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月7日行书帖》考释

一、朱熹《行书十一月七日帖》考释（论文文献综述）

杨瑞^[1]（2021）在《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文中指出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着名的遗民,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事件对其影响颇深:一为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这使他丧失了故国家园,也消解了其用世之心;一为康熙十七年被迫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此为清廷利用高压政策强迫其易志出仕。在出处进退之间,王弘撰毅然选择隐居不仕,坚守明遗民气节,得到士林一致赞誉。王弘撰既不肯做清廷臣子,便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的名士,不仅使自身声名远播,而且也沟通了关中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为南北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本课题属于地域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个案研究,王弘撰作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也是明末清初关中明遗民的典型代表,在时代的变革中,其人生轨迹、隐士心态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弘撰的家世、生平、交游、着述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展现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为明遗民研究和明末清初关中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体事例。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第一、二章）为王弘撰生平、交游考。第一章为生平考述,主要以赵俪生《王山史年谱》为参照,对谱中讹误之处进行考证,缺脱之处加以添补,力图厘清王弘撰的行年事迹,展现其交游和生活状态。第二章为交游考。王弘撰在鼎革后曾四上京师,五下江南,一赴岭南,而在关中地区,也多次往来于西安、延安、三原、富平等地。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人有明宗室、清廷官员、乡宦士绅、遗民群体、林下隐士等。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或互道对明故国的深情,或进行诗文切磋和学术交流,或赏玩金石书画,或宴饮雅集、共享友朋之乐。王弘撰深厚的家学渊源,仗义疏财、笃于朋友的人格特点,平心静气、不存门户之见的治学观念,坚守明遗民气节、不作两截人的忠贞节操,以及广泛游历以联络南北声气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真挚友谊,而且使自身声名远播,成为“关中声气之领袖”,还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编（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着述考。王弘撰一生着述宏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故第三章至第五章对其现存各书的成书及版刻情况详加考述,以使读者明了其创作情况。此外,王弘撰工诗,然因其诗集前此未见,故学界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甚少,论文第六章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对王弘撰诗作的内容、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以使学界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定位。综合本课题研究,我们通过对王弘撰家世、生平、交游、着述的考察,认为他的一生行迹展现了清初关中地区明遗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对关中地域文学研究和明遗民研究不无裨益。

徐世平^[2]（2020）在《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石拓片,在金石学产生、兴盛、发展、复兴的过程中,拓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拓片不仅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也是古人临池的范本类型之一。随金石学而兴起的拓片题跋,从最初的卷册形式为主,到清代乾嘉金石学复兴、碑学兴起,整纸拓的题跋、悬挂、欣赏,逐渐成为新的时尚。历来对于金石拓片题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史料的价值,兼及书法品评。而以现代的设计角度来观照这一传统的艺术样式,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金石拓片的题跋作品中,拓片是主,题跋为宾,围绕拓片展开的题跋,毫无疑问是学术和艺术的高度融合。通过对宋、元、明、清、民国以来留下的大量金石拓片题跋作品的分析、研究,在看似不经意的题跋中,却蕴含着诸多的设计因素。由此可知,拓片本身既有金石的设计基因,又有拓片的传拓工艺,还有文人为了题跋而预留空间的设计。至于题跋中的设计因素就更加丰富了,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设计。内容包括题跋文体的选定、叙述的角度、文字的长短等。形式则包括题跋书体与风格、位置与大小都要遵循一定的形式构成规律,不是简单的叠加或填空。对称与平衡、变化与统一、调和与对比、渐变与突变、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比例与尺度等设计原理均为拓片题跋提供了支持。而世俗的伦理次序,一定程度上支配着题跋位置的前后、高低、左右、上下等,对形式的影响不可忽视。印章从印文拟定、印风印式及钤盖都充满了设计,对于题跋形式是极大的补充和完善,有时会起到点睛的作用,使画面醒豁,神采斐然。题跋纸墨色彩及界格的设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题跋空间一般在原拓纸和另纸两层为多,也有和绫纸形成三层空间的题跋,这对于设计的要求就更高了。金石拓片题跋的经典设计案例,结合了配画、临帖、钩摹等手段,经过精心的装潢设计,使拓片题跋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通过对《兰亭序·兰亭诗》《石鼓文》手卷、《熹平石经》《四欧堂》册页、《西岳华山庙碑》整纸拓,以及全形拓中六舟的《博古清供图》《古砖花供图》《剔灯图》《六舟礼佛图》、吴大澂《愙斋集古图》的拓片题跋解析,进一步印证了设计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金石拓片题跋综合了金石拓片作为文字和图像载体本身具有的审美,还有传拓过程中产生的传拓工艺之美,最后融合文人艺术家诗文、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之美。而能将这些因素巧妙糅合的关键就在于设计,没有设计的统摄,将是散乱无序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或过于随意或过度设计,不免潦乱繁琐,我们正可引以为戒。如何运用设计把握好度的分寸,妙为布白,留有余地,处理好虚实关系,使拓片与题跋浑然一体,便成为当下现实的关切。

马丛丛^[3]（2020）在《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山东灵岩寺存留碑刻数量众多,佛教史领域的研究对此关注并不多。本文建立在对碑刻实物拍照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年拓片的影像资料,对灵岩寺的碑刻内容作了整理与研究。由一手材料出发,完整而详实地研究了灵岩寺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以下阶段:一、晋唐灵岩寺的兴起与发展。山东佛教的开拓以前秦皇始元年（351）僧朗入泰山、居金舆谷为开端。僧朗建造的朗公寺在隋代时更名神通寺。灵岩寺山上有巨石,远观类老和尚持锡杖,后附会“朗公说法、顽石点头”。唐李邕碑刻记载,晋宋之际法定禅师创立灵岩寺。方山之阴的神宝寺则由明法师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始建。后人多将神宝寺的建造年代误以为灵岩寺。隋文帝赐华阳王为施主重兴灵岩寺,入唐以来逐渐兴盛。垂拱四年（688）慧赜的塔记,是寺院现存最早的碑刻。北宗禅神秀的弟子降魔在灵岩兴起饮茶之风。唐武宗灭佛,灵岩寺山下寺院被毁,方山证明功德龛尚存。住持从惠重建寺院。二、宋金时期的十方灵岩寺。宋初灵岩寺施行甲乙制,即师徒相传的住持制度。延珣受学志雅,琼环传位重净。熙宁年间,灵岩寺改为十方制:不拘一宗一派,采取由各地推举、朝廷任命的方式。永义、行详先后住持。熙宁六年（1073）,云门宗仰天元公为初祖,灵岩寺开启代际传承体制。其后临济宗黄龙派主导灵岩寺。重确正觉为黄龙慧南的弟子,第八代妙空净如、第九代定光道询、第十代寂照法云皆为黄龙派。第十一代大明法宝嗣法青州希辩,为曹洞宗第十六祖。曹洞宗在灵岩寺逐渐站稳脚跟。惠才、浦涤皆传法曹洞。三、元代曹洞宗大盛。万松行秀为金代朝廷所重,入元后门下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清安德方、复庵圆照等人。雪庭独立门庭,创“福慧智子觉”等七十字辈传承体系。其余万松门人字辈相同,元代时有“正思惟妙”,暂称林泉系。两条体系在灵岩寺各有传承,分别独立宗统。宗统的字辈传承,在僧人出家时,由所取的法名体现。法统由僧人的授记师父传授,开堂时须禀明师承并传法,所收弟子的辈分以法统为准。宗统与法统是贯穿宗教生活的两条重要系统。四、明清宗派的衰落与转折。元代末年,寺院经济实力下降,曹洞宗逐渐衰落。秋江洁在灵岩寺继续弘扬曹洞宗,弟子雪轩道成入其门下。道成在明前期受诸位皇帝青睐,默照禅也受到尊重。道成传法本空通悟,其后字辈排行有“至理妙悟”,暂称秋江系。各地僧官的设置,层级更加严密。游方的僧人减少,本地出家众增多,佛教僧众逐渐纳入儒家伦理体系。成化四年（1468）,灵岩寺重开山,更名崇善禅寺。古奇至珎为第一代住持。明代的僧人以雪庭系与秋江系并存。雪庭系的主要力量是“周洪普广宗道”字辈的弟子。明代后期各地民众兴起朝山进香、斋供灵岩的风俗。民众组成香会施斋供僧。他们希望借斋供仪式达到积累功德、护国佑民、荐祖祈福保安的目的。斋供僧人以曹洞宗雪庭系为主。除此之外,第五章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涤公开堂疏的阮元题记内容,不仅有补于现存《阮元年谱》,作为段松苓乙卯年赴灵岩寺访碑的实证,还可正先前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甲寅年五月灵岩山题名”一说。（二）结合灵岩寺与戒台寺两通同新塔铭,得出同新嗣法清安德方,而非此前误传的林泉从伦。（三）根据少林寺与灵岩寺留存的两通息庵碑、墓塔林的贞公塔铭等碑刻,可以发现灵岩寺的息庵碑并非日僧邵元“撰并书”,而是由定岩改写、野云篆额并书。（四）依据《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两通碑刻,可以明确定岩住持灵岩时间为1335-1348年。这在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定岩住持灵岩寺的下限,进而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

王文超^[4]（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李宇萌^[5]（2020）在《《东书堂集古法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书堂集古法帖》为明代三藩刻帖之一,具有书法艺术与文献价值。文中以《东书堂集古法帖》永乐初拓及明翻刻本为研究依据,对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将其置于明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剖析其选帖原则及刊刻质量,最终论述其价值及局限性。首先,从编刻者朱有炖具有的藩王身份入手,指出朱有炖刊刻并进献《东书堂集古法帖》具有向明成祖朱棣表示忠心的目的;其次,以《东书堂集古法帖》收录的法帖内容为研究对象,与明初的书坛背景相结合,梳理其反映的书法风尚,概括为“‘崇王’观”“尚意书风与帝王书法”及“刻帖中对楷书的重视”三个方面;再次,通过比较《东书堂集古法帖》《淳化阁帖》及相关墨迹,发现《东书堂集古法帖》的确存有刊刻失真现象;最后,针对其价值以及局限性作出具体阐释。

周康^[6]（2020）在《论苏轼元佑时期的书法成就》文中认为元佑近十年时间,不仅是苏轼政治生涯的“得志之秋”,更是其书法生涯的变法和集大成时期。在此期间,他的书写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元佑之前“华丽工妙（姿媚）”的主要作字面貌,开始变得“老劲雄放（掣笔极有力）”。这种劲健的笔力,加上黄州末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丰腴之态,最终导致苏轼“肌骨相称”（纯绵裹铁）典型书风的成熟。苏轼在书法上的名声,也从元佑之前的于时未称而大兴于时,成为了元佑书坛的主盟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亦被推崇到和颜真卿、杨凝式这样的一朝书法之宗并驾齐驱的高度。这一时期,也是苏轼书法的创作高峰。在苏轼传世近五百五十件的书迹中（不详作年的约五十余件）,元佑近两百件作品几乎就占到了五分之二。最能体现苏轼书法风格和成就的行书,在这一时期更是佳作倍出。其中既有《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诗帖》《马券帖》《颍州祷雨帖》《兴龙节诗帖》《次辩才韵诗帖》这类备受书家推崇的巨迹名书,也有常被学者拿来跟《寒食帖》相提并论的《武昌西山诗帖》和《李太白仙诗卷》。苏轼书法在元佑中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第一,元佑中安师文等颜帖收藏大家集聚京师,大量杨凝式（及李建中）的题壁书见存于洛寺,为苏轼元佑中力学颜、杨而笔力大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第二,元佑中黄庭坚、米芾、钱勰、秦观、王巩等为数众多的工书善鉴之人围绕在苏轼周围,在与这些人的书法交游中,苏轼的书写能力和创作水平都曾大受影响。第三,元佑时期,得益于高太后在政治上的护持,使他不论在京还是外任大都能够情闲意淡,而保持着一种心手双畅的书写状态。过去学界在苏轼书法的分期研究上,大都集中在黄州时期,并认为该时期乃苏轼的变法或者集大成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所致:一是受了苏轼黄州时期文学成就的影响,二是过于武断地将苏轼书写成就极高的《寒食帖》系在了黄州时期。其实文学和书法虽皆有表情功用,然文学多在“发愤”,书法多在“遣兴”,二者存在很大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对于抄写性质的《寒食帖》,单就《寒食雨二首》的作年,无法进行进一步系年。该帖所表现出的书风特征及卷后黄庭坚的跋语等,都指向此作当出元佑（如明代顾复、清代裴景福所判断的那样）,而非黄州时期书作（更不宜断在黄州加以研究）。

赵水静^[7]（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骥^[8]（2018）在《张照书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书。雍正十三年（1735）,以贵州平苗乱无功,夺职入狱。乾隆七年（1742）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1745）卒。谥文敏。作为书法家,张照在清代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最重要的书家之一,更是乾隆朝官样书风的代表。可以说,考察清康熙朝到乾隆朝的帖学书法发展轨迹,张照的书法创作是重要的参照。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张照的家世、历官、行迹进行考述,并对张照家族的封赠情况进行梳理。从张照的为官经历,述及其政治才能,和这种政治才能得到帝王肯定后带给本人和家族的荣耀。张照家族背景和为官经历,是决定其个人成长和影响的决定因素,而书法的学习、影响更与此息息相关。第二章通过梳理张照的书法师承,考述张照取法魏晋至元明名家的史实,明晰了张照以晋人和王羲之为根本,广涉博取的书法学习历程。并最终提出张照宗晋崇王的书统观念、池水尽墨的摹古观念、沉着通灵的融汇观念、文章忠义的品格观念的书法观念。第三章通过对张照与松江王广心家族、武林高士奇家族、松江沈荃家族、常熟蒋廷锡家族、曲阜孔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和书画观摩鉴藏活动的梳理考证,明确提出,张氏家族与这些世家大族的姻亲关系,对张照的书法学习、书法风格和书法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通过康雍乾三代帝王与张照之间书法互动,张照去世后乾隆大量题跋张照书法作品,并敕刻《天瓶斋法帖》等行为的考述,廓清了康雍乾三代帝王对张照书法的推重。而帝王的推重直接确定了张照在当时的影响,和张照在书法史上地位。第五章对张照与家族成员、王公贵族、馆阁同僚、书画名家、同乡同年之间的书法交游进行考述。他们之间的交游行为,对扩大张照书法在官方体系内的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六章对乾隆《钦定天瓶斋法帖》和孔继涑《玉虹楼法帖》中收录的张照作品进行研究,指出张照对乾隆书法观念的反向影响。进而提出,清前期书法并未局限于康有为所言康熙朝崇董其昌乾隆朝崇赵孟頫,而是以宗晋人和王羲之为基础,广泛涉猎包括赵孟頫、董其昌在内的古代书家作品的史实。文章的下篇为《张照年谱长编》。以书法为中心,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对作者原《张照年谱》进行修订和补充。

邱阳^[9]（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指出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曹天晓^[10]（2018）在《清儒丁晏年谱》文中提出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江苏山阳（今属淮安）人,清中後期经学家,着书凡六十余种,生前汇刊部分着作爲《颐志斋丛书》。所着《尚书余论》《郑氏诗谱考正》《毛诗陆疏校正》《曹集铨评》等颇受学界推重。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准确、详尽的丁晏年谱,研究者在论述丁晏生平、交游、着作、学术经历时多有讹舛。本谱在丁晏子侄门人所撰旧谱基础上,通过对丁晏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手札、书画题赠等文献的考索,结合地方志及清廷档案,对丁晏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梳理,丰富了丁晏生平的大量细节,补充了旧谱中遗漏的一些重要事件,纠正了许多流传己久的错误记载。根据谱主一生行迹特点,本谱分爲四卷:卷一,年少才俊,名动公卿;卷二,公车蹭蹬,广结名士;卷三,挺身扶危,忠而见谤;卷四,退居讲学,颐养天年。各卷之间事行略有交叉,至於着述活动,则贯其一生,未尝中辍。各卷之前有概要,简述该卷主要内容。谱後附録有《丁晏着述考》《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丁晏评传资料集録》以及《人名索引》《人名字号对照》等。

二、朱熹《行书十一月七日帖》考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熹《行书十一月七日帖》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东书堂集古法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苏轼元佑时期的书法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照书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儒丁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四、朱熹《行书十一月七日帖》考释（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D]. 杨瑞. 西北大学, 2021(12)
• [2]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D]. 徐世平. 苏州大学, 2020(06)
• [3]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D]. 马丛丛. 山东大学, 2020(09)
•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东书堂集古法帖》研究[D]. 李宇萌. 渤海大学, 2020(05)
• [6]论苏轼元佑时期的书法成就[D]. 周康. 西南大学, 2020(01)
• [7]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张照书学研究[D]. 梁骥. 吉林大学, 2018(04)
•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清儒丁晏年谱[D]. 曹天晓.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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