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潘媚[1]（2021）在《云南省“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国家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新的内容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经历了“两化融合”“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目前“五化协同”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新内容。“五化”自2015年提出以来,学者们对“五化”协调发展的研究还不多,尤其对“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对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及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五化”协调发展及“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为“五化”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为云南省发展及其他地区“五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2002、2010和2018年云南省16个州（市）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以下简称为“五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综合测度法,构建云南省“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五化”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水平、耦合水平、协调水平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其次运用单一测度法,测度分析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变,在前面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8年云南省“五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上云南省的“五化”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02-2018年,“五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与增长速度逐渐变大,其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农业现代化,最低的是城镇化,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信息化,最慢的是城镇化和绿色化。从空间上来看,呈现出空间上的不均衡性,云南省“五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滇中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滇西北和滇西南,绿色化则相反,绿色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滇西北与滇西南。（2）2002-2018年,云南省“五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整体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云南省“五化”耦合度呈上升趋势,耦合水平整体上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地区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云南省“五化”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地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整体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云南省“五化”耦合协调水平与“五化”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存在一定的一致性,综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应的也为“五化”综合发展水平高值地区,体现出同步演进的状态。（3）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具有时空上的一致性,云南经济增长与“五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五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五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镇化>工业化>绿色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从整个云南省来看,各“化”对经济影响均呈现显着正向作用。（4）根据云南省“五化”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及“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各“化”同步及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地区连通性;发挥空间优势,制定区域政策。
万筠[2]（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肖翔[3]（2020）在《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区域多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客观实际,也是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重要任务。“多元”通常表示为“多化”,如“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发掘区域优势,缩小区域差距,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基本路径,对于落实脱贫攻坚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战略,以更高起点谋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部欠发达省份云南为例,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与研究基础,遵循“时间序列—空间结构—动因机制”的研究范式,首先对1999～2017年云南省工业化指数、城镇化指数、农业现代化指数、“三化”综合指数、“三化”协调指数进行了时空格局演变的测度与分析。其中,时序分析通过“三化”综合发展模型和“三化”协调发展模型开展,空间分析采用了突变点检验方法（Mann-Kendall）、自然断裂点法（Jenks）、热点分析法(Getis-Ord*)、标准差椭圆法（SDE）等方法。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深入剖析了云南“三化”协调指数的空间效应,揭示了不同影响因素对云南各市（州）影响程度和方向的空间分异。最后,从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哺和带动、培育壮大区域增长极、转化溢出效应为驱动力、结合主体功能区因地制宜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为:（1）“三化”分指数、综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的时序特征显着。“三化”发展水平整体上持续提升,城镇化和工业化增速快,“三化”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转为轻度失调;各次区域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滇中水平高,其他区域集中于中低段;各市（州）均有提升,发展水平和协调指数双高的市（州）年均增长较低。（2）“三化”分指数、综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异和圈层结构显着。“三化”分指数以滇中为高值区和重心点,呈东西向分布,向东迁移,空间上先集聚后离散;“三化”综合指数高值区与热点区分布于滇中和西双版纳,呈东北偏东-西南偏西分布,向东偏北迁移,空间上先集聚后离散;“三化”协调指数高值区在滇中、滇东南、滇西南和滇西均有连片分布,以滇中、红河和版纳为热点区,呈东北偏东-西南偏西分布,向南偏东迁移,空间上先集聚后离散。（3）“三化”协调指数的空间效应显着,各地区“三化”协调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方向不同。“三化”协调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和溢出效应显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区域自身“三化”协调的直接影响显着,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对邻近区域“三化”协调的溢出效应显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水平、投资水平、科技水平的变化对较多市（州）的“三化”协调具有负向影响,经济外向度、交通区位因素、自然因素的变化对较多市（州）的“三化”协调具有正向影响;消费水平、经济外向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对各市（州）“三化”协调的影响程度较大;总体受正向影响较大的区域为滇中、大理和西双版纳,总体受负向影响较大的区域为滇西北、滇西南大部、昭通和文山,各变量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显着。
李雄[4]（2020）在《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征程。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找准着力点,走“四化”同步发展道路是逐渐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基于此,本文以新疆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对新时期兵团经济快速运行和农牧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及“三农”问题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首先,论文在系统梳理“四化”协调发展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适合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的经验方法和理论基础,同时对“四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和相关基础知识进行分析,将为后续的研究夯实了坚硬的基础。其次,对南疆兵团“四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描述分析,并通过构造“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极值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同时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从而计算出南疆兵团“四化”协调综合发展指数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南疆兵团“两化”、“三化”、“四化”进行评价。然后运用灰色GM（1,N）及驱动力模型从中挖掘出南疆兵团“四化”发展的短板及影响各师“四化”协调发展的驱动性和阻碍性因素,从而得出以下结论:（1）南疆兵团的“四化”综合发展指数水平处于上升趋势,但各师的发展不够平稳、差距较大;（2）经过十年的发展变化,南疆兵团“四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从勉强协调状态发展到中级协调状态,上升了两个发展阶段。但从空间角度来看,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的现象,且各师之间的差距具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在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四化”对系统发展均起着不同程度的驱动作用,其中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驱动力度高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短期内有效提升信息化对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是推动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结合南疆兵团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如何促进“四化”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1）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四化”驱动力度;（2）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拓宽“四化”融合空间;（3）转变农业现代化模式,夯实“四化”发展基础;（4）发挥信息化引领作用,促进“四化”协调发展。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认为新疆南疆兵团应彰显绿色发展要求,促进“四化”协调发展,着力培育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多方位不同途径地提高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同时还应注重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
史婕[5]（2020）在《“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基于多年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道路。城市群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因此,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成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我国“新四化”发展战略的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是西部有着“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巨大潜力的城市群,其耦合协同发展的推进是区域的经济需求,也是减小东西部差异化,完善我国“新四化”战略的需要。但目前来看,探索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的文献非常少,所以本文选取此主题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以理论阐述为基础,明晰了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的定义及特征;其次,加入城市群下辖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信息化的分析,通过构建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测度模型,选取关中平原城市群12个城市、2009-2018年数据,从城市群整体及下辖城市层面、“新四化”层面系统地测度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现状均处于起始阶段,区域内东南部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呈现中部偏东部城市发展较好的局面,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城市为主（剔除咸阳）,城市群整体信息化发展水平较均衡且西安市的辐射作用明显;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度发展不均衡,空间上综合表现为“西部高东部低”的特点,整体呈现出“由西向东,外圈包裹中心”的蔓延形式;城市群“新四化”协调度空间上综合表现为“南部与中心偏东部较高”的特点,整体呈现“由南向北,中心向外扩散”的蔓延形式;关中平原城市群各个下辖城市“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能力层次不齐,整体信息化增长水平明显强于其他“三化”,基本表现为部分“两化”耦合协同发展。综合来说,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群效应较明显,各单元联动性较弱,整体发展效益较低,“新四化”发展缺少动能,区域差距较大。最后,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及各个子系统发展情况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刘雨欣[6]（2020）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的发展是综合性的发展,既要各产业的快速进步,也要保证各地区的齐头并进。“四化”同步是由“三化”同步演变而来,是对“三化”同步的继承和延续。“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三化”同步发展的要求,总的概括就是把工业提升,城镇建造,继续推动向前,同时也把农业各方面的要求落实下去,这使得农业、农村、农民的前进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党的十七大时,在工业方面、信息方面以及城镇方面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强调作用。十八大时把“四化”之间的状态关系置于更高的位置上,结合当下特殊经济状况从工业、信息、城镇、农业实际出发,逐步使信息建设、工业产业相互促进,工业转变生产对城镇建设给予积极作用,城镇质量的全面升级又对农业进步提供一定的产品销售市场,最终形成各方优良发展趋势、经济稳定的局面。本文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总的概括了国外学者在四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状态作用程度,也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做了一定的整合,其中包含子系统内部以及整体的发展状况。接着把文章中的子系统内涵做出范围圈划和阐述,综合运用了文献归纳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收集本研究需要的数据资料。主要从阿克苏地区四化发展现状、阿克苏地区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子系统两两之间协调度、四化协调协调度3个方面进行计算分析,并结合相关特征提出了建议。本研究结论为:纵观2007-2018年,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1.0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07年,耦合协调度值为0.049,即位于[0,0.1]区间,处于极度失调阶段;2008年,耦合协调度值为0.267,位于[0.2,0.3]区间,代表此时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09年,该地区耦合协调度值为0.374,位于[0.3,0.4]区间,体现出此时期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0、2011年,耦合协调度值为0.481、0.547,分别位于[0.4,0.5]、[0.5,0.6]区间,根据前文中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标准可得知,该时间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2012-2013年,阿克苏地区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605、0.674,均位于[0.6,0.7]区间,代表该两年内为初级协调阶段;2014-2015年,发展趋势继续向好,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742、0.779,均在[0.7,0.8]区间,代表该时间内为中级协调阶段;2016-2018年均处于良好协调阶段。
郭宏光[7]（2020）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任务。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合理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境内生态环境脆弱,同时甘南也是“三区三州”国家深度贫困区,由于经济产业单一,过载畜牧现象突出,致使区域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挑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和准确认识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情,探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该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导。本文在研读大量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和矛盾分析法等方法。首先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深入研究,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为切入点,接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现阶段甘南藏族自治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总结甘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约因素,最后就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要求和新发展观的绿色标准,提出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的对策。
丁宇[8]（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樊一[9]（2019）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必经之路,从信息化起步晚的现实来看,实现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的协调发展是达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各区域间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发展水平差异仍然较大。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三化”发展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发展速度开始逐渐减缓,而拥有“经济欠发达地区”之称的我国西部地区,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在不断加速向前推进。因此,分析探讨我国西部地区近十年来“三化”的协调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更好的了解西部地区“三化”的演变规律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趋势,有的放矢地推进西部地区“三化”的进程以及协调发展水平,助力我国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以2007年—2016年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来测度我国西部各省区市“三化”的发展度以及协调发展度,并且运用灰色系统GM（1,N）模型以及主成分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实证分析,可得以下主要结论:（1）2007—2016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升,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且发展速度为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至2016年,西部地区总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工业化。“三化”之间发展不同步,且西部内部各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但有逐渐减缓的趋势。（2）至2016年,西部地区整体已由2007年的濒临失调状态进入到2016年的初级协调状态,正向中级协调迈进。至此,西部12省区市已没有失调发展的地区,均已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状态,仍需大力发展。（3）西部各省区市的不同子系统对于“三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及阻碍作用各不相同,程度也各不相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大部分地区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起到驱动作用,而新型工业化的驱动作用不太乐观,甚至对有些省份会有阻碍作用。（4）在影响“三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中,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比、人均有效灌溉面积、非农产业产值比对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针对本次研究结论,本文对促进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出相应建议。
田洁玫[10]（2018）在《“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鹤壁市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耕地保护问题一直是土地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必然面临“三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挑战。鹤壁市地处中原经济区与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的重叠区域,不以牺牲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战略是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而“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的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既是保障粮食安全、实现耕地保护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由之路,也是缓解各项建设造成的用地冲突、实现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河南省鹤壁市为研究区域,以“三化”协调发展战略为研究背景,系统运用管理学、经济学、资源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借助3S技术并使用Envi、ArcGIS、IDRISI、Fragstats、SPSS等遥感、地信及数理统计软件工具,在进行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机理分析、耕地布局稳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鹤壁市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安排及路径开展研究,获得主要结论如下:1.“三化”协调发展不同阶段的耕地动态变化规律。在1993-2003年的“三化”协调发展形成阶段,研究区耕地数量增加,但整体质量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而在2003-2013年的“三化”协调发展提升阶段,研究区耕地数量呈现减少趋势,但整体质量有显着提升;研究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不仅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差异性,在空间上变异也较明显,耕地数量与质量水平整体上表现为“两县>三区”。鹤壁市耕地动态变化特征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性特点基本吻合,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耕地资源利用方式出现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趋势;耕地动态变化规律对未来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耕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耕地动态变化驱动机理。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是鹤壁市20年间耕地数量与质量变化的两大核心驱动力量。基于“三化”协调发展视角可细分为农业生产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种植结构与耕地区位水平四项农业发展驱动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水平、农民自身情况两项经济发展驱动因素,此六项因素可视为驱动耕地动态变化的“燃烧物”;耕地相关政策与制度是具有催化作用的耕地动态变化“助燃剂”;“三化”协调发展的三项组成要素则是“着火点”,最终促成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而耕地变化最直接的输出结果是产生耕地保护威胁这项“燃烧排放”。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不仅是实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区域耕地保护的必然选择。3.“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耕地布局稳定性分析。将“三化”协调发展形成阶段与提升阶段设定为两种不同情景,应用CA-Markov模型预测比较鹤壁市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选择按照“三化”发展提升阶段的既定战略方向发展,则2023年鹤壁市的耕地布局稳定性数量结果与该市未来规划目标相符、空间结果符合“三化”协调发展方向、质量结果可以满足高标准粮田建设需求。然而,鹤壁市未来也存在耕地后备资源紧张与耕地质量退化的风险,可能对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挑战。因此可从政策法规上保障耕地资源合理利用、从资源配置上提高耕地生产效率、从体制机制上协调自然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总体上看,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可望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4.基于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的区域“三化”协调发展战略。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包括空间、时序与千百万方三个层面内容,各项布局优化结果将影响研究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兼顾耕地保护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优化结果符合耕地数量与质量保护要求,未入选区域集中在鹤壁市“一核双星”规划周边,土地可用于满足未来工业化与城镇化外扩需求;提升规模连片性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百千万方布局优化结果体现“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原则,有助于稳固规模连片成果并促进农业现代化生产;理顺资源布局与绿色可持续化关系,时序布局优化结果具有“近期试探摸索—中期大量投建—远期稳固提升”特点,能够保障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5.“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保障。为了实现与巩固研究区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成果,需要从四个方面加强措施保障:一是推动中低产田改造与实施土地整理工程来提升区域耕地质量水平;二是推进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以及农技服务来满足技术服务需求;三是形成高标准粮田示范与创建粮食高产标准化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四是加强粮食田间工程、开展农田水利工程以及配套灌区续建改造来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可从法律产权、政策制度、经济机制与管理体制四个层面提出厉行耕地保护、推动农地流转、加强规划调控、完备监管系统、创新投入机制、构建补偿体系、完善政府管理、培育专业组织等具有针对性的保障建议。
二、以“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省“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创新点 |
| 1.2 研究现状与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协同理论 |
| 2.2 系统理论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云南省“五化”协调发展评价 |
| 3.1 云南省“五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与模型构建 |
| 3.1.1 评价指标设计 |
| 3.1.2 “五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2 云南省“五化”发展水平分析 |
| 3.2.1 云南省工业化发展指数 |
| 3.2.2 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指数 |
| 3.2.3 云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 |
| 3.2.4 云南省信息化发展指数 |
| 3.2.5 云南省绿色化发展指数 |
| 3.3 云南省“五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
| 3.3.1 云南省“五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
| 3.3.2 云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云南省“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云南省经济增长情况 |
| 4.2 指标与模型的选取 |
| 4.1.1 指标的选取 |
| 4.1.2 模型的选取 |
| 4.3 云南省“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云南省“五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
| 5.1 各“化”同步及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 |
| 5.2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5.3 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地区连通性 |
| 5.4 发挥空间优势,制定区域政策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立意和议题选择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研究政策相关概念的梳理辨析 |
| 三、国外政策变迁理论的回顾述评 |
| 四、国内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进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分解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的分解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结构和篇章布局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关于政策变迁的三个解释视角 |
| 一、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 |
| 二、对理性选择的关注: 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 |
| 三、对子系统的关注: 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 |
| 四、解释视角的不足和启示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 一个解释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形式 |
| 三、注意力转移的驱动因素 |
| 四、分析框架的具体说明 |
|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历程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 |
| 一、城市生活垃圾界定及属性 |
| 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理念及原则 |
| 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职能与体系构成 |
| 第二节 间断均衡期划分的判断标准 |
| 一、政策范式理论 |
| 二、判断标准的说明 |
| 第三节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内容分析 |
| 一、阶段历程的划分 |
| 二、扎根理论的选择依据 |
| 三、具体操作步骤 |
| 第四节 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发展历程 |
| 一、1986—2003年: 末端被动管理的均衡期 |
| 二、2004—2009年: 鼓励市场参与的均衡期 |
| 三、2010—2016年: 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 |
| 四、2017—至今: 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惯性: 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与政策运行过程 |
| 一、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过程: 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政策运行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的阻力及成本分析 |
| 一、中央政策制定: 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 |
| 二、地方偏好执行: 路径依赖提升决策交易成本 |
| 三、社会反馈互动: 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 |
| 第三节 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塑造、延续与调整 |
| 一、第一个均衡期: 初步构建、塑造成型 |
| 二、第二个均衡期: 方向延续、阻力对抗 |
| 三、新均衡期实现: 成本支付、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注意力转移: 基于间断发生场域的因果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间断发生场域和影响因素模型 |
| 一、政策间断的发生场域 |
| 二、影响因素模型和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
| 一、fsQCA的选择依据 |
| 二、具体运算过程 |
| 三、真值运算结果讨论 |
| 第三节 间断发生的模式提炼和因果机制分析 |
| 一、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模式 |
| 二、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模式 |
| 三、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模式 |
| 四、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变迁: 理论阐释、实践对策与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的理论启示 |
| 一、对政策变迁形态的认知拓展 |
| 二、制度惯性维持均衡式变迁 |
| 三、注意力转移助推间断发生 |
| 第二节 均衡性与顶层设计: 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 |
| 一、层级治理迈向法理分权 |
| 二、转向协商共识的公共决策 |
| 三、完善创新扩散的试点机制 |
| 第三节 间断性与过程优化: 冲突应对和消解策略 |
| 一、冲突应对: 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嵌入式治理 |
| 二、消解冲突: 多元利益诉求的制度化吸纳 |
|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
| 一、源头主动防治,兼顾前瞻性与协调性 |
| 二、鼓励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
| 三、践行“三化”原则,构建配套政策体系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理论贡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区域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区概况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工业化 |
| 2.1.2 城镇化 |
| 2.1.3 农业现代化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
| 2.2.3 耦合协调理论 |
| 2.2.4 空间溢出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云南省“三化”耦合协调发展综合测度及时序特征 |
| 3.1 “三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
| 3.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3.1.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构建 |
| 3.1.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3.1.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1.5 “三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
| 3.2 “三化”系统发展水平与时序特征 |
| 3.2.1 工业化发展水平及时序演变特征 |
| 3.2.2 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时序演变特征 |
| 3.2.3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时序演变特征 |
| 3.2.4 “三化”综合发展水平及时序演变特征 |
| 3.3 “三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云南省“三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及特征 |
| 4.1 空间阶段划分与空间分析方法 |
| 4.1.1 空间演变的阶段划分 |
| 4.1.2 突变点检验结果 |
| 4.1.3 热点分析法 |
| 4.1.4 标准差椭圆法 |
| 4.2 “三化”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2.1 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2.3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2.4 “三化”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3 “三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3.1 空间分异格局 |
| 4.3.2 冷热点分布格局 |
| 4.3.3 标准差椭圆格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云南省“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1.2 空间计量分析 |
| 5.2 “三化”耦合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效应 |
| 5.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5.2.4 模型构建 |
| 5.2.5 模型估计与空间效应分析 |
| 5.3 “三化”耦合协调发展指数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
| 5.3.1 共线性检验 |
| 5.3.2 模型计算与验证 |
| 5.3.3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对策建议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四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协同理论 |
| 2.1.2 系统理论 |
| 2.2 “四化”协调的理论内涵 |
| 2.2.1 工业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 |
| 2.2.2 信息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纽带 |
| 2.2.3 城镇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
| 2.2.4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协调发展的基础 |
| 第3章 南疆兵团“四化”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1 南疆兵团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特征及主要问题 |
| 3.1.1 南疆兵团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特征 |
| 3.1.2 南疆兵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2 南疆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特征及主要问题 |
| 3.2.1 南疆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特征 |
| 3.2.2 南疆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3 南疆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特征及主要问题 |
| 3.3.1 南疆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特征 |
| 3.3.2 南疆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4 南疆兵团信息化发展现状特征及主要问题 |
| 3.4.1 南疆兵团信息化发展现状特征 |
| 3.4.2 南疆兵团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
| 第4章 南疆兵团“四化”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
| 4.1 “四化”综合评价指标的构建 |
| 4.1.1 “四化”综合评价指标构建的主要依据 |
| 4.1.2 “四化”综合评价指标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1.3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2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的测评方法 |
| 4.2.1 原始数据处理 |
| 4.2.2 指标权重确定 |
| 4.3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4 灰色GM(1,N)及驱动力模型 |
| 第5章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 5.1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综合发展水平实证结果分析 |
| 5.1.1 “四化”协调各子系统二级指标权重分析 |
| 5.1.2 “四化”协调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
| 5.2 南疆兵团“四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2.1 子系统“两化”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2.2 子系统“三化”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2.3 “四化”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3 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GM(1,N)模型及驱动力结果分析 |
| 第6章 促进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1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四化”驱动力度 |
| 6.2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拓宽“四化”融合空间 |
| 6.3 转变农业现代化模式,夯实“四化”发展基础 |
| 6.4 发挥信息化引领作用,促进“四化”协调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对照表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 “新四化”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1 “新四化”各子系统概念综述 |
| 2.1.2 “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理论 |
| 2.2 “新四化”各子系统间互动机制 |
| 2.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他“三化”的精准基石 |
| 2.2.2 工业化是其他“三化”的动力源泉 |
| 2.2.3 新型城镇化是其他“三化”的重要载体 |
| 2.2.4 信息化是其他“三化”的加速剂 |
| 第三章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发展现状及评价体系构建 |
| 3.1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发展现状 |
| 3.1.1 关中平原城市群简介 |
| 3.1.2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现状 |
| 3.2 “新四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1 指标选取及体系构建 |
| 3.2.2 子系统发展指数计算方法的引入 |
| 3.2.3 确定“新四化”各子系统发展指数 |
| 第四章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测度 |
| 4.1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测度 |
| 4.1.1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的构建 |
| 4.1.2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评价等级 |
| 4.2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
| 4.2.2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历年耦合度分析 |
| 4.2.3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历年协调度分析 |
| 4.3 关中平原城市群下辖地区“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2.1 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工业化 |
| 2.1.2 城镇化 |
| 2.1.3 农业现代化 |
| 2.1.4 信息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协同理论 |
| 2.3 四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 2.3.1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
| 2.3.2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 2.3.3 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 |
| 2.3.4 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 |
| 2.3.5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 2.3.6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阿克苏地区四化发展现状 |
| 3.1 地区简介 |
| 3.2 工业化发展现状 |
| 3.2.1 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 |
| 3.2.2 生产总值不断提高 |
| 3.3 城镇化发展现状 |
| 3.3.1 城镇化长期处于起步阶段 |
| 3.3.2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
| 3.4 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
| 3.4.1 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 |
| 3.4.2 农田作业方式不断完善 |
| 3.5 信息化发展现状 |
| 3.5.1 通信设备普及有待提高 |
| 3.5.2 互联网发展不稳定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
| 4.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1.1 数据选取原则 |
| 4.1.2 指标选取依据 |
| 4.2 四化协调度模型的建立 |
| 4.2.1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4.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3 子系统指数的确定 |
| 4.2.4 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建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 5.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
| 5.2 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
| 5.3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测度结果分析 |
| 5.3.1 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
| 5.3.2 子系统之间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
| 5.3.3 四化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建议 |
| 6.1 创新工业化对四化协调的动力作用 |
| 6.1.1 改变生产方式,升级产业结构 |
| 6.1.2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智能发展 |
| 6.2 推进城镇化对四化协调的助力作用 |
| 6.2.1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发展质量 |
| 6.2.2 利用互联网,吸引培养人才 |
| 6.3 发挥农业现代化对四化发展的保障作用 |
| 6.3.1 加强科技投入,提升作业水平 |
| 6.3.2 融合信息技术,树立特色品牌 |
| 6.4 强化信息化对四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
| 6.4.1 促进信息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
| 6.4.2 建立服务机制,深化信息合作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实地调查法 |
| 3.矛盾分析法 |
| 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法 |
| (五)创新要点 |
|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述 |
|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3.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丰富经验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3.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 4.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
| 5.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
| 6.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 三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
| (一)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概述 |
| 1.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
| 2.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的发展过程回顾 |
| (二)现阶段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
| 2.保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3.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团结的重要途径 |
| 四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分析 |
| (一)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 |
| 1.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
| 2.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分析 |
| (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劣势 |
| 1.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2.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分析 |
| 五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
| (一)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
| 1.强化各个部门生态意识 |
| 2.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
| 3.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二)转变地区经济发展方式 |
| 1.合理优化畜牧产业,着力保护生态环境 |
| 2.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
| 3.完善地区产业结构,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
| (三)培育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
| 1.引导农牧民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
| 2.拓宽农牧民生态文明教育形式 |
| (四)完善地区生态保护制度 |
| 1.政府治理的制度建设 |
| 2.社会参与的制度建设 |
| 结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分析框架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
| 2.1.2 工业化的相关研究 |
| 2.1.3 农业现代化的相关研究 |
| 2.1.4 “三化”协调的相关研究 |
| 2.1.5 文献述评 |
| 2.2 我国“三化”协调发展理论基础 |
| 2.2.1 我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解析 |
| 2.2.2 城乡一体化理论 |
| 2.2.3 协同理论 |
| 第3章 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与方法 |
| 3.1 “三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 |
| 3.1.1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1.2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1.3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各指标的解释 |
| 3.2 “三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
| 3.2.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
| 3.2.2 主成分赋权 |
| 3.2.3 “三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
| 3.3 灰色系统GM(1,N)模型评价法 |
| 3.4 主成分回归分析 |
| 第4章 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 4.1 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
| 4.1.2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分析 |
| 4.1.3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
| 4.2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三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
| 4.3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
| 4.4 我国西部各省区市子系统对“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影响分析 |
| 4.5 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主要指标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5章 结论和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促进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2.1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新型工业化转型 |
| 5.2.2 健全农业基础设施,着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
| 5.2.3 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创造其余“两化”发展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鹤壁市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 “三化”协调发展研究进展 |
| 二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进展 |
| 三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研究进展 |
| 四 国内外研究进展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一 研究区域概况 |
| 二 研究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及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涉及的基本概念 |
| 一 “三化”协调发展相关概念 |
| 二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系统科学理论 |
| 二 耕地保护理论 |
| 三 布局优化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基础 |
| 一 “三化”协调发展与耕地保护 |
| 二 耕地保护与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 |
| 三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与“三化”协调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框架结构 |
| 二 研究框架内容 |
| 第三章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耕地动态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历程的研究阶段分析 |
| 一 “三化”协调发展历程划分 |
| 二 研究区时段选择与阶段确定 |
| 三 研究区“三化”协调发展阶段概况 |
| 第二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耕地利用变化分析 |
| 一 遥感影像选择与预处理 |
| 二 遥感影像解译分类过程 |
| 三 耕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耕地质量变化分析 |
| 一 耕地自然质量评价体系 |
| 二 耕地自然质量评价分析 |
| 三 耕地质量变化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耕地变化规律总结 |
| 一 “三化”协调发展形成阶段耕地变化规律 |
| 二 “三化”协调发展提升阶段耕地变化规律 |
| 三 “三化”协调发展下的耕地变化规律总结 |
| 第四章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耕地变化驱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提取及标准化处理 |
| 一 耕地变化的因变量提取 |
| 二 耕地变化的自变量提取 |
| 三 变量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第二节 耕地变化驱动模型分析 |
| 一 耕地变化驱动模型选择 |
| 二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分析 |
| 三 耕地质量变化驱动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耕地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
| 一 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因素分析 |
| 二 基于工业化城镇化的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
| 三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结 |
| 第四节 基于耕地变化驱动机理的耕地保护问题思考 |
| 一 耕地变化驱动机理总结 |
| 二 耕地保护相关问题思考 |
| 第五章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耕地布局稳定性分析 |
| 第一节 模拟预测方法及精度检验 |
| 一 模型方法选择 |
| 二 模型方法原理 |
| 三 模型实现与模拟精度 |
| 四 历史情况与精度验证 |
| 第二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情景模拟预测 |
| 一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阶段的情景设定 |
| 二 情景I：基于“三化”协调发展形成阶段的预测 |
| 三 情景II：基于“三化”协调发展提升阶段的预测 |
| 四 基于两种情景模式的模拟预测结果比较 |
| 第三节 基于情景模拟预测结果的耕地布局稳定性分析 |
| 一 耕地布局稳定性数量分析 |
| 二 耕地布局稳定性空间分析 |
| 三 耕地布局稳定性质量分析 |
| 四 耕地布局稳定性分析总结 |
| 第四节 基于布局稳定性分析的耕地可持续利用探究 |
| 一 耕地稳定性面临风险挑战 |
| 二 耕地可持续利用对策探究 |
| 第六章 “三化”协调发展下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分析 |
| 第一节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目标要求及过程方法介绍 |
| 一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具体目标 |
| 二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达标要求 |
| 三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实现过程 |
| 四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方法原理 |
| 第二节 “三化”协调发展下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指标体系 |
| 一 基于双重目标对接的指标选择 |
| 二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指标处理 |
| 三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权重确定 |
| 第三节 基于“三化”协调发展的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结果 |
| 一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水平测算 |
| 二 高标准粮田空间布局优化结果 |
| 三 高标准粮田时序布局优化结果 |
| 四 高标准粮田百千万方优化结果 |
| 第四节 基于布局优化结果的“三化”协调发展战略选择 |
| 一 兼顾耕地保护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
| 二 提升规模连片性与农业现代化水平 |
| 三 理顺资源布局与绿色可持续化关系 |
| 第七章 “三化”协调发展下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原则 |
| 一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
| 二 科学布局、协调推进 |
| 三 集中连片、规模开发 |
| 四 多措并举、综合优化 |
| 第二节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现状 |
| 一 主要制约因素 |
| 二 潜力提升基础 |
| 第三节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措施 |
| 一 耕地质量保障措施 |
| 二 技术服务保障措施 |
| 三 粮食生产保障措施 |
| 四 基础设施保障措施 |
| 第四节 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建议 |
| 一 法律产权层面 |
| 二 政策制度层面 |
| 三 经济机制层面 |
| 四 管理体制层面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以“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省“五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潘媚.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3]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效应研究[D]. 肖翔.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4]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南疆兵团“四化”协调发展研究[D]. 李雄. 塔里木大学, 2020(12)
- [5]“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D]. 史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6]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研究[D]. 刘雨欣. 塔里木大学, 2020(12)
- [7]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郭宏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8]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9]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D]. 樊一.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鹤壁市高标准粮田布局优化研究[D]. 田洁玫. 郑州大学, 2018(11)
标签：新四化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