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3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误诊原因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赵瑞峰,程连芝,王冬,赵梓君[1]（2021）在《Embosphere微球栓塞在支气管肺癌中的应用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评价Embosphere微球介入栓塞在支气管肺癌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我院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门诊收治的50例肺癌患者,使用Embosphere微球对其进行介入栓塞,随访术后肿瘤大小的变化、临床表现的缓解情况、化疗药物副反应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完全缓解（CR）患者9例（18%）,部分缓解（PR）患者35例（70%）、稳定（NC）患者6例（12%）、无效（PD）0例（0%）,总有效率为88%。5例（10%）患者出现白细胞、血小板降低,7例（14%）患者出现术后轻度恶心、呕吐,2例（4%）患者术后出现下肢麻木、无力、感觉减退,积极内科治疗上述情况消失。10例咳血患者介入治疗术后咳血均消失。结论 Embosphere微球治疗支气管肺癌是有效、可选择的方法之一,治疗伴有咳血的肺癌疗效确切。
田震西[2]（2020）在《TTF-1、Napsin A、P63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本课题通过收集临床上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的四诊资料与免疫组化指标当中的P63、TTF-1、Napsin A,对两者进行相关性研究,旨给予肺癌的中医辨证一个客观参考,为中医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给予更多思路。研究方法:本课题入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100例,按中医和西医双重标准对病例进行分型、分期,中医证型由主治及以上的中医师进行辨证确认后,按照中医证型进行分组。分别对各组病例的TTF-1、Napsin A、P63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结果:1.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在中医的证型方面与其分期具有相关性（P<0.05）。2.TTF-1、Napsin A、P63三者的表达和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的病理类型、性别之间具有相关性（P<0.01）,Napsin A、TTF-1两者在肺腺癌的表达率均是100.0%,并且在女性表达更多,阳性率均为93.3%;P63主要表达在肺鳞癌,阳性率是100.0%,在男性表达更多,阳性率是52.7%。3.TTF-1、Napsin A、P63表达与肺癌病人的基因突变状态具有统计学相关性（P<0.01）,TTF-1、Napsin A在有基因突变的患者中阳性率为97.6%。4.TTF-1、Napsin A、P63三者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辨证分型具有统计学相关性（P<0.01）。Napsin A、TTF-1在不同证型阳性率的表达依次是气虚痰湿证,气阴两虚证,气血瘀滞证,阴虚毒热证,阳性率的具体值依次是:83.9%、78.8%、75.0%、50.0%;P63在不同证型中的阳性率从高到低是:阴虚毒热证,气阴两虚证,气血瘀滞证,气虚痰湿证,具体的阳性率是:75.0%、39.4%、25.0%、16.1%。结论:1.中医辨证分型和非小细胞肺癌分期具有相关性,I、II期患者多见气虚痰湿证和气血瘀滞证,III、IV期患者多见气阴两虚证和阴虚毒热证。2.TTF-1、Napsin A、P63的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的病理类型、性别、基因突变具有相关性,Napsin A、TTF-1的表达主要见于肺腺癌,尤其在女性和有基因突变的患者中表达明显,Napsin A及TTF-1可作为肺腺癌的诊断参考指标。P63主要表达于肺鳞癌,尤其在男性和无基因突变的患者中表达明显,可作为肺鳞癌的诊断参考指标。3.TTF-1、Napsin A、P63的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相关。Napsin A、TTF-1在气虚痰湿证的阳性率最高,阴虚毒热证的P63最高,验证了“有诸内必形诸外”,将此作为肺癌中医辨证的客观参考。
肖琳[3]（2020）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素与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医病性证素的分布规律,并探析其与安罗替尼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的相关性。方法选取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从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间门诊和住院晚期NSCLC患者168例,采集患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吸烟、PS评分、分期、病理类型等临床信息。参照朱文锋的《证素辨证学》对每一位入选患者进行病性证素辨别。经安罗替尼治疗2个周期后评价其临床疗效。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中医病性证素（气虚、痰、阴虚、血瘀、热、湿、气滞）以及年龄、性别、是否吸烟、PS评分、TNM分期、病理类型等与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相关性。结果1.本项研究共选取168例病人,脱落13例,155例晚期NSCLC患者完成试验,年龄范围在39～75岁,平均年龄是（62.07±8.213）岁;男性患者有125例（占80.65%）,女性患者有30例（占19.35%）;吸烟患者有113例（占72.90%）,不吸烟患者有42例（占27.10%）;PS评分为0分、1分和2分的患者分别有34例（占21.94%）、57例（占36.77%）和64例（占41.29%）;TNM分期为ⅢB期有56例（占36.13%）,Ⅳ期的患者有99例（占63.87%）;病理类型为鳞癌的患者有95例（占61.29%）,病理类型为腺癌的患者有42例（占27.10%）,其他类型18例（占11.61%）。2.中医病性证素中气虚99例（占63.87%）、痰94例（占60.65%）、阴虚82例（占52.90%）、血瘀61例（占39.35%）、热48例（占30.97%）、湿45例（占29.03%）、气滞38例（占24.52%）、其他5例（占3.23%）等。3.经安罗替尼治疗2个周期后,完全缓解为0例（占0.00%）、部分缓解为41例（占26.45%）、疾病稳定为82例（占52.90%）、疾病进展为32例（占20.65）、客观缓解率为26.45%、疾病控制率为79.35%。4.影响安罗替尼疗效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一般临床因素PS评分、病理类型、病性证素痰、气虚、阴虚与患者的近期疗效相关（P<0.05）。5.影响安罗替尼疗效的中医病性证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具有气虚（OR=1.711,95%CI=1.040-2.815,P=0.034）和阴虚（OR=2.384,95%CI=1.438-3.953,P=0.001）病性证素的患者疗效相对较差,具有痰（OR=0.439,95%CI=0.264-0.731,P=0.002）的病性证素的患者疗效相对较好。6.影响安罗替尼疗效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以PD作为参考类别,PS评分为0分（OR=8.017,95%CI=1.680-38.268,P=0.009）和1分（OR=4.430,95%CI=1.182-16.596,P=0.027）、病理类型为鳞癌（OR=7.785,95%CI=1.349-44.933,P=0.022）、具有痰病性证素（OR=0.122,95%CI=0.035-0.421,P=0.001）、不具有阴虚病性证素（OR=4.627,95%CI=1.267-16.891,P=0.020）的晚期NSCLC患者PR疗效好;病理类型为鳞癌（OR=5.843,95%CI=1.481-23.045,P=0.012）、具有痰病性证素（OR=0.144,95%CI=0.038-0.341,P=0.000）、不具有阴虚病性证素（OR=3.955,95%CI=1.215-12.873,P=0.0222）的晚期NSCLC患者SD疗效好。结论1.晚期NSCLC患者的病性证素以气虚、痰、阴虚、血瘀、热、湿、气滞为主;2.影响安罗替尼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近期疗效的因素包括痰病性证素、阴虚病性证素以及PS评分、病理类型,且不同疗效的影响因素不同;3.应用安罗替尼治疗具有痰病性证素、不具有阴虚病性证素的晚期NSCLC患者PR、SD疗效相对较好。图0幅;表16个;参228篇。
马甜甜[4]（2020）在《2014-2018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2085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理类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近5年（2014-2018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病理类型进行分析,以初步了解近年来原发性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病理类型变化,加强大家对于肺癌的进一步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兰大二院原发性肺癌患者2085例,收集患者的发病时间、发病年龄、性别、地域及城乡来源、吸烟史、病理类型、发病部位、就诊症状、确诊方式、首选治疗方式等资料,使用SPSS 23.0统计软件行统计结果分析,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2014年-2018年共收集原发性肺癌患者2085例（已排除重复就诊患者）,其中2014年270例,2015年349例,2016年383例,2017年502例,2018年581例。我院初诊初治的肺癌病例数逐年增长,且男性病例数始终高于女性,2018年的病例总数约为2014年的2.15倍。（2）2085例肺癌中腺癌在所占比例最高（42.9%）,其次分别为鳞状细胞癌（28.5%）,小细胞癌（21.7%）,腺鳞癌（2.0%）,肉瘤样癌（1.6%）,大细胞癌（1.2%）,其他病理类型包括腺样囊性癌、粘液表皮样癌、类癌等,共占2.2%。2014-2018年肺癌病理类型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0.31,P=0.020）。（3）男性共1477例,女性608例,男女比例为2.43:1。鳞癌男女性别比差异最大（8.90:1）,在男性患者中,鳞状细胞癌所占比例最高（36.2%）;在女性患者中,腺癌所占比例最高（63.3%）。（4）最大年龄93岁,最小年龄11岁,平均年龄59.26±10.34岁,无论何种病理类型,病例年龄均集中在50-69岁之间（共占67.3%）,39岁以下及80岁以上人群肺癌所占比例较低（共占4.8%）。各年龄段肺癌患者中鳞状细胞癌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39.94,P<0.001）。（5）近5年农村肺癌比例先增高后降低,但均高于城市;在城市及农村肺癌患者中,各病理类型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5.70,P=0.015）。（6）约53.9%的肺癌患者有吸烟史,其中男性1120例,女性4例。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吸烟构成比有差异（?2=335.1,P<0.001）。吸烟患者以鳞癌居多,约82.7%的鳞癌患者吸烟,其次为大细胞癌及小细胞癌,腺癌吸烟患者所占比例最小（34.9%）。（7）肺癌可发生于气管、主支气管、各个肺叶及胸膜的任意部位,可累及一个或多个肺叶。右肺多于左肺（?2=36.31,P<0.001）;上叶多于下叶（?2=21.96,P<0.001）;左主支气管多于右主支气管（?2=28.74,P<0.001）。不同发病部位的肺癌病理类型构成存在差异（P<0.001）。约12.6%的鳞状细胞癌发生在气管及支气管,在各病理类型中所占比例最大（44.9%）。（8）最常见的确诊方式为气管镜下活检或刷检,占60.6%,其次为手术标本送检（18.0%）、经皮肺穿刺活检（8.6%）、胸水脱落细胞检查（3.7%）等。约11.2%的腺癌通过经皮肺穿刺活检,明显高于鳞癌;约6.8%的腺癌经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查,约3.2%的腺癌经胸腔镜下胸膜/肺活检确诊,明显高于别的病理类型。不同年份肺癌的确诊方式构成存在差异（?2=95.67,P<0.001）,气管镜下确诊方式比例逐年增高。（9）肺癌就诊症状以咳嗽（68.3%）、咳痰（48.4%）、胸闷气短（41.3%）为主,约24.4%的患者出现消瘦,约21.8%的患者有胸痛。不同的病理类型的患者就诊症状有差异（P=0.001）。鳞状细胞癌出现痰中带血的比例较其他病理类型高（占所有病理类型的41.5%）;约9.3%的腺癌就诊时无症状,主要通过检查发现。（10）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治疗方式存在差异（P<0.001）。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占23.6%（493/2085）,其中鳞癌的手术比例为12.0%（145/594）,腺癌的手术比例为27.1%（242/894）;小细胞癌的手术比例为9.3%（42/452）;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均以单纯化疗为主要治疗方式;靶向治疗以腺癌居多,约7.2%的腺癌患者行靶向治疗,约0.6%的腺癌患者采用手术和靶向联合疗法,1.0%的腺癌患者采用化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在2085例肺癌患者中,约15.4%的肺癌病人仅予以对症治疗,约15.6%的病人拒绝治疗。结论:（1）2014-2018年我院初诊初治的肺癌病例数逐年增长,且男性病例数始终高于女性。鳞状细胞癌在所有类型的肺癌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腺癌比例逐年上升。（2）腺癌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鳞状细胞癌、小细胞癌。男性患者以鳞状细胞癌最多见,其次为腺癌;女性患者以腺癌为主。（3）肺癌病例年龄集中在50-69岁;不论哪种病理类型,农村病例数均高于城市。（4）鳞状细胞癌吸烟比例最大,其次为小细胞癌。（5）肺癌最常见的确诊方式为气管镜下活检或刷检,其次为手术标本送检和经皮肺穿刺活检。通过气管镜确诊的肺癌比例逐年增高,目前已成为肺癌确诊的首要方式。（6）约7.3%的无症状患者通过检查发现,约1/6肺癌患者拒绝治疗,应加强甘肃地区肺癌健康教育及筛查力度,争取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减轻肺癌的疾病负担。
朱琳[5]（2019）在《1603例原发性肺隐球菌病诊治情况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国内原发性肺隐球菌病的诊治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1980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国内期刊发表的明确诊断的1603例原发性肺隐球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诊断途径、治疗方法、预后情况等。结果1603例患者中,男性1070例,女性533例,比例约为2:1;年龄范围15～84岁,平均年龄（47±9）岁。有明确或可疑鸽、鸟类、土壤等接触史的有150例（9.4%）。无基础疾病1061例（66.2%）,有基础疾病542例（33.8%）。496例（30.9%）无任何临床症状,1107例（69.1%）有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n=879,79.4%）,咳痰（n=589,53.2%）,发热（n=368,33.2%）,胸、背痛（n=324,29.3%）,痰中带血、咯血（n=211,19.1%）,胸闷、气喘（n=151,13.6%）,乏力、盗汗（n=89,8.0%）,呼吸困难（n=9,0.8%）,体重减轻（n=24,2.2%）,咽部不适（n=2,0.2%）。影像学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结节、肿块影（n=1134,70.7%）,单发或多发斑片浸润影（n=190,11.9%）,结节、斑片混合病灶（n=143,9.0%）,实变病灶（n=98,6.1%）,结节或肿块、斑片、实变、空洞同时存在的混合病灶（n=23,1.4%）,单纯空洞性病变（n=12,0.7%）,弥漫粟粒样结节病灶（n=3,0.2%）。1602例（99.9%）患者HIV阴性;195例（12.2%）患者行血清乳胶凝集试验,阳性率95.4%。经皮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703例（43.9%）,经开胸或胸腔镜手术明确诊断666例（41.5%）,经支气管镜活检明确诊断196例（12.2%）,经内科胸腔镜肺活检明确诊断31例（2.0%）,经组织培养明确诊断5例（0.3%）,尸检确诊2例（0.1%）;行PAS染色701例（44.0%）,阳性率98.4%;行GMS染色443例（27.8%）,阳性率96.2%;单纯药物治疗（n=971,60.7%）,单纯手术治疗（n=239,14.9%）,手术联合药物治疗（n=391,24.4%）;1326例（82.7%）痊愈或显效,39例（2.5%）无效。结论原发性肺隐球菌病好发于气候潮湿温暖的东部沿海地区,男性发病多于女性,中青年多见;多数患者无鸽或其他禽鸟类、霉变环境等接触史。我国原发性肺隐球菌病通常见于HIV阴性患者,绝大多数无基础疾病;临床表现以咳嗽、咳痰、发热为主,无特异性;右肺多于左肺,下叶多于上、中叶;病灶多表现为结节或肿块。原发性肺隐球菌病病程长,极易误诊;经皮肺穿刺及手术活检病理是目前最主要的确诊方法;LAT可作为无创性辅助检查手段,提高诊断率。治疗方式首选药物治疗,对于手术治疗患者建议术后抗真菌治疗;绝大多数预后良好。
张海晨[6]（2018）在《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医疗资源有限,卫生投入巨大,但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浪费却同时存在。其中,过度检查尤其是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TM）的不适宜检验（inappropriate request,IR）国内外都具有普遍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过度医疗,从而更合理地使用宝贵的医疗经费,遂成为各国医疗改革的重点,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以肺部疾病TM检测为研究对象,以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急性加重期（acute exacerbation,AE）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primary lung cancer,PLC）两个病种为例,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咨询和回顾性分析研究,对上海市三家综合性医院的入院诊断为AE-COPD和PLC的4191份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建立这两种疾病TM检测的最优策略,作为TM检测适宜与否的判断标准。然后对三家医院肺部疾病TMIR的现况进行了评价,并初步探讨了临床路径干预对肺部疾病TM检测适宜性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临床医生IR行为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深入剖析临床医生肺部疾病TMIR的原因,进而提出降低临床IR的可行干预路径,为改善肺部疾病TMIR现况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 21-1）、CEA+CYFRA 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CEA+CYFRA 21-1+NSE+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组合,可作为AE-COPD和PLC的TM检测最优策略。若以该策略作为两种肺部疾病TM检测申请适宜与否的判断标准,被调查的三家医院中,97.0%的患者存在TMIR现象,可见肺部疾病TMIR具有普遍性。此外,临床路径干预对肺部疾病TM检测的适宜性影响效果显示,临床路径能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对COPD患者还能改善疗效。而通过三家医院临床医生深度访谈,以及以北京和上海为主的各级医院有处方权的224位临床医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生在近一个月的肺部疾病TM检测方案的适宜概率未超过50%,且对问卷中两个病例所作TM检测方案的适宜率也仅39.7%,进一步印证了肺病疾病TMIR现象的严峻性。不适宜检验的产生,既有临床医生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医疗纠纷以及缺乏主动学习卫生经济学知识的动力对其医疗行为的间接原因,也有医务人员自身技术水平不高和医患沟通能力不强等直接原因。而疾病既往信息的完整性、疾病的复杂性、患者经济条件的好坏、患者及其家属的主观意愿或依从性、对病情的焦虑程度、以及临床医生所处的医院、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均增加了临床医生的执业压力,使其在与患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更多地选择了不适宜的TM检测方案。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通过对肺部疾病的TMIR现象的揭示,反映了目前临床诊疗中过度医疗的普遍存在;AE-COPD和PLC的TM临床检测最优策略,既符合专家共识,也得到了调查数据的验证;临床路径是控制IR的有效途径;支付类型差异和病情轻重不同是导致IR的重要影响因素;IR原因分析表明,医疗体制、医院运行和医生教育的改善是形成最佳诊断治疗决策的关键。本文创新点主要为以下两方面:第一,正确区分适宜和不适宜检验,是对IR现象进行有效干预的第一步。然而,迄今有关检验适宜性的判断标准,多基于临床指南、行业规范和诊疗习惯,常局限于某些医疗机构和某些特定项目,结论也多是定性的,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大规模定量的令人信服的临床研究。本文以AE-COPD和PLC为研究对象,通过专家咨询,结合临床数据论证,最终获得了两种疾病诊断最优TM检测策略,为判断这两种疾病的TM检测行为是否适宜奠定了基础;第二,本论文聚焦临床检验的关键决策人——有处方权的医生,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其在肺部疾病TM检测方案制定时所受到的来自医院、政策、社会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及临床医生自身在肺部疾病TM检测动机和行为技巧方面的表现,并进一步借助经济学、管理学、行为干预理论中的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IMB）模型,对临床医生肺部疾病TMIR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和实证验证,从而为有效干预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李志峰,吴聪[7]（2017）在《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15例临床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分析15例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床特点,总结经验并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6年8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1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病理特征和诊治情况。结果:15例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患者中,男6例,女9例;7例腺癌（46.67%）,5例鳞癌（33.33%）,1例大细胞癌（6.67%）,2例小细胞癌（13.33%）。15例患者中,7例（46.67%）病初误诊为支气管肺炎;3例（20.00%）误诊为肺结核;2例（13.33%）先误诊为肺炎,后误诊为肺结核;1例（6.67%）误诊为肺脓肿;1例（6.67%）只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结论:青少年肺癌以腺癌及鳞癌常见,误诊及漏诊率较高,最易误诊为肺炎及肺结核,发现时多为晚期;对于抗炎、抗结核效果欠佳的青少年患者要及时进一步检查,以排除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张大鹏[8]（2016）在《支气管肺癌影像学的临床诊断观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根据支气管肺癌的影像学特征,分析探讨误诊原因,并总结经验以提高支气管肺癌影像学诊断的正确率。方法选取经病理诊断证实为支气管肺癌患者80例,对其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比影像诊断与病理诊断结果,分析不同病理类型肺癌的影像学资料的特点,对误诊病例的误诊原因加以讨论。结果经影像学诊断为肺癌患者73例,误诊患者7例,误诊率达8.75%,误诊时间平均为3个月,误诊疾病主要为肺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等。鳞癌误诊患者3例,腺癌误诊患者2例,其他误诊患者2例。结论对支气管肺癌的影像学资料进行仔细观察分析,结合病例临床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能够提高诊断的正确率。
李海平[9]（2015）在《原发性支气管癌误诊为呼吸系统结核病45例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45例原发性支气管癌误诊为呼吸系统结核病的原因、诊断及预后。方法统计分析我院2013年1月2014年9月收治的45例被误诊为原发性支气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05例肺癌患者,5例患者为肺结核合并肺癌,其余100例患者中被误诊为原发性支气管癌45例,达到了45%的误诊率;在误诊疾病类型方面,34例被误诊为肺结核,10例患者被误诊为结核性胸膜炎,1例患者被误诊为肺结核合并胸膜炎;45例患者主要采用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活检病理、螺旋CT和高分辨率CT诊断,分别占总数的22.2%和20.0%。3个月和1年死亡率分别为8.9%和24.4%。结论原发性支气管癌具有较高的误诊率,极易被误诊为肺结核,该类患者具有较高的1年死亡率,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活检病理、螺旋CT和高分辨率CT是主要诊断方法。
罗世官,陈宏明,李日着,唐习强,曾德创,易金远[10]（2012）在《青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临床特点观察（附50例报告）》文中认为目的探讨青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床特点。方法随机选择2000年2月-2010年2月我院诊治的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880例,将青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作为观察组,中老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吸烟指数、临床表现、胸部X-线检查、误诊、病理类型、TNM分期、治疗方法、预后等方面上的差异。结果 880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中青年肺癌患者共50例,占5.68%（50/880）。两组比较,观察组中女性比例高、吸烟指数低、开始吸烟年龄明显早、肺外表现多、误诊率高、多为腺癌、胸腔积液纵隔增宽多、确诊较多中晚期、手术治疗比例高、预后差（P<0.05）。结论青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发病率上升,预后较差。
二、103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误诊原因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03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误诊原因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Embosphere微球栓塞在支气管肺癌中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3.1 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在支气管肺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 3.2 Embosphere微球在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 3.3 支气管动脉栓塞在咳血中的应用价值 |
| 3.4 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并发症发生分析及处理原则 |
（2）TTF-1、Napsin A、P63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引言 |
| 临床研究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对象 |
| 3 诊断标准 |
| 3.1 西医诊断标准 |
| 3.2 临床分期标准 |
| 3.3 中医诊断标准 |
| 4 病例标准 |
| 4.1 纳入标准 |
| 4.2 排除标准 |
| 4.3 脱落标准 |
| 5 研究方法 |
| 5.1 基线资料收集 |
| 5.2 中医证型的确定 |
| 5.3 标本采集 |
| 5.4 实验步骤 |
| 5.5 结果分析 |
| 5.6 统计学方法 |
| 5.7 研究意义 |
| 研究结果 |
| 1 一般资料 |
| 2 各项指标的相关性比较 |
| 2.1 NSCLC患者的病理类型与中医证型 |
| 2.2 NSCLC患者的临床分期与中医证型 |
| 2.3 NSCLC患者的基因突变状态与中医证型 |
| 2.4 NSCLC患者Napsin A、TTF-1、P63 的表达与年龄、性别 |
| 2.5 NSCLC患者Napsin A、TTF-1、P63 的表达与分期、基因突变 |
| 2.6 NSCLC患者的Napsin A、TTF-1、P63 表达与病理类型 |
| 2.7 NSCLC患者的Napsin A、TTF-1、P63 表达水平与中医证型 |
| 讨论 |
| 1 中医对肺癌的研究概况 |
| 1.1 中医对肺癌病名的认识 |
| 1.2 肺癌的病因病机 |
| 1.3 肺癌的中医辨证论治 |
| 1.4 肺癌辨证的分子学研究基础 |
| 1.5 肺癌复发转移中医认识的现代研究 |
| 2 Napsin A在肺癌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
| 3 TTF-1在肺癌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
| 4 P63在肺癌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
| 5 研究结果分析 |
| 5.1 基线资料可比性 |
| 5.2 关于本次研究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
| 结论 |
|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TTF-1、Napsin A、P63 与 NSCLC 中医证候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西医诊断标准 |
| 附录二 :肺癌TNM分期标准 |
| 附录三 :KPS评分 |
| 附录四 :NSCLC患者信息采集表 |
| 附录五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及科研成果 |
（3）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素与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引言 |
| 第1章 临床研究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病例选择 |
| 1.2.1 病例来源 |
| 1.2.2 非小细胞肺癌—诊断标准 |
| 1.2.3 纳入标准 |
| 1.2.4 排除标准 |
| 1.2.5 脱落标准 |
| 1.2.6 退出标准 |
| 1.2.7 剔除标准 |
| 1.2.8 样本量估计 |
| 1.2.9 病例收集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治疗方法 |
| 1.3.2 观察指标 |
| 1.3.3 评价方法 |
| 1.3.4 统计方法 |
| 1.4 结果 |
| 1.4.1 一般临床资料 |
| 1.4.2 病性证素分布 |
| 1.4.3 安罗替尼治疗的近期疗效情况 |
| 1.4.4 影响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
| 1.4.5 影响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
| 1.5 讨论 |
| 1.5.1 晚期NSCLC的治疗概况 |
| 1.5.2 安罗替尼在晚期NSCLC治疗中的应用 |
| 1.5.3 应用证素辨证的优势 |
| 1.5.4 Logistic回归分析在疗效评价中应用 |
| 1.5.5 实验结果分析 |
| 1.6 小结 |
| 1.7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第2章 综述 中医证型与肺癌治疗效果的研究进展 |
| 2.1 肺癌的中医证型分布概况 |
| 2.2 肺癌的辨证分型与相关因素的探讨 |
| 2.2.1 与TNM分期相关性研究 |
| 2.2.2 与病理分型相关性研究 |
| 2.3 现代医学对肺癌的治疗 |
| 2.3.1 化疗的研究进展 |
| 2.3.2 分子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 |
| 2.4 中医药对肺癌的治疗 |
| 2.4.1 中成药治疗 |
| 2.4.2 复方药治疗 |
| 2.4.3 外治法治疗 |
| 2.5 肺癌治疗前后中医证型研究 |
| 2.5.1 化疗前后中医证型研究 |
| 2.5.2 靶向药治疗前后中医证型研究 |
| 2.6 肺癌中医证型与疗效相关性研究 |
| 2.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临床研究观察表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4）2014-2018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2085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理类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入选标准 |
| 2.2.2 排除标准 |
| 2.2.3 病理分型标准 |
| 2.2.4 收集病例资料信息 |
| 2.3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病例数变化 |
| 3.2 性别及构成变化 |
| 3.3 年龄及构成变化 |
| 3.4 地域分布及构成变化 |
| 3.4.1 城乡病例分布 |
| 3.4.2 甘肃各市病例分布 |
| 3.5 发病部位及构成变化 |
| 3.6 确诊方式及构成变化 |
| 3.7 病理类型及构成变化 |
| 3.8 病理类型与不同临床特征的关系 |
| 3.8.1 病理类型与性别 |
| 3.8.2 病理类型与年龄 |
| 3.8.3 病理类型与城乡分布 |
| 3.8.4 病理类型与发病部位 |
| 3.8.5 病理类型与就诊症状 |
| 3.8.6 病理类型与确诊方式 |
| 3.8.7 病理类型与治疗方式 |
| 3.8.8 病理类型与吸烟史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病例增长情况 |
| 4.2 病理类型的变化 |
| 4.3 性别 |
| 4.4 年龄 |
| 4.5 吸烟 |
| 4.6 地域分布 |
| 4.6.1 城乡病例分布 |
| 4.6.2 甘肃各市病例分布 |
| 4.7 发病部位 |
| 4.8 就诊症状 |
| 4.9 诊断方式 |
| 4.10 治疗方式 |
| 4.11 筛查及预防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6.1 不足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词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1603例原发性肺隐球菌病诊治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隐球菌病的诊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导言 |
| 2.2 不适宜检验的国外研究现状 |
| 2.2.1 过度医疗 |
| 2.2.2 过度治疗 |
| 2.2.3 不适宜检验的定义 |
| 2.2.4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2.5 不适宜检验的不良后果 |
| 2.2.7 不适宜检验的干预 |
| 2.2.8 临床路径的干预 |
| 2.3 不适宜检验的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过度医疗 |
| 2.3.2 过度治疗 |
| 2.3.3 不适宜检验的定义 |
| 2.3.4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3.5 不适宜检验的影响因素 |
| 2.4 国内外不适宜检验研究的不足与困惑 |
| 2.5 肿瘤标志物的不适宜检验 |
| 2.5.1 肿瘤标志物的定义 |
| 2.5.2 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 |
| 2.5.3 肿瘤标志物的不适宜检验 |
| 2.5.4 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标准研究 |
| 2.6 肿瘤标志物临床适宜检验方案的评价与判断 |
| 2.6.1 肿瘤标志物诊断价值的评价指标 |
| 2.6.2 肿瘤标志物临床适宜检验方案的获得路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临床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现状研究与优化策略 |
| 3.1 导言 |
| 3.2 数据来源和方法 |
| 3.2.1 临床数据采集 |
| 3.2.2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方案的获得 |
| 3.2.3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不适宜检验的实证研究 |
| 3.3 TM临床检验适宜方案 |
| 3.3.1 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
| 3.3.2 单项肿瘤标志物指标诊断价值测算 |
| 3.3.3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判定 |
| 3.4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现状 |
| 3.4.1 医疗机构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分布 |
| 3.4.2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人群差异 |
| 3.4.3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费用分布情况 |
| 3.4.4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转归差异 |
| 3.4.5 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适宜性的费用分析 |
| 3.5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 |
| 3.5.1 临床数据采集 |
| 3.5.2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获得 |
| 3.5.3 基于PLC预测模型的肿瘤标志物临床检验优化策略优势 |
| 3.6 临床路径实施的疾病和费用情况 |
| 3.6.1 COPD和 PLC的比较 |
| 3.6.2 按肿瘤类型比较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针对COPD和 PLC早期诊断的肿瘤标志物检验方案的适宜性 |
| 3.7.2 医疗机构临床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的现状分析 |
| 3.7.3 对策与建议 |
| 第四章 临床不适宜检验影响因素研究 |
| 4.1 导言 |
| 4.2 数据来源和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 |
| 4.2.2 样本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 |
| 4.2.4 主要研究指标及研究假设 |
| 4.2.5 主要研究指标的测量工具 |
| 4.3 主要研究结果 |
| 4.3.1 样本纳入情况 |
| 4.3.2 临床医生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
| 4.3.3 主要研究指标的信效度分析 |
| 4.3.4 主要研究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4.3.5 人口社会学因素对各主要研究指标的简单效应 |
| 4.3.6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原因分析 |
| 5.1 导言 |
| 5.2 相关理论基础 |
| 5.2.1 委托代理理论 |
| 5.2.2 供给诱导需求理论 |
| 5.2.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 5.3 基于IMB模型的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传导通路分析 |
| 5.3.1 信息因素、动机因素对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作用分析 |
| 5.3.2 行为技巧对信息因素、动机因素在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作用中的中介作用 |
| 5.3.3 临床医生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IMB理论模型的提出 |
| 5.4 临床医生肺部疾病肿瘤标志物检测行为的IMB模型验证分析 |
| 5.4.1 IMB模型的验证方法 |
| 5.4.2 变量设置 |
| 5.4.3 模型的验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降低临床不适宜检验的讨论与建议 |
| 6.1 当前的问题与挑战 |
| 6.1.1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医患博弈现状 |
| 6.1.2 绩效支付带来医务人员的行为倾向 |
| 6.1.3 临床数据缺乏统一管理 |
| 6.2 进一步避免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建议 |
| 6.2.1 以卫生决策数据分析为基础构建临床路径 |
| 6.2.2 加强检验临床合作,控制不适宜检验 |
| 6.2.3 加强医患沟通,避免医患不当博弈 |
| 6.2.4 促进医生绩效模式的改变,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 |
| 6.2.5 改革支付制度,促进医疗模式转变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1 临床不适宜检验普遍存在 |
| 7.1.2 不适宜检验的标准制定 |
| 7.1.3 临床路径是控制不适宜检验的有效途径 |
| 7.1.4 支付类型和临床病情是临床不适宜检验的重要影响因素 |
| 7.1.5 临床不适宜检验的原因分析表明,医疗体制、医院运行和医生教育的改善是形成最佳诊断治疗决策的关键 |
| 7.2 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展望 |
| 7.2.1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7.2.2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一:肺部疾病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案影响因素调研工具 |
| 附二:信息因素的得分统计 |
| 附三:动机因素的得分统计及差异性分析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7）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15例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对象与方法 |
| 1.1研究对象 |
| 1.2诊断标准 |
| 1.3组织学分型 |
| 2结果 |
| 2.1一般情况 |
| 2.2临床表现 |
| 2.2.1症状 |
| 2.2.2体征 |
| 2.3实验室检查 |
| 2.4肺部CT检查 |
| 2.5确诊方法 |
| 2.6误诊情况 |
| 2.7治疗情况 |
| 3讨论 |
（8）支气管肺癌影像学的临床诊断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 1 病例选择 |
| 1. 2 临床表现 |
| 1. 3 临床检查方法 |
| 2 结果 |
| 2. 1 影像诊断 |
| 2. 2 手术/ 病理确诊 |
| 2. 3 影像诊断与手术/ 病理诊断对比 |
| 3 误诊病例分析 |
| 3. 1 误诊病例1 |
| 3. 2 误诊病例2 |
| 3. 3 误诊病例3 |
| 4 讨论 |
（9）原发性支气管癌误诊为呼吸系统结核病45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临床表现 |
| 1.3 医技检查 |
| 2 结果 |
| 2.1 45例患者的误诊情况 |
| 2.2 45例患者的诊断情况及预后 |
| 3 讨论 |
四、103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误诊原因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Embosphere微球栓塞在支气管肺癌中的应用价值[J]. 赵瑞峰,程连芝,王冬,赵梓君. 中国医药科学, 2021(10)
- [2]TTF-1、Napsin A、P63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的相关性研究[D]. 田震西.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2)
- [3]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素与安罗替尼近期疗效的相关性研究[D]. 肖琳. 华北理工大学, 2020(02)
- [4]2014-2018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2085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理类型分析[D]. 马甜甜. 兰州大学, 2020(01)
- [5]1603例原发性肺隐球菌病诊治情况分析[D]. 朱琳. 苏州大学, 2019(06)
- [6]肿瘤标志物检验适宜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海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7]青少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15例临床分析[J]. 李志峰,吴聪.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10)
- [8]支气管肺癌影像学的临床诊断观察[J]. 张大鹏. 实用癌症杂志, 2016(04)
- [9]原发性支气管癌误诊为呼吸系统结核病45例分析[J]. 李海平. 中国医药科学, 2015(08)
- [10]青年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临床特点观察（附50例报告）[J]. 罗世官,陈宏明,李日着,唐习强,曾德创,易金远. 临床肺科杂志,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