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的发现与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洋[1]（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刘洋[2]（2020）在《《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文中提出自《贵妃醉酒》登上戏曲舞台之时,就开始获得演出市场的青睐与城乡观众的追捧,在各类声腔剧种中广泛流传,逐渐成长为极力彰显戏曲表演特征与美学风格的经典剧目。本文从文本、声腔与表演三个维度,梳理《贵妃醉酒》在不同声腔剧种之中与不同艺术家之间的整体演出流变过程。第一章《<贵妃醉酒>的文本流变》主要阐述青阳腔及昆剧时剧在曲词、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对《贵妃醉酒》文本形态的确立,并继续考察这一文本形态在各地方剧种中的流变路径。第二章《<贵妃醉酒>的声腔流变》主要梳理青阳腔及昆腔音乐在《贵妃醉酒》声腔流变中的延续,并勾勒《贵妃醉酒》在皮黄声腔与乱弹声腔中的流播脉络。第三章《<贵妃醉酒>在各地方剧种中的表演流变》集中阐述以刘顺娥、陈伯华为代表的汉剧表演艺术家和以薛艳秋、阳友鹤为代表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对《贵妃醉酒》表演发展的贡献,并简要勾勒昆剧及徽剧、绍剧、荆河戏、巴陵戏、祁剧、闽西汉剧等剧种的《贵妃醉酒》表演传承谱系。第四章《<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886年—1949年）》与第五章《<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949年以后）》主要梳理京剧《贵妃醉酒》的传承谱系,并展现梅派典范与《贵妃醉酒》的互动关系。
宫文华[3]（2019）在《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宴飨礼乐”是对宴飨与礼乐结合所形成的宴飨礼仪、宴飨用乐和由“礼仪”、“用乐”所体现出来的宴飨文化的统称。宴飨文化构成其内容,而宴飨礼仪、宴飨用乐则是其形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戏剧长期以来是作为宴飨用乐而存在的。因此,宴飨礼乐（主要是宴飨文化）对古代戏剧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和影响作用。鉴于中国古代戏剧的综合性特征和宴飨礼乐的复杂化表现,论文主要运用戏剧学、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宴飨礼乐影响下中国古代戏剧的形式特征和发展状态进行实证分析和系统梳理,以此揭示戏剧发展演变背后的内在理路和外部动因。论文分八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提出课题,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目前的研究进展情况及其存在的欠缺环节、空白之处,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宴飨礼乐制度述略”,系统梳理了宴飨礼乐制度的起源、发展、转型、变迁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与戏剧的演进脉络相一致;第二章“宴飨礼仪及其用乐考”,对宴飨礼仪、宴飨用乐详加考辩,以此探讨戏剧的生成路径;第三章“宴飨礼乐的类型、特征与功能”,详细分析了宴飨礼乐的类型,其中“国”之层面的宫廷宴飨与“家”之层面的私人宴飨最值得重视,由此形成了两种演剧形式和两种戏剧形态,而宴飨礼乐的特征、功能对形成中国古代戏剧“杂”之结构特点和娱乐性的审美追求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汉唐宴飨戏剧的形态和特征”,举例说明古代戏剧的三大来源及其特征;第五章“宋金宴飨戏剧的转型和发展”,试图梳理中国古代戏剧在宋金时期转型发展的内在理路,并揭示其动因,同时对戏剧从“宴飨演剧”向“祭祀演剧”的演进历程进行探微;第六章“元明清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着意于探讨这种繁荣背后的动因,其中既有宫廷宴飨演剧的推动,亦有私人宴会演剧的助力;第七章“清代中后期戏剧的变迁”,从宫廷宴飨演剧制度演进的角度,探讨了发生在清代中后期剧坛的各种戏剧现象,比如“花雅之争”、“折子戏演出的繁荣”和“地方戏的勃兴”等。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所谓的“卢冀野之问”作出解答。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三段式”的脉络,即汉唐时期的伎艺性表演、宋元明清所谓“曲的历程”和清代中后期伎艺性表演的回归。宴飨礼乐对古代戏剧的渗透无处不在,从戏剧创作、戏剧作品、戏剧演出、戏剧形态、戏剧观念到戏剧作家、戏剧演员、戏剧观众等可以说涉及戏剧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宴飨礼乐的影响。因此,一旦把宴飨礼乐影响下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演变历程勾勒清楚,无疑会为整个戏剧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种种事实表明:此种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戏剧本质、起源、存在方式及其美学特征的重新认知和把握,对戏剧的舞台表演实践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非遗”保护和表演类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的当下,这种意义就更加凸显。
贾利涛[4]（2018）在《白猿、仙桃与度脱——队戏《猿猴脱甲》的传说情境与功能阐释》文中研究表明《猿猴脱甲》（又称《猿猴脱壳》,下文简称《猿》）是晋东南迎神赛社中的一出队戏,虽然演出时间短,但在赛社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有多种不同的表演场合,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猿》剧明显的仪式性使其传说情境较少引起学者注意,但确定传说情境有助于明确该队戏的功能指向。
颜伟[5]（2018）在《村社传统与神庙演艺 ——以山西泽州地区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是对山西东南部晋城市以及下辖五县泽州、高平、陵川、阳城、沁水区域古代村社与神庙演艺活动的考察和研究,因这一区域历史上属泽州府,故在本文行文中以“泽州地区”称之。本文以神庙及其剧场为研究对象,运用戏曲学、宗教学、社会学、建筑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探讨古代村社与神庙演艺之间的互动和依存关系。村社作为古代乡村自治组织,其权力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神庙剧场的产生、变迁和繁荣都与村社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村社建构了乡村神庙演艺的秩序。本文将分八个章节进行论述:前四章将以宋金、元、明清为历史时期的划分,以田野调查所得神庙剧场以及碑刻资料为支撑,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泽州村社与神庙剧场建修及其演艺活动的互动境况。着重论述宋金时期的雨神崇拜与赛社演艺;金元易代时的“贞佑兵火”与村社及其神庙剧场变迁;明清村社繁荣与臻于极盛的神庙剧场演艺。第五章探讨古代村社经济状况与神庙演艺活动盛衰·;第六章将以具体的个案研究为主要内容,首先对马仙姑信仰做相关论述,其次将以康营村为个案探讨乡村“社”、“会”权力、宗族势力与神庙及其剧场演艺之间的权利交错;第七章将以戏曲碑刻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撰碑人所代表的士人群体对村社神庙演艺理想的建构;第八章将对古代泽州地区的戏神信仰、班社建设以及遗留下来的村社神庙演出题记做相关阐述。本文从村社传统的角度切入,探讨泽州地区神庙演艺的历史变迁。既不沉溺于对“村社”意涵的概括,也不单纯地梳理和罗列神庙及其剧场的遗存资料,而是旨在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并以此来丰富神庙剧场及其演艺生态的研究。期冀有如下贡献。一、明晰宋金两代泽州地区村社对雨神信仰的塑造和传播构建起了泽州神灵信仰的新秩序。并且,以雨神信仰为纽带,村社之间互动频繁,围绕着这些神庙的祭祀演艺活动兴盛并呈现多样化,演艺场所得到普遍建立。二、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描绘村社兴废以及神庙剧场变迁。金元易代时的“贞佑兵火”、清末“丁戊奇荒”以及泽州历史上频繁的水旱灾害都对村社以及神庙剧场演艺带来巨大的影响,而无论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村社,或是从戏曲学的角度探讨神庙剧场演艺,都不应对此置若罔闻。三、泽州地区“程颢牧晋”的儒学传统是泽州历史的重要一面,它包含在蒙元政权对泽州战后新秩序的构建体系之中,而这一传统也对神庙以及演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赛社演艺批评以及文庙“昵淫祀、戏优伶”甚至建立戏台等历史现象的探讨也应当以此为背景。四、明清时期泽州神庙剧场取得了巨大成就,村社在剧场建造中更多的体现出剧场思维,造就了明清两代繁荣、规范、人性化的乡村神庙剧场和演艺秩序。五、明晰神庙剧场及其演艺活动与民间信仰、村落“社”“会”组织、宗族等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受到村落风水、村社经济、乡村规范、民间士绅言论等的多重影响,故神庙剧场及其演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且具有十分的弹性。六、从神庙碑刻中探讨民间士绅对神庙剧场理想的构建,展示戏曲碑刻的独立性价值。碑刻既是对剧场建迹事实的陈述,也充满撰写人的情感和对神庙剧场的理想建构,这些理想或许部分得到了实现,或许从来就只是停留在冰冷的碑面之上,但这种由人来书写的剧场史依然是关照乡村神庙剧场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七、梳理泽州地区的戏曲行业神灵、班社组织以及赛社演艺资料,并解读村社乐户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村社与乐户之间并非纯粹的良民与贱民的两极对立,村社承认乐户在神庙祭礼中操持演艺“正乐”的合礼性;同时乐户群体也在频繁参与村社神庙祭礼的过程中,找寻到认同感,进而塑造他们的信仰核心,组成他们的行业联结,追求他们的社会身份。除上述外,本文还将阐述“神庙看墙”、“正面看楼”、“止戏”、“办赛题记”等一些具体问题。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说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孙红瑀[7]（2017）在《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梆子腔在发展数百年间,经过了三个阶段:曲牌体梆子腔、曲牌与诗赞混合体梆子腔、诗赞体梆子腔。在乾隆之前,梆子腔即秦腔的同义词。在秦腔生成之前,陕西上演的戏曲形式主要是杂剧。明代正嘉之时,杂剧开始衰落,传奇由于文人的加入,逐渐壮大。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和彼此的发展,杂剧和传奇都开始在竞争中互相融合,杂剧和传奇都呈现出一种南北合套的面貌。嘉靖后期,承载传奇的声腔之一弋阳腔,在南北合套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巧妙地融入了北曲的曲中白艺术,衍变出一类全新的戏曲程式——曲中滚——齐言四句。这一形式和来自大曲中的滚遍相结合,形成了滚调。对于正嘉之时,骈俪化的文人传奇形成了冲击,也进一步冲击了北曲弦索。于是当弋阳腔传入陕西之后,便和北曲弦索开始融合,并结合甘肃、陕西民歌,形成一种新型声腔——梆子腔,这便是最早的秦腔。具体说来,就是北杂剧利用了弋阳腔的新型剧本,但同时对其声腔进行了加工。因而,梆子腔的第二阶段便包括三大声腔:【吹腔】、【梆子腔】、【西调】。后来由于受弹词、道情、鼓词、宝卷等俗曲的影响,梆子腔进一步由这种曲牌体为主的声腔,转变为诗赞体的声腔。康熙后期,梆子腔曲牌不断脱落,诗赞体梆子腔兴盛于乾隆后期。本文以明清梆子腔发展的三个阶段为主要线索,着重对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研究,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滚调的产生机制,内容包括:第一章畅滚与大曲、曲破。包括南曲中的滚类曲牌、南曲中的滚类曲牌探源等内容。本章梳理了南曲中的滚类曲牌【刘衮】、【衮】、【中衮】、【薄媚衮】、【黄龙滚】及其特点,并探寻了弋阳腔中畅滚的来源。南北曲对曲破的使用,尤以南曲最为明显,其畅滚皆来自于大曲中的衮这一部分,而【中衮】、【衮】后来都简称为“滚”。所以,弋阳腔中畅滚无疑来源于大曲曲破。第二章曲中滚与戏曲宾白。包括明代戏曲中宾白地位的改变、南北合套促成了曲中滚的生成等内容。本章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宾白情况,元明之间曲白理论和北曲曲白的嬗变几方面,分析出戏曲宾白不断增多和地位的提升。同时,南北合套中,南曲不仅吸收了北曲的曲牌,还吸收了其宾白,形成了最早的曲中滚。第三章滚调的孕育。包括滚调的前期孕育阶段、滚调的后期孕育阶段等内容。侉调来源于北曲弦索,它流传于南方后,弋阳腔对其吸收,成为滚调的形成的基础。《风月锦囊》和《群音类选》曲文的异同,表现了曲中白数量大量增多,逐渐向滚调过渡。第四章滚调的正式形成。包括滚调的相关曲选、从晚明滚调曲选看滚调的流变等内容。这部分以《玉树英》《词林一枝》《玉谷新簧》等曲选为中心,梳理了滚调的发展状况和成熟过程。下编则主要探讨滚调和梆子腔之间的转变以及梆子腔的蜕变过程,内容包括:第一章梆子腔辨讹。包括明代梆子腔材料辨讹、明末清初北方戏曲生态等内容。本章以世兴画局明末清初戏曲版画为重点,对现存秦腔起源于明代的三条伪证进行考辨。同时,至晚明时,杂剧、传奇、俗曲交融,《周乐星图》反映了南北曲密切联系的局面,这些都成为梆子腔产生的背景。第二章滚调与秦腔的嬗变。包括关于梆子腔的早期记载、梆子腔与弦索调及滚调的关系等内容。本章通过论述,得出同州梆子为最早秦腔的结论。同时,弋阳腔、滚调与北曲弦索调结合,形成了弦索新调,其成为梆子腔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三章梆子腔的发展壮大。包括《缀白裘》中的梆子腔、乾隆时期文人笔下的秦腔与吹腔等内容。《缀白裘》中梆子腔剧目的收录,以及乾隆时期文人笔记,展现了梆子腔的壮大。通过分析,亦可得出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的梆子腔为秦腔的结论。第四章梆子腔的声腔系统。包括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吹腔】系统、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梆子腔】系统、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西调】系统等内容。通过对作品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吹腔】和【梆子腔】系统来自于弋阳腔、滚调,【西调】来自于陕西俗曲、民歌,对梆子腔的声腔系统来源进行了考订。第五章梆子腔的成熟。包括梆子腔与新兴声腔、诗赞体梆子腔的成熟等内容。梆子腔在形成初期,向各地传播,产生许多新型声腔。梆子腔由曲牌体向诗赞体过渡阶段,俗曲、山歌、小说、鼓词、道情、宝卷亦对其产生影响。乾隆年间,梆子腔成熟,后剧本不断增多,至清末民国,诗赞体梆子腔彻底成熟。本文不求细致记录每一时期每一地域内梆子腔的发展状况,而是将梆子腔放置在每一时期大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梆子腔自身发展规律,着重从宏观角度梳理其产生机制和每一时期梆子腔的发展主线。另外,本文虽是对梆子腔这一声腔系统进行的研究,但是在研究时,结合明清昆曲和弋阳腔进行论证,并以大量版本的戏曲刊本、抄本为佐证,增加了论文的说服力。
王志峰[8]（2017）在《“哑队戏”献疑》文中研究指明传世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哑队戏"。借用不太确凿的民间说法提出,与供盏队戏、衬队戏等概念混淆并用,导致相关研究略显迷乱。供盏队戏并不是队戏的分类概念,而是指处在第四至第六盏的队戏,有正式演出的,也有作为补空的;衬队戏配衬的是正队戏,与祭祀献艺思维模式相仿,祭祀供馔也有正、衬之分;用来定义"哑队戏"的概念均无法使其内涵确立。宋舞队是"角色排场单"戏的前身,经过在勾栏、瓦舍的发展,具备更多的戏剧元素,所以实为"舞队戏"。民间舞队戏有唱有舞,情节丰富,角色装扮已完成;舞队戏极有可能在行进中表演,其中部分剧目依托的故事成熟,不排除其有说白、有台词。舞队戏因其舞蹈因素,宗教仪式功能亦非常明确、丰富。
车文明[9]（2016）在《中国戏曲文物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戏曲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由于戏曲在古代的社会文化地位不高,所以传世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而戏曲文物的大量遗存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戏曲文物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学术专着6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千篇,发现并公布的戏曲文物几万种。
杜正贞[10]（2016）在《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文中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学界发掘利用山西东南部的碑刻、赛会写卷等文献,从宗教信仰、基层组织和演剧、赛社仪式等角度,对该地"社"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大量研究,使之成为从地方社会实践的层面,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的典型个案。各个不同侧面的探讨都显示,"社"的内容和形态在唐宋时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奠定了该地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后不同政权、制度的进入和地方权力主体的变化,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晋东南"社"所展现的地方社会和历史,也与福建东南沿海形成对比。对区域历史中的"社"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概括"社"的意涵,或者在"国家-社会"的固化结构模型中陈述"社"的功能,而是以"社"为切入点,理解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和"社人"的观念和行为。
二、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的发现与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的发现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贵妃醉酒》研究史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贵妃醉酒》的文本流变 |
| 第一节 《贵妃醉酒》文本形态的确立 |
| 一、青阳腔《杨妃醉酒》 |
| 二、昆剧时剧《醉杨妃》 |
| 三、青阳腔《杨妃醉酒》与昆剧时剧《醉杨妃》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贵妃醉酒》文本形态的延续发展 |
| 一、第一部分:延续与强化 |
| 二、第二部分:延续与转化 |
| 三、第三部分:延续与雅化 |
| 第三节 其他《贵妃醉酒》文本形态的补充 |
| 一、时调小曲的融入 |
| 二、从滩簧说唱而来的另类演绎 |
| 三、粤剧文本的全新改编 |
| 总结 |
| 第二章 《贵妃醉酒》的声腔流变 |
| 第一节 青阳腔音乐在《贵妃醉酒》中的延续 |
| 一、岳西高腔 |
| 二、徽剧 |
| 第二节 昆腔对《贵妃醉酒》音乐流变的影响 |
| 一、川剧《贵妃醉酒》中的【新水令走板】 |
| 二、祁剧《贵妃醉酒》中的【新水令】头子 |
| 三、广东汉剧《贵妃醉酒》中“海岛冰轮初转腾”的旋律 |
| 四、各剧种在《贵妃醉酒》中对【清江引】的延用与发展 |
| 第三节 《贵妃醉酒》在皮黄声腔中的流变 |
| 一、以汉剧为中心的《贵妃醉酒》流播 |
| 二、以祁剧为中心的《贵妃醉酒》流播 |
| 第四节 《贵妃醉酒》在乱弹声腔中的流变 |
| 一、绍剧 |
| 二、婺剧 |
| 总结 |
| 第三章 《贵妃醉酒》在地方剧种中的表演流变 |
| 第一节 《贵妃醉酒》在汉剧中的传承谱系与表演革新 |
| 一、李翠官、李四喜与吴鸿喜 |
| 二、李彩云 |
| 三、刘顺娥 |
| 四、陈伯华 |
| 第二节 《贵妃醉酒》在川剧中的表演发展 |
| 一、杨素兰 |
| 二、薛艳秋 |
| 三、阳友鹤 |
| 四、廖静秋 |
| 第三节 《贵妃醉酒》在昆剧及其他地方剧种中的表演传承 |
| 一、昆剧 |
| 二、徽剧 |
| 三、绍剧 |
| 四、荆河戏 |
| 五、巴陵戏 |
| 六、祁剧 |
| 七、闽西汉剧 |
| 第四章 《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886年—1949年) |
| 第一节 《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传承谱系 |
| 一、余玉琴及其表演风格的传续 |
| 二、郭际湘及其表演风格的传续 |
| 三、路三宝及其表演风格的传续 |
| 第二节 关于《贵妃醉酒》“跷”废留的论争 |
| 一、审美:“跷”与《贵妃醉酒》 |
| 二、论争:“跷”的废与留 |
| 三、意义:“跷”里的审美变迁 |
| 第五章 《贵妃醉酒》在京剧中的表演流变(1949年以后) |
| 第一节 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改革与梅派主导风格的形成 |
| 一、思想里的人物:《贵妃醉酒》的文化品格提升 |
| 二、生活中的人物:以历史与生活逻辑为基础的人物形象塑造 |
| 三、舞台上的人物:表演美学的现代解读 |
| 第二节 《贵妃醉酒》在主导风格影响下的多样传承 |
| 一、《贵妃醉酒》梅派风格的传承 |
| 二、《贵妃醉酒》的多流派传承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要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宴飨礼乐制度述略 |
| 第一节 礼乐的起源 |
| 第二节 宴飨的发生与先秦宴飨礼乐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两汉至隋唐宴飨礼乐制度的变迁 |
| 第四节 宋元明清宴飨礼乐制度的成熟和完善 |
| 第二章 宴飨礼仪及其用乐考 |
| 第一节 宴飨礼仪考释 |
| 第二节 宴飨用乐考释(一) |
| 第三节 宴飨用乐考释(二) |
| 第三章 宴飨礼乐的类型、特征与功能 |
| 第一节 宴飨礼乐的类型 |
| 第二节 宴飨礼乐的特征 |
| 第三节 宴飨礼乐的功能 |
| 第四章 汉唐宴飨戏剧的形态和特征 |
| 第一节 宴飨礼乐与戏剧的发生逻辑 |
| 第二节 汉唐戏剧之形态(一) |
| 第三节 汉唐戏剧之形态(二) |
| 第四节 汉唐戏剧的特征 |
| 第五章 宋金宴飨戏剧的转型和发展 |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宴飨演剧的转型(一) |
| 第二节 宋金时期宴飨演剧的转型(二) |
| 第三节 宋金杂剧对后世戏剧的影响 |
| 第六章 元明清宴飨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 |
| 第一节 宫廷宴飨演剧的发展(一) |
| 第二节 宫廷宴飨演剧的发展(二) |
| 第三节 私人宴会演剧的繁兴 |
| 第四节 宴飨礼乐与戏剧特征 |
| 第七章 清中后期宴飨戏剧的变迁 |
| 第一节 宫廷宴飨演剧制度的演进(一) |
| 第二节 宫廷宴飨演剧制度的演进(二) |
| 第三节 “花雅之争”及其影响再认识 |
| 第四节 清中后期戏剧的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村社传统与神庙演艺 ——以山西泽州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泽州的神庙剧场及村社组织研究——学术史的回顾 |
| 三、思路、结构与问题 |
| 第一章 宋金泽州村社与神庙演艺 |
| 第一节 、宋金泽州村社与宋金神庙剧场的建立 |
| 一、“社邑”组织与村社传统 |
| 二、村社首领与剧场建修 |
| 第二节 、宋金时期泽州的村社祈雨活动与赛社演艺传统 |
| 一、雨神崇祀 |
| 二、礼乐献享 |
| 三、剧场建迹 |
| 第三节 、散乐酬神——金代“散乐人”演艺记载的新发现 |
| 一、散乐及散乐人 |
| 二、玉皇庙与张仰大社 |
| 第四节 、祈祭之斋——金代“舞亭”碑刻的新发现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代泽州村社与神庙剧场 |
| 第一节 、“贞佑兵火”与剧场兴废——金元之际的泽州神庙剧场 |
| 一、“贞佑兵火”之前的泽州——宋、金易代 |
| 二、“贞佑兵火”摧残下的泽州——金、元易代 |
| 第二节 、信仰变迁与传统延续——泽州地区信仰秩序的重建 |
| 一、段直与道教宫观交游 |
| 二、“庙”、“观”之争 |
| 第三节 、谱系建造与多样尝试——元代中后期泽州神庙剧场的新发展 |
| 一、社制确立与舞楼新建 |
| 二、泽州现存元代神庙剧场考论 |
| 三、元代泽州神庙剧场碑刻考述 |
| 第四节 、文教之盛与演艺批评——理学传统包围下的泽州神庙演艺 |
| 一、文教之盛与程子乡校 |
| 二、耕读传家与演艺批评 |
| 三、泽州的“文庙”演艺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泽州村社与神庙剧场(上) |
| 第一节 、剧场兴建与村社意志——明清泽州神庙剧场变迁 |
| 一、择卜吉地与村落风脉 |
| 二、风水观念与神庙剧场 |
| 三、明清泽州的社与社庙 |
| 第二节 、创建、重修、移建、增建、改建——神庙剧场的建设方式 |
| 一、创建 |
| 二、重修 |
| 三、移建、增建与改建 |
| 第三节 、观演秩序与村社管控 |
| 一、看楼普建与观剧规范 |
| 二、罚戏 |
| 三、夜戏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泽州村社与神庙剧场(下) |
| 第一节 、承上启下的明代泽州神庙剧场 |
| 一、继承 |
| 二、改革 |
| 第二节 、臻于极盛的清代泽州神庙剧场 |
| 一、实用、防御、娱乐——三位一体的关房舞楼 |
| 二、寺院世俗化与村社权力的渗透——泽州佛教寺院剧场 |
| 三、剧场追求与人性考量——正面看楼(台)的创建 |
| 四、戏曲楹联与隔断装饰 |
| 五、诸神相安与神庙演艺 |
| 第三节 、明清神庙看墙考 |
| 一、看墙简述 |
| 二、明清神庙看墙述略 |
| 三、明清山西琉璃烧造与神庙看墙 |
| 四、明清戏台与看墙 |
| 小结 |
| 第五章 村社经济与神庙演艺生态 |
| 第一节 、社庙恒产与社费筹措 |
| 一、社产 |
| 二、社费 |
| 三、以公济公与“社”、“会”相济 |
| 四、村社互助与礼物交换 |
| 五、酬金为会 |
| 第二节 、戏价与止戏 |
| 一、赛社演戏支出 |
| 二、止戏 |
| 第三节 、“丁戊奇荒”与泽州神庙剧场 |
| 一、泽州地区的灾荒景象 |
| 二、神庙演艺境遇 |
| 小结 |
| 第六章 信仰、权力与神庙剧场 |
| 第一节 、马仙姑信仰研究 |
| 一、年代疑点 |
| 二、从徒众散尽到祈雨复兴 |
| 三、韩志诚、张进善——仙姑庙到万寿宫的执行者 |
| 四、循序渐进的祠宇兼并 |
| 五、路福童、三圣、沙窟村——马仙姑信仰的重要一站 |
| 六、万寿宫以及行宫剧场情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权力矛盾与剧场建构——基于康营村的个案研究 |
| 一、剧场概况与建筑沿革 |
| 二、家族竞争与权力物化 |
| 三、社会辅成与剧场多样 |
| 四、精英话语与文化追求 |
| 小结 |
| 第七章 戏曲碑刻与神庙剧场 |
| 第一节、话语之别 |
| 一、纪事以垂后 |
| 二、谀赞以成文 |
| 第二节 、礼俗之辨 |
| 一、正名以言顺 |
| 二、明礼以教化 |
| 第八章 戏神、班社与演艺史料摘编 |
| 第一节、戏神崇拜与祠庙建迹 |
| 一、泽州的戏神信仰 |
| 二、泽州的戏神祠庙 |
| 第二节、泽州戏曲班社 |
| 一、鸣凤班 |
| 二、村社自乐班 |
| 第三节、演出题壁与史料摘编 |
| 一、高平郭庄村关帝庙剧场及其演艺资料摘编 |
| 二、泽城汤帝庙办赛题记补正 |
| 三、高平建宁乡东庙村玉皇庙舞台题记 |
| 四、高平建宁乡张家村三教堂舞台题记 |
| 五、高平河西镇东李家庄三义庙舞台题记 |
| 六、高平河西镇岭坡村三官庙舞台题记 |
| 七、高平寺庄镇李家河白家坡观音庙舞台题记 |
| 八、高平寺庄镇安家村关帝庙舞台题记 |
| 九、高平寺庄镇柏枝庄西天院舞台题记 |
| 十、高平北诗镇丹水村凤山二仙庙舞台题记 |
| 十一、高平北诗镇北诗午玉皇庙舞台题记 |
| 十二、高平原村乡东掌村紫霞宫舞台题记 |
| 十三、高平原村乡窑则头五虎庙舞台题记 |
| 十四、高平永禄乡马家庄玉皇庙舞台题记 |
| 十五、高平陈区镇闫家玉皇庙舞台题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
| 第一章 畅滚与大曲、曲破 |
| 第一节 南曲中的“滚”类曲牌 |
| 一、刘衮 |
| 二、衮与中衮 |
| 三、薄媚衮 |
| 四、黄龙滚 |
| 第二节 南曲中的“滚”类曲牌探源 |
| 一、雅音的衰落与胡部的崛起 |
| 二、大曲及其结构 |
| 三、曲破在南北曲中的运用 |
| 第二章 曲中滚与戏曲宾白 |
| 第一节 明代戏曲中宾白地位的改变 |
| 一、《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宾白情况 |
| 二、元明之间曲白理论的嬗变 |
| 三、元明之间北曲曲白嬗变轨迹 |
| 第二节 南北合套促成了曲中滚的生成 |
| 一、滚调辨析 |
| 二、南曲中的南北合套 |
| 三、北曲中的南北合套 |
| 第三章 滚调的孕育 |
| 第一节 滚调的前期孕育阶段 |
| 一、侉调与北曲弦索 |
| 二、侉调与滚调 |
| 第二节 滚调的后期孕育阶段 |
| 一、青阳腔为弋阳腔之变 |
| 二、《风月锦囊》中曲文的变异 |
| 三、《群音类选》中的诸腔 |
| 第四章 滚调的正式形成 |
| 第一节 滚调相关曲选 |
| 一、《玉树英》 |
| 二、《乐府万象新》 |
| 三、《大明天下春》 |
| 四、《词林一枝》 |
| 五、《玉谷新簧》 |
| 第二节 从晚明滚调曲选看滚调的流变 |
| 一、《拜月亭·旷野奇逢》 |
| 二、《和戎记·昭君出塞》 |
| 三、《红叶记·四喜四爱》 |
| 四、《金印记·周氏拜月》 |
| 下编 |
| 第一章 梆子腔辨讹 |
| 第一节 明代梆子腔材料辨讹 |
| 一、秦腔起源于明代的三条伪证 |
| 二、世兴画局明末清初戏曲版画亦为伪作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北方戏曲生态 |
| 一、晚明杂剧的衰落与南北曲融合 |
| 二、《周乐星图本正传四十曲宫调》 |
| 第二章 滚调与秦腔的嬗变 |
| 第一节 关于梆子腔的早期记载 |
| 一、同州梆子诞生于明代 |
| 二、清代前期关于梆子腔的记载 |
| 第二节 梆子腔与弦索调及滚调的关系 |
| 一、《弦索调时剧新谱》中的过门 |
| 二、滚调与梆子腔 |
| 第三章 梆子腔的发展壮大 |
| 第一节 《缀白裘》中的梆子腔 |
| 一、不同版本《缀白裘》收录的梆子腔 |
| 二、现存两个重要的《缀白裘》版本 |
| 第二节 乾隆时期文人笔下的秦腔和吹腔 |
| 一、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的秦腔 |
| 二、李调元《剧话》中的秦腔 |
| 三、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中的秦腔 |
| 四、乾隆四十三年之前的梆子腔即秦腔 |
| 第四章 梆子腔的声腔系统 |
| 第一节 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吹腔】系统 |
| 一、度脱韩愈题材的剧目 |
| 二、缀白裘本《升仙记》与明版《升仙记》 |
| 第二节 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梆子腔】系统 |
| 一、曲牌体梆子腔 |
| 二、【梆子腔】 |
| 三、【西秦腔】 |
| 第三节 六集合刊本《缀白裘》梆子腔中的【西调】系统 |
| 一、早期关于“西调”的记载 |
| 二、《缀白裘》中的【西调】 |
| 第五章 梆子腔的成熟 |
| 第一节 梆子腔与新兴声腔 |
| 一、秦腔、弦索调与时剧 |
| 二、乱弹腔、吹腔与石牌腔 |
| 三、西秦腔、襄阳腔与西皮腔 |
| 第二节 诗赞体梆子腔的成熟 |
| 一、曲牌体向诗赞体的过渡 |
| 二、诗赞体梆子腔的最终形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哑队戏”献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哑队戏”提法的“先天不足” |
| 二、“哑队戏”带来的研究尴尬与混乱 |
| (一)张之中《中国古代戏曲的南北交流———〈礼节传簿〉探索之二》: |
| (二)白秀芹《一种古老的戏剧形态———队戏》中称: |
| (三)张振南等《〈赛上杂用神前本〉校注》: |
| 三、“哑队戏”实为民间舞队戏 |
| 四、民间舞队戏的形态特征 |
（9）中国戏曲文物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四、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的发现与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2]《贵妃醉酒》的演出流变[D]. 刘洋.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3]宴飨礼乐与古代戏剧[D]. 宫文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4]白猿、仙桃与度脱——队戏《猿猴脱甲》的传说情境与功能阐释[J]. 贾利涛. 中华戏曲, 2018(02)
- [5]村社传统与神庙演艺 ——以山西泽州地区为中心[D]. 颜伟. 山西师范大学, 2018(05)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D]. 孙红瑀. 海南师范大学, 2017(12)
- [8]“哑队戏”献疑[J]. 王志峰. 文艺研究, 2017(01)
- [9]中国戏曲文物研究综述[J]. 车文明. 曲学, 2016(00)
- [10]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J]. 杜正贞. 学术月刊,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