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论文文献综述）

郑子青^[1]（2021）在《就近城镇化应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文中研究表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主题。通过对一个湘北建制镇发展变迁的考察,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固化的干部、工人、农民三大社会阶层已转化为界限日益被打破、向上流动日益通畅的新型社会结构,城乡居民实现了从"单位人""集体人"到"社会人""自由人"的身份变迁,人际关系与风俗习惯亦在不断变化中走向新的社会融合,由此获得的结论是就近城镇化能够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刘彦^[2]（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郭建亭^[3]（2020）在《厂管社区转型中的社区营造研究 ——基于N市Q区的实地调研》文中研究说明在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下,单位制社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后单位制”时代,厂管社区作为我国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却延续了部分单位制社区的特征,成为国有企业完全退出“办社会”职能的最后阻力。201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2016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含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这项通知的发出意味着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正式寿终正寝。厂管社区作为单位制时代的产物也将在2016年—2019年期间完成转型,在2019年之后正式成为城市普通社区中的一员。因此,厂管社区如何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情况顺利转型并借鉴转型过程中各个社区的有益经验,在转型之后继续合理建设、发展社区,则成为本文所需要极力探讨的主要问题。鉴于本文研究对象N市Q区将政府在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引入了社区营造理论,故本文亦将结合社区营造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营造实践进行研究:一方面,目前学者对“后单位制”时代的厂管社区研究总体较少;另一方面,社区营造理论在中国大陆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因此,将社区营造理论与厂管社区的具体发展实践相结合,是本文的一大创新点。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研究社区营造理论其主要特征,再回顾N市Q区厂管社区社区营造的实践,然后结合厂管社区的特性,逐步剖析Q区具体实践中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最后再总结其中的优异经验,同时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继而结合社区营造理论提出厂管社区转型中的营造路径。通过对N市Q区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厂管社区转型中的营造之路必须结合厂管社区的具体特征来进行实践,具体来说:在营造主体方面要实现多元参与:在社区企业退出“办社会”职能的同时,吸纳其作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参与社区建设,同时也要多吸纳其他私人企业参与社区营造;给予社会组织自主性,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营造;重视物业公司的作用,将其视为重要的营造主体参与社区事务;重视社区居民成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等等。在内容方面,建设以社区企业文化为基础的包容性社区文化;同时利用厂管社区的自身优势,重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构建“熟人社会”;重视社区空间营造,推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和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培育社区自主性。在营造模式方面,建立“政府诱导+社区主持+社会组织扶助+多元参与”的自主模式。

王锋^[4]（2020）在《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入。在关注取得的宏观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经历这段伟大历程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微观镜像。基于这点思考,本研究将目光投向在家乡宁夏石嘴山市开发建设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石炭井矿务局,希望通过描摹援建宁夏贺兰山煤炭基地的第一代工业移民的生活史图景,唤醒他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并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进而思考单位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主旨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在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过程中对于单位制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怎样的记忆,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移民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适应过程?第二,他们的个体身份及身份认同在单位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随着单位制度的消解,曾经的共同体生活发生变化,这些曾经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单位人”他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又如何,而社区能否让他们获得一种新的共同体式的生活?通过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在新中国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相应地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在1958年开始的创业年代,他们更多的回忆是建矿初始的艰苦条件和将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的自豪,体现出作为“单位人”和工人阶级高度的认同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个体的经历与时代伤痕相关联,回忆本身体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反思。虽然伴随着伤痛,但革命话语下“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身份仍然让他们有着高度自我认同;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石炭井矿务局一度处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单位制度也形成全面的“福利堡垒”,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单位人”的认同感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国企改制,单位制呈现出由“共同体”向“原子化”转变的倾向,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也从“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在经历了集体的迷茫后,他们希望重新建立自身新的身份认同。作为“单位人”的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从全能的单位中走出,走向分化,原子化趋势逐步增强。社区试图重建“共同体”,但存在着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社区共同体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的阶段。我们需要总结单位制度的有益功能,在网格化社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体。

陈先哲^[5]（2020）在《新中国社会转型与高校教师研究的话语流变》文中研究说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中国社会转型的主线。新中国高校教师研究的话语流变深嵌于社会转型历程之中,并呈现出不同维度的变化轨迹:高校教师身份从"知识分子"走向"学术职业",角色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任用制度从"编制管理"走向"岗位聘任",流动状况从"稳定"走向"流动",职后教育从"教师进修"到"教师培训"再走向"教师发展"。新中国高校教师研究话语跟随社会转型而发生明显变化,整体上表现出更趋专业化、个体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这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流变的缩影。

崔晓强^[6]（2019）在《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享受到优先配给的公共资源,资源壁垒促使国有企业内生出较独立的公共空间,工厂职工在其中工作、生活,形成典型的社区团体,形成特殊的群体意识——社区身份。上世纪八十年代萌发,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打破了原本泾渭分明的资源壁垒,工厂职工的生活半径被大大拓展,曾经的工人社区的规范性日益淡化。在国企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而建构?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工厂形象历经怎样变迁?国企工人对不同阶段的社区身份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工人的集体记忆与媒体的媒介记忆是否重叠,有何异同?本文按照历史变迁的脉络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做出回答。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安徽省蚌埠市金光钢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受三线建设影响,金光钢厂于大别山区起步,改革开放后异地搬迁至蚌埠市,其主营产品轮辋钢曾占据全国22%的市场份额,最终落幕于国企改制浪潮。本文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将多位原金光钢厂职工、中层领导、职工子女作为重点访谈对象,记录他们口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变迁与个人记忆。此外,本文留意挖掘在集体记忆之外个人记忆及行动“偏差”的情况,讨论了较少关注的国企工人内部分层现象,在描绘较统一的身份变迁之余记录下个人意识的萌发。本文将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分为“单位人”“厂里人”“下岗工人”“社会人”四个阶段。本文认为在“单位人”身份是由单位制由上而下主导建构,又通过独立的企业体系和与农民的对比增强的;伴随企业效益的增加带来的多项福利将“单位人”身份强化成“厂里人”;又因国企改制后经济、社会地位的滑坡产生被边缘化的认知成为“下岗工人”;进入社会后,不论是被迫转移失落情绪还是自我角色的主动苏醒,经过一段较漫长时间后实现成“社会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历经国企改制后,转型成“社会人”的国企职工仍然保留曾经的社区交往轨迹,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转化为基于共同志趣的互动空间,这个互动空间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由于参与者的老龄化日渐难以维系。而作为曾经赖以生存的实物社区,则由于人员的流动逐渐淡化国企色彩,在保留些许地域特色之余已融入所在城市。关于工厂的集体记忆与媒介记忆在工厂的繁荣年代较为一致,红火的生产车间、富足的物资供应是该时期的共同底色,而媒体则鲜有对破产时期工厂的报道,显示出该阶段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错位。最后,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同的原生家庭和个人志趣,坚持奋斗、努力生活是历经风雨的国企工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曾被单位制下的荣光照耀也被国企改制所裹胁,如今面对潜在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感到忧虑。他们无法为大时代变迁买单,却被历史的进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如今,如何存证这段历史,如何回应他们的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冯莉^[7]（2019）在《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湖北省荆门市的实践数据》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社会治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精细化、重心下移、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社会建设基础,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末梢。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针对居（村）民、家庭、社区单位（商户、社团）、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分别开设积分账户,设置思想政治（公益美德）、社区（村）建设、平安稳定、荣誉获奖4个积分类别,制定196个积分事项,划分不同积分档次（即1-500分不等）,以此立足于社区社会治理目标及其需要,用积分统一度量并记录社区正向社会行为,定期开展积分兑换,让好人好事正当留名或适当取利,弘扬社区正能量,推动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积分制聚焦社区居民的正向社会行为,形成一套闭合的社区社会治理机制。尤其在供给社区公共事务方面,推动社区居民从“囚徒困境”走向合作。2015年,湖北省荆门市在浏河、白石坡、塔影、金象等社区引入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截止2017年8月,荆门市推行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社区（村）共818个,占全市社区总数（1566）的52.23%;参与积分的居民25.51万人次,约占全市总户籍人口的8.53%;参与积分的家庭约9.02万户,占荆门市家庭总户数100.29万户的9.0%。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一年间,总积分为2,853,580分,其中,思想政治（公益美德）类积分占比为54.6%,社区（村）建设类积分占比为30.3%,平安稳定类积分占比为14.4%,奖励惩罚类积分占比为0.6%。基层治理逐步实现由“替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由“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商共治”转变,由社区干部“唱独角戏”向居民共同“跳集体舞”转变。本文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乡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实践数据,运用案例分析、因子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内在机制,探究运用积分制推动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时,从“囚徒困境”走向“合作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讨论“积分事项（即居民的正向社会行为）”分别与居民个人效用、社区治理目标之间的逻辑联系;探索在实施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的变化及其驱动力来源,寻求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提炼归纳中国社会治理的特色理论。界定社区居民实施的正向社会行为,分别与积分个体效用和社区社会治理目标之间的理论逻辑,是优化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源动力。一是探究积分个体效用分别与积分事项（即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积分标准之间的理论逻辑;二是探究积分个体实施正向社会行为（即积分事项）,分别与社区社会治理目标之间的理论逻辑。界定这两种理论逻辑,目的在于促进积分个体目标与社区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统一,引导最终优化居民的正向社会行为。界定这两种理论逻辑,有利于促进居民、家庭、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商业组织参与社区对话,以及促进基层党组织、党员、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参与社区对话,从而推动城乡社区建成“党政群社商五位一体”的互动机制。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遵循公共产品理论的逻辑:社会收益越大,私人成本越高,积分标准越高。正向社会行为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成本,是度量社区正向社会行为的刻度与依据,是社区社会治理行为积分制的核心要素和本质内涵。通过积分行为及其分值,可识别并标识积分对象的社区参与程度及其公共贡献,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及其机制,化解了共治社区中“滥竽充数”问题。积分奖励的边界（即上限和下限）,是居民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收益。积分奖励,是社会对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给予的报酬,是对居民个人成本的补偿。积分制,按照对社区社会治理的贡献（即积分高低）,将居民区分为无贡献、小贡献、大贡献三类,运用积分奖励机制,促进社区公共资源向积分多,即对社区建设贡献大的居民倾斜。其中,即期奖励,是对积分参与者的反馈机制,是对社区社会治理贡献的及时认可;延期奖励,激励积分行为的长期收益,增强积分制的粘着度,降低监测成本。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实施结果显示,居民通过积分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不均衡,参与率相对较高的积分事项都属于居民的日常行为,参与成本较低;居民的参与较多的积分事项和社区安全环境有关。其次,居民通过积分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联合供给,可能会增加居民对其社区的关注,使其更愿意参与集体努力;这种联合供给加强了居民与政府及社区的关系。第三,积分制粘合原子状态的居民,和政府及社区社会组织一起共建共治共享社区。社区安全和社区环境建设,均属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贯通正向社会行为、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网格化和社会信用体系构成互补。积分制,瞄准共建社区的“搭便车”问题,通过积分账户、积分类别和积分事项,界定社区正能量及其行为人,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抓住共治社区的“滥竽充数”问题,通过积分和分值,度量正向社会行为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收益,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聚焦共享社区的“公地悲剧”问题,通过积分奖励,弥补正向社会行为人的私人成本,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积分制,接手单位移交到社区的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治理功能,聚集原子化的居民,使之逐步成为“社区人”。在社会治理框架中,政府、制度、社区社会组织,互联网对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的实施,共同起着支持作用。政府解决制度安排和提供资源支持,负责维护保障制度并跟进制度的执行。制度则对权责利的边界加以划分进而约束;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利,防止权力寻租;约束社会治理对象的负向行为,以正社会风气。积分制实施的渐进性体现了管理者、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等众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和维持着制度的技术系统要素,指向制度和积分相关方的共同进化。具有社会功能的社区社会组织把孤立的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民,发展具有共同身份、相互尊重、集体意愿和共同行动能力的平台。互联网和积分制相结合,减少工作量,发挥电脑和互联网的优势,以电子政务助力社会治理。本研究的创新点:一是解释利用积分制进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内驱机制。瞄准居民在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通过积分账户、积分类别和积分事项,界定社区正能量及其行为人,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抓住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中的“滥竽充数”问题,通过积分和分值,度量正向社会行为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收益,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聚焦居民共同享有社区治理成果中的“公地悲剧”问题,通过积分奖励,弥补正向社会行为人的私人成本,破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需求。第二,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诠释居民参与积分（即社区公共事务）行为及其动力机制。运用公共产品理论,解释居民的正向社会行为;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收益进行度量,引导社区居民正向社会行为。扩大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效果,提高其可持续性、可复制性,需要重点注意:科学设计积分制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划;梳理并明确公共资源及其优先享用权,构建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的奖励体系;创建城乡社区正向社会行为数据库,开发与优化应用软件和服务终端;开发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积分数据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明确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工作和业务的岗位职责划分与主管部门归属;设计居民正向社会行为的改善与评估指标,纳入基层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

肖瑶^[8]（2019）在《双向嵌入：政党对社会的再组织机制 ——基于上海市H组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降,中国面临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产生于“总体性危机”之中,承担着组织社会的历史使命,在国家与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基于现实选择做出了全面组织化的改革回应,以快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和社会结构体系的重建。然而,高度组织化、同质化的“总体性社会”缺乏活力,弊端日益显现。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下,原本在传统单位制整合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体和组织逐渐获得相对独立和自由,原本由国家垄断和配置的资源逐渐向市场和社会开放,为“两新”组织的发展和新生社会空间的扩张提供了条件。面对单位制逐渐解体后的社会碎片化现象,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与“两新”组织以及在“两新”组织中从业的职业群体亦即所谓的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互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发生了从传统的基于资源控制的支配型政党向新型的基于资源赋予的赋权型政党的改变。这种自我改变,又成功地带来了新生社会空间的发展,执政党与新生社会空间主体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的意志和目标的相互嵌入,建构了一种“双向嵌入”的机制。本文通过对H组织的个案研究,细致地呈现出了一种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H组织是H街道党工委发起成立的一种党办社会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官办社会组织,其生成和运作的基本价值就是要以党的组织体系为轴心实现对新生社会空间的再组织。H组织的生成和运作,展现了党对新生社会空间的“柔性嵌入”策略,具体表现为通过组织活动、购买服务、孵化支持和资源推荐等柔性化的资源赋予方式,将党的意志和目标嵌入到新生社会空间中。这样一种“柔性嵌入”为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自主性和活力留下了空间和提供了条件,使得新生社会空间主体可以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或者“体制”中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H组织的“柔性嵌入”和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反向嵌入”,共同形塑了一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

吴超晟^[9]（2019）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赖以存在、发展和完成使命的物质基础。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凝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达到思想、意志和行动的高度统一。城市基层处于国家、社会、政党三者相互作用的重叠区,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前沿。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城市基层党组织是政党、国家和社会三维架构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方面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城市社会阶层更加多元,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环境、对象、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的历史使命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理论上讲,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新形势下,城市基层党组织要主动适应城市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调适与变革,始终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保持高度契合,进一步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才能保持实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效引领城市治理、有力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有机统一。本研究围绕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的调适与变革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从基层党组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回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系统梳理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脉络,并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初步分析。其次,对城市基层党组织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概貌性的回顾,运用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对城市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和运作制度,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利益协调、社会整合等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再次,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视角,把城市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重点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内部结构的变革等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再者,运用政党调适理论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困境,揭示了组织内卷化、治理失灵、社会组织力弱化等具体特征,并从基层组织科层化、政治功能弱化、资源汲取能力不足、意识形态创新性欠缺等方面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立足城市基层党建的新形势,从革新组织理念、完善组织体系、提升组织力、提高制度化水平四个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开放融合的理念,通过构建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制度化建设,实现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

杨四海^[10]（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二、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论文提纲范文）

（1）就近城镇化应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厂管社区转型中的社区营造研究 ——基于N市Q区的实地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4）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社会转型与高校教师研究的话语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湖北省荆门市的实践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8）双向嵌入：政党对社会的再组织机制 ——基于上海市H组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就近城镇化应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J]. 郑子青. 人民论坛, 2021(09)
•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厂管社区转型中的社区营造研究 ——基于N市Q区的实地调研[D]. 郭建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4]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D]. 王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新中国社会转型与高校教师研究的话语流变[J]. 陈先哲. 高等教育研究, 2020(04)
• [6]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D]. 崔晓强.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7]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湖北省荆门市的实践数据[D]. 冯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双向嵌入：政党对社会的再组织机制 ——基于上海市H组织的个案研究[D]. 肖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9(02)
• [9]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D]. 吴超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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