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博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汪波[1](2020)在《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目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对国有企业的改良和优化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今天,对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让这些大规模、高质量的国家资本转变运行形态是我们国家现阶段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中,作为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命脉的装备制造业尤为迫切地需要转变经营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而黑龙江省作为我国基础深厚的老工业基地,拥有众多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正是适合实施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的前沿阵地。黑龙江省作为传统装备制造业大省,具备深厚的装备制造基础,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省内各经济主体过于依赖国有经济,导致近些年省内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装备制造业一直以来是黑龙江省的支柱产业,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对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前后关联效应的研究分析,对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行性作出了评估。并对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产业关联效应进行了投入产分析,计算出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与其他各产业相互间的直接消耗系数,分析产业间的相互经济联系作用,并基于产业间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对装备制造业与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关联分析。结论得出黑龙江省内的装备制造业具备极高的前后关联效应,本应能够高效的拉动区域内经济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残留下的影响,导致省内装备制造业一直以来没能够发挥出其应有作用。然后通过对黑龙江省内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产权制度本身的特征、弊端及其深层根源进行分析,论述了对其产权制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本文从混合寡头模型出发,通过对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目标函数分析,引出国有资本目标函数,并对其与民营资本间博弈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在静态条件下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最优比例。基于以上内容,本文最后通过对成功混改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案例分析,对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为相关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李明敏[2](2020)在《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旨在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国有资本基于政府权力的制度逻辑与非国有资本的财产权利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很多国企在资本结构上早已实现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政府干预力度并未减弱,行政垄断体制并未打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治理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及“旋转门”等制度障碍,存在丧失话语权的担忧,导致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效应。可见,赋予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缓解非国有资本对“混而不合”的担忧,提高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至关重要。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股东可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文探讨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明晰了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混改国企通过为非国有股东配置董事会权力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提供理论借鉴。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非国有资源与国有资源的优势互补性,明晰了国企混改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继而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了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并在治理结构视角下分析了董事会权力来源于股权,为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2)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关系,对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作用强度的差异,并基于这一强度差异,在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下引出“超额委派董事”概念,进而探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3)在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下,分别从资产运营效率和经理管理防御两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在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后产生资源禀赋效应,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通过提升混改国企的资产运营效率,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在混改国企治理中发挥权力制衡效应,通过抑制混改国企的经理管理防御,进而促进资产保值增值。(4)为进一步深化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国有股东控制度入手,基于股东资源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与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协同互补效应,基于治理结构视角分析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治理制约效应。随着国有股东控制度的增加,治理制约效应逐渐增强,协同互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使得国有股东控制度对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正向关系发挥先正后负的双重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往文献针对异质股东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探讨异质股东之间的对立制衡关系。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求不同所有制资本发挥协同效应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优势互补效应和权力制衡效应,实现了异质股东关系的对立与统一,有助于拓展异质股东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进而为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有效融合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在现有研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后果直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理管理防御与资产运营效率两方面深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并考察了国有股东控制度对两者关系强度的影响效应,以明晰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治理结构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并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三,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董事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超额配置特征,深入分析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化混改国企的董事会结构研究,丰富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因素探讨。
王金霞[3](2020)在《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主体,是一个同时兼具经济管理和其他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组织,其组织身份的职能双重性及特殊性可能给当地的区域环境规制强度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国当地政府或环境规制主管部门面对与自己行政级别相同,甚至高于自己的国有企业时,又将对自身所采取的环境保护与规制政策做出何种调整?相比于其他对环境规制强度影响具体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企业产权性质当中的国有企业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在现有的研究中被忽视已久。本文从地方政府正式环境规制的研究视角,基于对省级层面(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正式区域国企数量和隶属等级对于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讨论了正式国有企业对于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立足于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基于分布在我国31个省及直辖市1999年至2013年,共15年的省级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面板数据,结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区域工业国有企业微观数据统计,构建区域国企数量指标与环境规制强度水平指标的相关性计量模型。研究中所进行的统计性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国有企业数量扩大对区域环境规制强度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结果在统计学上显着。研究还发现,随着国有企业隶属关系等级的升高,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水平的影响程度逐渐加强;但随着国有企业隶属关系等级的升高,区域国有企业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水平的相关性程度可能逐渐减小,但仍然具有较强的显着性水平。通过引入政府规制能力指标,在我国四个直辖市的层面上,进行门限效应下的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水平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中,结论发现:在政府规制能力指标中确实存在门限效应,并且仅支持单门限假设。在政府能力小于门限值时,区域国有企业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水平的相关性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同时,此时二者的相关系数要远大于未纳入门限变量时的相关系数,表示在政府规制能力较为不足的情况下,区域国有企业数量的增加可能对环境规制强度水平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政府规制能力的提升逐渐减小,且显着性逐渐降低,表明当政府规制能力较强时,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水平的影响将不再明显。本研究中的所有结论均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确保了结论的准确性。
靳永辉[4](2020)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举世瞩目,缔造了一个起步较晚国家的工业化奇迹,继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2019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然而,长期对资源环境高度依赖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环境遭受严重污染,环境污染已经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升构成严重威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从资源环境约束角度看,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本质是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导致的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环境规制是通过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政府制度供给。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环境规制理论的研究在规制经济学中属于比较新的领域。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本身的所有制特性、自身的规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治地位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环境规制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而且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存在,虽然经历了几轮改革,但是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政府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中国的民营企业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变大变强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开始逐渐积极建立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系统厘清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内在机理,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所有制性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规制效果?(2)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是否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偏好影响环境规制效果?(3)企业政治关联是否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从微观主体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角度入手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所有制性质的差异导致在面临政府环境规制时表现出异质性的行为从而影响环境规制效果,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影响的角度研究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机理;(2)把政治关联作为企业对环境规制影响的调节变量进行研究,比较分析企业政治关联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影响研究中的调节效应;(3)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环境规制效果进行评价对比,实证分析中将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分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4)尝试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和环境规制机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框架,分别对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和环境规制与民营企业之间进行博弈分析。论文围绕着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这一核心研究主题,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具有显着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会使得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会有不同的策略行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对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偏好,国有企业更加偏好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民营企业更加偏好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环境规制效率都比较低,国有企业要高于民营企业;在相同环境规制条件下,国有企业能够使得综合使用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好的效果;国有企业能够使得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好的效果;民营企业能够使得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好的效果;企业政治关联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具体研究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第一,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给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图。第二,文献综述部分。环境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的一部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产生,学者们对环境规制的来源、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环境规制绩效、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与环境规制以及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效果影响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探索,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类总结,并对其进行简单评述,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和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和不足之处。第三,理论分析部分。本章首先对外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环境规制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阐述,构建环境规制机构和被规制企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然后分别对国有企业与环境规制者之间和民营企业与环境规制者之间进行博弈分析,最后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对环境规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为后文所进行的实证检验做理论支撑。第四,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本章首先构建加入环境资源作为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向量和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产出向量的生产函数。选取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和环境变量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沪深股市中制造业上市公司中100家企业2015-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环境规制效率进行评价对比。第五,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影响的实证分析。选取代理变量构建企业环境规制执行指数,从理论上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来实证检验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在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交互作用下的环境规制效率。第六,政治关联对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在第五部分的基础上加入企业政治关联情境变量,从实证角度验证企业政治关联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中所起的调节效应。首先对企业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环境规制效果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运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LSDV)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政治关联对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的调节效应。第七,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总结并根据结论从企业生态环保观念、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环境规制机构规制能力、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李健[5](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指出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张莉[6](2020)在《“混改”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管理与组织形式、劳动就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员工安置问题及“混改”后员工关系管理问题都对“混改”国企提出新的挑战。只有劳动关系和谐,才有职工队伍稳定,“混改”国企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本文从国有企业改制历程入手,分析梳理国企改制所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化,归纳不同改制期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结合“混改”国企劳动关系实际案例处理、“混改”国企劳动关系政策法规规定,分析、总结劳动关系可能存在问题。最终将“混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分为“混改”中与“混改”后两个阶段:“混改”中主要针对员工安置问题,具体体现为员工民主权益、经济权益、劳动权益受损;“混改”后主要研究员工关系管理,从人力资源角度分析归纳企业劳动关系在员工薪酬、社会福利、主体意识、民主管理制度、绩效管理及培训与开发等方面的问题。接着,根据问题提取“混改”后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作为管理者与员工演化博弈模型关键变量。根据关键变量构建管理者-员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变量对双方合作概率的影响情况,博弈结果显示为:管理者激励收益大于激励成本,员工努力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努力成本时,双方才会选择合作;另外,管理者通过增加员工奖励能有效提升激励目标实现的概率;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存在一个合理的超额收益分配比例,在这个比例下,整个系统将会达到理想状态。同时,超额收益的增加与双方各自成本的降低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激励目标实现的概率。为验证问题分析及博弈结果的正确性,设置满足条件参数进行仿真,同时以沱牌舍得“混改”劳动关系处理的案例为例,分析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原因、过程及改革进程中劳动关系现状,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根据问题分析、演化博弈结果及案例总结,构建包括“混改”中与“混改”后两个阶段在内的,以管理者、员工为主体,内含工会、政府的宣传动员机制、保障激励机制、规范制约机制等较为系统的“混改”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机制。本文通过研究分析,以实现对“混改”国企在完善劳动关系管理、协调劳动关系矛盾、优化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时发挥积极参谋作用,对其他类似“混改”企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借鉴。
刘冰[7](2019)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引进非国有资本(包括外资、民间投资等),在一系列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下,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成为能够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主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自产权制度改革以来,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多种方式实现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并逐步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业的经营效率。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银行差距。鉴于此,产权制度改革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能力的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全面、客观的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评价体系,并从公司治理、经营绩效以及风险承担三个方面对已经完成的产权制度效应进行跟踪评价及科学分析,可以极大丰富和完善现有产权理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并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本章首先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及改组上市的现状出发,提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的现实意义。其次概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最后归纳本文的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首先对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包括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详尽的阐述,为后续章节分析提供理论依据。最后从产权制度改革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绩效以及风险承担四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总结。第三章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较为深刻的评析。首先利用博弈论分别阐释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国有商业银行股东与董事会、经理层之间以及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之间的利益分歧,得出了三种情形下个体理性产生的社会总收益均小于集体理性的社会总收益的结论。并有针对性的使用不同博弈类型分别求得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中博弈各方的最优策略解,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思路推进。其次,分别总结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及不足。第四章从公司治理角度阐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分析。首先进行公司治理效应的理论分析,其次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就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相关结论。第五章从经营绩效角度阐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分析。首先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及公司绩效效应生成机理。其次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财务指标体系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动态效应模型就产权制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从风险承担的角度阐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分析。本文在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进行归纳阐述的基础上,首先对风险承担及产生的一般机理进行阐述和分析,其次构建银行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模型论述产权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的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最后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第七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在总结前文研究结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对策建议。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比较分析法。本文侧重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研究过程中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可以有效的分析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效果与不足,从而可以评析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2.理论分析法。本文通过介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理论,以及分别对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三种效应产生机理进行深入阐述和分析,尝试性的丰富和完善现有产权理论,并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3.博弈分析法。博弈论能够较好的反映多方参与的经济活动中参与主体多变的行为结果。经济活动中,主要参与者通过观察和预测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更加贴合复杂的现实经济活动。本文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别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委托代理与搭便车行为以及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关系进行利益博弈分析。4.实证分析法。本文在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公司治理效应、经营绩效效应以及风险承担效应时分别使用动态效应模型及Panel Data模型,基于数据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5.模型构建法。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产生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衡量与动态运行机理模型研究最适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及动态变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产生风险承担效应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基于产权改革视角的银行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模型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为:1.建立多视角的分析框架。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本文分别从公司治理效应、经营绩效效应以及风险承担效应三个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加以论述和评析,避免了以往单一视角带来的片面性。2.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产权制度改革效应分析的三个不同角度本文都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理论分析方面,本文试图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衡量与动态运行机理模型及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模型,从理论上论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最优产权安排。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使用动态效应模型以及Panel Data模型,基于数据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3.采用纵向和横向比较的方式深入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使得分析更全面。本文选取相关指标首先纵向的比较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前后经营绩效以及风险承担效应的变化,其次本文将国有商业银行分别与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分析,又横向的比较不同产权结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应的不同与优劣。
龙靓[8](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谢锐勤[9](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张亮[10](2018)在《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与纵向一体化的选择 ——基于双边市场结构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民用民航业这一传统的垄断特征突出、网络经济特点明显、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迎来了一批新的“轻资产”进入者。携程网收购东方航空10%股权,艺龙网、去哪网等机票销售平台企业,纷纷提出成立航空公司的计划,顺丰速运成立了顺丰航空,圆通快递已开始筹建圆通航空。此时,以旅行社为基础成立的春秋航空,以包机服务代理发展而来的吉祥航空,已经持续快速发展了十余年时间,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果。随着双边市场理论的发展,这些企业都可以归纳为平台企业,这些现象也可以归纳为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并实施纵向一体化的问题,并进行探讨。平台企业的进入,与国内外民用民航业规制放松有关,也与我国航空市场持续高速发展有关。这些外部因素,是产生现象的必要条件,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航空公司普遍抵制并排挤的情况下,平台企业不仅存在而且得以持续发展,无法回答为什么平台企业的进入是成功的,而非平台企业,如鹰联航空的进入是失败的,也无法回答,这种成功是否具有定量化的结论,各因素之间是否存普遍的在内部联系等。对平台企业的进入,民航业内仍然把他们视为个案进行解读。春秋航空的成功解读为低成本策略和领导人个体能力的成功,把携程网的行为解读为航空公司压缩代理人市场空间后的妥协行为。在理论研究上,虽然可以从企业边界理论、纵向关系理论、双边市场理论、民航业规制理论等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找到答案,但就这一现象的针对性和解释力也存在着明显欠缺。本文将平台企业“进入——实施纵向一体化”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对背景和案例进行分析,建立起一个宏观和微观、外部和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相互有效整合的分析框架,从而回答为什么有些平台企业选择进入民航业,而有些平台企业选择不进入或在狭小的范围内有限介入,部分回答了为什么有些平台企业进入后经营不善等问题。构建了平台企业“进入——选择纵向一体化——考虑到市场结构的纵向—体化”三阶段的博弈分析模型。通过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构造为市场规模指标和利润率平衡指标,展开对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前的分析,到进入后与航空公司的博弈,以及到实施纵向一体化后的博弈,再到与未实施纵向一体化的比较,最后将市场结构因素融入到博弈模型中,构建起了基于不同市场结构,而对应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过程,较为清晰的回答了航空公司为什么普遍排挤平台企业,为什么在航空公司普遍排挤且能决定平台企业利润水平环境下,仍然存在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为什么选择纵向一体化策略,纵向一体化策略是否有效,以及在寡头垄断和垄断结构不同的市场结构中,策略是否仍然有效等问题。最后,构建了对平台企业纵向一体化实施效果进行检验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将纵向一体化过程,结合民航业经营特点,构造成了“平台协同能力”因子,将纵向一体化过程指标化和客观化,将该指标与企业经营财务指标有机融合,形成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熵权进行赋权处理,从而使得对航空公司基于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效果进行检验成为可能。博弈模型和检验模型的论证结果显示,平台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是有效的。原本松散低效的机票销售代理、旅行社、物流企业,基于技术进步和航空市场规模持续扩张,转而成为集中高效的新的企业形态,具备了“新经济”企业的特征和竞争优势,也把民航业改造成了双边市场结构,并占据了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位置。这一市场结构使得平台企业的出现成为必然,所有航空公司的抵制行为都是在与市场趋势和市场机制的内生力相对抗。平台企业,借助双边市场结构,通过纵向一体化过程,将双边平台优势转为航空公司经营优势,迅速形成强劲现金流,并最终体现在经营利润上,这一行为有效突破了资产专用性壁垒,完成了纵向进入垄断行业的过程。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成功进入民航业,以及在位航空公司如何提高效率提供了参考,为民航业进一步实施规制改革,推动新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供给侧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念、内容和方法上的启示。
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博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装备制造业范围界定 |
2.1.2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 |
2.1.3 产业关联分析概述 |
2.1.4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概念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现代产权理论 |
2.2.2 混合寡头理论 |
2.2.3 股权制衡理论 |
3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
3.1 产业关联效应的主要分析工具 |
3.1.1 投入产出表 |
3.1.2 静态投入产出模型 |
3.2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直接经济联系测度 |
3.2.1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分析 |
3.2.2 黑龙江省其他经济部门对装备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分析 |
3.3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3.3.1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分析 |
3.3.2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感应度系数分析 |
3.3.3 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产业交叉关联效应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产权现状分析 |
4.1 黑龙江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现状分析 |
4.2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 |
4.2.1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权责分离现象 |
4.2.2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
4.2.3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不完善 |
4.3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产权改革问题成因分析 |
4.3.1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文化体制僵化 |
4.3.2 人员选拔与激励机制缺失 |
4.4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整体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股权优化分析 |
5.1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寡头模型 |
5.1.1 经典混合寡头模型 |
5.1.2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和民营装备制造企业的目标函数 |
5.2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最优比例 |
5.2.1 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目标函数 |
5.2.2 混合股权的静态分析 |
5.2.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最优混合比例的确定 |
5.3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分析 |
5.3.1 案例分析 |
5.3.2 借鉴和评价 |
5.4 本章小结 |
6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与建议 |
6.1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 |
6.1.1 股权制衡与董事会治理 |
6.1.2 民营化改革 |
6.1.3 员工持股 |
6.2 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 |
6.2.1 加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规范性监管 |
6.2.2 明晰公共资本和非公资本的产权与责任 |
6.2.3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适度放权,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
6.3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混合所有制企业 |
1.2.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 |
1.2.3 资产保值增值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2 文献综述 |
2.1 董事会权力的文献综述 |
2.1.1 董事会权力配置 |
2.1.2 董事会权力测度 |
2.1.3 董事会权力结构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2.1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2.2.2 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2.3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经济后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
2.3.1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权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2.3.2 混改国企中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分析框架 |
3.1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3.1.1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互补性分析 |
3.1.2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3.1.3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来源分析 |
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内涵分析 |
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的非对等配置逻辑 |
3.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发挥治理效应的博弈分析 |
3.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
3.5.1 股东资源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3.5.2 治理结构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路径 |
3.5.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调节因素分析 |
3.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论模型 |
4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 |
4.1 假设提出 |
4.1.1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4.1.2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非国有股权的作用强度对比 |
4.1.3 双视角下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非对等配置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2 变量定义 |
4.2.3 实证模型构建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4.3.2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3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股权作用强度对比的实证检验 |
4.3.4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5 实证结果分析 |
4.4 内生性检验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5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影响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分析 |
5.1 假设提出 |
5.1.1 股东资源视角下资产运营效率的作用路径 |
5.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2.2 变量定义 |
5.2.3 实证模型构建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5.3.2 作用路径一:资产运营效率 |
5.3.3 作用路径二:经理管理防御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与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股东控制度的调节作用 |
6.1 假设提出 |
6.1.1 股东资源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6.1.2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调节作用分析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2 变量定义 |
6.2.3 实证模型构建 |
6.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6.3.2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
6.3.3 国有股东控制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讨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管理启示 |
7.3 创新之处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政策背景 |
1.1.2 实证背景 |
1.1.3 我国区域国有企业现状阐述 |
1.1.4 我国区域环境规制现状阐述 |
1.1.5 项目支撑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2 国内外文献研究 |
2.1 环境规制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2.2 环境规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2.3 文献综述 |
3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 |
3.1.1 环境规制 |
3.1.2 企业产权 |
3.1.3 国有企业 |
3.2 理论基础 |
3.2.1 产权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 |
3.2.2 社会责任理论 |
3.2.3 行政级别理论 |
3.2.4 政治关联理论 |
3.2.5 财政分权理论 |
4 研究设计与检验 |
4.1 研究设计及变量定义 |
4.1.1 研究设计 |
4.1.2 变量定义 |
4.1.3 研究假设 |
4.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4.3 实证检验 |
4.3.1 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
4.3.2 按隶属关系等级研究的影响关系 |
4.3.3 政府能力门限效应下的影响关系 |
4.3.4 稳健性检验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 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框架结构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 章 文献综述 |
2.1 环境规制及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 |
2.2 关于环境规制绩效的评价研究 |
2.3 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
2.4 企业所有制性质与政府环境规制 |
2.5 企业政治关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 |
2.6 文献评述 |
第3 章 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相关基础理论阐释 |
3.1.1 外部性理论与企业环境污染 |
3.1.2 环境规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3.2 被规制企业与环境规制机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
3.2.1 环境规制视阙下规制机构与企业关系分析框架 |
3.2.2 环境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均衡分析 |
3.3 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与环境规制机构之间的博弈分析 |
3.3.1 政府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 |
3.3.2 政府环境规制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博弈 |
3.4 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对环境规制影响的经济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 章 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环境规制效率评价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 |
4.3 研究方法 |
4.3.1 第一阶段:基于传统DEA的 BCC模型计算DMU效率和松弛变量 |
4.3.2 第二阶段:随机前沿模型分析 |
4.3.3 第三阶段:调整后投入的DEA测算 |
4.4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4.4.1 数据来源说明 |
4.4.2 研究变量说明 |
4.5 结果分析 |
4.5.1 第一阶段传统DEA结果分析 |
4.5.2 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分析 |
4.5.3 第三阶段DEA分析 |
4.5.4 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环境规制效率对比 |
4.6 本章小结 |
第5 章 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3.1 研究数据说明 |
5.3.2 研究变量说明 |
5.3.3 模型设定 |
5.4 实证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相关性分析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 章 政治关联对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环境规制效果的调节效应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 |
6.3.1 研究数据说明 |
6.3.2 研究变量说明 |
6.3.3 模型设定 |
6.4 实证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 |
6.4.2 相关性分析 |
6.4.3 回归结果分析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 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促使企业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 |
7.2.2 促进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模式优化 |
7.2.3 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健全企业环保信用制度 |
7.2.4 建立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体系 |
7.2.5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 |
7.2.6 推进企业环境污染保险制度建设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2.1.3 演化博弈论 |
2.2 分析框架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3.6 小结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4.5 小结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5.5 小结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6.5 小结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7.5 小结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8.1 评述性结论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8.2 现实启示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6)“混改”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图 |
1.7 创新之处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劳动关系概述 |
2.1.2 和谐劳动关系概述 |
2.1.3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概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劳动关系管理理论 |
2.2.2 社会交换理论 |
2.2.3 双因素理论 |
2.2.4 演化博弈理论 |
3 “混改”国企和谐劳动关系现状及问题研究 |
3.1 国有企业改革及劳动关系发展历程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及劳动关系发展 |
3.1.2 市场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改革及劳动关系发展 |
3.2 “混改”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问题分析 |
3.2.1 “混改”中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存在问题 |
3.2.2 “混改”后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可能存在问题 |
3.3 “混改”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影响因素 |
3.3.1 “混改”中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影响因素 |
3.3.2 “混改”后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影响因素 |
4 管理者与员工演化博弈分析 |
4.1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
4.1.1 问题及假设 |
4.1.2 模型构建 |
4.2 员工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4.3 管理者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4.4 管理者与员工稳定策略分析 |
4.4.1 演化过程的均衡点分析 |
4.4.2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 |
4.4.3 演化结果分析 |
4.4.4 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影响分析 |
4.5 数值仿真 |
4.5.1 奖励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4.5.2 超额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4.5.3 超额收益分配比例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4.5.4 参与成本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5 案例分析 |
5.1 沱牌舍得“混改”背景介绍 |
5.2 沱牌舍得“混改”必要性与过程 |
5.2.1 沱牌舍得“混改”必要性 |
5.2.2 沱牌舍得“混改”过程 |
5.3 沱牌舍得“混改”和谐劳动关系状况 |
5.3.1 “混改”中沱牌舍得和谐劳动关系状况 |
5.3.2 “混改”后沱牌舍得和谐劳动关系状况 |
5.4 沱牌舍得“混改”和谐劳动关系评价 |
5.4.1 “混改”中沱牌舍得和谐劳动关系评价 |
5.4.2 “混改”后沱牌舍得和谐劳动关系评价 |
6 机制构建 |
6.1 “混改”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机制设计框架 |
6.2 “混改”国企和谐劳动关系机制内容 |
6.2.1 构建宣传动员机制 |
6.2.2 构建激励保障机制 |
6.2.3 构建规范制约机制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本文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1.2.1 本文的结构安排 |
1.2.2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1.3 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 |
1.3.1 主要创新点 |
1.3.2 可能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分析 |
2.1.1 产权及产权制度 |
2.1.2 产权制度改革 |
2.1.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
2.1.4 效应 |
2.2 理论基础 |
2.2.1 代理理论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3.1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研究 |
2.3.2 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 |
2.3.3 关于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的研究 |
2.3.4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 |
第3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评析 |
3.1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利益博弈分析 |
3.1.1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委托代理与搭便车博弈分析 |
3.1.2 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的博弈分析——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 |
3.1.3 结论 |
3.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经验 |
3.2.1 自上而下推动的制度变迁缩短了改革的时间,避免了改革的弯路 |
3.2.2 外部因素的变化导致政府部门原有行为偏好发生转移,推动产权制度改革顺利进行 |
3.2.3 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有效保障国有商业银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
3.2.4 渐进性的改革特征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
3.3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不足与教训 |
3.3.1 路径依赖性严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效率 |
3.3.2 沉重历史包袱成为产权制度改革的“绊脚石” |
3.3.3 滞后性与被动性的特征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针对性较弱 |
第4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
4.1 公司治理效应理论分析 |
4.1.1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分析 |
4.1.2 公司治理运作机制 |
4.1.3 公司治理效应生成机理分析 |
4.2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衡量与评价 |
4.2.1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衡量与动态运行机理模型 |
4.2.2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4.3 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1 研究假设 |
4.3.2 模型设定 |
4.3.3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4.3.4 国有银行组实证结论及分析 |
4.3.5 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组实证结论及分析 |
4.4 实证结论及对比分析 |
第5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经营绩效效应分析 |
5.1 经营绩效效应理论分析 |
5.1.1 衡量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方法 |
5.1.2 经营绩效效应生成机理分析 |
5.2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财务指标体系分析 |
5.2.1 国有商业银行财务指标体系选择 |
5.2.2 国有商业银行财务指标体系分析 |
5.3 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
5.3.1 模型构建及变量的选取 |
5.3.2 数据来源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结论 |
第6章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风险承担效应分析 |
6.1 风险承担效应理论分析 |
6.1.1 风险与风险承担 |
6.1.2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
6.1.3 风险承担效应生成机理分析 |
6.2 银行最优风险承担水平模型——基于产权改革视角 |
6.2.1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收益函数 |
6.2.2 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收益函数 |
6.2.3 国有商业银行最优风险承担水平 |
6.3 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检验 |
6.3.1 变量选择 |
6.3.2 模型设定 |
6.3.3 样本选取 |
6.3.4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6.3.5 实证结论及分析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进一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对策建议 |
7.2.1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框架构建 |
7.2.2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一、国有企业 |
二、所有权结构 |
三、实际控制人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一、相关论 |
二、无关论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六、小结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五、小结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二、盈利能力 |
三、偿债能力 |
四、增长能力 |
五、其他指标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一、样本选取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一、样本选取 |
二、变量界定 |
三、描述统计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一、总体 |
二、分行业 |
三、分公司属性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一、总体 |
二、分行业 |
三、分公司属性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对象 |
二、特殊在哪里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四、研究语境 |
五、问题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立法层面 |
二、行政层面 |
三、司法层面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一、司法规定 |
二、司法实践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一、司法规定 |
二、司法实践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一、党政的策略 |
二、国企的策略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四、法院的策略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一、党政的策略 |
二、国企的策略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四、法院的策略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一、党政的策略 |
二、国企的策略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四、法院的策略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一、党政的策略 |
二、国企的策略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四、法院的策略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一、总体概况 |
二、具体情况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一、党的策略 |
二、人大的策略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四、国企的策略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六、法院的策略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一、社会的胜利 |
二、国家的胜利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结语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感恩奋斗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与纵向一体化的选择 ——基于双边市场结构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背景、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3 内容和结构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文献研究 |
2.1 双边市场文献研究 |
2.2 自然垄断行业市场进入的相关文献研究 |
2.3 民航业改革相关文献研究 |
2.4 小结 |
第3章 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的背景及案例借鉴 |
3.1 进入民航业平台企业的划分 |
3.1.1 企业组织理论视角 |
3.1.2 双边市场理论视角 |
3.2 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的背景 |
3.2.1 规制环境 |
3.2.2 市场环境 |
3.3 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的案例借鉴 |
3.3.1 基于信息技术的视角:携程网案例 |
3.3.2 基于成本策略的视角: 春秋国旅案例 |
3.3.3 基于内容整合的视角: TUI集团案例 |
3.4 进入民航业的平台企业运营效果:纵向一体化视角 |
3.4.1 平台企业端运营效果分析 |
3.4.2 航空公司端运营效果分析 |
3.5 小结 |
第4章 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的博弈分析 |
4.1 进入民航业的博弈分析 |
4.1.1 模型构建 |
4.1.2 过程分析 |
4.2 平台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博弈分析 |
4.2.1 模型构建 |
4.2.2 过程分析 |
4.2.3 双边市场结构情景 |
4.3 寡头市场结构情景的分析 |
4.3.1 市场结构特征 |
4.3.2 模型假设 |
4.3.3 模型分析 |
4.4 垄断市场结构情景的分析 |
4.4.1 模型假设 |
4.4.2 模型分析 |
4.5 结论 |
第5章 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的综合评价 |
5.1 财务指标分析 |
5.1.1 指标选择 |
5.1.2 指标分析 |
5.1.3 小结 |
5.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5.2.1 模型选择 |
5.2.2 构建方法及步骤 |
5.3 评价体系指标构建 |
5.3.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5.3.2 平台协同能力因子的构造 |
5.3.3 指标间纵向关联性 |
5.3.4 模糊因子测度 |
5.4 一级指标评价矩阵分析 |
5.4.1 熵权及权重确定 |
5.4.2 一级指标评测计算 |
5.4.3 一级指标测算结果分析 |
5.5 二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
5.5.1 二级指标评测计算 |
5.5.2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5.6 结论 |
第6章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研究结论 |
6.1.2 结论适用性 |
6.2 相关建议 |
6.2.1 企业层面的建议 |
6.2.2 规制层面的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6.3.1 研究不足 |
6.3.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2011年-2017年上市航空公司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
附录2 专家评价量表 |
附录3 航空公司模糊因子测度结果列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博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省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优化研究[D]. 汪波.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0(10)
- [2]非国有股东的董事会权力对混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机理 ——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D]. 李明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3]区域国有企业数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D]. 王金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12)
- [4]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环境规制效果的影响研究[D]. 靳永辉. 辽宁大学, 2020(08)
- [5]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6]“混改”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机制构建研究[D]. 张莉.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7]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D]. 刘冰. 辽宁大学, 2019(11)
- [8]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平台企业进入民航业与纵向一体化的选择 ——基于双边市场结构的分析[D]. 张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