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造业的未来属于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任波[1]（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曾鑫峰[2]（2021）在《体育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长三角体育产业的视角》文中认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体育产业要素资源,越来越多的省市选择通过产业集聚的方式归集、重组体育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的配置效率。但同时产业集聚也会带来“拥挤效应”,给产业产出效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通过产业集聚的形式提升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4-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共41个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区位熵指标测算了长三角体育产业集聚程度,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考察了长三角体育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拥挤效应和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1）长三角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无论是莫兰指数的大小还是显着性,体育制造业都比体育服务业明显要小,表明体育服务业集聚态势更加突出。长三角体育制造业的“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浙江东部沿岸城市,而体育服务业仍是以上海为集聚中心的“单极”空间分布格局,多核心、网络状的长三角体育服务业空间结构尚未形成。（2）长三角体育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体育制造业集聚降低了体育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宁波、南通、台州、温州等城市体育制造业区位熵均大于1,具有较高的集聚度,但在2014-2017年间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下降了4.2%、5.4%、5.5%、9.3%,这可能是由于恶性价格竞争、劳动力价格上涨、节能减排的环境压力、生产技术可复制性强、企业创新成本高等诸多因素导致的,长三角体育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3）长三角体育服务业集聚并未提升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长三角体育服务业集聚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依靠体育服务企业的空间集聚和体育服务业态的叠加实现产业的增长,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型增长而并非效率型增长。2014-2017年长三角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仅增长1.2%,本文认为长三角体育服务业集聚效应并未发挥的主要原因为:发展受到阶段性限制、部分地区业态集聚的要素根植性较差、内部生产协作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体育服务业资源交易机制尚未盘活等。（4）长三角体育制造业集聚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外溢性,而体育服务业集聚对邻近城市的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体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体育服务业核心城市与邻近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势差”,给予了体育服务业集聚的溢出空间;二是长三角交通、信息、数字化水平较高,为体育产业相关人才的知识溢出创造有利空间,并对周边城市产生“示范效应”。三是体育服务业产业关联度高,尤其是通过自然资源的连接易与周边邻近地区形成共享客源市场和产业合作,提升邻近地区体育服务业发展效率。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若干建议:一是优化长三角体育制造业区域布局,避免拥挤效应;二是加快长三角体育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三是释放体育服务业集聚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四是创新长三角体育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放大溢出效应。
曹文婷[3]（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崔婷婷[4]（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曹曦[5]（2021）在《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及空间重构 ——以沙湾北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及工业化进程迅速,经济持续增长,广佛地区位于珠三角核心腹地,更是走在我国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前端。广佛地区许多具有区位优势的传统村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政策机遇加入了城镇化进程,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转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此类传统村落出现了产业结构欠佳、土地利用粗放、功能布局不合理以及生态体系破碎化等诸多问题,工业化不断瓦解着原有的村落的空间与功能,使传统村落的生存面临威胁。目前,我国提倡转型发展,走可持续发展路径,乡村也处于加速转型时期,受到工业化影响的传统村落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对广佛地区受到工业化影响的传统村落的产业转型及空间重构进行研究也显得极为迫切。首先,文章在明确广佛地区此类传统村落价值及特殊性的基础上,对其产业发展历程、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以及村落空间演化历程、空间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对各个传统村落,选定沙湾北村作为本文研究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及空间演化互动机制的典型案例。然后,依据沙湾北村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从时间维度将沙湾北村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传统农业主导,工业主导,以及旅游转型三个阶段,对各阶段沙湾北村产业发展情况以及产业转型下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剖析,并总结出沙湾北村的产业转型与空间演化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其次,结合广佛地区其余受到工业化影响的传统村落的产业及空间发展历程,分析出广佛地区此类型传统村落的产业转型与发展是村落内部动力与外部变量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并通过对传统村落产业转型与空间演化之间的关系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出其产业转型与空间演化存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作用关系,而空间主体“人”则是产业与空间运作系统中的重要要素。最后,通过对目前影响广佛地区此类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的内部及外部因素的分析,得出传统村落向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此类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应该从保护与发展两个方面入手,使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与空间演化形成良好的互动。
潘秋晨[6]（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王妍[7]（2021）在《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指出,要进一步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几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数量及交易金额屡创新高。企业并购重组能够增强市场活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的高额风险,特别是在高溢价并购盛行的当前,行业发展、市场前景、整合程度都会对并购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带来不确定性,并造成商誉减值风险。在2018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中,有729家公司报告商誉减值损失,商誉减值合计达到1121.53亿元,是A股首个商誉损失超千亿元的年份。与此同时,企业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越来越得到我国监管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证监会2018年11月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就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风险进行了提示,要求企业在并购交易中懂得合理规避商誉减值风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并购商誉减值不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还会带来股价的变动,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会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企业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对于规范企业并购、完善市场监管、维护投资者利益、保障资本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商誉减值为例,对企业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识别企业商誉减值存在的风险,建立企业的商誉减值风险管理体系,并提出规避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措施。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对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并购交易过程进行简单介绍,梳理其计提商誉减值的过程,发现在并购过程中,由于存在并购前双方信息不对称及协同效应被高估的问题,使得计提商誉减值的过程中存在漏洞,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效果不佳,同时,计提商誉减值也造成了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全面降低。其次,本文对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商誉减值风险进行了识别和评估,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识别出的风险因子进行排序,并对商誉减值风险进行了量化分析。最后,对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商誉减值的防范提出建议,并对其他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提出启示。通过研究发现,东方盛虹出于借壳上市、发挥协同效应以及适应宏观背景需求的动因,对国望高科进行了并购。在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博弈、信息不对称、并购后协同效应被高估等原因,产生了商誉减值。商誉减值的出现使得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都明显降低。通过对商誉减值风险的识别发现,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外部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方面,内部风险包括估值风险、支付风险、融资风险、产业整合风险、内部控制风险、控制权风险等方面。通过风险评估发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估值风险、产业整合风险、支付风险等风险程度明显高于其他风险。基于此,为规避商誉减值风险,本文提出重视并购前的潜在风险、加强对标的企业的管理、合理规避风险等措施,并对其他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商誉减值风险提出启示。
许嘉禾[8]（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张昊男[9]（2021）在《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建成了全方位制造业工业体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分公司和销售网点遍布广泛,传统的财务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制造业公司的发展。为了解决该问题,国家在政策上积极地支持制造业,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其中提到了制造业公司应当探索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会计工作方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因此本文将制造业上市公司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结合,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本论文采用调查问卷法筛选出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五个影响因素,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根据影响因素和因变量的性质选择Logistic回归方程模型,使用SPSS软件对筛选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出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并以基于筛选出的影响因素所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制造业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验证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有效性,同时也验证了影响因素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本论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有效影响因素作为结果,将为制造业公司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提供参考,助力“中国制造2025”更早地顺利实现。
李黎明[10]（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指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二、制造业的未来属于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制造业的未来属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2 体育及相关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体育产业、城市化与相关系统耦合发展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本章小结 |
| 2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耦合、机理、关联耦合与耦合协调 |
| 2.1.2 体育产业与体育产业系统 |
| 2.1.3 城市化与城市化系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集聚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域外经验: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分析 |
| 3.1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1.1 英美日体育产业演进特征 |
| 3.1.2 英美日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2 英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2.1 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2.2 英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3 美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3.1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3.2 美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4.1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4.2 日本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5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
| 3.5.1 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基础 |
| 3.5.2 提升经济贡献: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外核 |
| 3.5.3 发展主导产业: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核 |
| 3.5.4 强化市场主体: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保障 |
| 3.6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本土借鉴 |
| 3.6.1 耦合内在前提:体育产业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演进 |
| 3.6.2 耦合外在前提:城市化演进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
| 3.6.3 耦合内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 |
| 3.6.4 耦合外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7 本章小结 |
| 4 耦合机理: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
| 4.1 体育产业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1.1 体育产业的演进历程 |
| 4.1.2 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4.2.1 体育产业发展现实状况 |
| 4.2.2 城市化发展现实状况 |
| 4.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基础 |
| 4.3.1 联结的理论支撑 |
| 4.3.2 体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外部经济效应 |
| 4.3.3 城市化:服务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 |
| 4.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4.1 政治因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 |
| 4.4.2 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不断优化 |
| 4.4.3 社会因素: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等不断向好 |
| 4.4.4 科技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不断渗透 |
| 4.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互动内涵 |
| 4.5.1 耦合要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
| 4.5.2 耦合重点: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 |
| 4.5.3 耦合特征: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 |
| 4.5.4 耦合目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
| 4.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方式 |
| 4.6.1 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
| 4.6.2 城市化: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 |
| 4.7 本章小结 |
| 5 耦合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效应分析 |
| 5.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互动方式 |
| 5.1.1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 5.1.2 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 5.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呈现形式 |
| 5.2.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经济效益 |
| 5.2.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社会效益 |
| 5.2.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生态效益 |
| 5.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评价方式 |
| 5.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耦合效应评价 |
| 5.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效应测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耦合效应测度 |
| 6.1 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1.1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1.3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1.4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1.5 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1.6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2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2.1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2.3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2.4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2.5 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2.6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3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与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3.1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 |
| 6.3.2 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7 关联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分析 |
| 7.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选取 |
| 7.1.2 数据来源 |
| 7.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具有中等或较强关联耦合关系 |
| 7.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 |
| 7.4 讨论与启示 |
| 7.4.1 以增强体育产业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两系统关联耦合发展 |
| 7.4.2 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4.3 以推进经济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5 本章小结 |
| 8 协调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
| 8.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8.1.1 指标选取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8.2 实证分析 |
| 8.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3 结果与分析 |
| 8.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呈现上升态势 |
| 8.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有从失调向协调发展态势 |
| 8.4 讨论与启示 |
| 8.4.1 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
| 8.4.2 促进体育产业融入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等发展之中 |
| 8.4.3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贡献、基础等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不足 |
| 9.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体育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长三角体育产业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资料法 |
| 1.4.2 经济计量法 |
| 1.4.3 逻辑分析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集聚 |
| 2.1.2 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3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2.4 体育产业领域内相关问题的研究 |
| 2.4.1 体育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 |
| 2.4.2 体育产业集聚形成原因、内在机制与集聚效应 |
| 2.4.3 体育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
| 2.5 研究述评 |
| 3 长三角体育产业集聚度的测度与空间特征 |
| 3.1 体育产业集聚度的测算方法 |
|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4 长三角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4.1 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5 长三角体育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空间效应分解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长三角体育服务业集聚态势更为明显 |
| 6.1.2 长三角体育制造业集聚出现“拥挤效应” |
| 6.1.3 长三角体育服务业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 |
| 6.1.4 长三角体育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优化长三角体育制造业区域布局,避免拥挤效应 |
| 6.2.2 加快长三角体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
| 6.2.3 释放体育服务业集聚效应 |
| 6.2.4 创新长三角体育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放大溢出效应 |
| 7.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不足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及空间重构 ——以沙湾北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对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视 |
| 1.1.2 传统村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
| 1.1.3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转型过程复杂,矛盾问题突出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 |
| 1.5.2 实地调研 |
| 1.5.3 跨学科研究 |
| 1.5.4 历史归纳与逻辑演绎相结合 |
| 1.6 技术路线 |
| 2 研究综述及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传统村落 |
| 2.1.2 村落产业转型 |
| 2.1.3 村落空间重构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研究 |
| 2.2.2 传统村落产业-空间关联研究 |
| 2.2.3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研究 |
| 2.3 相关理论研究 |
| 2.4 分析框架 |
| 3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基础研究 |
| 3.1 传统村落概况 |
| 3.1.1 广佛地区概况 |
| 3.1.2 传统村落区位分布 |
| 3.1.3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社会文化背景 |
| 3.1.4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的价值及特殊性 |
| 3.2 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概况 |
| 3.2.1 产业发展历程 |
| 3.2.2 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
| 3.3 传统村落的空间概况 |
| 3.3.1 村落空间演化历程 |
| 3.3.2 村落空间现状及问题 |
| 3.4 重点研究对象的选择 |
| 3.4.1 重点研究对象的选择依据 |
| 3.4.2 重点研究对象的选择 |
| 3.4.3 沙湾北村概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沙湾北村产业发展及空间演化 |
| 4.1 传统农业主导时期(村落形成至1978年) |
| 4.1.1 农业主导时期产业发展 |
| 4.1.2 传统农业主导时期村落空间特征 |
| 4.2 工业主导时期(1978年至2012年) |
| 4.2.1 工业主导时期产业发展 |
| 4.2.2 工业主导时期的村落空间演化 |
| 4.3 旅游转型时期(2012年至今) |
| 4.3.1 旅游转型时期的产业发展 |
| 4.3.2 旅游业转型下的村落空间演化 |
| 4.4 沙湾北村产业发展与空间演化的互动关系 |
| 4.4.1 沙湾北村产业转型与发展的整体历程 |
| 4.4.2 沙湾北村空间演化的整体历程 |
| 4.4.3 沙湾北村产业转型及空间演化的互动 |
| 4.5 本章小结 |
| 5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与空间演化互动机制 |
| 5.1 产业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
| 5.1.1 产业转型外在因素 |
| 5.1.2 产业转型内在因素 |
| 5.1.3 产业转型内外耦合驱动机制研究 |
| 5.2 产业发展对村落空间演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2.1 直接影响 |
| 5.2.2 间接影响 |
| 5.3 村落空间演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 |
| 5.3.2 间接影响 |
| 5.4 产业转型与空间演化互动机制研究 |
| 5.5 本章小结 |
| 6 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趋势及空间重构策略 |
| 6.1 产业转型趋势分析 |
| 6.1.1 产业转型影响要素分析 |
| 6.1.2 未来产业转型趋势 |
| 6.2 产业转型下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策略 |
| 6.2.1 传统村落的更新与保护 |
| 6.2.2 助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与发展的空间重构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商誉与商誉减值 |
| 2.1.2 并购商誉减值风险 |
| 2.2 基础理论分析 |
| 2.2.1 竞争博弈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并购协同效应理论 |
| 2.2.4 商誉减值风险管理理论 |
| 2.2.5 商誉减值风险识别方法 |
| 第三章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动因及过程分析 |
| 3.1 公司简介 |
| 3.1.1 东方盛虹——公司简介 |
| 3.1.2 国望高科——公司简介 |
| 3.1.3 合并后的公司——东方盛虹 |
| 3.2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动因分析 |
| 3.2.1 借壳上市的需求 |
| 3.2.2 发挥协同效应的需求 |
| 3.2.3 适应宏观经济背景的需求 |
| 3.3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过程 |
| 3.3.1 并购方案的确定 |
| 3.3.2 合并实施的过程及情况 |
| 第四章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商誉减值分析 |
| 4.1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概况 |
| 4.2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原因 |
| 4.2.1 并购时双方博弈 |
| 4.2.2 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 |
| 4.2.3 并购后协同效应被高估 |
| 4.3 东方盛虹计提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
| 4.3.1 商誉减值对市场绩效的影响 |
| 4.3.2 商誉减值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
| 第五章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识别和评估 |
| 5.1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的商誉减值风险识别 |
| 5.1.1 外部风险 |
| 5.1.2 内部风险 |
| 5.2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评估 |
| 5.2.1 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2 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 |
| 5.2.3 商誉减值风险评估 |
| 5.2.4 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防范 |
| 6.1 重视并购前的潜在风险 |
| 6.1.1 规避固有风险 |
| 6.1.2 减少剩余风险 |
| 6.2 加强对标的企业的风险管理 |
| 6.2.1 对标的企业进行理性估值 |
| 6.2.2 对标的企业加强合理风险管控 |
| 6.3 合理规避并购过程中的风险 |
| 6.3.1 加强并购后企业间协同管理 |
| 6.3.2 加强对业绩的持续跟踪监管 |
| 6.4 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东方盛虹商誉减值风险评估指标权重调查问卷 |
| 附录B 东方盛虹商誉减值风险严重程度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8）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图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研究梳理 |
| 2.1.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内涵 |
| 2.1.2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优势及局限性 |
| 2.1.3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 |
| 2.2 国内文献研究梳理 |
| 2.2.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内涵 |
| 2.2.2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优势及局限性 |
| 2.2.3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相关概述 |
| 3.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概念 |
| 3.2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理论依据 |
| 3.2.1 流程再造理论 |
| 3.2.2 规模经济理论 |
| 3.2.3 核心能力理论 |
| 3.2.4 交易费用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公司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4.1 制造业公司发展情况和行业特点 |
| 4.1.1 制造业公司发展情况 |
| 4.1.2 制造业公司的行业特点 |
| 4.2 制造业公司传统会计核算组织架构 |
| 4.3 制造业公司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必要性 |
| 4.3.1 提高内控 |
| 4.3.2 减少成本 |
| 4.3.3 业财融合 |
| 4.3.4 资金集中 |
| 4.4 制造业公司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可行性 |
| 4.4.1 公司的规模 |
| 4.4.2 领导的重视 |
| 4.4.3 技术的支持 |
| 4.4.4 同行的借鉴 |
| 4.4.5 服务的优化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中心影响因素的分析 |
| 5.1 变量的选取 |
| 5.1.1 问卷设计 |
| 5.1.2 问卷发放 |
| 5.1.3 问卷分析 |
| 5.1.4 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与分析 |
| 5.1.5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1.6 变量的衡量指标 |
| 5.2 样本公司的选取 |
| 5.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 模型的设定 |
| 5.5 数据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方差结果及分析 |
| 5.6 公司细分化分析 |
| 5.6.1 按照样本公司所属细分行业的分析 |
| 5.6.2 按照样本公司所属地区的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有效性分析 |
| 6.1 问卷调查 |
| 6.1.1 问卷设计 |
| 6.1.2 问卷发放 |
| 6.1.3 问卷的基本情况分析 |
| 6.1.4 调查结果分析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公司的选择 |
| 6.3.2 财务指标的选取以及来源 |
| 6.4 研究方法 |
| 6.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研究 |
| 6.5.2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果及建议 |
| 7.1 研究结果 |
| 7.2 研究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附录 |
（10）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制造业的未来属于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体育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长三角体育产业的视角[D]. 曾鑫峰. 上海体育学院, 2021(12)
- [3]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4]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广佛地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及空间重构 ——以沙湾北村为例[D]. 曹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7]东方盛虹并购国望高科商誉减值风险研究[D]. 王妍.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9)
- [8]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9]制造业上市公司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研究[D]. 张昊男. 河北工程大学, 2021(08)
- [10]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