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

一、关于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论文文献综述）

姚锐敏^[1]（2021）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文中研究表明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刘金昕^[2]（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顾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21年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我国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将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这标志着“十四五”期间,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将发生历史性转移,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推进主力,其自身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能否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建设工作要求,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组织条例》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纲挈领的关键环节做了具体表述:“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加快打造适应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的坚强基层战斗堡垒。组织力作为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核心要素,有效提升组织力建设,也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基层党建设要求提出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大局提供坚实可靠的组织堡垒。本文首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成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展理论溯源,夯实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实践及经验总结,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及政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发挥着坚强的思想引领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列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在苏联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突出党组织的先锋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历史经验及实践内涵。毛泽东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思路,体现在突出组织作用与加强思想约束两个方面,对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约束党员行为、提高队伍战斗力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再对乡村振兴战略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通过“五个振兴”战略目标同组织力建设六大核心功能之间的耦合关系作为切入点,探索二者联动关系的内在逻辑。为提高文章的结论的说服力,本文结合A镇在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实例,总结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提升组织力方面存在的现实弊病,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具体要求,对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里的有效途径展开论述,为乡村振兴战略锻造坚实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有效途径包括:通过产业振兴目标,充分发挥组织力的引领功能、动员功能以及整合功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力;通过人才振兴目标,充分发挥组织力的培育功能、服务功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选用人才、完善治理结构的组织保障力水平;通过文化振兴目标,充分发挥组织力的表达功能、整合功能以及引领功能,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铸魂工程中发挥组织聚合力作用;通过生态振兴目标,充分发挥组织力的革新功能、整合功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的组织革新力;通过组织振兴目标,充分发挥组织力的革新功能、监督功能,完善体系架构、夯实战斗堡垒基础,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执行力。

郭小铭^[3]（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社会号召力是党领导力结构的重要维度,也是展现政党实力、发挥政党功能的抓手。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增强党社会号召力的目标任务,并将其内蕴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表明了新时代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的战略价值与实践理据。新时代如何在党的领导基础上实现社会广泛参与、在实践机制引导中推动社会自我管理、在结构分化背景下统合多样社会意志,成为党社会号召力建设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当前党在号召主体的领导力、号召客体的覆盖面、号召中介体的协调性、号召环体的影响度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在理念更新、机制转型、模式创新方面仍有一定发展空间。这都要求我们深化新时代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的理论研究,为提升党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汇聚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提供理论支撑与对策建议。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不等同于社会凝聚力、社会整合力、社会动员力,又与它们密切相关。它体现着党、社会、国家的三维关系,是党立足其治理目标、施政道德、战略体系所形成的思想引力与实践聚力,进行政策号召、组织号召、价值号召,进而提升社会内部成员利益认同、政治认同、信仰认同的能力。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就是通过执政理念的有效转介,获取最普遍群众的心理认同与行动支持,从而提升党的战斗性、国家凝聚力、人民获得感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号召力建设进行了最初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创立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社会号召力建设思想,为新时代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强社会治理现代性、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意义。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是为党在不同时代的基本任务服务的,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发展、建国后前三十年曲折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发展之相互衔接又各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深深地融于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封闭状态下强调社会控制向开放战略下注重社会引领的转变之中,体现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浅薄到深刻的一般过程。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进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重视思想教育是首要前提,推进舆论宣传是关键环节,坚持利益引导是重要抓手,构建组织网络是条件支撑,完善制度体系是根本保障。考察党的领导力、民众参与力、信息传播力、环境影响力现状可以看到,新时代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存在诸多不足。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提升政治领导力“导航塔”、思想引领力“引擎器”、群众组织力“粘合剂”效力,增强了政党能力;多维文化建设催动下,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导向作用、中国梦的情感激励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精神感召作用,聚合了社会意志;创新宣传工作过程中,建立立体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打造贴近群众的现代话语体系、培育又红又专的现代人才体系,提升了传播质效。同时,长期执政考验了部分党员的先进性,出现了理想信念弱化、宗旨意识淡化、领导本领虚化问题;复杂环境加剧了社会统合的繁重性,表现为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下的意识形态渗透、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下的利益格局触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的协同治理困境问题;凝滞机制影响了社会引导的实效性,呈现出动力机制不足、协调机制不力、保障机制不全问题。以政党社会号召力结构要素为视角探究新时代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党的权威嵌入增强政党影响力、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凝聚力、提升党员人格魅力增强个体带动力以锻造有力主体;唤醒民众个体社会参与意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能力、完善社会群体自我管理机制以培育稳固客体;落实上下联动实现社会号召民主化、扩展网络道路推动社会号召高效化、制定法律法规保障社会号召法治化以开拓多样介体;利用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探寻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积极的精神生态、培育共同理想追求营造凝合的价值氛围以创设有益环体。强大的国家一刻也不能脱离强大的政党,强大的政党一刻也不能脱离强大的社会号召能力。把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以强党引强民、以强民助强国,切实发挥党的社会号召能力,这是现实所指、理想所寄,也是责任所使、事业所需。

梁俊山^[4]（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王瑛琳^[5]（2020）在《乡村治理视域下河北省村“两委”换届选举问题研究 ——以邢台市DL乡为例》文中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党组织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这“两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是深化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基层组织,这使得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给村“两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全新的任务,而村“两委”换届选举是加强村“两委”建设的重要推手,所以在乡村治理视域下研究村“两委”换届选举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取河北省邢台市DL乡作为研究主体,对其2018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总结归纳出换届选举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即:换届选举制度落实不到位、选举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选民的民主意识淡薄、换届后村干部结构不合理。通过查阅文献,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出发,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四个问题对应的成因分别是:一是换届选举制度的实操性较低、部分执行者综合素质低、政府缺乏有效宣传引导,二是乡村宗族的影响、法规的制定有所欠缺、监督主体形同虚设,三是选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四是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村干部管理制度建设缺失、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不足。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参考相关文献,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换届选举制度,对换届选举执行者的行为进行约束,提高政府对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有效宣传;二是发挥乡村宗族在换届选举中的积极作用,对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依法处置力度,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力度;三是加大对换届选举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为村民参加换届选举提供便利条件,加大选举监管,提高村民参选的热情和信心;四是增加女性参与村级管理的机会,建立健全村干部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希望这几点建议能够给下一届村“两委”选举提供参考,逐渐提高村“两委”建设水平,推进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水平。

赵强^[6]（2020）在《新时代村党支部建设与村民自治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X县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村民自治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在新时代,新的理论向导还会出现。在中共第十九次人代会上,党提出了一个创举,那就是发展乡村。对于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之间关系的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时代村民自治的主要特征是全面加强村党支部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并以此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价值原则,使村民自治建设走上了正规的道路,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加强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两者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做出的新的战略性规划,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村民自治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完善。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现代化治理的村民自治治理体系。村党支部是国家体系在基层的权威与代表,是村民自治得以存在的保障与村民自治工作开展的领导核心。新时代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发展,使其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与法治化,村党支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村党支部如何领导村民自治达到有效治理的战略目标,进而推动两者关系的良性互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只有村民自治才适合管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础。因此,只有让村党支部在领导村民上更具有自主性,二者之间才会形成更好的循环。为了改善村民自治,村党支部应当是党在农村基层管理中的要塞和领导核心。只有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正确的处理村民自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保障村民自治的发展平稳运行。本文选取新时代山西省X县的几个村庄作为研究的对象,分四大部分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本篇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来叙述:第一章节绪论,主要介绍研究村民自治的历史背景、实际和理论价值、各种资料、研究方式以及创造性说法等。第二章节主要描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与村党支部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通过对村民自治和村党支部的概述,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时代必须加强村党支部的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与时间概况。只有同步推进两者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才是实现善治的路径选择。第三章节是基于对村民自治中村党支部运行现状分析——基于山西省X县部分村庄的实证研究,描述分析目前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现状的阐述,以此来描述分析统计村党支部对新时代村民自治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第四章节是对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路径选择,重点分析论证村党支部在新时代村民自治中的领导作用的加强,控制力度的强化,新措施的推行,新路径的选择。主要是从新时代村党支部功能的扩展、村民自治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的新举措、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的发展等方面来描述,从而得出只有加强村党支部的领导,才能在新时代村民自治的日常事务的生活和工作中实现良性的前进发展。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关系与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只有在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村民自治才能由村民主导,对于基层工作来说,最基本的是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同时它也是其关键所在。是村民自治稳定发展的推动者,是大海中航行的灯塔,新时代村民自治的伟大创举的实现与新举措的落实都离不开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两者关系的良性互动的发展。

王微^[7]（2020）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对我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仍需要结合乡村现实、特别是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宏观分析框架,研究“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旨在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的乡村治理体系模式,并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以丰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促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发展。全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理论基础,以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通过对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依托的基础进行梳理,对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理清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及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是对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总结和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经历了初始阶段、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阶段、多元主体建设阶段、“三治”融合新探索阶段。通过深入剖析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揭示乡村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第三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逻辑结构。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为根本要求;以党的基层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基本要素;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实现目标,分析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和三治融合的联动机制,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第四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及生成原因。面对乡村社会转型,乡村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治理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集中在主体结构、国家制度、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只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乡村治理体系由理论变为实际地治理效能。第五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治、德治、法治的实现路径和具体实行措施。通过完善自治制度,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法治保障,增强法治观念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刚柔并济共同引领乡村新风尚。从而,“三治融合”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总之,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目标。在坚持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衔接,总结历史与未来、改革与创新、问题与目标相统一的多重维度下,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有效实践路径,构建起具有中国农村特点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实现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的动力支撑和制度支持。

李焱明^[8]（2020）在《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以广东省茂名市MN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基层治理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村民自治时期等数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确立了村民自治的村（居）民委员会的村“三自”、“四民主”的管理方式。2002年,中共中央政府正式发文提倡,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得以在大部分农村推广开来,并实现了较好的社会管理效能。另一方面,随着“一肩挑”模式的推广及深入,在工作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问题在相关研究人员及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不断摸索更合理、更高效、更适应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推动着“一肩挑”模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笔者较为熟悉的广东省茂名市MN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对该地区村两委“一肩挑”工作实践展开研究。本文在研究中首先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梳理了关于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的基本理论概念及研究动态和进展。其次,运用访谈调查法对MN区2017年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关系人群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分析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实施的效果,及探索影响村两委“一肩挑”模式实践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当地村两委“一肩挑”治理环境中存在村两委干部能力有限、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压力过大、对村两委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难度加大、基层治理违纪违法现象频发等问题。分析后得知,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部分基层开展“一肩挑”条件不够成熟、监督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意识欠缺、职权责划分不够清晰等情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因地制宜推动“一肩挑”、强化监督落实、提升基础素质、依法依规运行、完善配套制度以及持续深化改革等六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研究通过深入参与MN地区的工作实践,客观全面了解农村基层治理“一肩挑”模式的实践情况,为相关研究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和实际案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研究案例中“一肩挑”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深入探寻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基层“一肩挑”模式的若干措施,以期给地方基层政府在改进村级两委“一肩挑”模式时提供一些参考,在推动基层农村治理效能提高方面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唐鸣,朱军^[9]（2019）在《各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各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比较。形式方面的问题包括修订时间、体例结构、条文数量等,内容方面的问题包括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村务监督机构等。通过比较研究,一些情况得以凸显:2010年10月28日《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之后,经过九年多的时间,仍有1个省份未完成修订实施办法的工作;有两个省份未按照《村委会组织法》新的规定修订关于党的领导的条款,其原因不得而知;有几个省份具体规定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内容或方式以及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内容;安徽省率先并唯一规定了村民小组可以设立村民理事会;大多数省份未对村民会议在多长时间内至少应举行一次作出规定;一些省份把选举、罢免、补选村委会成员都列为村民会议的职权或职责;绝大多数实施办法的立法意向是村民会议应当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有的省份规定村民会议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可以通过村民书面表决的形式进行;个别省份规定村民代表的产生按每一户推选一人;对村务监督机构,多数省份使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名称,有两个省份称之为"村民监督委员会"。

梁宝伟^[10]（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二、关于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论文提纲范文）

（1）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乡村治理视域下河北省村“两委”换届选举问题研究 ——以邢台市DL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村党支部建设与村民自治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X县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以广东省茂名市MN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各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论文参考文献）

• [1]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J]. 姚锐敏.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21(03)
• [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D]. 刘金昕.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D]. 郭小铭. 山东大学, 2020(10)
• [4]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5]乡村治理视域下河北省村“两委”换届选举问题研究 ——以邢台市DL乡为例[D]. 王瑛琳.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新时代村党支部建设与村民自治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X县的实证研究[D]. 赵强.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D]. 王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以广东省茂名市MN区为例[D]. 李焱明. 桂林理工大学, 2020(02)
• [9]各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比较研究[J]. 唐鸣,朱军. 社会科学动态, 2019(12)
• [10]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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