育 |
| 五、移风易俗队：村剧团与农村社会风气 |
| 六、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硬币的另一面”：农村业余剧团之多维分析视角 |
| 一、文艺的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之地方实践 |
| 二、艺术与现实的同质化 |
| 三、速成与短命的结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重点、难点 |
| 六、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省的婚姻家庭状况 |
| 第一节 婚姻制度 |
| 一、传统婚姻制度 |
| 二、资产阶级改良婚姻制度 |
| 三、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
| 第二节 婚姻礼仪 |
| 一、旧式婚姻 |
| 二、新式婚姻 |
| 第三节 特殊婚姻形式 |
| 一、早婚 |
| 二、童养媳 |
| 三、纳妾 |
| 四、其他婚姻陋习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制定的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 |
|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婚姻立法实践与经验 |
| 三、苏联的婚姻立法经验 |
| 四、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保障和现实要求 |
| 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婚姻家庭问题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过程与内容 |
| 一、制定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新旧婚姻制度比较研究 |
| 一、立法原则的比较 |
| 二、结婚制度的比较 |
| 三、离婚制度的比较 |
| 四、家庭关系制度的比较 |
| 第三章 婚姻法运动在湖南省的贯彻实施 |
| 第一节 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政策依据 |
| 一、中央文件 |
| 二、地方政令 |
| 第二节 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 |
| 一、婚姻法实施前的宣传 |
| 二、婚姻法学习与宣传的全面启动 |
| 三、成效与问题 |
| 第三节 婚姻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 |
| 一、中央发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 |
| 二、湖南省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 |
| 三、成效与问题 |
| 第四节 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 |
| 一、婚姻法运动月的确立及其在全国的开展 |
| 二、湖南省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开展 |
| 三、成效与问题 |
| 第五节 经常贯彻婚姻法阶段 |
| 一、中央关于经常贯彻婚姻法的规定 |
| 二、经常贯彻婚姻法工作在湖南省的开展 |
| 第四章 婚姻法运动与婚姻家庭变革 |
| 第一节 新型婚姻关系的确立 |
| 一、由门当户对到以爱情为基础的择偶观的形成 |
| 二、由包办婚姻到自主结婚的婚姻自由的实现 |
| 三、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在离婚与再婚上的体现 |
| 四、由繁文缛节到简单节约的婚姻程序的建立 |
| 第二节 民主和睦新家庭关系的形成 |
| 一、夫妻关系的改变 |
| 二、婆媳关系的改善 |
| 三、评模与创建五好家庭 |
| 四、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 |
| 第五章 结语 |
| 一、婚姻法运动的历史意义 |
| 二、婚姻法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及原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对象与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
| (二) 民间自治传统研究 |
| (三) 民俗学视野的民间自治研究 |
| 三、研究方法的思索 |
| (一) 主位叙事 |
| (二) 文献研究 |
| 四、田野经历 |
| 第一章 流变的村落生活 |
| 第一节 村落空间的历史变迁 |
| 一、缺水与治水 |
| 二、山地和煤井 |
| 三、官道与集市 |
| 第二节 生活文化及其变迁 |
| 一、村名:雅俗之争 |
| 二、雅趣:生活的艺术 |
| 三、信仰:俗神与上帝 |
| 四、死生:丧葬改良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落内部的组织体系 |
| 第一节 传统组织体系的衰落与重塑 |
| 一、武术传统的沉浮 |
| 二、乡规民约的兴衰 |
| 三、四村一社的诞生 |
| 第二节 通婚圈、宗亲与巷道 |
| 一、通婚圈: "好闺女不出庄" |
| 二、家族:"同姓不同宗" |
| 三、巷道:"一根胡同一伙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村落与乡民艺术 |
| 第一节 国家政治与扮玩叙事 |
| 一、权力设置与社火组织 |
| 二、以礼化俗和艺术衍变 |
| 三、文化转型和参与热情 |
| 第二节 礼物、传承人和象征资源 |
| 一、礼物流动的叙事 |
| 二、消弭传承人的争端 |
| 三、传媒艺术的话语权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表演、仪式与村落自治 |
| 第一节 表演文本与组织机制 |
| 一、表演文本 |
| 二、领袖人物 |
| 三、经济运作 |
| 第二节 "报官":官民互动的仪式变迁 |
| 一、缘起:"灯官"叙事 |
| 二、自治:"报官"仪式 |
| 三、悬念:"今年报谁的官"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地方文献 |
| 二、学术着作 |
| 三、学术论文 |
| 四、英文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灾难文学的界定与属性 |
| 二、灾难文学的写作意义 |
| 三、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 |
| 第一章 灾难文学叙事中心的迁移 |
| 第一节 远古社会与神话传说 |
|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灾难文学叙事 |
|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散文中的灾难叙事中心 |
| 二、古诗词中的灾难叙事中心 |
| 三、明清小说中的灾难叙事中心 |
| 第三节 多灾多难的现代社会与灾难文学叙事 |
| 一、以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残酷社会的控诉为叙事中心 |
| 二、以对执政当局的批判为叙事中心 |
| 三、以对解放区政府的歌颂为叙事中心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灾难文学叙事 |
| 一、“文革”以前的灾难文学以拥护党的政策为主要叙事中心 |
| 二、“文革”以后的灾难文学以唤醒民族记忆为叙事立场 |
| 第五节 灾难文学作品叙事中心的规模化特征 |
| 一、以相同灾难类型为叙事中心进行的文学书写 |
| 二、以典型灾难事件为叙事中心进行的文学书写 |
| 三、以同一地域为叙事中心进行的文学书写 |
| 四、以细致场景还原为叙事中心进行的文学书写 |
| 第二章 灾难文学书写中的灾难意识流变 |
| 第一节 英雄的胜利与死亡 |
| 一、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胜利 |
| 二、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悲剧 |
| 三、人类对自然灾难的无奈 |
| 四、人类对自然灾难的屈服 |
| 第二节“人定胜天”的自我认识 |
| 一、解放区文艺对灾难的乐观书写 |
| 二、阶级斗争模式下乐观情绪的延续 |
| 第三节 灾难的变异 |
| 一、灾难导致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异 |
| 二、灾难导致对城市化恐慌的变异 |
| 三、灾难导致对心理压力的变异 |
| 四、灾难导致对悲伤情绪的变异 |
| 第四节 生态意识的展现 |
| 第三章 灾难文学审美维度的构建 |
| 第一节 灾难文学所具备的审美特质 |
| 一、恐惧之美，灾难意识的演化 |
| 二、悲剧之美，生命意识的树立 |
| 三、崇高之美，人性光辉的闪烁 |
| 四、回乡之美，灾后重建的渴望 |
| 第二节 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中西方灾难文学审美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对自然灾难进行文学书写所应具有的审美维度 |
| 第四章 灾难文学叙事的前行方向 |
| 第一节 冲突与和解——向生态文学方向的突进 |
| 第二节 现实与虚构——科学幻想的介入 |
| 第三节 深度书写——对“即时性”写作的避免 |
| 第四节 新世纪的“福音”——揉入宗教哲思的救赎 |
| 第五节 图像与文字——读图时代的冲击与突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9）城市化背景下的乡镇庙会文化重塑研究 ——以昆明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回顾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界对庙会文化的研究回顾 |
| 二、本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视角及其意义 |
| （一）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运用的理论方法 |
| （二）本论文的多维视角 |
| （三）本论文的意义 |
| 三、“文化重塑”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概述 |
| （一）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调查概述 |
| 第一章：调查社区的背景及“虫王节”庙会文化的历史 |
| 一、阿拉街道办事处简介 |
| （一）阿拉街道办事处的历史 |
| （二）阿拉街道办事处的现状 |
| 二、彝族撒梅人“虫王节”的历史状貌 |
| （一）撒梅人的历史源流 |
| （二）“虫王节”的生成 |
| （三）“虫王节”历史状貌考 |
| 第二章：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庙会文化的现状与重塑 |
| 一、城市化语境下的“虫王节”民俗志记录 |
| 二、“虫王节”庙会的重塑 |
| （一）“虫王节”庙会“俗”的重塑 |
| （二）“虫王节”庙会“民”的重塑 |
| 第三章：“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原因、要素、特征及规律 |
| 一、“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生态原因 |
| 二、“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社会原因 |
| （一）国家政府政策倾向 |
| （二）民众生存方式与策略的转变 |
| （三）学者的研究对文化传统的重塑 |
| （四）现代传媒和现代教育的推动 |
| 三、“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文化原因 |
| （一）撒梅人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
| （二）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农业民俗思维 |
| 四、“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要素、特征及规律 |
| （一）“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稳态要素 |
| （二）“虫王节”庙会文化的重塑特征 |
| （三）“虫王节”庙会文化重塑的发展规律 |
| 第四章：由“虫王节”庙会看城市化过程中的民俗文化重塑 |
| 一、合力与异趣——国家和民众的文化系统 |
| （一）国家塑造的公共文化网络 |
| （二）民间的文化“散养”系统 |
| （三）国家与民众对民俗文化重塑的相互作用 |
| 二、民众生活的时间变奏 |
| （一）民俗文化重塑的两套时间系统 |
| （二）当代社会民众参与民俗文化的“时间变奏” |
| （三）从“生活文化”时间到“文化生活”时间 |
| 三、破与立——基于对民俗文化载体的思考 |
| （一）乡土社会的文化载体 |
| （二）现代社会的文化载体 |
| 四、城市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到文化重塑 |
| （一）民俗文化重塑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
| （二）由文化整合到文化重塑 |
| 五、民俗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探究小毛驴市民农园实践的新文化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小毛驴市民农园与当代乡村建设 |
| 第一章：研究现状与“新文化” |
| 第一节：CSA研究框架下的农园 |
| 第二节：“文化”的视角与“消费主义” |
| 第三节：农园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
| 第二章：对“土地”和“自然”的意义重构 |
| 第一节：土地的双重属性与消费主义 |
| 第二节：农园基于“自然”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方式 |
| 第三节：农园对土地意义的建构 |
| 第三章：在“土地、自然”体系中重建人际关系 |
| 第一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
| 第二节：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 |
| 第三节：消费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
| 第四章：农园如何重建劳动的价值观 |
| 第一节：市民的劳动价值观 |
| 第二节：农民的劳动价值观 |
| 第三节：志愿者、实习生与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观 |
| 结语：小毛驴市民农园文化实践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四、千年平安到来 捉虫仍需努力（论文参考文献）
- [1]胡缵宗诗文研究[D]. 张桂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初期涪陵县农业爱国丰产运动研究（1952-1953）[D]. 陈刚. 西南大学, 2019(12)
- [5]1949-1956年中共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以均县农村业余剧团为中心的考察[D]. 陈娅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D]. 张海.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 ——以鲁中地区三德范村年节“扮玩”为个案[D]. 朱振华. 山东大学, 2017(08)
- [8]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D]. 王嘉悦. 吉林大学, 2016(08)
- [9]城市化背景下的乡镇庙会文化重塑研究 ——以昆明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为例[D]. 罗夏梓平. 云南民族大学, 2015(01)
- [10]探究小毛驴市民农园实践的新文化意义[D]. 柯桢. 上海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