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省产棉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冯叶[2]（2020）在《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来,已经连续16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步调一致。2006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2008年正式成为全国试点省份,2019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9.32亿元,同比增长21.98%,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745.16亿元,同比增长18.99%,支付赔款13.15亿元,同比增长25.8%,省级补贴险种已经达到44个,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达到75%。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2006-2019年期间取得一定“量”的成绩。到2019年《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政策性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需要实现质的飞跃。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性质、目标、理论基础;第二,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与及基本现状;第三,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财政补贴效率指标设计、现状、指数变化,利用多项式函数预测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利用DEA模型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率;第四,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评价体系及其指数变化,利用熵值法测算评价体系指数,利用TOPSIS进行对比研究;第五,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增产的关系,利用山东省17地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其外部性效果;第六,研究山东省与全国各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省际差异;第七,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有以下结论:第一,山东省政策性农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现在处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时期;第二,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保障效率高,发展效率较低。2018年山东省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均低于全国水平,预测到2022年,农业保险深度可达1%,达到全国目标,农业保险密度为316元/人,按目前发展速度,难以达到全国水平;第三,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资金运行效率较低,农业保险管理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不适配,还需要改进;第四,设计一套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3个,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补贴效率、发展效率,二级指标15个,包括保障规模、保障广度、保障深度、农业保险杠杆、政府财政补贴比例、政府补贴杠杆组成、赔付率、受益率、单位保费赔付额、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效率、转移支付率、收入再分配率、财政投入力度、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险密度等;第五,利用熵值法和TOPSIS法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2008-2017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指数平稳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效率指数曲折发展,波动落差大,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指数呈现不断上涨变化,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曲折变化,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第六,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补贴对农林牧渔产值有正向影响,且边际影响效果大于其他支农政策支出效果,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有一定外部效果;第七,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在相同资源禀赋的黄淮海平原地区省份中,处于落后位置,还需借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经验。本文设计客观可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补贴效率,更为准确客观的评价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研究的补充与丰富;在内部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外部效果与省际差异对比,是对评价政策工具方法的改进。
李含笑[3]（2020）在《基于产业联盟的棉花产业供应链主体间利益分配关系研究 ——以聚力社企联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棉大国,棉花生产重心逐渐由黄河、长江流域向西北地区变迁,新疆棉花在全国植棉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新疆棉花提质增效发展对发挥植棉地区优势、保障棉农及棉花相关企业收入和促进我国棉花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植棉成本持续上涨,棉农植棉效益下降,严重打击棉农植棉积极性。虽然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但由于合作组织规模较小、服务范围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合作组织的带动作用。而棉花产业联盟通过联结棉花产业链上诸多利益主体,形成成本分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降低棉花生产经营成本,解决棉花质量问题,提高我国棉花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从棉花产业联盟利益分配关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当前棉花产业联盟各主体成本收益现状和利益分配格局,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改进的Shapley值法模型优化当前的棉花产业联盟利益分配关系。首先,根据实地调研了解当前我国棉花产业现状、棉花产业利益联结方式以及棉花产业联盟中不同主体间的博弈格局。其次,基于棉花产业联盟利益主体对联盟的贡献程度,利用Shapley值法得出第一个利益分配方案,然后通过数据计算得到联盟参与主体的投入因子和风险因子,并根据三种不同的影响系数组合对第一次的模型结果进行修正,得出三个修正结果;最后,对比三个分配方案得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优化当前棉花产业联盟利益分配方案。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可知,与非合作状态时的情况相比,棉农和合作社的利润有所增加,但棉农增收效果不够显着,联盟利润大多被轧花厂和合作社占有。Shapley值法模型分配结果显示棉农、合作社和轧花厂利润分别占联盟平均利润的78.68%、95.5%和125.83%,轧花厂获得大部分联盟利润,利益分配方案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考虑到联盟利益主体利润分配的影响因素,对Shapley值法模型分配结果进行修正,得到三个利益分配修正方案,经过对比,作者认为修正方案三更适合当前棉花产业发展。方案三中棉农、合作社和轧花厂分别占联盟平均利润的79.34%、109.88%和110.78%,合作社利润上涨较为显着,有利于改善我国棉花市场环境,调整联盟参与主体市场地位,规范我国棉花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保证棉花产业联盟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提高棉花供应链资源利用效率和弱势群体地位,扩大各利益主体的盈利空间。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棉花产业联盟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关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构建棉花市场价格预警阈值系统,抑制棉花价格波动幅度;提升棉农市场地位,强化主体合作意识;完善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挥龙头企业模范作用;协调棉花供应链主体,建立平等主体地位;拓宽棉花销售渠道,规范轧花厂市场准入制度,并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进行说明。
王平[4]（2020）在《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新疆棉花面积264.4万公顷,占全国棉花面积的74.3%,棉花总产量511.1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3.8%,新疆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但与新疆棉花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不匹配的是,新疆棉花质量在国际市场仍处于劣势。特别是机采棉迅速发展后,仍沿用手采棉时期以高产为目标的技术集成体系,适宜机采的棉花技术集成体系没有配套建立,表现在适宜机采的棉花品种未大面积推广应用,种植模式仍然以“矮密早丰”模式为主,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程度较低,残膜对棉花质量的影响难题尚未解决。在采收环节由于田间堆放原因导致的棉花二次污染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加工环节由于机采棉杂质、异性纤维较多,导致籽棉和皮棉的清理次数偏多、棉花纤维长度减短、强度降低、短纤维含量增加和棉结数量比率偏高。以上技术环节的问题是导致新疆棉花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机采棉化学脱叶工序的需要,导新疆棉花生长期缩短、棉花自然吐絮率降低,棉花生产条件劣势更加突出。因此,新疆棉花在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上存在的问题,必然要依靠构建和推广配套的技术集成体系来解决。本研究的目的是针对新疆棉花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探索建立适宜新疆棉花产业现状的配套技术集成体系,发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作用,解决技术集成过程中的评价体系构建、技术集成评价、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路径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通过发放专家意见征询表、发放调查问卷、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收集数据和资料,采取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技术集成体系的不配套是制约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个假设,并运用技术进步、技术集成、快乐植棉和技术变迁等相关理论,对假设进行科学、系统论证。首先对新疆棉花质量和技术集成现状进行分析,并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对比,找出了新疆棉花在质量和技术集成方面存在的差距,分析提出了新疆棉花要走“高质量、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观点。通过组织国内棉花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运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进行构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新疆棉区的南北疆、六个流域棉区的64个县团单位进行棉花的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对比找出不同棉区间的技术集成和质量差异,并检验技术集成和质量的相关性。通过评价结果筛选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并结合美国、澳大利亚和兵团技术集成的经验,对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进行优化。通过分析政府宏观层面的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对技术集成影响作用,采用TAM框架及理论设计了棉农技术集成采纳意愿分析方案,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棉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找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对技术集成的影响程度。最后研究提出技术集成推广路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经济学研究视角,首次在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对新疆棉花技术集成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包含技术集成现状和差距分析、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典型棉区技术集成评价、技术集成体系优化、技术集成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路径和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高质量发展战略下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的系统理论体系。2.在全国范围组织权威专家,构建了以质量为核心的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疆典型棉区进行了全面评价,实证了新疆典型棉区技术集成和质量水平,并创新性的对棉花技术集成水平与质量水平进行相关性检验,论证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优化了技术集成的体系,提出了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推广路径和对策建议,为新疆棉花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结论一,新疆棉花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新疆棉花要发挥自身的优势,走“高质量、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棉花产品实现高价格和高效益,弥补生产高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的劣势,并以此占领世界棉花中高端市场,从而带来棉花产业的转型升级。结论二,技术集成体系不配套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新疆棉花目前处于机采棉的成长阶段,但仍依赖以手采棉的“矮密早丰”、追求产量为目标的技术集成体系,适宜机采棉的技术集成体系尚未建成,从而导致机采棉整体质量较低。技术集成严重制约着新疆棉花质量的提升。结论三,构建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奠定评价基础。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进行构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最终确定了包括了品种、种植技术、采收技术、加工技术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结论四,对新疆典型棉区的技术集成和质量实证评价,实证了不同棉区的技术集成和质量水平。通过对新疆南北疆六个流域棉区的64个县团级单位发放调查问卷,运用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对样点棉区组织实施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并验证了技术集成和质量两个变量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实证了技术集成水平是影响棉花质量的关键因素。结论五、优化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是新疆棉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本研究最终优化构建了包含品种、种植技术、采收技术和加工技术4个一级技术指标,包含优质棉品种、主栽品种、种植技术等14项二级技术指标,并对二级技术指标内容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赋值。结论六,政府和棉农行为是影响技术集成的关键因素。研究得出政府在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两个方面对技术集成产生影响,棉农对技术集成体系的采纳意愿行为受到年龄、家庭人均纯收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结论七,确定了技术集成推广路径和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确定以“政府主导型”的推广路径,以政府牵头组织农业部门、科研院所、推广机构、加工企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棉农开展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应用。二是提出了对策建议。新疆棉花产业要建立“高质量高效益”高质量的发展观和产业定位,产品定位于国内高端棉花产品,并建议在目前国家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制定质量为先的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
于雅雯[5]（2018）在《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4年起新疆开始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该政策完善了棉花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促进了棉花生产向新疆集中,是我国棉花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尝试,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实践。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体现,其执行成效关系到棉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生存和发展。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调整和优化棉花产业布局的重要措施,也是构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求“提质增效”分析以下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对中国、新疆整体的棉花生产情况带来什么影响?在棉花目标价格的引导下新疆各地区的棉花布局有无变化?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的品质有什么影响?未来应该如何继续深化棉花供给侧改革?从微观方面来看,植棉农户的种植行为和种植意愿在不同政策下有什么改变?新的政策环境下农户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是否可以通过生产规模的变化有所改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从布局变迁、政策效果和发展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棉花领域实施供给侧改革后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的变化。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执行后棉花的生产布局由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而发生了改变,通过对各地区特色优势农业的对比,及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全疆棉花面积变化的因素,分析棉花的生产布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为了分析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执行效果,主要从棉花品质、农户行为、农户生产成本及效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品质方面主要研究了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前后棉花品质的变化、影响棉花品质的主要因素以及供给侧改革推进下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棉花品质的影响。通过使用实地调研的数据分析影响农户采取扩大种植规模以及使用机械化采摘等行为的因素,了解棉花供给侧改革对农户行为、农户生产和效率的具体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棉花次宜棉区的退出,棉花种植面积的变化主要是由各地区棉花与其他作物的比较收益决定。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棉花面积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非农就业机会同样对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很大,棉花补贴政策、人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机械拥有量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当地的棉花生产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实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面积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县域间的空间互动效应在棉花的生产布局中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户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行为存在差异。从总体来看,农户继续种植意愿较高,绝大多数农户仍选择继续种植棉花,且绝大多数农户对保险有较高需求。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通过研究发现供给侧改革的棉花布局变迁和农户生产效率有关,而不同种植规模的农户种植成本和生产效率不同。通过对比发现随着农户种植规模扩大,单位面积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会逐步上升,机械作业率也会逐渐增加,同时对化肥、地膜投入增加,对农药和种子的投入减少,这与农户种植规模扩大后农药和种子的边际成本下降,以及科学化生产可以节约农药、化肥等物质投入有关。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实施后新疆棉花的品质有很大程度改善。提升棉花品质需要政府给与农户更多的技术培训,或者在当地组建合作社并引导农户加入等,帮助农户更好的生产,同时提高当地棉花的质量。不同组织结构对棉花品质有较大影响,较为成熟的合作社案例表明,通过发展合作社,联合小农户进行集体生产经营,可以给农户提供更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支持,发展规模化生产。用合作社的集体形式购买租赁大型机械,统一棉花品种,进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采收、及统一出售棉花,可以极大的降低棉花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稳定棉花的收购价格和生产品质。供给侧改革给新疆棉花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品质和效率两个方面。从品质方面来说,要对棉花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在棉花生产的合理布局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将新疆棉花生产集中于优质棉区,这就要求在棉花供给侧需要体现科学化、机械化、智能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从效率方面来说,要对不同种植规模的经营主体分别考虑,在长期的棉花生产过程中,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发展将较明显的提高棉花生产效率,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创新组织经营方式将这种生产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则能有效促进新疆棉花产业良性发展。综上所述,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在新疆棉花生产领域内的实践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新疆棉花种植逐步向棉花生产优势区域集中、农户植棉意愿相对稳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棉花品质明显改善。因此,对新疆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实践成效,具体包括:通过集约化发展推进棉花生产合理布局,注重保障植棉农户的基本收益,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推动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发展,鼓励棉花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促进棉花生产标准化、改善棉花品质,促进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链条。
孔哲礼[6]（2016）在《棉花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作为一种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涉棉产业各个环节的核心利益。为保障棉花供给,促进农户增收,中国自2002年以来陆续推出了农业税减免、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目标价格等措施,基本形成了市场价格支持、直接支付、一般服务性支持相结合,兼顾农户收入和产业安全的棉花补贴政策体系。那么现行的棉花补贴政策实现了政策目标吗?能够在多大程度影响农户的植棉行为?对于刺激棉花生产和增加农户植棉收益的效果如何?如果还存在不足的话,具体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改进?因此,对棉花补贴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了对当前的棉花补贴政策体系做出科学的评价,本文从研究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演变历程开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补贴政策的宏观效果进行了再确认,然后从理论及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棉花补贴对农户收入和棉花生产的影响,分析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传导路径,并借鉴发达棉花补贴政策的成功经验和现行棉花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善和发挥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已有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对理论和文献的梳理,归纳本领域的研究范式,吸收已有文献所开发的一些分析方法和技巧,指出其在理论假设、数据采集、变量选取以及计量分析中的不足,为本文研究框架的构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棉花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现状。对建国以来我国的棉花政策进行了解读划分,给出我国当前棉花补贴政策的出台背景、目标和具体内容,并结合现状初步分析我国棉花补贴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三,棉花补贴政策的OECD方法测度和宏观效果评估。采取OECD政策分类标准和指标对棉花补贴政策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评估棉花补贴的宏观政策效应。第四,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和微观验证。本章承担理论和实证基础的功能,利用农户行为模型研究棉花补贴影响农户行为的微观路径,找出制约补贴政策效应发挥的制约因素（中介变量）,然后根据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第五,结论与政策建议。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简要概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结果表明:1.在棉花购销体系完全放开之前,中国棉花支持总量在大多数年份为负值且增长缓慢,此时对棉花的补贴主要体现在一般服务性支持上,1979-2001年的转移总额也仅为224.9亿元。2001年以后中国棉花支持总量增长迅速,对棉花产出和价格的扭曲作用也日益明显。从支持结构上看,市场价格支持占比较大。2.从理论上来说,市场价格支持、脱钩补贴、挂钩补贴和一般服务性支持对于植棉农户增收、棉花增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若以保供给为政策目标,那么按照政策效果来排序,可选的政策工具依次为市场价格支持、挂钩补贴、脱钩补贴和一般服务性支持;若以农户增收为目标,则应依次选择脱钩补贴、挂钩补贴与市场价格支持和一般服务性支持。3.从实证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的补贴政策在农户增收、棉花增产上的作用和强度却并不一致。挂钩补贴与棉花产出和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均不显着。相对而言,市场价格支持对于促进棉花生产、调动农民植棉积极性的作用最直接、效果也最为显着。脱钩补贴对于增加植棉农户收益的效果较为明显,但对于棉花生产却没有什么激励作用。一般服务性支持对于棉花产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明显,效果相对适中。4.棉花补贴政策对产出和农户收益的影响通过生产技术、边际报酬率、市场价格以及风险偏好等四个中介变量来实现,这些变量中介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棉花补贴政策的效应是否显着。5.土地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其他要素,脱钩补贴能刺激农户扩大要素投入,但由此土地的供给相对固定,使得脱钩补贴的产出效应并不明显;棉花生产具有规模报酬,因此收入效应较为明显。当棉花的要素规模扩张程度大于1时,一般服务性支持所引起的生产技术进步会使棉花产出和农户收益同时增加。棉花价格上升能够有效刺激农户扩大棉花生产;棉花供给的要素价格弹性较低,当投入等量的市场价格支持和挂钩补贴资金时,前者对棉花产出的刺激要明显强于后者。由于补贴力度偏低,挂钩补贴对产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化肥和机械的边际报酬率大于1,种子等其它要素的边际报酬率小于1,导致农机购置补贴和两种补贴的收入效应相互抵消,因而挂钩补贴的总收入效应并不明显。要素价格上升会导致产出的边际报酬率下降,市场价格支持要与要素价格管控搭配使用才能将收入效应发挥到最大。
李华欧[7]（2016）在《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上承明代下至民国,对于华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特别是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革新、多元经济结构与社会和谐稳定,深刻影响着这个封建王朝的政权统治。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类多样、手工业技术发达和集市贸易繁荣等几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从农业经济的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清代中原地区的社会繁华和民众富庶的昌盛景象。中原地区能够形成如此特有的农业生态环境,与自然因素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清代以前黄河河道多次变迁,淮河水系和湖泊泽地的蓄水量,土壤成分、降雨量和气候波动等等,都与当地的农业耕作和农作物种类息息相关。尤其是清代一朝气候变化较大,前期处于短暂的寒冷期,中期气候相对温暖,后期又进入寒冷期。在这样气候波动频繁和地区环境差异的影响下,形成豫北山地丘陵和山前冲积平原农业区、豫东平原农业区、豫西山地丘陵农业区、南阳盆地农业区和豫南农业区等五大农业区。这些地区造就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作物种类的特殊性,与达尔文提出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具有非常类似的基本特点。也就是每个地区都有相对适合的农作物,庄稼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与地理环境、土壤成分、气候温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农作物种类与耕作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导致农业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地方割据战争结束以后,清王朝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这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初步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清王朝实行更名田和地权改革,并招募流民、开垦荒田、与民休息等恢复农业经济生产的政治措施,耕地面积开始逐渐增加。清王朝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促使土地肥沃禾苗吸水量充足,这给农业丰收提供先决条件。中原地区的农作物种类,与前代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比如从国外引种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花生和烟草等经济作物日益得到各级官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这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耕作方式和土壤改良技术逐渐提高,促使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尤其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以后,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棉花、芝麻、蓝草、烟草等经济作物,在中原地区的种植与分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品化趋势。此外,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政管理进一步向制度化迈进。由于明末战争造成农业经济凋敝,庶民生活陷入极端的贫困境地。清代初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这使得清代经济开始走向复苏阶段。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正是基于“耕者有其田”与“人地合一”的农业制度改革,促使农民们高度依赖土地,并奠定农业收获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清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多发,清王朝实施了不同形式的救灾措施,并按照受灾地区的等级划分,或者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蠲免漕粮和丁钱粮等赋税。比如顺治三年曾经按照水灾程度,减免过祥符和陈留等地的年度赋税;乾隆八年暂缓征收河南遭受水灾地区的亩钱粮;乾隆四十三年河南遭受自然灾害以后,政府开仓借给灾民一个月的口粮,甚至还租借给灾民银钱和耕牛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政治措施有利于灾害地区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和庶民们的正常生活。这使得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稳步发展。由于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也给予工商业和手工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亩产量提高,使中原农业资源进一步优化组合,为手工业迅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清代中原地区的丝麻业、棉纺织业、酿酒业等手工业,比明代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其它商品贸易走向繁荣。可以说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给商业繁荣提供了历史机遇。清王朝还通过保甲制度,加强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度。同时民间乡约也成为治理乡村的重要辅助手段。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特色,对于境内人口以及他们的生活观念都产生深远影响。清初和清末的经济危机,促成了官府、民间、宗族三级社会救助体系,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作用。实际上这是中央、地方和民间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农业管理模式,并有效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能够获得稳步发展,是建立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基础上。尽管清王朝非常关注农业生产和改善民生民瘼,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经济措施,却仍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并产生很多弊端,但其中的积极意义仍然值得人们客观总结。
王淑香[8]（2016）在《华北棉产改进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华北又是我国重要的产棉区。1939年2月6日,由华北伪临时政府实业部创立的华北棉产改进会,是日本适应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而成立的棉花增产改进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北地区棉业的发展。众所周知,优良的棉种是改进棉业发展的关键,华北棉产改进会引进的是当时最为优良的斯字棉和脱字棉,并在这些棉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为了保证棉种的正常发育,该会在条件适宜的各地分别设立了自营采种圃和委托采种圃,棉籽也是由该会统一分配给棉农,禁止私人买卖,以防耽误农时。对于棉株发育较好的田块,令设置模范棉田,鼓励棉农积极种植。为了改良植棉技术,提高棉农植棉水平,华北棉产改进会十分注重培养技术人员,同时印刷大量植棉小册子和图画,利用农闲时加强对棉农的科学教育。为达到增产目的,该会主张积极扩大棉田,兴办棉田水利。到了棉花采摘时节组织合作运销事项,扩大了棉花销路,解决了棉农的燃眉之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华北棉产改进会对于华北农业有推动作用,就忽视了它主观上的侵略性质。华北棉产改进会本质上是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棉花资源进行掠夺和统制的机构,所以其在华北地区的“棉花增产计划”势必会走向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
王大任[9]（2016）在《退出的近代性——近代以来东北棉花种植业的兴衰》文中提出近代以来,棉种的引进和改良使得东北地区大面积的棉花种植成为可能。尽管当地农民有从棉花种植获取更高收益的动力和憧憬,冻害和病虫害因素所带来收益不稳定性一直构成了制约东北植棉业发展的瓶颈。在棉种改良成果无法同时解决冻害和病虫害的情况下,东北棉田的维持和扩张更多的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象征着"近代性"的棉花种植并未使东北农民真正受益,是市场机制下棉花种植从东北退出的最根本原因。
刘凌霄[10]（2015）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一国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稳定的农业经济来作后盾,而稳定的农业经济基础则必须由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来作为支撑。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础性是无可替代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我国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晚,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到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我国其他两部门经济相比,也显得落后。其问题集中表现在“三农”问题上,具体表现为农业资源浪费严重、农业布局凌乱、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业产业链不健全等方面。因此,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解决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农业的产品结构、布局结构、产业链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和调整绩效评价等方面,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工作如下：（1）构建了包括调整主体、调整内容、调整目标、调整策略和影响因素为要素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体系。首先,梳理了相关理论,对部分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然后通过中外农业产业结构及其调整的比较分析,得到有益的启示；在分析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涉及的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和影响因素,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体系的构成要素,并对体系内构成要素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明确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是决策主体、农民是执行主体的地位,统一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主体的新理念。（2）从农业产品结构、农业布局结构和农业产业链结构三个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生产的特点、农业产业结构的布局特点和农业产业链成长特点,确立了从农业产品结构、农业布局结构和农业产业链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调整,把微观调整、宏观调整与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为分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决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据此更好的完成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3）基于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建立了现代农业高端生态农业模式。分析了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性和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的刚性,根据我国地域广阔、区域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差异性,在不同区域建立生态种植模式、生态渔业模式、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草地生态模式、丘陵山区生态模式、设施生态农业模式、观光生态农业模式等的高端生态农业模式,这为农业产品结构调整提供了新方向。（4）基于农业布局结构的调整,结合宏观农业布局、中观农业布局,做好微观农业布局。分析了我国不同农业区域的差异性,根据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要求,在做好宏观、中观农业布局的同时,要做好微观农业布局,也就是布局好村、镇的农业生产结构,这为农业布局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途径。（5）基于农业产业链结构的优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乡镇农产品加工企业,拉长、拓宽农业产业链,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产业链体系。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根据我国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非农业就业等有关政策,大力兴办乡镇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这为农业产业链优化提供了新思维。（6）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构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模型。分析了诸多绩效评价方法,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移植灰色系统决策理论模型,解决信息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数据有限等问题,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建立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绩效评价的灰色系统理论模型,这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的绩效评价提供了新方法。（7）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证分析。基于1981--2011年农业生产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进行了假设检验实证分析。从中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支持程度、金融对农业的支持程度、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的颁布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正相关。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作用。
二、河南省产棉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省产棉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文献综述思路阐述 |
| 1.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属性与特征问题综述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目标问题讨论 |
| 1.3.4 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体系研究 |
| 1.3.5 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未来发展、国际经验 |
| 1.3.6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分析 |
| 2.2.1 经济绩效理论 |
| 2.2.2 准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业系统性风险理论 |
| 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演化及现状分析 |
| 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演化进程 |
| 3.1.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历史探索阶段(1950-2005 年) |
| 3.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发展阶段(2006-2012 年) |
| 3.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8 年) |
| 3.1.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 年—至今) |
| 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现状 |
| 3.2.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原则 |
| 3.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优势 |
| 3.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劣势 |
| 3.2.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机会 |
| 3.2.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挑战 |
| 3.3 本章小结 |
| 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与发展效率研究 |
| 4.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 4.2.1 指标选择 |
| 4.2.2 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预测 |
| 4.2.3 农业保险深度与密度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4.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 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研究 |
| 5.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运行效率现状 |
| 5.1.1 指标选择 |
| 5.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运行效率分析 |
| 5.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DEA模型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
| 5.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外部效果讨论与省际差异对比 |
| 6.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分析 |
| 6.1.1 模型构建方法 |
| 6.1.2 指标体系构建 |
| 6.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分析 |
| 6.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外部效果分析 |
| 6.2.1 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
| 6.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果讨论 |
| 6.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省际差距分析 |
| 6.3.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省际差异的成因 |
| 6.3.2 省际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测算 |
| 6.3.3 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府角度 |
| 7.2.2 保险公司角度 |
| 7.2.3 农户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绩 |
（3）基于产业联盟的棉花产业供应链主体间利益分配关系研究 ——以聚力社企联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棉花供应链的界定 |
| 2.1.2 棉花供应链利益分配构成要素 |
| 2.1.3 棉花产业联盟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棉花产业联盟利益分配相关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 |
| 2.2.3 博弈论理论 |
| 第三章 棉花产业联盟供应链主体间利益分配现状分析 |
| 3.1 棉花产业现状 |
| 3.2 棉花产业利益联结现状 |
| 3.2.1 买断式利益联结 |
| 3.2.2 合同式利益联结 |
| 3.2.3 合作式利益联结 |
| 3.3 相关利益主体博弈格局 |
| 3.3.1 棉农和合作社之间的博弈 |
| 3.3.2 合作社和轧花厂之间的博弈 |
| 3.4 棉花产业联盟相关主体成本收益分析 |
| 3.4.1 棉农成本收益分析 |
| 3.4.2 合作社成本收益分析 |
| 3.4.3 轧花厂成本收益分析 |
| 3.4.4 棉花产业联盟相关主体成本利润分析 |
| 第四章 棉花产业联盟供应链主体间利益分配模型构建 |
| 4.1 模型的构建思路 |
| 4.2 改进的Shapley值法模型的建立 |
| 4.2.1 Shapley值法模型 |
| 4.2.2 Shapley值法模型的修正 |
| 4.3 实证分析——以聚力社企联盟为例 |
| 4.3.1 案例背景介绍 |
| 4.3.2 Shapley值法模型改进前分配情况 |
| 4.3.3 Shapley利益分配方案的修正 |
| 4.3.4 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提升棉农市场地位,强化棉农合作意识 |
| 5.2.2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其示范带领作用 |
| 5.2.3 协调棉花供应链主体,建立平等主体地位 |
| 5.2.4 加强政府干预,构建棉花市场价格预警阈值系统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 |
| 1.2.2 农业技术进步相关研究 |
| 1.2.3 农业技术集成的相关研究 |
| 1.2.4 农业技术集成与质量关系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机采棉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农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技术集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进步理论 |
| 2.2.2 技术集成理论 |
| 2.2.3 快乐植棉理论 |
| 2.2.4 技术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新疆棉花质量与技术集成现状 |
| 3.1 新疆棉花产业概况 |
| 3.2 新疆棉花质量现状 |
| 3.2.1 新疆棉花质量现状 |
| 3.2.2 新疆棉花提质增效现状 |
| 3.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现状 |
| 3.3.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阶段和特点 |
| 3.3.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现状分析 |
| 3.4 新疆与世界棉花主产国的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对比分析 |
| 3.4.1 美国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现状 |
| 3.4.2 澳大利亚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现状 |
| 3.4.3 新疆与世界棉花主产国的棉花质量与生产技术对比分析 |
| 3.5 新疆棉花质量和技术集成对比差距的解决思路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 |
| 4.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原则与方法选取 |
| 4.1.1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2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的方法选取 |
| 4.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的指标筛选 |
| 4.2.1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备选指标的考量 |
| 4.2.2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权威专家的选定 |
| 4.2.3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的筛选 |
| 4.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1 构造判断矩阵 |
| 4.3.2 各层次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和质量评价 |
| 5.1 新疆典型棉区样点选择与调查问卷设计 |
| 5.1.1 典型棉区样点选择 |
| 5.1.2 调查问卷设计 |
| 5.2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 |
| 5.2.1 技术集成标准值与计分方法确定 |
| 5.2.2 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评价 |
| 5.3 新疆典型棉区棉花质量评价 |
| 5.3.1 质量指标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
| 5.3.2 典型棉区棉花质量评价 |
| 5.4 新疆典型棉区技术集成与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5.4.1 技术集成与质量的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技术集成与质量相关性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优化 |
| 6.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原则与方法 |
| 6.1.1 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原则 |
| 6.1.2 技术集成体系的优化方法 |
| 6.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筛选 |
| 6.2.1 技术集成体系指标筛选的样点单位选择 |
| 6.2.2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筛选 |
| 6.3 新疆技术集成体系优化的经验借鉴 |
| 6.3.1 国外棉花主产国的经验借鉴 |
| 6.3.2 新疆兵团的实践经验借鉴 |
| 6.4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优化 |
| 6.4.1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构架优化 |
| 6.4.2 技术集成体系的指标值优化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影响因素的选定 |
| 7.2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政府层面影响分析 |
| 7.2.1 产业定位的影响分析 |
| 7.2.2 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
| 7.3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棉农采纳意愿影响分析 |
| 7.3.1 TAM框架及理论分析 |
| 7.3.2 棉农采纳意愿的概念框架 |
| 7.3.3 棉农采纳意愿的研究方法 |
| 7.3.4 棉农采纳意愿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5 棉农采纳意愿的分析结论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与对策建议 |
| 8.1 新疆棉花技术集成体系的推广 |
| 8.1.1 技术集成体系推广路径 |
| 8.1.2 技术集成体系推广的具体措施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确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观 |
| 8.2.2 确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定位和产业政策 |
| 8.2.3 建立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组织保障措施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棉花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构建国内咨询专家名单 |
| 附录二: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专家意见征询表 |
| 附录三: 技术集成评价体系指标权重专家意见征询表 |
| 附录四: 典型棉区棉花技术集成情况调查表 |
| 附录五: 棉花技术集成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六: 棉花技术集成农户需求与采纳意愿调查问卷 |
| 附录七: 全文图示及表格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5）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1 国内研究动态 |
| 1.3.2 国外研究动态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内容 |
|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7 研究方法 |
| 1.8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理性经济人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 2.1.3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1.4 规模经济理论 |
| 2.1.5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 |
| 2.2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分析的理论框架 |
| 2.3 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梳理 |
| 2.3.1 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 |
| 2.3.2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发展历程 |
| 2.3.3 棉花生产领域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
| 第3章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背景分析 |
| 3.1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客观环境 |
| 3.1.1 我国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环境 |
| 3.1.2 国内棉花生产领域面临的挑战 |
| 3.2 中国棉花库存现状及成本变动 |
| 3.2.1 中国棉花生产库存现状分析 |
| 3.2.2 中国棉花生产成本变动分析 |
| 3.3 新疆棉花生产现状及成本变动 |
| 3.3.1 新疆棉花生产现状分析 |
| 3.3.2 新疆棉花生产成本变动分析 |
| 第4章 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的影响分析 |
| 4.1 新疆棉花生产布局现状 |
| 4.2 新疆棉花生产各地州比较优势分析 |
| 4.2.1 新疆棉花区域生产的比较优势测算及分析 |
| 4.2.2 新疆各区域生产棉花与主要粮果的比较优势测算及分析 |
| 4.3 新疆棉花生产次宜棉区退出情况分析 |
| 4.3.1 实地调研中植棉农户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3.2 新疆棉花生产布局变迁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3 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4.3.4 变量选择与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植棉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1 样本选择及农户生产基本情况 |
| 5.2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植棉农户种植规模调整意愿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计量结果与分析解释 |
| 5.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植棉农户机械化生产行为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计量分析结果与解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供给侧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棉花生产效率分析 |
| 6.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植棉农户的效率现状分析 |
| 6.1.1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分析 |
| 6.1.2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单位面积物质资料投入分析 |
| 6.1.3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机械作业率分析 |
| 6.1.4 不同类型植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分析 |
| 6.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不同规模植棉农户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选择 |
| 6.2.2 模型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分析 |
| 7.1 新疆棉花品质变化及现状 |
| 7.1.1 新疆棉花颜色级变化及现状 |
| 7.1.2 新疆棉花轧工质量变化及现状 |
| 7.1.3 新疆棉花马克隆值变化及现状 |
| 7.1.4 新疆棉花断裂比强度变化及现状 |
| 7.1.5 新疆棉花长度与长度整齐度变化及现状 |
| 7.2 新疆棉花品质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自然环境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 |
| 7.2.2 生产环节对新疆棉花品质的影响 |
| 7.2.3 交售加工方式对棉花品质的影响 |
| 7.2.4 组织结构对棉花质量的影响 |
| 7.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对新疆棉花品质变化的影响 |
| 7.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3.2 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前新疆与各省份棉花品质对比分析 |
| 7.3.3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下新疆与各省棉花品质对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供给侧视角下新疆棉花生产发展路径分析 |
| 8.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成效及挑战 |
| 8.1.1 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成效 |
| 8.1.2 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挑战 |
| 8.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新疆棉花生产发展路径分析 |
| 8.2.1 集约化发展推进新疆棉花生产合理布局,优化区域生产结构 |
| 8.2.2 完善补贴发放机制,保障农户基本收益 |
| 8.2.3 推动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 8.2.4 鼓励棉花生产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 |
| 8.2.5 促进棉花生产标准化和市场化,提高棉花品质以满足市场需求 |
| 8.2.6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促进产业融合,补齐农业生产短板 |
| 8.2.7 推动新疆棉花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综合竞争力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2017年棉花种植意向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棉花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假说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农业补贴及其分类 |
| 2.1.2 政策效应 |
| 2.1.3 农户 |
| 2.1.4 本文研究范围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补贴的立论依据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 |
| 2.3.2 国内文献 |
| 2.3.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棉花补贴：制度变迁与政策转换 |
| 3.1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阶段划分 |
| 3.1.1 自由购销阶段（1949-1953） |
| 3.1.2 垄断经营阶段（1954-2001年） |
| 3.1.3 全面放开阶段（2001年至今） |
| 3.2 中国棉花补贴的目标转换与政策实践 |
| 3.2.1 政策目标转换 |
| 3.2.2 棉花补贴实践 |
| 3.2.3 补贴措施概述 |
| 3.3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规律 |
| 3.3.1 阶段性特征 |
| 3.3.2 演变规律 |
| 3.4 现行棉花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目标不够清晰 |
| 3.4.2 政策结构欠缺合理 |
| 3.4.3 补贴标准偏低 |
| 3.4.4 运行程序繁琐，行政成本较高 |
| 3.4.5 补贴针对性不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支持水平与结构特征 |
| 4.1 补贴政策分类和含义 |
| 4.1.1 政策分类 |
| 4.1.2 政策含义 |
| 4.2 OCED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的评估方法与测度指标 |
| 4.2.1 生产者支持估计 |
| 4.2.2 消费者支持估计 |
| 4.2.3 一般服务性支持估计和农业支持总量估计 |
| 4.3 中国棉花支持水平测度及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及技术处理 |
| 4.3.2 中国棉花支持水平的变化趋势 |
| 4.3.3 中国棉花支持的结构特征 |
| 4.3.4 影响棉花补贴政策支持水平的现实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 5.1 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 |
| 5.1.2 脱钩补贴 |
| 5.1.3 挂钩补贴 |
| 5.1.4 一般服务性支持 |
| 5.1.5 小结 |
| 5.2 中国棉花生产概述 |
| 5.2.1 种植面积和产量 |
| 5.2.2 植棉收益 |
| 5.2.3 一个发现 |
| 5.3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产出效应评价 |
| 5.3.1 变量选择与数据选取 |
| 5.3.2 补贴政策对棉花产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3 不同类型补贴政策对棉花产出的影响 |
| 5.3.4 小结 |
| 5.4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收入效应评价 |
| 5.4.1 棉花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2 不同类型补贴政策对植棉农户收入的影响 |
| 5.4.3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棉花补贴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与微观验证—基于新疆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
| 6.1 补贴政策效应制约因素的理论分析 |
| 6.1.1 基本假定 |
| 6.1.2 理论分析 |
| 6.1.3 结论 |
| 6.2 技术、风险偏好与补贴政策效应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设定与估计 |
| 6.2.3 对补贴政策效应的解释 |
| 6.3 价格、边际报酬率与补贴政策效应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设定与估计 |
| 6.3.3 对补贴政策效应的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际棉花补贴政策及经验启示 |
| 7.1 主要国家棉花补贴政策概述 |
| 7.1.1 美国 |
| 7.1.2 澳大利亚 |
| 7.1.3 巴西 |
| 7.1.4 印度 |
| 7.2 主要国家棉花补贴政策的比较 |
| 7.2.1 政策工具 |
| 7.2.2 支持水平 |
| 7.2.3 小结 |
| 7.3 对中国棉花补贴政策的启示 |
| 7.3.1 充分认识棉花补贴政策的重要性 |
| 7.3.2 促进棉花补贴政策的法制化、项目化 |
| 7.3.3 保持棉花补贴政策的灵活性 |
| 7.3.4 明确棉花贴的政策目标、提高补贴效率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棉花补贴政策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7）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学术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时空范围 |
| 一、时间界限 |
| 二、地域范围 |
| 第一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与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清代以前中原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变迁 |
| 一、中原地区地形与地貌 |
| 二、清代以前中原地区水系及其变迁 |
| 三、气候状况与变迁 |
| 第二节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区的形成 |
| 一、清代中原地区的水系变迁 |
| 二、清代中原地区土壤状况 |
| 三、清代中原地区气候变迁状况 |
| 四、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区 |
| 第二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 |
| 一、农田垦殖情况 |
| 二、农田水利的恢复和发展 |
| 三、畜牧业生产状况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 |
| 一、美洲作物引进后的继续发展 |
|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
| 三、水稻种植的消长 |
| 第三节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 |
| 一、耕作技术的提升 |
| 二、土壤改良技术 |
| 第三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作物与土地形态 |
| 第一节 经济作物的分布 |
| 一、棉花 |
| 二、油料作物 |
| 三、染料作物 |
| 四、烟草 |
| 五、中草药 |
| 第二节 粮食作物的商品化趋势 |
| 一、促进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因素 |
| 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概貌 |
| 第三节 土地所有制形态 |
| 一、清代前中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
| 二、清代后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
| 第四章 清代中原地区的农政管理 |
| 第一节 农业制度 |
| 一、土地制度 |
| 二、赋税制度 |
| 三、仓储制度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 |
| 一、实行更名田以及地权改革政策 |
| 二、实行招募流民、开垦荒田政策 |
| 三、实行蠲租赈灾政策 |
| 四、促进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 |
| 第三节 农业管理模式的探索进步 |
| 一、个体农业的经营管理 |
| 二、屯垦管理 |
| 三、农田水利的管理模式 |
| 第四节 农业灾荒与救灾机制 |
| 一、农业灾荒概况 |
| 二、救灾机制 |
| 第五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工商业发展 |
| 第一节 农业区域经济与发展方式 |
| 一、豫东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二、豫西农业经济区经济及发展方式 |
| 三、豫北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四、豫南农业经济区和南阳盆地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及发展方式 |
| 第二节 农业与手工业进步 |
| 一、丝麻业的兴衰 |
| 二、发达的棉纺织业 |
| 三、酿酒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农业与商品贸易繁荣 |
| 一、粮食贸易 |
| 二、棉花和棉布贸易 |
| 三、兴盛的市集贸易 |
| 第四节 农业经济与商业集市的发展 |
| 一、城市的繁荣 |
| 二、逐渐兴起的商业重镇 |
| 第六章 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 |
| 一、保甲制度与官府行政在乡村治理中的延伸 |
| 二、民间经营自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人口、生活观念的发展变化 |
| 一、清代人口的增长 |
| 二、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活观念的变化 |
| 第三节 农业经济危机与社会救助 |
| 一、官府救助 |
| 二、民间救助 |
| 三、宗族救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华北棉产改进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华北棉产改进会的成立 |
| （一）华北棉产改进会成立的背景 |
| （二）华北棉产改进会的宗旨和组织结构 |
| （三）华北棉产改进会的制度建设 |
| 二、华北棉产改进会的育种改良与推广 |
| （一）采种圃的设置 |
| （二）棉籽配给 |
| 三、华北棉产改进会之技术改良 |
| （一）模范棉田的设置 |
| （二）技术员之养成 |
| （三）植棉技术改良 |
| 四、华北棉产改进会之增产原因分析 |
| （一）棉田面积的扩大 |
| （二）筹办棉田水利 |
| （三）注重技术推广 |
| （四）提供资金支持 |
| 五、合作运销扩大了销路 |
| （一）组织棉花合作社 |
| （二）培训技术人员 |
| （三）组织运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退出的近代性——近代以来东北棉花种植业的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往研究及笔者的研究角度 |
| 二、东北棉花种植的气候限制 |
| 三、技术与人地压力带来的转机 |
| 四、伪满棉花统制政策的催动 |
| 五、伪满时期农户棉花种植的无奈及潜在危机 |
| 六、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棉花生产 |
| 七、改革开放后棉花种植在东北地区的退出 |
| 八、结论 |
（10）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农业产业链研究现状 |
| 1.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现状 |
| 1.2.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主要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农业产业及农业布局 |
| 2.1.2 农业产业结构及结构调整 |
| 2.1.3 农业产业化与产业链 |
| 2.1.4 适应性 |
| 2.2 产业(经济)结构理论 |
| 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5 灰色系统理论与复杂系统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研究 |
| 3.1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启示 |
| 3.1.1 美国农业基本概况 |
| 3.1.2 美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 |
| 3.1.3 美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
| 3.2 以荷兰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启示 |
| 3.2.1 荷兰农业基本概况 |
| 3.2.2 荷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 |
| 3.2.3 以荷兰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
| 3.3 以中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3.3.1 中国农业基本概况 |
| 3.3.2 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 |
| 3.3.3 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总结 |
| 3.4 不同类型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及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系统分析 |
| 4.1 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及调整原则 |
| 4.1.1 当前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1.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和效应 |
| 4.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体系架构 |
| 4.2.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体系架构 |
| 4.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构成要素分析 |
| 4.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分析 |
| 4.3.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主体特征 |
| 4.3.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经济主体的适应性 |
| 4.3.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决策主体——政府 |
| 4.3.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执行主体——农民 |
| 4.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自然条件 |
| 4.4.2 科学技术水平 |
| 4.4.3 农业再生产过程的特点 |
| 4.4.4 社会需求状况 |
| 4.4.5 社会经济条件 |
| 4.4.6 其他条件 |
| 4.5 本章小结 |
| 5 新视角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分析 |
| 5.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 |
| 5.1.1 对农业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内容的认识 |
| 5.1.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 |
| 5.2 农业产品结构调整 |
| 5.2.1 农业产品及其结构 |
| 5.2.2 农业产品的生产模式 |
| 5.2.3 我国农业产品结构现状 |
| 5.2.4 调整我国农业产品结构的目标 |
| 5.2.5 调整我国农业产品结构的思路 |
| 5.3 农业区域布局 |
| 5.3.1 农业布局的概念 |
| 5.3.2 我国区域农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5.3.3 我国农业区域布局的现状 |
| 5.3.4 农业区域布局调整的一般规律 |
| 5.3.5 区域农业布局原则 |
| 5.3.6 影响区域农业生产布局因素 |
| 5.3.7 调整区域农业生产布局结构的思路 |
| 5.4 农业产业链 |
| 5.4.1 农业产业链内涵 |
| 5.4.2 我国农业产业链现状 |
| 5.4.3 我国农业产业链模式综述 |
| 5.4.4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比较 |
| 5.4.5 农业产业链的优化内容 |
| 5.4.6 农业产业链的优化原则 |
| 5.4.7 优化农业产业链的思路 |
| 5.4.8 优化农业产业链的路径 |
| 5.5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 |
| 5.6 本章小结 |
| 6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综合评价 |
| 6.1 绩效及绩效评价 |
| 6.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6.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6.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 |
| 6.4.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之一——粮食安全 |
| 6.4.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之二——经济效益 |
| 6.4.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之三——资源配置 |
| 6.4.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之四——市场需求 |
| 6.5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
| 6.6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灰色综合评价 |
| 6.7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综合评价的简要评述 |
| 6.8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实证分析及建议 |
| 7.1 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调整策略分析 |
| 7.2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实证模型构建 |
| 7.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7.2.2 变量选取和变量描述 |
| 7.2.3 实证模型设计和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3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的有效性分析 |
| 7.3.1 相关系数分析 |
| 7.3.2 有效性分析 |
| 7.4 改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
| 7.4.1 优化财政支农形式,增强财政支农效力 |
| 7.4.2 推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
| 7.4.3 健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互动机制 |
| 7.4.4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
| 7.4.5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河南省产棉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D]. 冯叶.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9)
- [3]基于产业联盟的棉花产业供应链主体间利益分配关系研究 ——以聚力社企联盟为例[D]. 李含笑.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疆棉花技术集成研究[D]. 王平. 石河子大学, 2020(04)
- [5]新疆棉花生产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D]. 于雅雯. 新疆农业大学, 2018(05)
- [6]棉花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D]. 孔哲礼. 石河子大学, 2016(05)
- [7]清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D]. 李华欧. 郑州大学, 2016(08)
- [8]华北棉产改进会研究[D]. 王淑香.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9]退出的近代性——近代以来东北棉花种植业的兴衰[J]. 王大任.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01)
- [10]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D]. 刘凌霄. 北京交通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