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反思理论在中西方的嬗变

一、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论文文献综述）

蒋承勇^[1]（2021）在《现实主义文论话语之百年流变与体系建构》文中研究说明"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也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术语。现实主义于"五四"前后传入我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本土特定的文化期待视野与社会政治情势等原因,影响力不断增强,其话语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过百余年的流变与建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在文学之人民性与社会功能、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关系、审美反映论、理论话语之开放性品格等方面趋于相对成熟并形成基本构架;而在审美价值、真实性观念、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之关系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与阐释。推进现实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之文论话语体系提供支撑与支持。

张琼^[2]（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夏立飞^[3]（2021）在《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乔治·卢卡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誉为20世纪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是现代着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就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不论在西方还是我国都未能自然延续,且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理性关注。在我国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使得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有着更加肥沃的土壤,重新关注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对我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包含绪论共计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文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方法。根据研究现状笔者发现,国内外理论界针对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过数次的论争与研究热潮,但他的现实主义观念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重新关注卢卡契的现实主义,以期助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提出的原因,包含时代背景、理论背景和文艺背景。欧洲大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垄断经济不断加剧人的物化和社会矛盾,战争与革命运动频发。卢卡契在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和文艺实践的途中,吸收并转化黑格尔、马克思等的哲学美学思想,提出伟大的现实主义。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总体性和反映论。总体性是卢卡契全部思想的核心,转向马克思后,他的总体性范畴兼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形成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契批判地继承了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发展文学反映论,并使之成为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内涵——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求,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传统现实主义不同,卢卡契在论及巴尔扎克作品时提出的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特定时代下的直接表现,具体表现在他的审美反映理论、典型理论以及人民性理论中。三个理论都围绕文学中“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第五部分,主要讨论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包含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卢卡契现实主义核心思想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对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充实和深化,同时,也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在文艺美学实践方面,有利于加强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繁荣和发展我国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创作,并提供一种哲学层面的文学批评视角。

汪大贺^[4]（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吴海燕^[5]（2020）在《当代文学创作论观念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变革发展,文学创作论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从文学创造论到文学生产论、文学写作论的发展演变。这种发展演变并不是简单的后一种理论观念取代前一种理论观念,而是不断走向开放性和多样化的拓展,形成当代文学创作论观念多元共存的形态,反映了文学创作实践不断变革发展的现实。本文把上述文学创作论观念的嬗变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梳理和考察,并且联系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进行深入阐释,以求对当代文学创作论的系统性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论文正文部分拟分四章进行研究探讨。第一章主要探讨经典文学视野中的文学创造论观念。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的观念由来已久,在当代文论中也处于突出地位。文学创造论观念以经典文学的创作实践经验为基础,突出文学创作的艺术独创性特点和经典化追求。新时期以来文学创造论观念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从立足于生活反映论到突出文学审美论,再到强化文学主体论,使这种文学创造论观念不断拓展和丰富。第二章主要探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学生产论观念。“艺术生产”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命题,在现代西方文论中也不断得到阐发。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带来文学创作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学生产论观念也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建构。文学生产论观念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具有商品化、市场化特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它更为重视文学活动的生产性与消费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艺术性与商品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种理论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文学发展的现实,也对这种文学现实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第三章主要探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写作论观念。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大众化的文学写作也迅速兴盛起来,与此相适应的文学写作论观念也逐渐形成和发展。文学写作论观念是对传统经典化和精英化文学创作观念的突破,它更为重视文学写作的大众化,是一种从“作家”到“写手”、从“创作”到“书写”的观念转变,突出文学写作的非神圣化、非神秘化以及开放性与多元化,有利于促进大众文学的繁荣发展。第四章是在前三章基础上,对当代文学创作论观念嬗变进行总体性的理论反思。以上几种文学创作论观念嬗变既构成了历时性的变革发展进程,也形成了当今共时性的多元共存格局,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理论观念的视域差异与内在冲突,也各有一定的利弊得失。在理论反思与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应当寻求不同理论观念的视域融合,从而推进当代文学创作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李栋^[6]（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曲辉^[7]（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认为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谭诗民^[8]（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赵肖荣^[9]（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认为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张立军^[10]（2019）在《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已经步入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是相互伴随的,文论接受的路径总体呈现单一的特点,即主要是取道于俄苏,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是“以俄为师”的。然而,这种学习和借鉴在为中国文论引入全新的科学的理论资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甚至当代文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究其原因自有在接受过程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盲从和曲解的问题,但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接受内容、接受语境密不可分的。本文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百年后的立场回望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情况,重新审视中国当时的接受语境和当时所接受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源头上探寻起初接受过程中的艰难和窘境,希望通过一番尝试性地检视从中揭示造成中国文论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俄苏文学理论接受瓶颈现象的内在原因或影响因素,从而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提供镜鉴。本文采用一种断代式和语境还原的方式展开研究,截取了1915—1930年这15年间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历程作为考察的对象,即将关注的时间段放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伊始到1930年“左联”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纠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各种复杂因素,蕴蓄了中国传统文论朝现代文艺理论的转向,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发的重要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段内中国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境况进行梳理和描述,力争以一种回到文论接受现场的方式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生阶段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期的现实境况。面对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这样一个课题,摆在我们前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如何接受的,在纷纭复杂的“西学”之路上,中国接受者为什么会将选择的目光转向俄苏而不是其他?二是在接受过程中,接受的内容是什么,接受过程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三是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影响和启示是什么?本论文着重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和论述。在考察中国文论接受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本文主要对两个环节进行考察,一是接受背景,二是译介与接受概况,前者主要探讨了在“西学东渐”大的思潮下,中国文人是如何将关注的焦点从日本、欧美转向俄苏的;后者则主要考察了在对俄苏文化与文学的接受中,中国的接受是如何把焦点聚集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在考察接受背景时,本文特别是将研究对象放置回“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进行关照,使带有微观性的具体分析与宏观的大背景考察相结合,力图从接受背景中发掘出某种被惯常思维误读的选择和转变机制。在此问题域中,本文着重关注中国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接受过程中的几种关系转变,一是“西学东渐”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如何引入中国,而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乃至文学领域的接受;二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路径如何从欧洲、英美转向日本,再转向苏俄;三是促成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较为直接的文化因素是什么。通过对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梳理,力求描述出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转变路径,从而厘清中国文论接受过程中如何从西潮思想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而又因何从欧洲中心的思想和文论视角转向俄苏。关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接受概况的介绍,本文梳理了中国文论接受的关注点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过程。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俄苏的政治和文化进入中国视野之后,中国文化界大量引入俄苏文学与文论,但是从俄苏文学到俄苏马克思文论的接受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实际上存在着几重重要的转变关系,其中隐含着各种的淘洗与摩擦。在此着重梳理了文论接受的转变过程,即从中国对俄苏文学接受到俄苏文论接受、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接受、从俄苏文论接受再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三个复杂交叠的过程,以此来描述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选择性机制。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内容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在对接受内容进行讨论前,首先对接受的具体路径和主要的译介平台进行了必要性的介绍。日文转译成为中国早期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途径,而《新青年》《小说月报》以及各种社团流派创办的期刊成为中国当时译介外来文艺思想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特别是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通过对译介路径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中国早期,曲道日本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相互伴随。诚然,我们没有办法剔除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的影响,但事实证明也没有这个剔除的必要,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从实质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传入中国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构成,它的传入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接受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对中国早期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内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文特别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个案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中国文论接受情况的分析,尝试性地勾勒出当时中国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概况。论述过程中,侧重从文本出发,以当时文论界通行的文章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不回避当时文本的缺陷以及译介中对原文的更改,而以实际产生的影响为选取文本的重要参照,通过尝试性地分析希望能够还原当时接受的实际境况。不仅如此,还具体分析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过程中同时引入的其他被时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但事实上又并非真正意义上马克思文论的文论内容,通过梳理与尝试性地剥析力求从中探究其后将中国文论发展引向曲折的内在原因。面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带给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一直影响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苏联文论模式”相连接,一方面探究这种后来使中国现代文论陷入困境的“模式”,初现中国时的样貌和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也对接受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文论的问题进行思索。在讨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给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论界带来的影响时,本文以直接影响效果为探讨的对象,未作过多的拓展。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一种文论观念和两个文论事件的确立和发生,两个文论事件是指“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成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催动了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并为“左联”的成立做出了充分的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中国一些文艺思潮的出现与发展,中国文艺理论观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论文艺观在接受和论争的过程中得到了确立。围绕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研究,不仅引发我们就中国对外来文论的接受问题进行思索,其中隐含了中国在接受过程中的自主性、选择性等问题,同时又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展开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涉到如何汲取外来文论的养分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等问题。总体而言,本文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探讨是充满局限和不足的,但这一问题却值得我们展开深入而持久的探索。

二、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1）现实主义文论话语之百年流变与体系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文学创作论观念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中国与西方的流变（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实主义文论话语之百年流变与体系建构[J]. 蒋承勇. 当代外语研究, 2021(05)
• [2]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3]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D]. 夏立飞.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4]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5]当代文学创作论观念嬗变研究[D]. 吴海燕.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D]. 张立军. 辽宁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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