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黄土地”走向“蓝土地”的成功飞跃(Ⅱ)──“海上山东”建设10周年回顾与前瞻（论文文献综述）
孟亮亮[1]（2021）在《至远而至近：两岸电影交流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说明
赵鹏[2]（2020）在《中国院线纪录电影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改革以来,纪录电影逐渐的被剧情电影所取代,而电视纪录片与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兴起,也淡化了受众的观影意识,这让纪录电影在回归电影院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近年来,随着《喜马拉雅天梯》、《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二十二》等多部市场表现优秀的作品进入大众视野,引起了电影市场与观众对于纪录电影的广泛关注,也改变了受众对于纪录电影的认知。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着重研究纪录电影的院线市场表现,关于纪录电影进院线的讨论不绝于耳。基于此,本文以中国院线纪录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化的发展历程,来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纪录电影在电影院线的探索与创新,反思院线纪录电影目前面临的困境与不足,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思考与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着重回顾了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市场化历程与现状,目的在于呈现院线纪录电影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且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透析当前电影受众对于纪录电影的态度,了解市场需求。研究发现,纪录电影逐渐淡出电影院是有其必然原因的,由于纪录电影在我国长时期承担着宣传教育的任务,当面对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时缺乏市场观念、难以转变创作风格,无法满足受众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介入以及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纪录电影回归电影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受众在不断地提高观影意识,潜在的观影群体在崛起壮大。第二章以2010年为起点研究中国纪录电影的院线“回归”之路,根据电影市场表现将2010年-2019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的特点与代表性作品,纪录电影根据市场的需求在不断调整发展策略,并结合典型案例探析院线纪录电影发展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国家政策扶持、电影市场崛起等外部因素以及内容创作与营销方式创新转变等内部因素的双重驱动下,纪录电影在院线市场的成绩不断突破,出现了越来越多口碑与票房双收的优秀作品,院线纪录电影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章深入探究了院线纪录电影在生产、发行以及放映三个环节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并结合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当前院线纪录电影面临的发展问题提出相应的思考性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在宏观调控上给予纪录电影更多的政策支持,电影市场也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去拥抱与接受纪实影像,提供给纪录电影充足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纪录电影行业自身不仅要“造血”,去培育更多能创作懂市场的年轻人才。同时也要“换血”,创作者要强化市场观念,探索符合纪录电影的营销发行策略。本文的研究与梳理,可以为中国院线记录电影发展提供一份参考依据,以期推动中国纪录电影能够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环境下获得长远的发展。
孙雯[3]（2020）在《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既需要外在保障和约束,也需要内在自觉和行动,需要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促进生态文明意识养成和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来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使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我们应继续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从人类最高利益出发,达成政治共识、增进价值认同、唤起情感共鸣,增强制度自信,使全体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我们每位中华儿女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又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当代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文中以此为背景,分析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时代任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联系,阐述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诉求。首先,在对国内外生态文明观教育相关研究的了解和梳理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时代机遇与挑战,以及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过去的中国,在历经沧桑与磨难后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到快速恢复与发展时期。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需要,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中过于强调物质的进步,加之各种不良思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致使思想认识偏离方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一切重心包括文化建设、教育内容都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偏移,忽略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付出了生态代价。其次,详细论述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应当围绕目标来确定,使符合新时代公民要求的“生态人”目标在以时代性、政治性、持续性、协同性和实践性为原则的培育过程中圆满达成。最后,面对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着重探究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整体化实施路径。要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以夯实民族精神基础,提升生态审美能力唤起生态文明意识自觉生成,发挥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优势,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精神支持和动力保障;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要符合新时代需要,具有新时代特征,呈现新时代气象,以奠定对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认同感、自豪感等心理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各单元的有利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共同激发人们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学习动力和行为自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在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毕小龙[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稳步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弱导致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21世纪初以《中国震撼》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后更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虽然是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基于社会思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演变特点,兼顾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本文选择《河殇》《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作为对应的三个时间段中主要社会思潮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三本书中的中西观及其引发的争议,还原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三个时间段中所反映的中西观全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对中西战略关系、中西发展现状、中西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西观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对中西关系现状和趋势进行认识的过程。中西力量对比与组合是自变量,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中介变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是因变量。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明主导权的转移都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演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弱国心态到强国心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因为无法全面掌握准确的信息或者无法正确解读掌握的信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经常出现偏差。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中西观。
林杨莹[5]（2019）在《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是世界各国面临的课题。国家形象建构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执行与国家利益的得失。由新闻媒体主导的国际新闻传播是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渠道,但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中国在国际舆论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面临“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尴尬境遇,尽管中国媒体积极“走出去”但却没能真正“走进去”对象国,近70%的海外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1],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新闻奖是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获奖作品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了怎样的国家形象?获奖作品是怎样建构国家形象的?获奖作品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有何不足之处?要如何进行改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研究中,笔者综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基于国家形象理论、新闻框架理论、新闻叙事学理论,对2010年—2018年九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进行文本研究和内容分析。在文本研究方面,首先笔者运用国家形象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四个维度,分析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的国家形象;其次笔者运用框架理论和新闻叙事学理论分析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在内容分析方面,笔者对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的获奖情况进行分析,在明确获奖情况的基础上总结获奖作品的传播短板,针对获奖作品的短板提出改进策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展形象”,是新闻媒体五大使命任务之一,与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密切相关,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密不可分。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对我国媒体在国际新闻中建构国家形象,我国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提供思路。
张希中[6]（2018）在《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治理是伴随着国家产生就存在的一个古老话题。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则是一个崭新的命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来,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不仅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不断提升大国治理效能,开辟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作为在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理应为破解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探索路径,提供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大国治理走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解答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治本之策。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推进中国大国治理走向现代化,消除全球治理赤字,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自觉担负起回应现实、引领时代的使命,以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为解决中国和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案。深入系统研究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既是推进理论武装的需要,也是推动治理变革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整体转型时期正在开展的治理实践,以“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以这一思想的创立者相关经典文本为基本参照,严格遵循思想理论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探讨了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成因;在深入分析其基本内容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学理上建构起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四梁八柱”;尝试提炼出该思想的鲜明特点,并对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评述。本文运用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史论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对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形成背景、形成条件及主要内容、特点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证。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产生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时代课题是其形成的现实依据;“四个伟大”实践是其产生的实践基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是其主要理论渊源;习近平同志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素质品格是其形成的个人条件。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价值导向论、战略目标论、治理主体论、发展理念论、谋篇布局论、治理结构论、科学方法论、领导核心论构成。其中,价值导向论和战略目标论回答为谁和为什么进行大国治理的问题;治理主体论、领导核心论回答大国治理的主体力量和领导核心的问题;发展理念论、谋篇布局论、治理结构论、科学方法论主要回答如何进行大国治理的问题。价值导向论从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倡导普惠价值三个方面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论从纵向目标和横向目标两个维度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的目标;治理主体论从党政主体、市场主体、人民主体三个方面对习近平大国治理的主体力量进行了考察;发展理念论主要考察了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科学发展问题;谋篇布局论主要对“两大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考察;治理结构论主要对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及其关系进行了考察;科学方法论主要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的科学方法论,即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领导核心论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国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如何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问题。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其理论特征集中体现在该思想所彰显的问题导向、政治底色、哲学思维、历史担当、战略视野、顶层设计、世界眼光等方面;其重大意义集中表现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境界;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为统揽“四个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指针;在世界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善治”探索了正确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借鉴,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解决当今世界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方案。
吴琼[7]（2013）在《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岛，是指被海水环绕的小片陆地。我国500m2以上的海岛7300个以上，总面积超过6600km2，其中455个有常住居民的海岛，总人口数达到470多万。海洋中的岛屿是人类开发海洋的前进支点和远涉基地，是海洋经济区前沿，在国土划界和国防安全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发海岛，对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有重大意义。对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监测监视进行研究，能够有效提高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动态监视监测技术水平，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监管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和用海项目建设所需；是贯彻落实2012年海岛管理工作要点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必然要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退化海岛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本文在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上，以促进海岛及周围海域可持续发展为重要目标，根据针对海岛可持续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构建需要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可靠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等，初步构建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海岛及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整个系统分为海岛和海岛周围海域两个独立的指标系统，每个系统中又分了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两方面的指标，充分体现了全面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在自然属性中又分别从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方面入手，所选取的指标具有典型性和可靠性；而在社会属性方面，又分别从基础设施和发展状态两个方面入手，所选取的指标满足动态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整个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说服力，可以作为海岛及周围海域监视监测的初步方面，在实践中逐步发展细化和完善，以便更好的应用，服务于我国未来的海岛开发工作。
翁君怡[8]（2011）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形象” ——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互动为中心》文中认为大众文化领域的“中美电影影响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国内学者倾向于从西方霸权话语的角度探讨好莱坞中国（华人）形象生成与发展。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探讨中美双方电影领域的互动影响,对于大陆学术界而言,这是一片有待深度开拓的沃野。传统学术界认为对“中华形象”的言说权掌握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强势媒介手中?我们不禁要反思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华人电影工作者是否有言说自身的权利?如果有,那么华人影者如何塑造又是向世界传递了怎样的“自塑中华形象”?华人通过影像发出了自我言说的声音,这种声音之于好莱坞是被吸收,还是曲解,或者是遮蔽?这是本文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传统学术观点认为好莱坞立足于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与阐释,通过中华这面镜子只是想反映自己的欲望,却忽视了被反映者之于形象生成的能动作用。然而通过考察中美电影之间的互动影响可以发现,一旦“自塑中华形象”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获得了在某种程度参与、修整、乃至重塑“好莱坞中华形象”的权力!与西方文化内部固有的东方传统一道成为了好莱坞言说中华的重要资源。本文以历史的线性发展为经,以中美双方的电影交互影响为纬,经纬交错立体而非片面地勾勒出以电影为载体、以中美双方“中华形象”为核心的异质文化交流谱系。当然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华人电影工作者的“自塑中华形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同样也面临了诸多的挑战。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全自身的“民族性”同时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重大命题同样是影像世界不可回避的重要难题。华人电影工作者如何突出电影“民族性”,又不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拒绝还是重新审视?“和而不同”或许可以为中西电影互动,推而广之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提供一个超越“东方主义”的“全球主义”模本。
王文捷[9]（2011）在《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文中认为政治色彩浓厚的“典型性”意义的影像文化,一度营造了中国社会“主旋律”影像文化的既成背景。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主旋律”影像艺术也逐步呈现出一些局限性与保守性。而世纪之交“非典型性”影像,则通过对不确定性、平俗化、争议性、奇幻性、另类性、游戏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新兴文化症候的综合表征,形成了相异于“主旋律”意义与特色的流行影像文本。一、作为中国当代图像社会一种突出的表征形式,“无厘头”电影在文化理论上可以得到合理性阐释。在后现代观念不断渗透的状态下,“无厘头”电影非连续、非逻辑影像实践可以得到理解。基于视觉图像文化功能的认识,“无厘头”影像同样提供着一种特殊性的知性建构。这种零散性碎片化影像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一些对应性与任意性的感知方式来阐释。周星驰等人的“无厘头”电影承续着香港喜剧文化传统,营构了一种反叛性的后现代游戏娱乐影像。无论是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方面,“无厘头”电影都融合了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意义。而更为突出的是其中人物的语言特色,即“无厘头”电影创造了一种思维跳跃、逻辑含混的幽默“大话”形式。“无厘头”电影通过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对人生世相的理解也体现出种种相对主义的精神症候。就其映现生活现实的方式而言,其碎片化影像符码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它通过影像蒙太奇中某些生活痕迹的延伸,含蓄性地指涉到现实事相的相关意义。而这种文化符号结构,也对历史幻像进行了浅明故意的暴露和显现,其古代文化“残片”亦言说了历史理性力量的虚无。“无厘头”言说彰显了历史话语的游戏特色。在媒介时代强大的传播力量推动下,“无厘头”文化在影视剧领域不断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对其它媒介文化影像与话语产生了广泛影响。90年代后无论在港台还是内地,不少喜剧电影、电视情景剧目都吸纳了“无厘头”的情节建构与搞笑拼贴形式。而港台、内地的电视综艺、曲艺节目,也承续或呼应了“无厘头”文化的言说意识与娱乐精神。当网络媒介新兴之后,网络写作中也形成了“无厘头”式“世说新语”潮流。充满个性的网民在自在想象与多元文化开拓之中,同样以碎片性文字对社会文化进行另类观照。这种网络文字符码以其游戏精神,同样对社会文化作出解构甚至是粗俗的戏说。其“无厘头”痴语妄言风格,使网络写作成为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时尚。二、当下影视历史剧不但出现了繁盛的娱乐化制作态势,而其所呈现的历史情景也是题材丰富而铺张眩目。不过这种历史剧模式采用了淡化“历史真实”的表达方式,相关剧情的虚拟架构中,也忽视或模糊了一些既有的历史“通识”规范。这导致当下影视历史剧完整文化知性的缺失,并呈现出一种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影视历史剧创作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历史再阐释,无论“正说”还是“戏说”的历史影像文本,都是某些具有整合与调适意义的当代文化“切片”。历史剧的这种主观性虚构的更新书写,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书写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故而,当下影视历史剧这种“戏说”与虚构的创作本质,是可以在大众娱乐审美的游戏意义上得到确立的。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影视历史剧也是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而其基于映照当代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影像符号系统,正在对当下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困惑与期求作出幻像性抚慰。其通俗化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叙事,也基本上守持着非西方化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与习惯。大部分帝王将相题材的影视历史剧,多烘托出一种缺失现代观照的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家国同构、君主民本、权力本位等传统政治文化得以映射,其浓厚封建意识的张扬则常常惹人非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中非现代性的意识因素,需要人们进一步作出批判性考量。三、作为一种真人参与的电视表演,“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虚拟影像形式上强化了真实的意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不断创新、整合不同质态的“真人秀”影像节目,成为人们体验和探索新兴生活意趣与奇观的重要舞台。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同样在学习西方同类影像的过程中得到大致同步的发展,这些节目在融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因素后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特色。当下中国本土“真人秀”的创制实践异常繁复,各种娱乐至死的综艺“真人秀”、竞争至赢的比赛“真人秀”与体验至奇的生活“真人秀”影像,为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提供了较为突出而丰厚的娱乐新体验。从文化意义上观照,这些节目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镜象”,生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英雄情结、草根民主、现实竞争、本真人性等各种人文想象与情态。国内“真人秀”从根本的形式建构上看,明显存在对国外节目的模仿与国内节目相互复制的现象。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影像的复制方式,自有其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艺术的特殊性意义,也包含着一种通过复制模仿而创新的另类推动因素。不过,真正“中国原创”的“真人秀”节目的稀缺,也引发了节目创制在复制问题上的文化焦虑与观念碰撞。中国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的问题逐步显现,其背后蕴含的商业经济利益成为驱动“真人秀”更新的力量。而收视率观念发散的这种张力,则促使“真人秀”必然迎合受众的欣赏旨趣与情感兴味。而此种收视语境下一些被批评的“真人秀”节目探索,显示了主流价值观念与娱乐文化真实的复杂关系。四、新兴互联网及其多媒体视频技术的发展,促发了大众“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大量“草根”影像制作与交流方式得以出现。网络戏仿文字、诗歌、流行语营构了影像“恶搞”的背景与要素,网络大众获得一种崭新的调侃与游戏文化空间。在对影像形式的解构性探索中,种种戏谑式重新编配的搞怪视频大量充斥于网络。胡戈及其所制视频,是引发网络“恶搞”视频风尚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他创作的网络视频,在引领网络大众进行搞笑娱乐的同时,也对当下现实与文化事象作出了讽喻式批评。“恶搞”视频的风靡,意味着对合法化“正搞”方式的思考。这种“正搞”方式同样包含某些局限性,一些正统影像中的固化虚假形态也应得到反思。网络“恶搞”视频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新异潮流,渗透出对主流精英文化敏锐的叛逆性思考。不过这种亚文化中种种粗鄙化形态和方式,也明显对社会典范文化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故而,网络“恶搞”亚文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种推陈出新文化意识的显现,一种青年自我调适式独立话语的表达。在“恶搞”文化的大众狂欢传播状态下,娱乐文化呈现出遵从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理念的争端。这种争端的持续导致了对“恶搞”文化的管理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同时社会各方还要加强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还值得强调的是,“非典型性”影像文本抛弃了部分正统影像的旨趣,强化了种种反叛性的游戏性与娱乐性色彩。虽然作为“异化”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一些社会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时引发种种争议,然而社会文化愈加开明宽容与新兴氛围渐趋自由多元,都为“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文本创造提供了空间与路径,我们也应以不断更新的文化观念与姿态对其进行感知、审视与清理。流行文本在当下媒介时代表征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形式与意义亦在各种媒介互动的变迁时尚中,关联着社会文化认知与大众消费娱情意识的更替。世纪之交大众文本特别是“非典型性”的纸媒、影视、网络文本,正在多元复合化地建构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新理念与新气象。而对当下泛审美化流行媒介文本意识趋向的这种探索,有利于文化观念与主体知性的积极开拓及健康发展。
杨曙[10]（2010）在《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文中提出“华语片”是指以内地、香港、台湾为主,并包括其他区域制作的的中文电影,这些中文电影以华人民众生活为题材,并体现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本文因论题所限,仅讨论构成华语片主体的内地、香港、台湾电影,其他区域华语电影不予讨论。“华语片”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电影”本身词面概念为适应变幻多姿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所做的全新调整与自我定义。它使得电影人、观众和相关研究人员能在一个非常前瞻和广阔的视域中,来充分认识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当前的特点、发展态势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充分把握经济与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华语电影的总体发展态势。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两岸三地间电影文化的沟通和认识,把握“一个中国”前提下所伴随多元化体制的确切含义和真实前景,并探索其前途。长期以来,华语电影研究侧重于资料的梳理和时间的描述,真正深入研讨美学规律的还并不多。本文是一次试图将电影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研究中的理论探讨。本文在方法论上,采用的是电影的比较研究中的三地地缘横向研究的方法,文化分析为主,文本分析为辅,文化分析与文本分析内外研究结合,进行广泛联系与逻辑推演的研究,重点探讨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在地缘中所出现的美学差异,并在深入比较中力图阐发它们整体共同或各自独特的美学意义。通过多种批评方法综合比较华语片在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下的文化状态异同,对华语片近二十年的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进行全面跟踪式透视比较,分析华语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状态与美学价值问题,以及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电影现象,从原因揭示中发现艺术规律,从理论探究上归纳其创作意义,为华语片的振兴寻找艺术演进的规律,以期为当下和未来华语片的振兴提供理论支点与艺术坐标。第一章,时代背景比较。近二十年内地、香港、台湾的时代背景上具有共同点,又具有差异之处。三地共同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全球化带来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作为媒介发达地区的美国通过媒介霸权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不发达地区,三地华语电影接受全球化挑战时,与异质文化开展了对话,发掘自身的文化品格,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三地面临的时代背景又相互有异:内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进行市场化改革,到如今电影业出现了良好生机;香港依托良好的商业化传统,消费文化在香港本土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香港华语电影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蓬勃的发展;台湾华语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失败,政府意图促使电影发展的辅导金政策反过来制约了电影的发展。第二章,身份文化比较。“身份”是人对于自我主体性、自身情感与外部世界协调确认的表征。身份焦虑则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主体性失落的体验,三地电影在强调人类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层面主体性的统一时,所显露出来的身份在共性上是失落和无奈的,这是一种失根的身份困惑。而这些焦虑似乎又是存在着某些差异的,内地主要是在追寻独立人格的民族寓言中体现出焦虑,香港是在“九七大限”中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台湾则更多在统独之争与殖民经验中出现焦虑。三地电影人意识到现代焦虑对人的自然存在和理性存在的桎梏,对身份的追寻在三地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拯救中国人自由与自觉活动的作用。内地在历史书写中追寻着身份,香港在九七前后的殖民身份模糊中与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中寻找到身份,台湾在后现代新族群的文化解构中寻找身份。华语电影的民族性是华语电影身份中最值得审视的问题,也是华语电影身份的核心问题。当三地华语电影面对充满异质文化的全球化渗透时,民族性仍旧是其身份的核心。体现身份的三地电影要一步步走向世界,其所仰仗的成功秘诀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艺术的,而是民族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内地电影在身份表现上则很大程度对文革的内地身份经验以彻底否定,第五代关注个人的生命和价值,他们创造的个人常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是在历史中的个人,他们的影片常常是对历史和身份的一般思考。台湾电影探索民族性时,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本土意识的肯定,对自我历史经验的肯定,他们着力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当中脱身,努力塑造新的身份经验。和内地对传统身份的彻底否定与台湾对传统身份的彻底肯定不同,香港的民族性更多体现了对传统身份和西化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第三章,人文视角比较。人文关注是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同时脱产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三地电影,不论何朝何代,对人的关注始终是文化关注的重要主题。三地边缘人本身处在一个四处飘零的状态当中,这种环境是一种异质的现实生存的夹缝,从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看,被现代性所抛弃的边缘人物很难准确对自己进行定位,均体现出身份上的不确定性。“第六代”电影以非直接透露意识形态的纪实风格,提出在边缘人生中棘手的生存处境问题,边缘是很多第六代电影中重复出现、被导演们同构选择的一大母题。香港在政治和经济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边缘城市基础之上,具有历史负重感的香港导演则突出了香港的边缘化叙述,把目光注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边缘人。和香港较为接近,经济与政治的边缘化极容易引起台湾新族群心态的边缘化,边缘心态隐约地成为台湾电影中的后现代审美意识。三地人文导演们的风格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关注平民。普通人生是他们表现的主体内容和塑造的主要对象,他们钟情于展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受主流意识形态、市场认同与后现代反宏大叙事潮流的影响,内地第六代皈依日常生活,张扬小型叙事。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关注社会变动中各色人等的生存状况,“九七”之后,香港电影中的平民关怀意识进一步加强,港人在“前后九七时代”内心的感悟与惆怅更为细致。台湾新电影的平民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大叙事,因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三地电影中,台湾新电影很好地保持了思想性和电影美学的并重。三地影像中的异化民众呈现出自我迷失的状态,这是一种自我被遮蔽的非我状态,同时呈现自我失去控制、失去一种受理性或自觉意识支配的真实性。内地不少电影以娱乐、梦为本位来宣泄异化的情感,使之更接近人之为人的原初本性。香港自被殖民至回归以后,一直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但是在导演看来,异化充斥着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社会关系的隔膜十分明显。台湾新族群电影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突出自我怀疑,强调主体丧失,反对一切中心,包括反对一切权力中心、权威中心和自我中心。第四章,娱乐立场比较。娱乐是电影的共性,电影要力争与观众的心理吻合,满足观众娱乐的期待视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过渡,电影逐渐走上了商业化进程,票房成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是作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出现的,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物,游走于地方性（本土性）与全球性（跨国性）之间。台湾电影早期琼瑶片和武侠片的势头一过,娱乐电影工业一下子衰败了,新电影潮流及以后的不少台湾电影依然是带有没有商业意味的艺术片,不得观众的娱乐要求,近几年台湾电影商业重建并出现转机。文化研究强调种族、文化、阶级等问题之做法无非是“场域”内的争斗,而香港商业艺术电影则可抛射出其改变本身以艺术电影面貌出现的艺术电影作为“文艺场域”一部分的内在能动。作为文艺场域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也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之分,尽管艺术电影的含金量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娱乐商业电影,但其失去大众注定了娱乐商业电影的在整个艺术电影文化资本中的强势。和内地、台湾相比,香港艺术传统不是非常强大,前港英政府长久的“不干涉”政策使得香港文化差异显着,带有强烈包容性的香港电影,作为文化资本在“文艺场域”内的能动性显得格外显着。在三地电影中,香港的娱乐本位观念要比内地和台湾强得多,而内地和台湾的“文以载道”和“教化”观念要比香港强,造成三地娱乐本位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政治与文艺的结合紧密度。近多年,内地和台湾的政治对各自文艺的干扰呈现弱化趋势,尤其内地经过改革开放,文艺政策逐渐放开,三地的交流日渐频繁,要真正实现三地电影的娱乐化共同繁荣,合拍片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合拍片面对的观众是三地,因此在文化、政策、档期等方面的沟通显得格外重要,从长远来看,三地电影应该互补互利,积极探索出一条长期发展的双赢道路,需要一种放眼达观的远大目光,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历史性变迁的过程,三地合拍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三地电影要力争多元化、人类性和类型拓展的演变。第五章,审美类型比较。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追逐票房的产物,而通过程式化特点追逐票房又是观众心理认同的产物。华语类型电影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消费化倾向明显,容易形成批量化生产,内涵与风格、观念与叙事不停和观众的期待视野吻合,激发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近二十年,华语类型电影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着自觉的转变,通过类型转型或新建来提高票房,这是目前三地的特殊电影文化处境。不管是面向国际市场还是单面向华语市场,类型电影转型或新建是消费文化不断升温或者发展的结果,华语类型片的趋势就是要顾及大众的趣味、观念和宣泄情趣的需要。电影的市场化伴随着国际开放,华语类型电影的转型既满足了海内外观众的需要而挽救了票房,又投射了民众消费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被全球观众看,以此狂收票房,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全球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三地各有本身发展成熟的类型电影,内地的战争电影和香港的怀旧电影、香港的情色电影和内地、台湾的女性电影、台湾的乡土电影和内地的农村电影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处,又存在一定的不同。三地华语电影不仅类型与类型之间存在着比较,就是相同类型,三地都出现不同的面目特色。作为香港和内地喜剧电影的代表,周星驰和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就存在着很大的异同,台湾和内地的成长电影存在着异同,香港和内地的黑社会电影也存在着异同。比较三地的类型,有助于三地在未来的华语电影探索上取长补短,资源互补,共创高峰,更好地发挥艺术精神和商业图谋。第六章,哲学理念比较。观众欣赏电影时候,电影有没有一定的哲学内涵是很关键的,因为观众总是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人们借助电影的叙事元素来咀嚼着其中的哲理内蕴,优秀的华语电影总要符合中国人的哲学理念。中华传统哲学的理念也渗透到近二十年的华语电影中,三地的华语电影都受儒道佛哲学理念的影响,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内地对传统哲学抱着批判与继承并存的态度,香港则是中西哲学交融下来显示其特有的城市影像,台湾则依靠其良好的国学传统完美地在电影中表现了传统哲学。近二十年,三地华语电影除保持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儒佛道传统外,还出现了强大的现代哲学思潮。不管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不少导演在表现存在主义时候充满了愤怒与悲痛交织的复杂感受,意欲抨击人的精神生存状况但又无能为力的虚无心情。同时,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去适应这个环境,其中蕴含着荒诞精神的哲学就被挖掘出来,解构也是华语电影文化领域的一种哲学思维。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个精神开放的时代,呈现出极其宽容的社会生存空间,现代哲学给予的理论空间是开放和自由的,第六代在这个时代唱起主角。香港来源于良好的商业环境,在电影中充分应用互文性技巧,互文性是香港类型电影发达的重要密码,互文是后现代文本中能指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嬉戏,是原始文本意义播撒于新的文本中,利润的追求促使香港反复使用互文性,同时超越旧的审美范式,使自身电影除了在量的方面增加,质的方面也得到突破。台湾民众因对当地政府无能不满,在电影上流露的情绪是心灵萎缩的表达,它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的消解作用,新族群电影中所体现的情绪大多是悲观和迷茫的,而这种后现代的体验又将写实手法嵌入,进行沉闷枯燥地表现。结语,展望未来三地华语片在世界电影中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双刃剑下,好莱坞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面临好莱坞,日、韩、泰、印度和伊朗电影进行改革并崛起,形成各自的营销方式。他国的国际市场经验对华语电影的制片是有着很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的,对于华语电影本身融入全球化,抵抗好莱坞有着很大的帮助。三地华语电影可以采取共同的发展策略:挖掘民族符号,构造全球式普遍情感;注重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关注全人类主题;建设良好的国际营销策略。具体到三地各自情况上面,由于三地1949年以后又有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电影实践历程,所以三地在未来的发展又有自身独特的策略。对于内地来说,内地在当前电影市场化改革良好的趋势下,最需要做的是继续深化一系列体制性的变革和创新,近二十年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成功,说明电影产业若要发展,必然依据市场,市场的实质是优胜劣汰,作为竞争力核心的电影产品必须承受这个经验。香港电影需要做的即是大力提高影片质量,必须坚决反对重量不重质和粗制滥造的生产状况,电影界要大力培养优秀制片人,大幅度提高电影的剧本创作,让国际电影界重新来重视香港电影,促使港片夺回原先的东南亚市场并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台湾需要改革辅导金制度,电影政策必须以市场价值为标准,单依靠辅导金养着艺术片很难让台湾电影在未来收回票房,作为产品的电影概念必须被很准确定位。
二、从“黄土地”走向“蓝土地”的成功飞跃(Ⅱ)──“海上山东”建设10周年回顾与前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黄土地”走向“蓝土地”的成功飞跃(Ⅱ)──“海上山东”建设10周年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院线纪录电影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纪录电影的历史进程 |
| 二、院线纪录电影的发展现状 |
| 三、“故事化”与“纪实美学”的冲突 |
| 四、营销与发行的困局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市场化进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市场化进程 |
| 一、遭遇电视行业的冲击 |
| 二、迎接电影市场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发展现状 |
| 一、题材类型 |
| 二、制作主体与资金来源 |
| 三、市场受众分析 |
| 第二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院线“回归”之路 |
| 第一节 徘徊中前进:2010年-2013年 |
| 一、“寒冬”到“回暖”:政策的支持与市场化驱动 |
| 二、“地下”到“地上”:本土题材的国际商业化运作 |
| 第二节 发展中探索:2014年-2016年 |
| 一、“小屏”到“大屏”:“IP”化思维的开创性尝试 |
| 二、“平淡”到“冲突”: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运用 |
| 第三节 突破后展望:2017年-2019年 |
| 一、“零”到“一”:《二十二》的院线突破 |
| 二、“表达”到“感知”:纪实美学的诗意化表达 |
| 第三章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困境 |
| —、制作:创作者市场意识薄弱 |
| 二、发行:专业发行团队的缺失 |
| 三、放映:国内艺术院线尚未成熟 |
| 第二节 中国院线纪录电影的展望与发展策略 |
| 一、新愿景:政府加强扶植,完善市场体系 |
| 二、新水准:组建专业团队,提升工业制作标准 |
| 三、新思路:“清影工作室”的人才培养与创作 |
| 四、新模式:精准受众定位,开展口碑营销 |
| 五、新渠道: 拓宽放映渠道,培植观影习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 |
| 2.1.2 公民 |
| 2.1.3 生态文明观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
| 2.2.2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
| 2.2.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时代境遇 |
| 3.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机遇 |
| 3.1.1 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为生态文明观培育增强动力 |
| 3.1.2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政策支持 |
| 3.1.3 教育现代化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掌握目标方向 |
| 3.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面临的挑战 |
| 3.2.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矛盾 |
| 3.2.2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交织 |
| 3.2.3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有待具体完善和落实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现状分析 |
| 4.1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分析 |
| 4.1.1 参与调研者的基本情况 |
| 4.1.2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 |
| 4.1.3 个人践行生态保护的状况 |
| 4.1.4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认识 |
| 4.1.5 个人对生态保护了解状况 |
| 4.2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 |
| 4.2.1 生态伦理道德失位 |
| 4.2.2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缺位 |
| 4.2.3 生态文明观培育自觉性偏低 |
| 4.3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观念制约 |
| 4.3.2 生态文化缺乏系统性建设 |
| 4.3.3 生态文明教育缺乏整体效能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和目标 |
| 5.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基本原则 |
| 5.1.1 时代性原则 |
| 5.1.2 政治性原则 |
| 5.1.3 持续性原则 |
| 5.1.4 协同性原则 |
| 5.1.5 实践性原则 |
| 5.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价值目标 |
| 5.2.1 生态人是生态文明践行的主体 |
| 5.2.2 生态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有之意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实施策略 |
| 6.1 引导公民树立生态意识 |
| 6.1.1 树立绿色消费观遵循绿色生活方式 |
| 6.1.2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超越资本逻辑 |
| 6.1.3 树立循环节约意识践行基本国策 |
| 6.2 推进生态文化建设 |
| 6.2.1 培育生态审美情趣 |
| 6.2.2 发展生态文化自觉 |
| 6.2.3 发掘生态文化资源 |
| 6.3 拓展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 |
| 6.3.1 生态理性的价值观教育 |
| 6.3.2 生态责任感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3.3 合理需求与适度消费的幸福观教育 |
| 6.3.4 平等、公正的大国精神教育 |
| 6.3.5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患教育 |
| 6.4 强化生态文明观培育路径 |
| 6.4.1 以家庭教育为起点培育生态文明习惯 |
| 6.4.2 以学校教育为阵地加强生态文化教育 |
| 6.4.3 以社会教育为依托构筑生态文明基石 |
| 6.4.4 以个人教育为重心提高生态文明自觉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解读 |
| 第一节 中西观聚焦的三大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基于认识的中西观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导致中西观出现偏差的原因 |
| 第四节 时代主题转换与中西观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河殇》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河殇》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可以说不》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前1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1 世纪前18 年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震撼》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震撼》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潮和中西观 |
| 第二节 当代中西观演变的两个特点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引导知识分子形成正确的中西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国家形象研究 |
| 二、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建构主义 |
| 二、框架理论 |
| 三、新闻叙事学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新闻(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的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政治形象:软硬兼施,有责任敢担当 |
| 一、对内坚决扞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战士形象 |
| 二、对外和平崛起、有责任敢担当的合作者形象 |
| 第二节 经济形象:可持续发展,互利共赢 |
| 一、对内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后劲十足 |
| 二、对外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 第三节 文化形象:博大精深,兼容并蓄 |
| 一、展现源远流长、底蕴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
| 二、体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 |
| 三、呈现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积极活跃的形象 |
| 第四节 社会形象:和谐发展,积极向上 |
| 一、科教文卫全面进步,社会和谐发展 |
| 二、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 |
| 第二章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 |
| 第一节 以论立言争夺国际话语权 |
| 一、先声夺人:阐述国家的立场主张 |
| 二、以理服人:反驳敌视国家的诋毁与攻击 |
| 第二节 多元人物看中国 |
| 一、“我者”视角下的中国 |
| 二、“他者”视角观照中国 |
| 第三节 国际化叙事策略讲中国故事 |
| 一、叙述模式:新闻故事化 |
| 二、叙述视角:三种聚焦,合理切换 |
| 三、叙述声音:三种身份,恰当组合 |
| 第三章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不足和改进策略 |
| 第一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情况 |
| 一、从题材占比看,时事政治题材占比大 |
| 二、从媒体层级看,地方媒体比重逐年上升 |
| 三、从媒体类型看,作品高度集中于传统媒体 |
| 第二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传播策略不足 |
| 一、传播渠道单一 |
| 二、传播矩阵失衡 |
| 三、报喜不报忧的固化思维 |
| 第三节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的改进策略 |
| 一、渠道:搭建融合互通传播渠道,打造立体联动传播矩阵 |
| 二、内容:叙述故事化,强化对话意识、增强问题意识 |
| 三、体制:创新国际传播管理模式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清理 |
| 三、主要问题 |
| 四、思路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 |
| 一、治理 |
| (一)治理的源起 |
| (二)治理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国家治理 |
| (一)国家的起源 |
| (二)国家治理的含义 |
| 三、大国及大国治理 |
| (一)何谓大国 |
| (二)大国治理的本质特征 |
| 第二章 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形成 |
| 一、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历史方位 |
| （二）现实依据 |
| （三）时代课题 |
| 二、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实践基础 |
| （一）“四个伟大”构成习近平大国治理的总体框架 |
| （二）“四个伟大”是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生长点 |
| 三、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 |
|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 |
| 四、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 |
| （一）成长经历 |
| （二）知识结构 |
| （三）素质品格 |
| 第三章 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价值导向论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三）积极倡导普惠价值 |
| 二、战略目标论 |
| （一）纵向维度的两大目标 |
| （二）横向维度的两大目标 |
| 三、治理主体论 |
| （一）发挥党政主体、市场主体、人民主体的作用 |
| （二）提高各类主体的治理能力 |
| 四、发展理念论 |
| （一）夯实大国治理的物质基础 |
| （二）新发展理念引领科学发展 |
| 五、谋篇布局论 |
| （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 六、治理结构论 |
| （一）政党治理 |
| （二）国家治理 |
| （三）全球治理 |
| 七、科学方法论 |
| （一）历史思维与鉴古知今 |
| （二）辩证思维与善抓矛盾 |
| （三）系统思维与统筹兼顾 |
| （四）战略思维与统揽全局 |
| （五）创新思维与突破陈规 |
| （六）底线思维与防范风险 |
| 八、领导核心论 |
| （一）坚持党领导一切 |
| （二）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政党 |
| 第四章 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
| 一、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鲜明特点 |
| （一）问题导向 |
| （二）政治底色 |
| （三）哲学思维 |
| （四）历史担当 |
| （五）战略视野 |
| （六）顶层设计 |
| （七）世界眼光 |
| 二、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重大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世界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7）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0 前言 |
| 0.1 研究背景介绍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
| 0.4 研究内容及小结 |
| 1 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基本概念 |
| 1.1 海岛的类型和特征 |
| 1.2 海岛的定义 |
| 1.3 本文对海岛周围海域的界定 |
| 1.4 本文对“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界定 |
| 2 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生态系统理论 |
| 2.3 海洋综合管理 |
| 3 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特征的研究 |
| 3.1 自然特征 |
| 3.2 社会特征 |
| 4 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
| 4.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2 海岛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
| 4.3 海岛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
| 5 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的不足与展望 |
| 5.1 指标体系的不足之处 |
| 5.2 今后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学术论文 |
（8）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形象” ——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中文文摘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
| 文献综述 第二节 |
| 研究内容、方法及关键词 第三节 |
| 研究意义和创新价值 第一章 |
| 单方言说—1896-1973年间的好莱坞"中华形象" 第一节 |
| 不间断地凝视—好莱坞中国情结(1896-1973) 第二节 |
| 妖魔化的负面叙事 第三节 |
| "礼赞化"的正面肯定 第四节 |
| 本章小结 第二章 |
| 自塑中华形象(1973～1999)(上):"功夫中国"—香港电影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一节 |
| "邵氏"开启的海外中国功夫热 第二节 |
| 中华大丈夫—李小龙反"好莱坞华人男子形象"建构 第三节 |
| 全球"小人物"—成龙影片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四节 |
| 黑色江湖的"道义"与"暴力"—香港黑帮片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五节 |
| 古典中国的现代精神—论徐克电影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六节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
| 自塑中华形象(1973-1999)(下):(大陆、台湾及海外) 第一节 |
| 第五代、第六代大陆电影中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二节 |
| 台湾新电影中的自塑中华形象 第三节 |
| 好莱坞语境下的华裔自塑中华形象 第四章 |
| 好莱坞整编"自塑中华形象"(1973～至今) 第一节 |
| 资源整编 第二节 |
| 整编策略 第五章 |
|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美电影互动的反思 第一节 |
| 从《落花》到《2012》—变化中的好莱坞中华形象 第二节 |
| 二十一世纪中国式大片的全球战略 第三节 |
| "差异性"和"普世性"—寻找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的交流基点 第六章 |
| 结论 附录1 |
| 电影片名 附录2 |
| 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
（9）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典型性"影像娱乐文化:中国当代"主旋律"既成背景 |
| 二、"非典型性"影像文本命名:多元复合的文化新异征象的表现 |
| 第一章 碎片化"无厘头"影像:现实与历史的特殊认知与审度 |
| 一、"无厘头"电影:作为后现代图像文化意义的理论探讨 |
| (一) 图像作为文化表征:"无厘头"电影后现代方式更替的合理性 |
| (二) 后现代的"图绘"转向:"无厘头"影像新型认知功能确立 |
| (三) 零散性碎片化感知:"无厘头"影像的对应阐释与任意性意义探索 |
| 二、周星驰电影结构类型特征:"无厘头"后现代文化的反叛性面貌 |
| (一) 承续喜剧传统的反叛性探索:"无厘头"类型电影的后现代特色 |
| (二) 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融合 |
| (三) 语言方式:思维跳跃和逻辑含混的特殊幽默"大话" |
| 三、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现实与历史的碎片化与踪迹化表征 |
| (一)"无厘头"影像方式的更新:相对主义认知意识的渗透 |
| (二) "无厘头"影像的符码:生活现实的碎片化表征 |
| (三) "无厘头"影像碎片:历史文化的解构性痕迹 |
| 四、"大话影像"与"世说新语"普泛:"无厘头""大话"的强大影响 |
| (一) 影视曲艺中的"大话"意识:"无厘头"影像文化的普泛 |
| (二) 网络新媒介中的"无厘头"写作碎片:哲理性的另类妄言异语 |
| 第二章 虚幻的历史剧:历史文化的娱乐性"戏说" |
| 一、影视历史剧的繁盛状态:"历史真实"的缺失与断裂 |
| (一) 影视历史剧的繁盛:眩目铺张的影像景观 |
| (二) 淡化"历史真实"后的虚构:对历史通识与禁忌的忽视 |
| (三) 历史文化知性的缺失: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 |
| 二、历史叙事的虚构特性:"戏说"历史剧的合理化意义 |
| (一) 主观化的历史再"阐释":影视历史剧的"正说"与"戏说" |
| (二) 传统文化中历史的更新阐释:影视历史剧虚构性书写成为常态 |
| (三) 影视历史剧本质、功能与要求:娱乐审美游戏与现代人文意识 |
| 三、历史影像的消费性符号:社会迷幻心理与民族审美意识的融汇 |
| (一) 影视"符号"的"拟像"环境:契合受众心理的历史剧消费 |
| (二) 历史的影像"符号"系统:对社会大众困惑与期求的抚慰 |
| (三) 通俗化"趣味"与"情感"叙事:对民族传统审美习惯的守持 |
| 四、皇国史观与大国强者形象:历史剧中的传统政治亚文化批判 |
| (一) 皇国史观下的历史剧:传统政治文化意识的烘托 |
| (二) 矛盾性的传统政治亚文化:权谋政治文化与大国强者意识 |
| 第三章 复制的"真人秀":大众社会奇异景观的镜象 |
| 一、真人参与的"秀"场:从西方到中国的电视游戏表演浪潮的崛起 |
| (一) 电视"真人秀"形式:在影像虚拟中植入和强化真实元素 |
| (二) 国外主要的"真人秀":探索生活新兴意趣与奇观的"舞台" |
| (三) 中国电视"真人秀"的发展:形态的引进与本土化元素融合 |
| 二、本土"真人秀"的表达镜像:中国社会文化景观的复现 |
| (一) "真人秀"节目的繁复:影像实践中的中国大众娱乐新体验 |
| (二) 电视"真人秀"的文化观照:社会景观的镜象化复现 |
| 三、"真人秀"的复制与模仿力量:对"中国原创"问题的焦虑 |
| (一) 国内"真人秀"模仿方式:后现代影像复制的创新力量 |
| (二) "真人秀""本土原创"焦虑:复制方式引发的文化碰撞 |
| 四、"真人秀"收视率的追逐:商业市场利益驱动下的复杂意义 |
| (一) "真人秀"收视率的驱动力量:商业经济与情感顺应 |
| (二) 主流观念与文化真实:"真人秀"收视效应中的复杂性 |
| 第四章 网络"恶搞"视频:新媒体里的戏谑亚文化讽喻 |
| 一、从网络语言"恶搞"到影像"恶搞":"恶搞"文化的众生世态 |
| (一) 互联网新媒介促发"去影视化":"草根"性网络视频出现 |
| (二) 戏仿文字、诗歌与流行语文"恶搞":网络大众的调侃与游戏 |
| (三) 网络影像的"恶搞":戏谑式的重新编配与搞怪 |
| 二、胡戈与网络"恶搞"视频:对主流"正搞"文化的思索 |
| (一) 胡戈的"恶搞"视频试制:对现实文化的娱乐性讽喻 |
| (二) 网络"恶搞"视频娱乐:对虚伪"正搞"文化的厌弃 |
| 三、网络"恶搞"视频兴盛:青年亚文化内容与形态的颠覆性表现 |
| (一) 亚文化中的青年新异潮流:网络"恶搞"影像文化张力的激发 |
| (二) "恶搞"亚文化泛滥:对正统典范文化的"粗鄙化"颠覆 |
| (三) 网络"恶搞"的亚文化价值:追新逐奇中的自由精神诉求 |
| 四、狂欢状态下的"恶搞"文化争端:网络"恶搞"面临的管制困境 |
| (一) "恶搞"视频传播的本相:大众娱乐文化的狂欢 |
| (二) "恶搞"文化争端:遵从文化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创作理念 |
| (三) 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法律法规框架下的管理 |
| 余论 "非典型性"影像的反叛色彩:审视文化更新的一种路径 |
| 一、影像"娱情"游戏功能的强化:对"非典型性"文本影响的忧虑 |
| 二、开明与自由的文化更新路径:"非典型性"影像创造的机制 |
| 作为结论媒介时代的流行文本:社会文化意识的更新 |
| 一、流行文本的媒介化传播:关联社会文化意识的更替 |
| 二、流行文本的丰富媒介形态:重构当下文化意识的多维情势 |
| 三、探索流行媒介文本中的意识:拓新多元文化观念与知性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华语片”概念界定 |
| 二、文化研究与电影美学的结合 |
| 三、近二十年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研究述评与研究目标 |
| 四、关于电影的比较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比较 |
| 第一节 三地共同面临全球化时代 |
| 一、解析全球化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转型 |
| 二、电影传媒全球化之下的意识形态霸权 |
| 三、媒介霸权的悖论——华语电影转轨平台中的对话 |
| 第二节 三地时代背景的差异 |
| 一、内地——体制改革背景中的市场化 |
| 二、消费蓬勃背景中的狂潮化 |
| 三、台湾——产业徘徊背景中的边缘化 |
| 第二章 身份文化比较 |
| 第一节 焦虑 |
| 一、关于身份焦虑 |
| 二、三地华语片中共同的身份焦虑 |
| 三、三地华语片中身份焦虑的差异 |
| 第二节 追寻 |
| 一、关于身份追寻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进行身份追寻 |
| 三、三地华语片中身份追寻的差异 |
| 第三节 民族性 |
| 一、电影民族性概念界定 |
| 二、三地电影共同的身份民族性 |
| 三、三地电影身份民族性差异 |
| 四、华语电影民族性与东方主义 |
| 第三章 人文视角比较 |
| 第一节 边缘人士 |
| 一、边缘人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边缘人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边缘人的差异 |
| 第二节 平民世界 |
| 一、平民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平民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平民世界的差异 |
| 第三节 异化民众 |
| 一、异化民众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异化民众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异化民众的差异 |
| 第四章 娱乐立场比较 |
| 第一节 背景探索 |
| 一、娱乐是电影的共性 |
| 二、近二十年华语片娱乐性的成功实践 |
| 三、三地华语片娱乐产生的背景差异 |
| 第二节 娱乐的“文艺场域” |
| 一、香港是三地娱乐商业电影的坚守人 |
| 二、文化资本与香港娱乐商业电影 |
| 三、娱乐商业电影在“文艺场域”内的能动 |
| 第三节 共同走向——合拍片 |
| 一、政治与文艺的离合 |
| 二、合拍片繁荣娱乐的成功实践 |
| 三、合拍片的问题和展望 |
| 第五章 审美类型比较 |
| 第一节 类型电影的概念 |
| 一、类型电影概念界定 |
| 二、华语类型电影的发展历程 |
| 三、华语类型电影与消费主义娱乐需求 |
| 第二节 三地不同类型电影比较 |
| 一、内地战争电影与香港怀旧电影比较 |
| 二、香港情色电影与内地、台湾女性电影比较 |
| 三、台湾乡土电影与内地农村电影比较 |
| 第三节 三地相同类型电影比较 |
| 一、周星驰、冯小刚喜剧电影的类型比较 |
| 二、台湾、内地成长电影的类型比较 |
| 三、香港、内地黑社会电影的类型比较 |
| 第六章 哲学理念比较 |
| 第一节 电影艺术中的哲学理念 |
| 一、电影美学与哲学理念 |
| 二、华语片的哲学理念与观众的审美接受 |
| 第二节 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比较 |
| 一、中华传统哲学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共性 |
| 三、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差异 |
| 第三节 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比较 |
| 一、现代哲学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之共性 |
| 三、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之差异 |
| 结语 展望未来三地华语片在世界电影中的发展 |
| 一、近二十年华语电影所遭遇的国际语境 |
| 二、三地华语片的共同发展策略 |
| 三、三地华语片的发展策略差异 |
| 参考片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篇目 |
四、从“黄土地”走向“蓝土地”的成功飞跃(Ⅱ)──“海上山东”建设10周年回顾与前瞻（论文参考文献）
- [1]至远而至近：两岸电影交流研究（1987-2020）[D]. 孟亮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院线纪录电影发展研究[D]. 赵鹏.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D]. 孙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D]. 毕小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5]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国家形象建构分析[D]. 林杨莹. 中国传媒大学, 2019(02)
- [6]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D]. 张希中.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监视监测指标体系研究[D]. 吴琼. 中国海洋大学, 2013(03)
- [8]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形象” ——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互动为中心[D]. 翁君怡.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9]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 ——世纪之交“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流行文本研究[D]. 王文捷. 武汉大学, 2011(07)
- [10]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D]. 杨曙. 扬州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